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一年，我已做了四年爆破工，技术已非常纯熟。我因为帮助工队招到了五十名青壮工人而获得一个小组长的头衔，实惠是每月可以获得300元的领工辛苦费。

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我们乘坐西安至库尔勒的绿皮火车，七十二小时到达冷风萧萧的库尔勒火车站，出站找旅馆休息时看见又高又远的天空蓝得虚无，十几位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姑娘喊我们擦皮鞋，她们不知道这群人身体内汹涌的瞌睡，远远凶猛于皮鞋上的灰尘。

又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加汽车，经过了阿克苏、喀什、专产削铁如泥刀具的英吉沙，到达阿克陶库斯拉甫乡时，正是2006年农历正月十九的黄昏。那是一个风尘漫漫含着苦涩味道的下午，它成为其后五十多人南疆矿山之行生活的某种隐喻。

三

这是一座寸草不生的荒凉的山脉，它的陡峭可以用举头掉帽来形容。因为经年的裸露风化，不时有石头滚落而下。我们到达矿坑的时候，远远地望见山下去往叶尔羌河拉生活用水的汽车小如一只甲壳虫。开车的司机是我的邻居，他十七岁。他是一位戈壁上驰骋飞扬的车手。他早我一年来到这里。我后来几可乱真的维吾尔语口语，是从他口中学得的。

这是一座铅锌矿山，共有三个矿口，一个掘进到一百多米；一个四五十米；靠山顶的那口，十米不到。因为陡峭，洞口没有一星石渣，所有的渣子都下了沟底。三个洞口，三台柴动小型空气压缩机，都是每立方米二点五帕斯卡那种。上面的说明文字是俄文，风钻也是俄文说明，它们都是俄罗斯货。矿工程部看门的老头说，一个月前，是俄罗斯人在这里干活。矿山，是他们承包的，他们不会干矿山，只会吃肉，赔了好多钱，你们来了，这下好了。我也说，看我们的。

我被分在二号口，给我分配了十五名车工、两名爆破工和一名做饭的师傅。做饭师傅叫老申，2014年，他死在了甘肃一个叫马鬃山的矿区，他的尸骨留在了那座只有西部地图可以查到的地方。索道，在西南地区因山高沟深被广泛应用，从坑口到山下长达八百米的索道就是重庆人的杰作。

它是一条生命线，承担着所有生活、生产资料的运输，甚至承担了语言的传递。这条索道上，发生过许多的故事，我来到之前和后来发生的，共有几十件之多，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待我有了时间和精力，我要把它们一一写下来。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能不能够，得看老天的意思。这里，我先说一件意外事件。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06年3月的某个傍晚，那时我正在阿图什接受爆破资格培训。关于资格培训要说的是，爆破证不是驾驶证和教师证，它只能一坑一用，在此之前，我已取得和作废了许多个资格证。

因为开采规模的扩大，原来的索道已不适应小打小闹的生产，需要重新架设一条规格更大的新线。承担施工任务的是重庆人，具体说是城口县黄其乡人。我后来到了城口，看见深沟大谷，男女行走如履平地。他们祖辈都长于干这种命悬一线的活儿。

矿山上的三个洞口，五六十个工人日夜都需要物资，所以现有的小型索道不能废掉和停用，而新索道的架设又没有更合适的位置，只能双轨并设，两条钢索相拢最近的地方只有二米。它们距最深的谷底高度有一千米，一吨的矿斗在滑翔时，像一只孤独飞逃的麻雀。事故就发生在距地面最高的地方，那是人束手无策的高处。

索道由一条主索和一条游索构成，主索负责承重，游索带动重物上下滑行。那一天，也并不是什么要紧的日子，唯一要紧的是三月不知肉味的工人们将有一顿有肉的晚饭。维吾尔族老乡不知怎么死了一头驴，就把驴拉到了矿工程部，于是工人们命该有一顿肉食。

当半头驴肉输送到索道的半程时，欢快的游索不知怎么一下子绕在了新架未启用的另一条主索上，任热水在锅里叫唤，任用尽了一切办法也分解不开。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所有的人抓乱了头皮。

这时，有一个人出现了，她有一米七的身高，一双含银藏雪的双眸，她是一个女人。她叫红梅子，姓什么，她没有说过，也就没有人知道。后来有人在一只暗红的包里见到了她的身份证，知道姓项，城口县黄其乡人，二十四岁。但早已没有了意义。

当红梅子乘坐一只备用的矿斗到达纠缠不开的游索缠绕点时，山上山下的人都攥紧了拳头。落向喀喇昆仑山某山口的落日发出强烈的反光，耀得她的红色上衣更加鲜艳无比。但两索之间的距离有点儿远了，她伸出的手怎么也够不着。这时候，人们看见她打开了腰上的保险带，她的马尾刷地在风中飞扬起来，夕阳在上面镀上了缕缕金色。

她努力探出上半身，双手终于够到了游索。两条索绳在突然分开的一刹那，人们看见一个东西从空中掉落了下来，那件红色的上衣挂在矿斗边突出的插锁钢筋上，因风的鼓荡而艳美绝伦。那个下午，我坐在阿图什公安局某礼堂考场抓耳挠腮，有一道题卡住了去路：略论中国过去一年在世界困境下的经济突围。

四

在这里，我一直干到6月麦熟，从架设电线机械安装到巷道掘进，再到采区工程，后来因为无法得到工资不得不离开。那些工友有一些干到了年底，有一些一直干到了三年之后矿山倒闭老板血本无归。

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到这整整半年的工资，它们是我众多次被欠薪中的一部分。因为半年的绝收，我不得不冒险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干另一份工作。金属的色泽和质地相去无几，但每一次追寻它们的过程都各有不同。

当我和刘建明翻过高高的铁尺梁，到达甘肃迭部县洛大乡的时候，已是2006年10月末的又一个黄昏，就像命运的特意安排，我们总是从一个个清晨出发，在一个个黄昏抵达。这是一个藏族乡，街道随山形地势而起伏蜿蜒。我俩跑遍了半条街，也没有找到一家汉族人开的饭店。最后在一家店铺买了几桶方便面匆匆填饥。这虽然属于藏区，但人们讲汉语，姓杨姓牛姓马等。

和老板电话联系，他在街后的山顶上，盘若线球的公路直达白云缭绕处，他的铅矿就在那里。他有事儿不能来，他会派一个叫马彪的人开三轮车接我们。

白龙江在山脚那边发着吼声向前奔腾，赶着与另一条大水接头。我们一路发现每几里有一个电站，每一个电站大坝都诞生一方碧绿的平静。我俩都已十分疲惫，但为了早一分钟赶到矿上，我们沿着绕山的公路往上走，这样来接的车子可以少跑一些车程。沿途苹果已熟，红艳若火，但味道很糟，酸涩不能咽。我们从一棵梨树上摘了梨，边啃边走。那梨大而甜，饱含的汁液充盈口腔，因吞咽不及而呛咳不止。

在一块稍稍平缓些的地方，有二三户藏族民居，木构青瓦，场里是一堆一堆架起的荞麦秸，正在依靠渐凉的天气风干，上面的籽粒饱满而密集。

来接我们的三轮车终于到了，马彪是一位魁梧的汉子，一口汉语要比小街上的人地道许多，此后成为我们的上司和朋友。车上有两只装了东西的袋子。一个女人坐在车厢的纸壳上，脸上两坨高原红艳若桃花，她风华正茂，乌发如墨。马彪说这是他的妻子。

道路随山形越来越陡，弯道更加急迫。更高的山头上，白云漫漫，有牦牛吃草，仿佛天上来物。天色渐渐转暗，三轮车风驰电掣。远远地看到了矿区了，那里已经灯火初上。我们听见了大机器的隆隆之声，这是我无限熟悉的声音，此后以至今天，它在我的身体里再未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