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九天后，女孩的假肢装好了。陪女孩在假肢厂空地试走了三天，她适应后，我们便带她一起出去游玩，去了长城、动物园和天坛。儿子和大女儿的男友——其时他在北京读研究生——陪同我们，两个年轻人都很善良，走两步便停下来等女孩。女孩说好几拨人带她来北京，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还带她出门玩的。
一日我和丈夫带女孩去逛王府井，下午四点多准备回旅馆，在上公交车时，丈夫先上去拉女孩，我在下方推，女孩上了车，而我还没来得及上去车门就关上，车开走了。
望着远去的车子，我一筹莫展。我身上只斜挎了个水壶，其他东西都在丈夫身上。摸摸口袋一分钱都没有。
下一辆公交车来了，我麻着胆子挤上去。站稳后，售票员到每个人跟前收票钱。到苹果园是两毛钱，可是我没有。我跟她说了事情原委，百般向她解释。但怎么也不行，没钱就不让坐车。我拿起军用水壶，说我把水壶押在你这里，眀天我会在苹果园车站等着，把车钱给你。
她仍是不肯，用浓重的卷舌音蔑视地说：“身上没有一个子儿还想坐车！没钱还好意思上车，谁知道你是不是骗子！”——直到现在，那位女售票员响亮的儿化音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
我说：“你看我也不像骗子吧，骗子不会只骗两毛钱，何况我愿意把水壶压在你这里。”
车上的旅客如企鹅般抬头看向我，我无地自容，犹如当场被捉住的窃贼。想想为了两毛钱搞得自己如此狼狈，只怪自己做事不老练，身上不放一点钱。懊恼和悔恨交织着，都快哭了，车到了下一个站点，赶紧下了车。
我决心走回旅馆。这趟公交车是到苹果园的，坐过好几趟了，顺着这条公交线走到苹果园站，我就认识回旅馆的路了。
走啊走啊，看看天一点点暗下来，路上的霓虹灯开始闪烁，下班的人络绎不绝。我像一个流浪者在人行道上急急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少站。又想着丈夫和那女孩此刻也一定在着急，便有渴望、焦躁和恐惧交织在心里。
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看见前边一中年男子正停在人行道上，展开一张北京地图看。他衣着整洁，戴眼镜，凭我的直觉，他是个有知识的人，从外地来北京出差的。我走过去，轻轻叫了声“同志”，请他帮我看看从这里到苹果园有几站。
他看后告诉我有五站。我自言自语道：“还要走五站。”他说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点。我便把今天的遭遇详细讲给他听，最后，鼓足勇气问：“可不可以借给我两毛钱去乘公交车？”
他二话没说就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递给我。我接在手里，霎时觉得自己成了个乞讨者。我说请你把住址告诉我，我有小孩在这里上大学，我要把钱还给你。
他和气地说：“几毛钱无所谓，快去乘车吧，免得家人着急。”我再三谢过他，手里死死抓着五毛钱，大步朝公交站牌走去，等去苹果园的车。
上了公交车，五毛钱仍捏在手里，放口袋怕扒手扒了，又怕无缘无故掉了。
可能因为下班时分，车上挤满了人，人头攒动，售票员始终没挤过来让我买票。五站以后，我没花一分钱便到了苹果园。但是，如果没有那五毛钱壮胆，我是怎么也没勇气上那公交车的。
公交车在苹果园站点一停下，我从车上跳下来。那里其实是个十字路口，亢奋的心让我想都没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其中一条路奔去。这时我听到那女孩的声音，她在叫：“杨阿姨，我们在这里！你走错了！”
我如梦初醒，循着声音望去，丈夫和女孩正在另一条路的路口等着我，他们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此刻我才觉得害怕了，要是我朝那条路奔去，不知会走到哪里。
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着我的经历。女孩说：“杨阿姨，你是遇到了好人，要是你走要走到好晚才能到旅馆。”我说：“要是我今晚没回来，你们打算怎么办？”丈夫说要儿子去登寻人启事。
我拿出那五毛钱给他们看。那钱被我捏得湿乎乎的。
四
一切都搞好了，连去南京的车票都买好了，我迟迟没有勇气把这消息告诉河南父子俩。他们对我是那么信任和依赖，我几乎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每天去买饭，那位儿子早早就坐在门口，远远地看见我，会惊喜地喊着父亲：“爸，大姨来了。”好像看到了亲人似的。
临走的头天下午我去告诉他们：“明天我要走了，车票都买好了。”我将丈夫的刮胡刀和我的一块小镜子留给了他们。只见平时那么爱笑的父子俩一脸的悲伤，小王说：“大姨你真好，我一生一世都记得你。”而老王在那里老泪纵横，害得我也哭起来了。
父子俩问了我们第二天离开的时间。次日便见儿子骑在父亲肩上，来送别我们。他们一直送我们到公交车旁，那种离别的场景永世难忘。
人世间的缘分就是那一刻相遇，然后又永远告别。我热泪盈眶写下这些，因为几十年后我依然想念这对悲苦憨厚的父子。
火车到了南京，还没下车，就见女儿在站台向我们招手，旅行进入下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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