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矿山，是1999年的暮冬。那天，漫天大雪，天地白白苍苍。年关在即，过年的费用已是眉头大事，孩子一岁半，还在每天靠奶粉过日子。半口新牙，总去啃能抓到的吃物和疑似吃物。

矿山地点是河南灵宝秦岭金矿的朱阳镇王峪。后来知道那是整个西秦岭金矿中一个不足一说的平常矿坑。当时由家乡到朱阳尚不通班车，我们十三个人乘坐包工头的一辆平时用来拉生活用品和生产材料的吉普车，破旧得只剩一匹马力。

车斗被挤得外面用脚使劲儿踹才勉强关得上车门，由晨至昏，经洛河，过潼关，一路扬尘颠簸，天黑时分到达矿点，下车时，大部分人的脚腿肿胀到不能行走，大家互相搀扶着去到工棚。

这是一个接近山顶的矿坑，山顶那边，是秦岭西坡，从植被到烟火，是另外一个世界。峪口至此，两沿渣石花白高耸，不知道有多少矿坑在终年日夜奋战。北风如刀，山高月小，远近刀劈斧削的裸崖泛着白光。

先期到来的工人已经开工半月。它的名字叫“企业委十三坑”，原来是朱阳镇企业委矿口的一个，历经十几年开采，已经报废，由原本在这个矿口干小包工头的人承包过来。他是我的同学，他后来成为打遍天下的矿业主，沉浮胜败，兴荣亡辱，有无数后话。

我的工作是拉车，就是用两轮的架子车一趟趟地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矿洞内部四通八达，结构诡谲复杂，天井、下采、空采、矿仓星罗棋布如同迷宫。为了省电，巷道上不使用灯泡，我们在负重行走时脖子上挂着手电筒。那时间还没有蓄电的矿灯，我们每两天会领到两节电池，只有在不得不使用时，才会打开手电筒。

当时有五六个工作面，有两个段面在巷道掘进，一个采矿，其余的在翻挑已经废弃的采场矿渣，里面有一些遗落的矿石，品位不错。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借助蜡烛的弱光发现矿石上偶尔的纯金颗粒，大如麦粒，小如针尖。这些矿块带到洞外的某些小店铺，可以换取一双袜子或一瓶高粱大曲。

有经验的老工人凭借微弱的光瞬间可以分辨微小的金粒与硫体的区别，令人惊奇。黑暗处常有领班的小组长监督劳动，发现并想私吞含金矿块的人得异常小心。

路途远近常常不定，我有时每天拉十趟，有时更多或少几次。巷道高低不一，有些段可以伸直腰，某一段只能半趴着前行。如果在低矮处需要歇息一会儿，只好仰卧在车子上让背部神经得到一点儿舒缓。架子车上的矿石或废石接近一吨的重量，拉车的人需要足够掌控它的力量和技巧。

那时候总是非常饿，下班吃饭成为最急迫的愿望。我可以每顿饭吃四个拳头大的馒头加一碗稀粥，有的工人则更多。好在并不限制食量，工头有一条标准是能吃就能干，饭量小的反而不受待见。

拉车最大的麻烦事儿是中途爆胎，巷道狭窄，车子、行人进出不绝，卡在路中是要影响整个矿洞一天的进度的。爆胎者急赤白脸地去外边背回备胎，但一人之力要替换下损坏的车胎谈何容易。实在一人之力无法替换时，如果距洞口不是太远，我会拉着爆胎的车子死命地往外奔，这样的结果是，待到了洞口，人和车子完全瘫痪外，还要招来修车师傅的一顿臭训。

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蒙一层彩条塑料布，四圈压着石头，在背风处用菜刀拉一条口子就是门了。棚里的地上放几块床板，铺上被子就是床，别无他物。夜长风烈，半夜时彩条塑料布常被从某一面揭起来，冷风夹着草屑、雪花劈头盖脸而来，大家就用被子蒙着头，颤颤巍巍地到天亮，早晨露出脑袋，一床的雪花和枯草败叶。

山高气寒，雪总是经久不化，有一天早晨早起来上厕所，看见几个人从雪窝里拱出来，裹一身塑料布，他们是深夜偷矿石的人。那时，每到天黑下班，大家久久地不愿出洞，工棚里，那个空荡的冷，胜于雪窖，无法描述。

2000年春节前一天回到家，我挣到了五百二十元钱，那是我此前挣到的最大一笔钱。在交给爱人时，我数了又数，厚厚一沓十元、二十元的票子，一会儿多出一张，再数又少了一张，数到最后结果是一张不多，一张不少。儿子已学会了走路，他用口齿依然不清的小嘴喊“爸爸”。他的爸爸将在一天后的除夕之夜迎来他人生的第三十个生日。

凭着此次的积蓄，凭着一副好体格，凭着矿洞经验，我可以跑单帮了。

接下来的2000年春天开始，我几乎跑遍了西秦岭大部分的沟沟壑壑，并在多家矿坑找到了如意和不如意的活儿。

不过在这年冬天之前，我一直干着拉车的活儿，因为只会干这个。经我拉出的废石如果堆积一处，可以成为一座山丘，我拉出的矿石，球磨冶炼之后，可以使一个人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一生。

二

我前后有过十六年的矿山生活，十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正好是我此时生命的四分之一长度。现在回望它们，竟有些恍惚，仿佛那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虚虚忽忽的梦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炸药到炸裂，从青发到白头，这个过程颇为庞然。删繁就简，去芜存精，下面，我从距离今天稍近，因地理与生活因素记忆深长的新疆岁月说起。

就在一个月前，在家里翻拣一口纸箱时，我翻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红色塑料皮小本。这是一本爆破资格证书，里面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双语写着我的名字和注意事项。一张半身头像已显黄渍。短发，青春，双目明亮，紧抿的双唇露一丝孤苦和坚毅。

日期是2006年4月，那时候，我拿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印发的这个册子时，已是二次入疆。至今，我共有六次入疆经历，三次北疆，三次南疆。奇妙的是，两疆所处时间几乎相近，结果也几乎相似：都没有完成心中希望的收成。内容最后一项是：持证人在离开工作单位时，须将证件交回注销。

在这一堪称严重的事项上我是违规的。那个早晨，大野茫茫，喀喇昆仑山顶一轮弦月白亮若羊脂。我带着三位工友，急急如漏网之鱼，实在不知道该把如此重要的证件交给谁。

我至今不知道那一次矿山打工的地名叫什么，只知道它的位置距一个叫库斯拉甫的乡镇十五公里。一条叫叶尔羌的闪闪发光的大河从镇边不舍昼夜地流过，据说它的源头在阿富汗的某处，据说沿途布满了黑白玉石和寻找玉石的人。那是我们整整半年矿山生活里唯一能见到人的去处。

我和我的工友们在这个乡镇上用每分钟付费二元的卫星电话和家里通话，报告欣喜和愁苦；去饭店吃十元一份可以随便加面的拌面和一元一只的馕饼；去看黑纱蒙面、两脚尘土的顾脸不顾脚的维吾尔族姑娘，而街后满树清甜的杏由青至黄的节序让我们知道了今夕是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