印度人告诉我，如果想了解真实的印度就要去印度的农村。我以为这并非完全准确——因为印度人已经把他们的农村搬到了火车站。
在新德里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鸽子扑扇着翅膀飞进飞出，把羽毛和粪便毫不留情地撒在安之若素的旅客身上。门外是烈日与噪音。人力三轮车、“大使”出租车、摩的，像一个个愤怒的原子做着布朗运动，似乎又保持着一种奇怪的秩序。水牛悠闲地把脑袋伸进垃圾堆，寻找烂菜叶，旁边还有两只正在抓跳蚤的猴子。它们在印度都被视为圣物——湿婆的坐骑和毗湿奴的帮手。
来印度之前，我读过不少关于印度崛起的报道。它们像一种背景音乐，充满极具催眠效果的旋律。但在新德里火车站，我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迹象。一切似乎和1897年马克·吐温在《赤道环游记》中描述的场景一样：“在火车站，沉默的寄居者带着简陋的行李和家什，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在等待什么呢？”
我在人体迷宫中左冲右突，像玩着童年时代的“跳房子”游戏。到处是打地铺的人，老老少少，把这里当成“爱的港湾”。他们似乎早已适应这样的生活：有的裹得严严实实地睡觉，有的坐在地上安详梳头，有的在水龙头下愉快冲凉，有的生火做饭，有的目视远方，有的从编织袋里拎出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很多人的表情中带着四川人所说的“安逸”。
对现代化的定义，印度人一定比我乐观。对于眼前的情景，他们充满熟视无睹的平静，在这座没有围墙的“村庄”来去自如，巨大的车站仿佛一部宝莱坞电影的豪华布景。
“这是印度人待人处世的典型的退隐态度的一部分，”v.s.奈保尔写道，“这种心态，在其他民族中肯定会引发精神错乱，但印度人却把它转换成一套博大精深，强调消极、超脱和接受的哲学。”
我被裹挟在人流里，呼吸着混合垃圾、霉斑、人体和咖喱味的空气——那是人性的气息、印度的味道。
“感受异国情调的首要工具是嗅觉。”t.s.艾略特曾说。如果他没有去世，我真想告诉他，这话可靠得如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穿过形式主义、敷衍了事的安检，我看到长达一公里的“百年纪念号”列车。它横亘在1号月台下，每节车厢上都标示着等级。从普通座席(non-ac)走到豪华空调舱(ec)，你走过的绝不仅是几百米的距离和相差五倍多的票价，更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空调舱的乘客大都是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富裕、有教养、说英语，是时代的受益者；普通座席的乘客则是印度的普罗大众，是那些经常在电视里出镜，坐在车顶上、吊在车厢外的老百姓。
印度的铁路已有一百五十八年的历史。1853年4月16日，孟买到塔纳三十一公里的铁路开通，宣告印度开启现代化进程，彼时的中国还在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的阵痛。
最初，英国殖民者们怀疑，在印度这个遍布苦行僧和乞丐的国度，是否有必要修建铁路。他们付得起车费？他们有提高生活节奏的必要？最重要的，他们会选择火车而不是牛车？种姓制度也是一大难题。人们会允许“不可接触者”与婆罗门并肩坐在一辆火车里吗？
1843年，后来成为印度总督的达尔豪西勋爵力主修建铁路，很多印度人至今引以为豪地记着他的一段话：“伟大的铁路系统必将彻底改变这个烈日下的国度，它的辉煌和价值将超越罗马的渡槽、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以及莫卧儿王朝的寺庙和宫殿。”
然而，我选择铁路作为印度旅行的工具，除了一睹“超越长城”的辉煌外，更因为它至今仍是印度最可靠的交通方式——尽管它惯于晚点，与中国的高铁相比也相形见绌，但比起破败的公路，它却可以较为舒适地把你送到印度任何一个角落。
另一方面，一列火车就像一座移动的巴扎、一个微缩的社会、一家舒适的旅馆、一段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旅程。当“铁公鸡”一路鸣叫，绝尘而去，你既可以饱览沿途风光，也有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乘客。
——比如辛格先生。
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人时眼珠几乎都躲到镜片上方。我一坐下来，他就告诉我，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从印度的心脏到印巴边境——这趟城际特快只需要九个小时。
辛格先生是旁遮普人、锡克教徒。他穿着衬衫和西裤，蓄着大胡子，戴着红头巾。和我说话时，他打开万宝龙皮包，拿出黑莓手机，腕上是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
锡克教徒是印度最容易辨识的族群。他们戴头巾、不剃发、穿特制短裤、戴钢质手镯、使用“辛格”(singh)作为姓氏，意为“狮子”。这些标记让一个锡克男人永远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
锡克人以勇猛善战著称，这与他们倡导以暴力抵抗迫害的宗教传统密不可分。然而，有些锡克人也非常温柔，比如我身边的辛格先生。火车一开，他就打起电话，语调温软，简直让人怀疑不是从他那强壮的、长满汗毛的身体里发出的。
我不由得想起两则关于锡克人的笑话。一则说，一个锡克人准备移民加拿大，被告知要先和一只狗熊摔跤，再强奸一个印第安妇女，以此来证明自己能做一名真正的加拿大人。一个月后，这位头巾散乱、带着一脸伤痕回来的老兄宣布：“现在，我该去和印第安妇女摔跤了。”另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个锡克人错过了巴士，他一路狂追，最后竟然跑回了家。他得意地告诉妻子，他因此省下五十卢比的车费。他的妻子遗憾地说：“如果你追出租车回来，就能省下一百卢比。”
我们的火车正在穿越号称“印度粮仓”的旁遮普平原。窗外地势平坦，一碧万顷，村落皆隐于田畴之外。有一瞬间，我甚至以为自己正在京广线上，穿越同样景色的华北平原。但与华北平原不同，在三面环海、北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印度次大陆，意为“五河汇流之地”的旁遮普是印度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陆路走廊。这一地理位置与其说是幸运，毋宁说决定了这里从古至今跌宕起伏的命运。
在印度历史上，每一次异族入侵，侵略者无不是通过旁遮普这一门户，进入印度次大陆。每次侵略都伴随着杀戮与征战，给眼前的土地留下深深的烙印。
公元前6世纪，波斯君主最先入主旁遮普地区。他们在这里的统治维持了近三百年，一直到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此地。他们留下的古代钱币至今仍埋在旁遮普的土地里。
公元8世纪，勃兴的伊斯兰教开始扩张，随之而来的是阿富汗征服者。在穆斯林的统治下，旁遮普经历了一场经济、文化的蜕变。印度教的血液被强行注入伊斯兰教的基因。伊斯兰君主热心文学和艺术，大批工匠在财富的诱惑下来到旁遮普，各种工商行会也遍布这里的城镇与村庄。
16世纪20年代起，莫卧儿人——成吉思汗的后裔，掌控旁遮普长达两个多世纪。其间，旁遮普人反抗不断。一个名叫那纳克的簿记员之子，创立锡克教，被旁遮普人称为“照亮黑暗的第一缕曙光”。然而，莫卧儿军队与锡克人的冲突持续不断，以致战争成为常态。1675年，第十代古鲁戈宾德·辛格登位，他积极改革锡克教，将入教仪式由“足洗礼”改成“剑洗礼”。“剑”开始被锡克教奉为圣物，武士成为宗教的圣徒。按照教义，每一名武士都有两把剑，分别象征世俗和精神。当和平手段失败，武装抗争就成为锡克教徒的使命。他们承受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痛。从1708年至1764年，莫卧儿军队对锡克教徒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据史料记载，每个锡克人的脑袋都被定下价格。十世古鲁的两个儿子也被莫卧儿人用砖块砌起来活活闷死。锡克人躲进深山，直到莫卧儿王朝亦风雨飘摇，他们才在兰吉特·辛格的带领下成立了锡克帝国。
这是旁遮普最后的辉煌，辉煌得如同兰吉特那颗为世人所觊觎的柯伊诺尔钻石（世界最大钻石之一，重一百九十一克拉）。兰吉特·辛格死后，不可一世的不列颠人来到这片土地。
两次英锡战争后，兰吉特·辛格的儿子被带到英国，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那颗钻石。维多利亚女王赐给兰吉特之子豪华的庄园和奢侈的生活，还做了他儿子的教母。尽管这位旁遮普的“阿斗”在晚年进行了一次反抗，但反抗最终失败，他亦客死巴黎。
我坐的豪华空调舱票价一千五百卢比，当时相当于二百二十块人民币，还包含品种丰富的晚餐。我正在考虑要吃什么，总算打完电话的辛格先生突然向我伸出援手。
“他们有玛莎拉鸡和柠檬烤鸡，味道都不错，”辛格先生说，“你要哪种？”
“玛莎拉鸡。”
“他们还有蔬菜沙拉，要不要来点？”
“来点吧。”
“再来杯奶茶？”
“听起来不错。”
辛格先生用印地语帮我翻译给服务员，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耸了耸肩膀，挂着一副何足挂齿的表情。他喷着淡淡的香水，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他说他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每月都要去香港和上海出差。他的父母在新德里，妻儿在旁遮普的卢迪亚纳。他刚从上海飞回新德里，乘“百年纪念号”回家。
“锡克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宗教，”当我和他谈起宗教时，他说，“我们尊崇十位古鲁，以他们传授的《阿底格兰特》为经典，《阿底格兰特》象征第十一位古鲁。”
锡克教以公平正义和宗教自由为基本教义。创教之初，第一代古鲁那纳克就提出中庸之道。他认为并无印度教，也无伊斯兰教，两种宗教信仰可以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