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8日，我的母亲二十一岁。马里乌波尔被德国军队占领，旨在杀害斯拉夫人，给雅利安人提供生存空间的巴巴罗萨行动开始。马里乌波尔被占领时有二十四万居民，两年后只剩下八万五千人。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使我父亲离开俄国去了乌克兰，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相识的。但是我相信，这些都发生在战时，是战争促成了这桩婚姻。也许，对斯大林的憎恨也在其中起了作用，我的表兄伊戈尔就认为他父母最大的共同点正是这种憎恨。可是更加重要的是，我母亲在战争地狱里，除了托尼娅别无他人，她得靠自己挣钱过日子。也许她在孤寂和对死亡的恐惧中轻易跟随了承诺给她保护的人。这个来自伏尔加河的俄国人比她年长二十岁，拥有她不具备的能力。他可以斗争，可以排除万难，活下去。一个长相英俊，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可能立刻吸引了她。对他来说，她是意料之外的幸运收获——一个年轻姑娘，还带着革命前精英阶层的光环，是他这种身为小百货商人的儿子绝对接触不到的。而她，年轻美貌，纯洁，而且未经世事，轻而易举就落入他的手中，简直是战争送给他的礼物。她被他的长处吸引，为他激烈而霸道的追求着迷，她体会强烈的初恋，因为处于死亡无处不在的战争中而显得更有存在感。
她嫁给他时，知道他的前妻是个犹太人，并且和他一起生了两个孩子吗？我后来才得知他之前的那段婚姻。对我来说，那是我父亲阴暗的履历里最不光明正大的一面。他从来没有讲过他在苏联的往事，过往在他心中尘封，如同被封在一个保险柜里，也许他自己也不曾拥有过柜子的钥匙。在我母亲死后，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她——就像她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妹妹还有我，和他这么一个捉摸不透的、自我放逐的人一起留在了人世。除了他反复无常的突发暴力举动之外，我们看到的他只是沉默，喝酒，抽烟，看厚厚的俄语书，他每个月让慕尼黑的托尔斯泰图书馆给他邮寄一大包书。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和我们讲革命前在卡梅申的生活，介绍传统的宗教节日、婚礼和葬礼，他在教堂唱诗班是怎么唱歌的，还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汁的西瓜是在永无穷尽的伏尔加河岸边生长的，相比而言，德国的易北河就是条小溪。可是他见过易北河吗？他透露的关于自己的唯一一条重要线索是，在他十三岁时父母得伤寒死了，他靠变卖父母的小房子换来的一口袋面粉，让自己和三个弟弟没被饿死。几十年后，我从莉迪娅的回忆录中得知，这就是她父亲作为预审法官碰到的那种所谓的“霸王条款生意”。
关于父亲第一个家庭的命运，我无从所知。但是这个家庭的存在证明了我母亲和我的一个共同点：我俩都在我们父亲的第二个家庭中出生，都是年纪较大的男人的后继子女，他们结束第一段婚姻后又娶了年轻许多的妻子。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可能留在了西伯利亚，共同的儿子被他带回了华沙。那我父亲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认识我母亲时，到底是已经离开了第一个家庭，还是在当时追捕犹太人的背景下抛妻弃子，只为了和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跑到德国？他的前妻和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是已经被纳粹杀害了，还是在我父母相识时已经不在人世？这些事情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往事，毫无疑问肯定远远不止这些，秘密全部被我父亲带进了坟墓。1989年，母亲离世后的第三十三年，白发苍苍、又盲又失语的父亲在德国一家养老院中去世。
当年，大批乌克兰人开始是在占领者无所不在的煽动宣传下被送往德国的。不管走到哪里，苏联居民都会受到煽动，让他们报名去德国工作，承诺他们到德国就像进了天堂。洗脑无处不在，电影院的开场序幕、广播电台每个频道，所有工作地点、所有火车站、所有剧院……所有公共场所，还有所有大街小巷。大幅的彩色海报上画着幸福的乌克兰人坐在德国先进的流水线边，戴着首饰的乌克兰家务帮工在准备烘焙德国的周日糕点。乌克兰女佣特别受欢迎。1942年，希特勒下令遣送五十万乌克兰妇女到德国从事家政服务，以减轻德国妇女的负担。媒体天天宣传：
乌克兰的男人们和女人们：
布尔什维克专员们毁了你们的工厂和工作岗位，夺走了你们的工作和面包。德国会给你们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在德国，你们将获得极佳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按合同和工作成果获取报酬。我们将特别优待乌克兰工人。为了让你们能够在符合你们需求的条件下生活，并保持你们的文化习惯，我们将为你们建立独立的居住区，里面应有尽有，一应俱全：电影院、剧院、医院、广播电台、浴室等。乌克兰人将居住在明亮、设施完善的房间里，并且获得和德国工人相同的伙食。除此之外，考虑到所有民族的饮食特点，企业厨房将专门为乌克兰工人制作乌克兰饺子、红烧牛肉、格瓦斯等。
德国需要你！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已经在自由、幸福的德国工作。你还在等什么？在德国工作期间，我们会为你照顾好故乡的家人。
起初，这些煽动宣传的确奏效。不是所有的东方劳工都是被暴力遣送的，一开始很多人自愿报名。后来，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第三帝国的工作及生活条件和天堂根本毫不沾边。最初是隐藏在信中的消息，例如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在给妈妈的信里画了一朵花，花是约定好的信号，代表他过得很差。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遣送工人拖着垮掉的身体从德国回来，他们是被驱逐回乡的，因为他们不能再被当作劳动力使用。他们讲述的真相，让那些满怀憧憬报名去德国工作的人们希望迅速破灭。德国军工业面临严峻的问题，因为德国男人全部上了战场，没有劳动力可用。
然而，战争需要源源不断的产品输出，德国的胜利要依靠从还有男劳力的国家进口奴隶劳工，特别是苏联，准确地说是从乌克兰。希特勒任命纳粹模范省长官弗里茨·绍克尔为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后者是法兰克地区邮政公务员和女裁缝的儿子，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称为“法老时代以来最大最残暴的奴隶主”，他一边号召“终于能摆脱人类忽略掉的最后渣滓”，一边下达了开始抓捕的命令。乌克兰是“猎人们”偏爱的行动地区。东方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被视作最低等的斯拉夫人，在纳粹种族等级制度里，比他们更低级的只有辛提人、罗姆人和犹太人。他们在大街上被抓，在电影院、咖啡馆、轻轨车站、邮局，所有能抓得到的地方被抓捕。进行大搜捕的警察把他们从家中、地下室还有藏身的棚屋里，驱赶到火车站，装进运牲畜的车皮送往德国。无数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特别受欢迎的是青壮劳力——大量货运车皮装满了乌克兰青少年，天天开进德意志第三帝国。但是渐渐地，也开始运送四五十岁的人。最后，连年老体弱的人也运送。一个个的村庄，全村人被强行遣送，包括祖母和她们的孙辈，无人的村庄被一把火烧光。起初，奴隶劳工的最低年龄定为十二岁，之后又降到了十岁。而且不仅如此，根据1942年春颁布的规定，乌克兰所有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的青年人必须在帝国服劳役，为期两年。近万名强制劳工被日复一日地送往德国，所有人的伙食、住宿和待遇须按照弗里茨·绍克尔的命令安排：花费最低限度的开支，使他们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劳动效率。
我的一位前东德的朋友让我关注一本于1962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篇弗朗茨·菲曼写的短文，当中他回忆了曾经在乌克兰境内前线上的经历：
在我们面前，靠近棚屋的墙边，站着一队乌克兰女人。她们三人一组，沉默地摆着臀部向前挪动。她们手臂挽着手臂，紧贴着，如同风中摇曳的草秆。她们每人有一小行李卷，放在面前地上，里面只有衣物、一口煮锅和一柄汤匙。风刮着棚屋的顶。然后我们才听出，她们的队伍不是沉默无声的，她们在非常轻声地哼唱一首轻柔的歌。妇女们面前站着身穿皮毛大衣挂着枪的哨兵。一个中士抽着烟走来走去，火车汽笛发出刺耳的声音，随即一列黑色货车驶进站台。我们没有往前迈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妇女，其中一个走到我们附近的时候转过头来，打量着我，也打量着尼克莱和弗拉迪米尔——两个带着袖章的辅助工。然后她碰了碰旁边的妇女，整列妇女像书翻页似的慢慢转过头来，打量着两个辅助工的脸，盯着他们的袖章看，之后她们又一个接一个，沉默着转过头去。两个辅助工脸色煞白，嘴唇颤抖。货车停止轰隆作响，冒出褐色的烟雾，温热的一团。我以为，辅助工会避开烟雾，但是他们站在原地没动，像冻住了一样。货车的拉门被打开，露出了一个个空洞，妇女们沉默着拿起行李，中士大声喊着：“走，走，快走！”把妇女们往前赶。突然弗拉迪米尔大叫一声，扔下了电缆线轴，冲向火车。一个已经转过身的女人，再次转过头来，弗拉迪米尔喉咙咕噜作响，叫出一个名字，一个哨兵冲过去，推搡着他，咆哮着叫我们滚开。弗拉迪米尔攥紧了拳头，而哨兵拿起了枪。我把弗拉迪米尔拽了回来，他感觉到我的手撘上他的肩膀，缩了缩肩，接着转身离开，低垂着头摇晃着向棚屋后面走去。尼克莱一声不吭地站着，两腮一鼓一鼓的。妇女们消失在车厢的黑暗中。我好像第一次看见其实已经在货车车站目睹过几十次的场面，我也无数次地用电报传递信息：劳工被送到德国，送到柏林或者维也纳，或者埃森，或者汉堡。但是现在我看到，我的老天，她们脚上没有穿鞋，只有一些破布还有水泥的袋子围着前胸和后背。没有人有被子，车厢里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炉子，地上只铺了薄薄的一层谷壳，窗户栅栏上挂着冰。中士走上前来。“您在这里张着嘴呆望什么？”他低声问道。我汇报了一声，然后赶紧和尼克莱拿起电缆线轴，离开了。弗拉迪米尔倚靠着火车站前的一棵树，双眼紧闭，像被霜冻了似的发抖。我把手放在他肩头，想找些话来安慰他。我想对他说，基辅来的妇女们穿戴得要好一些，她们会在德国好好住下的，但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拿出烟盒，给每人一支烟。我们抽着烟，听着火车的隆隆声越来越快又越来越小，汽笛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之后隆隆声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是他的女朋友还是姐妹？我想问，但是我没有开口。
读这篇文章时，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母亲，她靠着火车站棚屋的墙，和其他妇女一起轻声唱着乌克兰民谣，可是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在这样的画面中找到她的身影的。她不是走陆路，而是走水路跨越黑海离开乌克兰的，像她舅父瓦伦蒂诺曾经那样。我的记忆和一家国际寻人组织寄给我的当时美军占领区管理机构的文件相符。我呆呆盯着文件，这些幽灵般的材料向我证实了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的事实。严重泛黄的纸上并没有标注日期，但它的确是关于我父母的报告，和他们提出的众多移居美国的申请有关。他们旅途中停留的站点毫无疑问说明了他们是在躲避红军。
我不知道父亲在德军占领马里乌波尔期间做过些什么。也许他比母亲有更多的理由躲避卷土重来的苏联当权者，可是如果母亲的罪过至今不过是出生于人民公敌、大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家庭，那么现在她成为德国劳动局的员工，变成德国劳工运送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简直罪上加罪，她是积极的反苏联罪犯，背叛祖国，勾结敌国。被送到劳改营已是她将面临的最轻的惩罚了。如果她落入卷土重来的苏联人手中，可能会被就地枪毙。
在上路逃亡之前，他们结婚了。结婚证书复印件的背面显示，他们是在德国占领者撤退前六周结的婚，似乎明显忽略了苏联军队将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事实。之后，他们作为夫妻踏上了漫长的旅途，这样他们途中不被分开的几率要大一些。
1943年8月的一天，我母亲最后一次穿过大宅饱经风霜的拱门。那个时候，城市看上去是什么样？整个马里乌波尔在燃烧，被炸毁。同年，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特派员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故乡给我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幅画面是巨大的毁灭。德国将战败的事实早已清晰明了，但是德国士兵直到最后一刻仍在毁灭马里乌波尔剩下的一切。他们狂怒地炸毁一座又一座建筑，用火焰喷射器点燃还未损坏的住房的门窗，他们毁坏学校、幼儿园、图书馆、谷仓和蓄水池，把尽可能多的土地化为焦土。
母亲携带了哪些东西踏上未知的旅途？我知道的有那尊圣像，古老的纯金底座上手绘了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圣像现在挂在我家的墙上，是我唯一一件珍贵的家族遗产。还有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她戴着头巾的单人照，仿佛她为了给自己留作纪念带上的。还有结婚证书和一些文件，我孩提时把文件全毁了。另外还有两本小的俄罗斯诗歌小说集，她经常给我读书中的诗歌和故事。书已经被我弄丢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被翻坏了的，几乎变成土黄色的带着霉味苦味的书页，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我还能背诵出，普希金笔下那只博学的猫，被金链子拴在一棵橡树上，日夜围着树绕圈；莱蒙托夫笔下的帆：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它把什么抛在故乡？母亲的家早在很久以前就被陌生人占据。她最后一次穿过大宅拱门时，这几样和其他东西一起装在了她的行李小包中。她的保姆托尼娅也许帮她一起收拾行李，也许还陪她走了一小段路，帮她拿着行李。好心的托尼娅，她的第二个母亲，给她换尿布，把她抱在怀里，教会她唱乌克兰的歌谣——母亲和托尼娅也要永远告别了。
美国机构的文件显示，我父母逃亡的第一站是敖德萨。可能他们在离开马里乌波尔时，还没打算去美国，或许他们只是想去敖德萨，当时的敖德萨还牢牢掌握在德国占领者手中。他们在黑海边的敖德萨待了整整八个月，至少美国机构的文件中是这么记录的。母亲的职业那栏空着，父亲那栏填的是簿记员。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在战乱中从俄国流落到了乌克兰，现在一切真相大白，早在1936年起，他就已经在马里乌波尔生活，做着簿记员的工作。出自1947年、几乎无法辨认的美国机构文件给我提供了有关他的信息，这些他从来没告诉过我。而这些信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我的名字意味着，我父母曾经得到过我的姑婆娜塔莉亚的庇护。娜塔莎是娜塔莉亚的爱称，据我推测，我母亲是为了感谢她的姑母，一位温柔羞怯、眼神中透着虚妄的女性，所以给我取了她的名字。姑母是乌克兰最后一个和她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人，她用姑母的名字给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取名。
1944年4月10日，敖德萨被红军夺回——我的父母在最后时刻离开了乌克兰。他们到底是自愿离开还是被从敖德萨运走的，我无从知晓。但是，那时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在德国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也许他们只能在鼠疫和霍乱中选择一个，就像在德国强制劳役和留在乌克兰等死中选一个一样。他们可能还抱有一丝希望，想通过德国逃往美国，我认识的他们一直是这么期望的。美国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德国只是无法避免的中转站，而强制劳役是他们为了去美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或者，上述中没有一条符合当时的情况，他们当真只是想前往敖德萨，却在当地被抓住，然后被强行运走，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
随着母亲越来越接近德国，她离我却越来越远。她在乌克兰生活的序幕才刚刚在我面前出乎意料地完全揭开，可我从来找不到任何有关她在德国服强制劳役的信息。我只知道，我父亲的劳工证上写了什么。追溯她赴德国的路线时，美国机构的文件给我提供了定位帮助，剩下的只有靠我独自重溯历史。文件并没有告诉我，我父母从敖德萨到罗马尼亚途经的哪条路，但是我的回忆帮助了我。我想起他们经常提到一次乘船经历，船上有危及生命的苏联炸弹。
我仿佛看到，人们被一批批地驱赶到敖德萨港口，船已经在岸边等待，所有人被赶上甲板。不久，母亲看着黑海海岸远去，乌克兰的蔚蓝天空永远消失在视线中，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她没有时间哭泣，她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中她可能死去，因为德军联合舰队在撤退中必然会遭到毫不留情的轰炸。
按照路线，撤离敖德萨前往罗马尼亚的德国船只实际运载的货物一般是德国军工业需要的战略原材料，一并搭载的强制劳工，不过用来作为抵挡苏联军队的人肉屏障，苏军从空中对敌军船只进行攻击。甲板上聚集着成百上千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恐惧万分，部分人甚至叠在一起，而抵挡风雨严寒的只有顶棚。有时，苏联的轰炸机飞行员没有看到船上载人，还有时，为了击沉一艘德军船只，牺牲同胞也在所不惜。于他们而言，这些人不过是叛徒、通敌者，既然爬上了敌方的船，他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仅一次这样的进攻，就有八千人在黑海的洪流中丧生。
我父母搭乘的那艘船，最终抵达了罗马尼亚，但是抵达哪个港口，我不知道。美国机构的文件中显示，下一站是布赖洛夫过境营。布赖洛夫（brailov）是这个城市的英语名称，位于多瑙河下游的腹地。这艘船可能是一直开到那里，也可能是停靠在罗马尼亚黑海一侧的大港口康斯坦萨，再从康斯坦萨转火车到达二百公里外的布赖洛夫。无论如何，我父母已经抵达了世界的另一边。罗马尼亚是德国的战时同盟国，在罗马尼亚的疆域上，苏联体系再也无法触及他们。我母亲仍旧无法相信，但是他们一直以来认为没有可能的一切发生了：他们逃脱了，真的逃脱了。他们得救了，获得了自由。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
我在互联网上利用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来搜索位于布赖洛夫的过境营，正如我猜想的，一无所获。谁会把整个欧洲境内数不胜数的中转营、过境营还有筛选营全部记录下来呢！我在地图集上找到布赖洛夫，它位于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地区，我随即想起来，我在寻亲时手指曾经划过这块地方。我的外曾祖母，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家族出自这一地区，我在十八世纪的一本奥地利贵族百科全书上找到——雅克布·茨维拉赫，被封爵为冯·爱伦施泰特，瓦拉几亚第一陆战队团部上尉。我的母亲知不知道她在另一个世界的第一站，瓦拉几亚地区的布赖洛夫，是她父辈先人的出生地？她知道她的家族过往吗？或者我知道的家族史比她知道的还要多？她对她的出身和起源，是不是像我对我自己的出身一样，所知少之又少？她是不是一个不仅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的人？
我盯着中转营的照片细看了几个小时，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猛然发现二十四岁母亲的面孔。年轻妇女，戴着头巾的女孩，她们拿着纸皮箱子和行李布包，有些几乎还是孩子，穿着破衣烂衫。所有人惊恐万状，不知道会被从家乡的城市和村庄带往何处。数不清的无名氏，只成了一堆数字。她们每个人都是我的母亲。
到达中转营后，登记，清点人数，检查劳动能力，分类。她们须进行消毒，身上有毛发的部位被喷洒着一种类似煤油的液体，或者，她们必须脱掉所有衣服，连同衣服行李在所谓的杀虫间进行消杀。如果有淋浴的话，她们可以淋浴。布赖洛夫的中转营估计也属于那种除了休耕地以外别无他物的营地，那里只有一块空地，人们必须露天坐在地上等待继续被运送。很多人虚弱病倒，又得不到任何食物，只能睡在又脏又冷的地上，忍受风吹雨打。这些营地里的死亡率同样居高不下，很多人根本到达不了目的地。
父亲的劳工证上显示，他于1944年5月14日抵达德国，但是劳工证是同年8月8日才签发的，我只能通过猜测填补中间三个月的空档。我的父母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样，在混乱中被从一个中转营运送到另一个？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登记，一轮又一轮的检查，过滤，清点人数，消毒，劳动能力确认？劳动局无法应付大量涌入的人，来不及分配工作。人们已经被拖垮了，早已习惯了他们无法做主，而是被当作货物一样随意处置。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省去了一个个中转营的漫长旅途，他们被从布赖洛夫直接送到了莱比锡。可能正因为此，当地的劳动局才晚了三个月签发劳工证。
他们经由哪条路线从布赖洛夫到莱比锡的，美国机构的文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要么走水路，坐船经过多瑙河上的塞尔维亚、匈牙利，然后进入第三帝国，抵达帕绍附近的某处；要么由一列运送牲畜的车皮运到德国。人们被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运送到德国，其中乌克兰人最多，还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白俄罗斯人、阿塞拜疆人、塔吉克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还有中国人。母亲第一次出国就加入了国际社会。
跨越一千八百公里，从布赖洛夫到莱比锡，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李卜克内西、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故乡。而现在，这座城市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人。著名的莱比锡火车站被毁得只剩下一座大厅，一天之内就有四十六吨的美军炸药投下。母亲在城里看见了什么？也许只有飘荡着纳粹万字旗的废墟。还有营地。到处都是营地。她应该早就清楚，他们不是在进入天堂而是在堕入地狱，陷入她以为永远逃脱的古拉格。
有些强制劳工很幸运。他们在小型企业、私人家庭和农场里待遇不差，有人甚至融入所在家庭。可是我的母亲没被分配到这样的工作，不过对她来说，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她无法胜任任何一项日常劳动，例如德国家庭或者农场的劳作，就算她去了也只会惹德国雇主发火。另外，性剥削也很普遍，年轻的斯拉夫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侵犯，因为她们所处的空间，从外面根本看不见。
我想起了法兰克地区的农民。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为了能安静地工作，我曾经在一个村庄的边缘租住过农民的小屋。每个周末，我当时的男友都会来看我，周内大多数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租给我房子的人，在邻村里有家破落农场，因为酗酒早早地退休，时不时来找我，给我带鸡蛋或者一块猪肉火腿，这些全是他来拜访我的借口。他那酒鬼的眼神看起来别有用心。他摇摇晃晃、喘着粗气，浑浊的双眼贪婪地打量着我。尽管万不得已时，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他，因为他喝得烂醉，站都站不稳，但是每次他出现多半是晚上，我住的村边小屋已经被周边树林的暮色包围，我还是会陷入慌乱。他以本地方言称呼我为“俄国女”，直到某一天我恍然大悟——“俄国女”一词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从前的年代，那时几乎每个德国农民在自己的农场中都有“俄国女”。法兰克地区的人当时就是这么称呼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的，他们并没有恶意——他们也可以叫自己的奶牛“俄国女”。如果我处于母亲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农民完全不需要大费周章，用鸡蛋和火腿来博取我的好感，他根本没必要花费这个力气。
母亲避开了农场。可尽管如此，她还是倒霉，加倍的倒霉。她和我父亲不仅来到了整天被同盟国轰炸的地方，而且还被分配到了让人生畏的军工企业，而且偏偏是以极不人道的工作和居住条件而出名的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通用运输设备有限公司，简称atg。公司位于莱比锡舜瑙尔大街101号，是一家战斗机组装工厂，德军战斗机飞行员热烈地赞颂它为：
马达隆隆作响，
开启自由时光，
自豪的鸟儿飞翔，
胜利凯歌高唱……
这些“自豪的鸟”是由九千五百名工人组装的，其中两千五百名是强制劳工，他们被迫建造攻击自己祖国的毁灭性机器。我的父母被分开，父亲进入男工营，母亲进入女工营。自此开始他们不再有姓名，而成为劳工证上的一串数字。他们必须在衣服右边胸口处佩戴蓝底白字的ost标志——“东方劳工”（ostarbeiter）的缩写，只比犹太人佩戴的六芒星略好一些。其他国家的劳工不允许和他们交谈，违者处罚。
每个新来的工人会领到一张传单，上面用乌克兰语、俄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写着：
以下规定针对来自苏联占领区的劳工：
1.时刻服从监工的指令。
2.离开营地必须有一名监工陪同。
3.禁止与德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平民劳工或者战俘发生性行为，违者处死。违规妇女将被送往集中营。
4.旷工者、煽动其他劳工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者、从事反帝国活动者，将被送至集中营服强制劳役。情节严重者处死。
5.依规，ost标志须佩戴于上衣右胸口处。严守纪律并工作表现良好者，将按规章优待。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的波兹南秘密讲话中，对待斯拉夫强制劳工的纯功利主义态度一览无余：我完全不在乎俄国人过得如何，捷克人过得如何……除非他们被我们国家征用当奴隶，我才会对他们会不会饿死感兴趣。我根本不在乎一万个俄罗斯女人是不是在给德国挖反坦克壕沟时累倒，除非壕沟挖完。
显而易见，强制劳工根本不可能辞去工作，也不可能更换工作岗位。当然，也不会被允许返回故乡。
atg的工人被分在二十个营地居住，莱比锡地区共有六百个这样的营地。atg是一家巨型企业，一个由厂房、地下秘密生产点、居住棚屋、商贸棚屋、后厨棚屋、洗衣棚屋、厕所棚屋、食堂棚屋组成的小型城市。女性强制劳工禁止进入男劳工营地，男劳工同样。母亲到底知不知道父亲住在哪个营地、在广阔企业场地上的哪一处工作？他俩还有没有机会能碰面，和对方交换眼神或是说上只言片语？他们能在某个食堂棚屋里，或者其他允许男女劳工同时在场的地方碰见对方吗？整片营地有没有隔间？按照性别和国籍划分的强制劳工能躲进隔间碰面吗？
营地的名字无不美丽如画，如阳光玫瑰、梨树林、绿草坪、纸莎草、白雾、童话草地、祝你平安、明朗目光、黑色玫瑰、布伦希尔德女神、荆棘树、三叶草，深谷……这样的名字数不胜数。母亲在哪个营地呢？没有任何文件留存下来。atg的档案早已不复存在，可能被烧毁，也可能被美国或者俄罗斯占领者带走了，最可能的是企业领导在战争结束时自己销毁了，为了不留下任何证据。从一个纪念馆那里，我得到了一些模糊的信息，其中有一份atg和公司营地的草图。我再次碰到了我寻踪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象：atg的二十个营地中，只有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外部营有文献记载，五百名匈牙利犹太女性在外部营中为atg劳作。关于这个外部营有大量资料留存，在曾经的营地上还竖立起一座纪念碑。而其他约两千人，其中大部分是atg的斯拉夫强制劳工，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更谈不上也为他们立碑了。
我一再查看厂房的草图，用手指沿着道路划过。母亲肯定不在匈牙利犹太女工营里，还剩下十九个营，母亲可能在其中一个。她曾在草图上的某处走过，冬天，天还没亮，就已经在去往组装车间的路上；傍晚天色漆黑，她在回棚屋的路上。明媚的季节里，也许她看过一个个德语路牌：紫菀花路、玫瑰花路、大丽花街……她在去劳作的路上是会经过小花园，带草坪的私人住宅区，还是一片被战争摧毁的荒芜的工业用地呢？虽然地面上的街道以花卉命名，但那些已是看不见的过去，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
有的工作队允许自由行动，而有的则有看守在旁，看守又骂又打地驱赶他们。街上，妇女们的木鞋哒哒作响。从家带来的鞋子穿坏以后，她们就只有木鞋可以穿，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在公司花高价买下这种船形硬木鞋，尽管脚会变形，每走一步都疼，还会擦伤。更倒霉的，脚上会发炎，溃疡，如果有人没法走到劳动岗位，生了病，危险很快就会降临，即将到来的是被淘汰，然后等死。有些妇女把木鞋拿在手上，赤脚走路，不然跟不上队伍的行进速度。有时她们在走路时轻声唱歌。她们在家习惯了唱歌，几乎总是唱歌，在田里、家里或是路上。母亲也喜欢唱歌，用她那美妙清亮的女高音，后来我还经常听到她唱。现在多半是很多歌声汇在一起，就像在乌克兰火车站妇女们被塞进运输牲畜的车皮之前弗朗茨·菲曼听到的那样。像其他所有妇女一样，母亲也戴着头巾，也许还穿着她从马里乌波尔带来的裙子。但是，她的东西很可能已经变得破烂不堪没法再穿了，深色帆布工作服在她瘦削的、营养不良的身上直晃荡，脚上穿着梆硬磨脚的木鞋。住在街边的德国居民，每天一大早难道不会被强制劳工队那么多双木鞋的哒哒声吵醒吗？
车间大厅里，等待她的是每日十二小时的劳作。在我记忆中，她和父亲经常争吵，父亲要求她去工作，像其他大多数在“大房子”里工作的妇女一样，挣钱贴补家用。她每次都哭，因为她觉得自己做不到。劳动营也许永久性地摧毁了她的健康和神经，光是听到“工厂”这个词都会让她惊慌失措。尽管如此，有一次她还是尝试去生产卷帘百叶窗的工厂做工，但是一周以后她就累垮了。
那么，她是如何做到一周六天，供不应求时周日也无休，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劳作十二小时而没被累垮的？同时，因为饥饿，还因为寒冷喧嚣的夜晚在人满为患、寄生虫肆虐的棚屋里无法好好休息，她变得十分虚弱。况且，她做的并不是一般的活儿，而是组装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将用来杀死她的同胞。监工有体罚工人的权力，因为工作太慢她肯定没少被责打。
有个别人冒着性命危险在劳作时故意犯错，以此给德国的军工业带来破坏。我胆小又神经衰弱的母亲肯定不在其中。她会尽最大努力按规矩行事，不引人注意。这种态度可能早在她还在马里乌波尔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她的第二天性：不惹人注目是一种生存策略。
辱骂和惩罚是所有工人的家常便饭。通常，在种族等级制度中排名非常低的乌克兰人，被认为比其他的东方劳工更懒惰、更不爱劳动、更诡计多端，而受到更多的责罚。没有佩戴东方标志、没有问候上级、物品互换、偷吃东西、无理由消极怠工、损坏物品等，都会被罚。轻则打耳光，重则鞭打、惩罚性劳作、不许吃饭、夜里每小时叫醒一次。偶尔有劳工会在寒冬被从头浇下冷水，随后关禁闭，死于体温过低。一点琐事都会被送去劳动教育营。将强制劳工和劳教营中关押的德国犯人一并惩罚可以一举两得：被和斯拉夫下等人同等对待，会让德国犯人感到更屈辱更降级。劳教营中的存活几率尤其低，有些营的条件甚至比集中营还恶劣。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鼓励监工惩罚强制劳工：哪怕他们在劳动中犯了一丁点错，也要立刻通报警察，绞死，枪毙！我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