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夏天，公司派我带一个断腿女孩去北京装假肢。
这女孩是个十八岁的农村姑娘，不幸遭遇车祸，右腿被轧断。车主是我所在汽车公司的司机，负事故主要责任。公司做了赔付，此外还要负责给姑娘安装假肢。
她的右腿从膝盖以下截肢，假肢就像一个木头做的喇叭套在残腿上，用几根皮带连着挂在脖子上。木头假肢很重，多走点路假肢边缘就会把大腿皮肉磨破，很是痛苦。这之前已经去北京调试更换过三次。这回是听说有玻璃钢材质的假肢，更为轻便，便要求汽车公司派人陪同去换玻璃钢的。
这是个麻烦的任务。姑娘走路、上上下下都很艰难，陪同者要很有耐心。北京是大城市，人生地不熟。到北京后若需要订制假肢，至少得待上十几二十天，家里有小孩要照管的就走不开。单位的人都不肯去，于是领导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去。我对领导说：“我一个人带不了，北京我一点也不熟悉。”领导说：“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要人手的话也可以。”
我便提出让我丈夫和我一起去，“……他在北京学习过一年，地方比我熟些。我还要从北京去南京，看我在南京读书的女儿，车票也要报销。”
领导都答应了。
要出发那日，女孩由哥哥送来公司。我和丈夫带了一个草绿色行李包和一个军用水壶，三人小组坐单位的长途班车先到省城，再由省城去北京。
女孩穿着假肢，一条腿直直的不能弯，走路奇慢，要有足够的耐心陪着她。上车时必须一个人先上去，在车上拉住她的手，一个人在下面推，这样她才上得来。
到座位旁边，女孩弯下腰，慢慢地抽出膝盖上的木栓，咯噔一声，声音还有些大。木栓抽出后她的膝盖可以弯曲落座，但也因那声音惹来好多双眼球投向她。有人用同情的目光望向我，问：“你的女儿？”女孩很懂事，遇到这样的问题总是抢先回答：“不是，是同事。”
儿子其时正在北京念书，学校在苹果园附近。从省城坐火车到了北京，我们便搭乘公交车，住进了苹果园一家旅馆，从那儿到装假肢的工厂也不算太远。安顿好女孩后，我们便去找儿子，当儿子的同学告诉他你父母来了，他不敢相信，看着我们愣住了，说：“你们怎么来了？”
告诉儿子我们是来出差的，领着他朝旅馆走去，一路把事情原委说与他。儿子说：“明天我请假陪你们去假肢厂。”我说：“不用，我们能行。”
晩上在儿子食堂吃了饭，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唯有一道洋葱炒肉好吃点。女孩的饭是每餐带回旅馆给她吃的。
第二天便去了假肢厂。到了办公室，我们拿出介绍信，便有人带我们去车间。走到车间，那人把我们交给了一个姓王的车间负责人。我朝四周一看，吓得心里发颤，车间四周挂满了假手假脚，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由于太逼真，真的好瘆人。
原先我还以为装假肢的地方是个医院，医生们个个穿着白大褂。我完全错了，假肢厂是个生产各种假肢的工厂。
一个工人仔细量过女孩大腿的尺寸，又取下假肢让女孩试穿，试来试去没有一个合适的。那人说只能定做了。我问这要等多长时间，回答说，制作连同试穿、锻炼大概需要二十来天。
我们便安心住了下来，留下旅馆电话给工厂，说做好了就通知我们。
二
后来我们没去儿子的学校吃饭，在旅馆附近的食堂买饭吃。挨近食堂有一溜简陋的平房，我买饭都要经过，发现这里住满了人，全是断脚断手，等着装假肢的。顶头那间屋子住着一对父子，经常坐在门口，我经过时他们总是对我报以友好的微笑。
这对父子，父亲双手从胳膊肘以下没了，儿子双腿膝盖以下没了。没有手的父亲与没有腿的儿子，那情形看上去真有说不出的凄惨。他们友善的笑容，我看在眼里，心中感到既亲切又苦涩。
后来我便会走近他们门口和他们说说话。得知父子俩姓王，都是开滦煤矿的工人，在矿下遭遇瓦斯爆炸，各捡了一条命，但就变成这样了。
他们没人照顾，房间里乱七八糟，身上穿得邋里邋遢，两人都胡子拉碴。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讲话，他们不知有多开心的样子。
一日我去买饭，看见了他们买饭的艰辛——有手的儿子骑在有脚的父亲肩上去食堂，远远看去就像一尊黑塔。遇到时他们对我笑，招呼说：“买好了？”我的喉咙像堵了棉花，只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每餐都提早去，走进他们屋里，不由分说拿起盛饭菜的东西，问清买什么、买多少，然后去帮他们买饭菜。他们无法从我手里夺走东西，一个能走没有手，一个有手没有脚，奈何我不得。
吃饭时老王的饭要由儿子喂，父子俩推来让去，都要对方先吃。看到这一幕我好感动。
有时我打好热水，要小王帮父亲仔细洗干净脸，又要小王自己洗干净，拿出我丈夫的刮胡刀让他们刮胡子。刮了胡子的父子俩真是焕然一新，其实他们长相蛮好，头发厚而黑，浓眉大眼，牙齿整齐。老王告诉我，儿子才二十六岁，还没结婚。他自己五十四岁，家里有妻子和七十多岁的老母。妻子要做农活，不能来照顾他们。我还帮他们洗过衣服，整理过房间。他们看着我，两个大男人热泪盈眶。
人世不易，就有这么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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