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说，我一定要把鹅喉羚的鹅喉拍下来。
确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那个鹅喉是一个巨大的谜。谁都见过，谁都没有真切地看清过，它是怎样的结构，里面装的什么，成为巨大的诱惑。
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工程，它比采场高空采矿作业都要艰难得多。鹅喉羚太机警了，它从来没有让人走近过。梁子端着相机，一有时间就守在坑塘边，他的耐心比一蓬骆驼草更坚韧。
有一天，我们放了假，炸药用完了。矿山放假是非常难得的事儿，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放假的。
梁子挎着相机，我骑着哈萨克牧人的摩托车载着他，我们去拍鹅喉羚。牧人们经常来矿上卖牛羊肉，或者来找放丟的牛羊，有时候，他们会四仰八叉地睡在空压机房的泥地上，天亮了不辞而别。
离年关还有一个月，天冷得要命。我们沿着各种蹄迹，骑过一座又一座裸丘，鹅喉羚的蹄印好像与羊群的蹄印并无差别。我们看见山坳里羊群在啃食草根，浑身污脏，像活动的石头。牧人睡在石头间，像另一块石头，看见我们过来，只是懒懒地抬一下头，又睡下了。
他们日复一日，每天都睡到太阳下山或羊群消失。直到下午，我和梁子连一只鹅喉羚也没发现。也许是天太冷，它们藏了起来，也许是摩托车声太大，惊到了它们。
我坐在丘顶上抽烟，山丘被常年的风吹得寸草不生，不仅没草，一粒沙子也不见。石片一层一层的，下面被风掏空了，它们层次分明地悬着，仿佛小型金字塔。石头大概含了铁，锈红色，上面落满了鸟粪。
我想起有一年在陕西安康看到的石板房上鱼鳞般的石板，它们一模一样。梁子站在我身后撒尿，在戈壁旷野，撒尿一般是蹲下来撒，他没蹲。尿液被一阵风带到半空，它们飞过我的头顶、周围，在太阳光里晶亮异常，落下来时，变成了小小的冰粒。
直到工程结束，梁子也没有拍到鹅喉羚的鹅喉。后来某日，他的相机永远落在了池塘里，与泥沙金属混为一体。
那个黄昏，夕阳浓得像黏稠的胶水，涂满了戈壁和天空。野地里，不论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物体，一律呈现出金黄，不是浓黄，而是浅黄，世界仿佛一帧老照片，陈旧又真实。
有人喊，鹅喉羚又喝水来了！
哈萨克人老哈，开动起摩托车载上梁子往水塘里冲去，既然无法接近，就强行接近吧。老哈其实不叫老哈，叫什么，我们都记不住。他在料仓口砸石头已经两年了，十八斤的大铁锤，被他玩得龙飞凤舞。他有个妹妹，经常骑马来给他送肉干。有人开玩笑说，把你妹妹嫁给我，他说，那是你们的事儿。那女孩子不说话，骑马绝尘而去，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梁子和老哈箭一样飞过去，鹅喉羚箭一样跑开去。梁子挥着相机兴奋地大喊：这回拍到了，拍到了！摩托车返回时，冰面咔嚓一声破裂了。
梁子是个大胃王，在萨尔托海矿山的半年时光里，他吃光了我一次次从颇远的铬矿商店费力买回来的零食，大到面包，小到糖豆。他后来去了祁连山某地，捡到了一块狗头金，从此身价百倍，改了行，去了南方某城市，后来加入了摄影协会，天天培训班、研讨会，拍出的作品再无生气和灵魂。梁子原来是个有灵魂的人。
三
四川工头姓吴，他的工牌上的姓名栏写着：吴德。除了能挣钱，他喜欢赌博。他已经五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他从出渣工干起，再到领班、工头，这个过程堪比攀登天梯，在这里，老板已换过三任。这些，是别人告诉我的。
那时候流行诈金花，下了班，他就带领我们诈金花。有时候五毛起底，有时候五元起底，他大小都不论。但他老输钱，输了钱就拿一瓶小白杨或肖尔布拉克，一口气干了，睡觉。牌场上，大伙儿叫他“菜农”，我猜那是“送菜的”的意思，“送菜的”通着“送财的”谐音。
吴德死抠。比如爆破使用的导火索，长短不是我们爆破工做主，是他做主。该用一米五的，他裁成一米二，该用一米的，他裁成七十公分。看起来节省不了多大一点儿，但长年累月就不得了。其实包工头的利润差不多都是这样偷工减料节省下来的。我们干的是竖井，从采场到地面有二百多米，有一段要爬梯子才能到罐笼口。有几回刚到梯子口，下面炮响了，石头像蝗虫一样擦着我的屁股飞上来，我手脚并用，像导弹一样从井筒往外发射。
记得是腊月二十七的晚上。
那一年，腊月二十九过年，再有两天就过年了。矿量很富，矿石很硬，爆破下来的矿石块太大了，漏斗下不去，要解炮，就是在大块矿石上打孔，填上炸药，炸成小块。这本来是爆破工的事情，但吴德全揽了，他已经揽了好几年了。
那一晚上，他给六十多块矿石打了孔，装填了炸药，孔很浅，他就把导火索全裁成了一尺来长。他依次点燃，在点到最后一根导火索，刚转身，前面的炮响了，一块石头飞起来，穿透了他的胸口。
我们赶到采场，吴德还有一口气，采场浓烟滚滚，头灯的光柱无力地穿透尘幕里浮游粉物。我把他揽在怀里，用上衣堵住伤口。我紧张，心里更恨，问他，为什么要把导火索弄得这么短？他声音弱下去，但我还是听清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吴德的房间墙上，有一个玻璃框，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人，笑得烂漫。背景是一块一块的高山稻田，稻禾在阳光下泛着金色，那是南国阳光难得充沛的秋天。我把它摘下来，挂在了地窨子里，因为那儿暗无天日，它一定会存放得更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