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因为革命信仰被罚流放二十年。流放期的最后时期，他被允许在国家监管下住在当时位于俄罗斯帝国边缘的华沙。我母亲的姐姐莉迪娅，1911年就出生在那里。
正如我之前猜测的，玛蒂尔达·德·马尔蒂诺并不是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莉迪娅的童年是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烈一起度过的。安德烈是雅科夫在流放地结婚生下的孩子，他第一次来到华沙时双眼睁得老大。
雅科夫在华沙一所高级文理中学谋到了历史老师的职位，收入微薄，但是他娶了一位出身意大利家庭的富家女，娘家家产丰厚。婚后，夫妻俩住在老城中心一处宽敞的公寓套房里，雇了一个波兰厨师、一个俄罗斯女佣以及一位英国家庭教师——维格摩尔小姐。维格摩尔小姐总戴着一顶前后帽檐完全一样的小帽子，雅科夫称她为“哈喽-拜拜小姐”。还在幼童时，莉迪娅就已经会说三种语言了，她总是把它们混淆。另外，她的父亲还会俄罗斯贵族的语言——法语，而父亲还会的德语是来自波罗的海德意志三国的母亲安娜·冯·爱伦施泰特教的。他们的起居室里放着一台昂贵的三角大钢琴，极具音乐天赋的玛蒂尔达用它弹奏肖邦和莫扎特。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全是波兰的知识分子、音乐家和诗人。雅科夫被准许去瑞典和英国旅行，在那里，他和当地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秘密会面。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华沙大手大脚地过日子，和全家人到时髦的波兰疗养地瓦津基公园度假。1915年德军进入华沙，结束了他奢华的流放生涯。雅科夫获准返回马里乌波尔。历时二十年，他又恢复了自由身。他回到故乡后不久，我母亲的哥哥谢尔盖出生了。
当时，马里乌波尔是一个多种文化混杂的城市。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波兰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城市位于丘陵之上，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到以渔产丰饶而出名的亚述海。每当巨大的鲟鱼群和梭鲈鱼群游过时，平静的海面如同沸腾一般。
城市下方边缘住着渔夫，比渔夫地势略高、住在丘陵之上的是工人，主要是港口工人。他们住在木屋、土屋、简易仓库或者隔板屋里，那里拥挤不堪，工人们又苦又穷。当时没有下水道，没有供电，人们还必须拎水桶去泉眼处打水。泥泞的地面恶臭扑鼻，咬人的蚊虫到处都是。饥饿的孩子们在污泥里玩耍，而他们的父亲在喝酒。疟疾、霍乱和伤寒肆虐。夜间，人们在棚屋里点燃松木火把照明。
第三层遍布贫穷犹太人的小木屋和隔板屋。这里有人人渴望得到的火柴、鞋带、剃须毛刷、煤油、锈蚀的钉子、旧书、甜瓜、玉米棒、小米、盐石、祈祷披巾，所有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都有。这里也到处是半裸的、邋遢又饥饿的孩子，男孩子留着犹太人传统发式，鬓角两边垂着卷曲长发。
位置比较靠边的，停靠船舶和卸货吊车的港口背后，是两片巨大的法国人建造的铁棚屋群。在这里工作和住在独立居住点的人们，条件比港口工人好不少。砖石堆砌成的房子里有水有电，工资刚好够填饱肚子。工厂高大的烟囱夜以继日在城市上空吐出污浊的废气，换班结束的汽笛声取代了马里乌波尔居民的钟声。
雅科夫和家人住在“上层城市”，那里直到大革命都是给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居住的“保留地”。有餐馆和酒吧，有“太阳俱乐部”，有大陆酒店和帝国酒店，有希腊式的酒菜馆，意式小餐馆，还有剧院，大集市以及价格高昂的商铺，许多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一座天主教堂，数个犹太教堂，一座意大利居民建造的罗马天主教堂以及一座波兰教堂。街上行驶着出租车，有人在卖热腾腾的散装俄式馅饼，还有吉普赛人在揽客看手相。每个周日，管弦乐队都会在城市公园中演出。
玛蒂尔达的父亲，朱塞佩·德·马尔蒂诺，富得流油的意大利商人，把整座城市最华丽的宅第之一，位于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大宅的一侧厢房给女儿及其家人居住。而玛蒂尔达的姐姐安吉丽娜和她的希腊丈夫及孩子居住的“白色宅邸”更奢华。马里乌波尔城里最光彩炫目的舞会和花园聚会都在“白色宅邸”中举行，那里还举办过音乐会以及慈善抽奖。和姐姐不同，玛蒂尔达和父母住在一起，教授钢琴课，丈夫雅科夫大学学过法律，只找到了法官助手的工作。雅科夫回到马里乌波尔后，立刻重操旧业，又和布尔什维克凑在一起，这些人来自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被禁的派别。雅科夫这个坚定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为何娶了大资本家的女儿？他如何能和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岳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关于这些莉迪娅只字未提。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她回忆录中唯一的盲点。
玛蒂尔达富有的母亲特蕾莎·帕切莉，傲慢地俯视着出生于乌克兰破落贵族家庭的女婿。她对于雅科夫家里只雇了托尼娅一名保姆以及餐桌上只有三四道菜嗤之以鼻。虽然在华沙，她女儿有宽敞的住所，但是现在回到父母家中，女儿不得不靠教授钢琴课来赚钱。
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特蕾莎和朱塞佩的豪宅，简直是穷亲戚的聚居地。除了雅科夫一家，同住的还有玛蒂尔达的哥哥费德里科，他帮父亲打理店铺，住在一个简陋的套间里。此外，还住着帕切莉家的“小婆婆”和阿莫雷蒂家的“大婆婆”。“大婆婆”的绰号来源于她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高，还有她华丽的、一直垂到膝盖的大辫子。早先她嫁给了一名俄罗斯贵族，丈夫在轮盘赌中输掉了全部家当并死于肺结核。自此，这位早早丧夫、丧尽家产的“大婆婆”就住在了妹妹特蕾莎家中。“小婆婆”也有相似的命运。她的确身材娇小纤细，有着令人为之疯狂的美貌，可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弯，变成了驼背。拥有众多酒窖的父亲，给她提供了极佳的教育。她会多种语言，因充满智慧的谈吐及无懈可击的教养而引人注目，成为沙皇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的宫廷女官。她嫁给了一名相貌出众但是赤贫的军官，可丈夫却无法接受娶一个驼背为妻，把她的嫁妆挥霍一空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天，“小婆婆”再次出现在马里乌波尔。对于提问，她一律回答得极其简短，通常只说：“我不知道，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大多数时间，她沉默不语。
大宅的所有者，莉迪娅和谢尔盖的外祖父母居住的部分，同博物馆毫无二致，屋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让人惊叹的物品：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地毯，非洲的象牙人物雕，波斯的珍贵马赛克镶嵌画和箱子，锡兰的令人恐惧的面具，硕大的、能听到遥远大海声音的贝壳，阿拉伯的挂毯，日本的瓷人，威尼斯的水晶碟……还有更多的奇珍异宝，全部是特蕾莎和朱塞佩航海途中带回来的。桌上摆放着果篮以及插满鲜花的花瓶。招待客人、奏乐跳舞的会客室里，供奉意大利祖先的画廊正中挂着一幅沙皇一家的画像，下方是红衣主教以及意大利使者在葡萄牙的画像。还有朱塞佩父亲的画像，那个来自那不勒斯的石匠，一个肩膀宽阔、光头，戴着单片眼镜的男人。沙龙室内雕梁画栋，如镜面般光滑的地板，是莉迪娅偷偷玩的滑道。最吸引她的，是一间房间里两个镶了镜子的间壁。当她站在其中一面镜子前，她的镜像会被对面的镜子反照回来，镜子又再反射反照回来的镜像，在那里她能看见无穷无尽的自己。
外祖父母的仆从除了两个女佣，还有一个女厨师、一个洗衣妇、一个管家、一个马车夫和一个汽车司机。只有女佣才能直接和外祖父母说话，其他人只能通过她们给外祖父母传话。有一回，莉迪娅来到厨房，正好佣人们在一边吃午饭一边闲聊。见她进来，大家不再作声。“有何贵干，小姐？”一名女佣问道。只听见有人小声说道：“这里哪来什么小姐啊？她只不过是吃外祖父母施舍的闲饭罢了。”莉迪娅觉得受到了侮辱。“我父亲是有工作的！”她倔强地反驳道。厨师给了她一大捧瓜子，莉迪娅跑开了。
后来我母亲也在庭院里玩耍，那里能听到隔壁箍桶作坊的声响。作坊在一面由深色柏树掩映的墙后，属于邻居犹太家庭勃朗施坦的宅地，当时还没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家庭里走出了一位后来被称作列夫·托洛茨基的人，他的侄子在莉迪娅的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庭院中弥漫着丁香和野蔷薇的香气，房子立面爬满了蜿蜒向上的葡萄藤。庭院后方是马厩，里面养着三匹马，马车夫每天给它们喂食和刷洗。工具棚中停放着两辆马车，一辆日常使用，一辆节日时使用，还有一副巨大的马用雪橇供冬天使用。挨着工具棚建有一个车库。当时在整个马里乌波尔只有两辆汽车，其中一辆就属于莉迪娅的外祖父朱塞佩。
莉迪娅一直有点怕她母亲，虽然母亲从未惩罚甚至从未责骂过她。她总是用半带严厉半带嘲讽的目光看着莉迪娅，所以莉迪娅从没搞清过，到底母亲是在责怪她还是只是拿她寻开心。她从来没想过在母亲身上寻找保护、温暖和呵护。这一切都是她从乌克兰保姆托尼娅身上得到的，托尼娅亲热地拥抱她，逗她笑，她还从托尼娅那里学会了乌克兰语，一种被她父母认为低级的俄罗斯方言，正是这方言后来救了莉迪娅的命。
莉迪娅常常独自一人。她母亲有很多钢琴课学生，可以整天听见他们在练习音阶和练习曲。她的父亲不是在律所，就是去参加布尔什维主义者的秘密集会，从来都没有时间陪她。谢尔盖还太小，没法和莉迪娅一起玩，而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烈已经成人。他跟随父亲的脚步加入内战当中——才几天就送了命。
莉迪娅羡慕其他孩子，他们的母亲会给他们读童话书，她的母亲却从来没这么做过。也许这促成了她才刚刚五岁，在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下就学会了看书。至于如何做到的，后来她自己也记不起来了。她用手指指着，逐个字母学习，直到她逐渐领悟出每个字母的顺序。她完全陶醉其中，不停地看啊看。看完童话之后，她就从父母的藏书中拿。才六七岁，她已读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伊万·克雷洛夫的寓言，列斯科夫的《图拉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她沉浸在成人的世界里，并且深信她读懂了书中的每一个词。
莉迪娅三岁还住在华沙时，她母亲开始给她上钢琴课。莉迪娅憎恨练习音阶，憎恨指法练习曲，但是她却能作曲。她根本不需要多做什么，只需要跟随内心中的曲调，和弦之后接着弹出下一个和弦。如同她看书一般，只不过在钢琴上她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耳朵在听。钢琴的琴键是一个个的字母，可以拼出单词和句子。有一次，母亲把头探进门里。“你为什么弹这么复杂的曲子啊？”她问道，“这曲子对你来说还为时过早。”她对女儿的天赋一无所知。
晚上，在忙碌了一天后，外祖父朱塞佩时常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在海上出生然后被抛弃的儿女们会过来，有时候住在圣彼得堡的钢琴家女儿艾雷奥诺拉·德·马尔蒂诺也会回来。大家吃喝闲聊，话题总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大革命已经预示出的恐怖景象。有时候还会有人坐在雅克布-贝克尔钢琴旁弹奏一曲。有时候外祖父会说：“来，玛蒂尔达，给我们唱首歌。”莉迪娅的母亲嗓音与众不同，动听而低沉，她用这温暖的女低音唱那不勒斯的歌曲、歌剧咏叹调、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的浪漫曲。通常给她伴唱的是她的弟弟瓦伦蒂诺。
当读到外祖母歌唱时，我竟没有丝毫印象。母亲不可能从来没和我提过外祖母的歌喉，她自己会唱歌肯定是来自外祖母，当然无疑也来自哥哥谢尔盖。她不哭泣、不默默出神的时候，总是在唱歌。她刷洗餐具的时候唱，扫地的时候唱，站在镜子前梳头时也在唱。我们都唱歌，几乎每天一起唱，我还弹手风琴，甚至还半夜爬起来，像患了夜游症一样，面前放着谱架，闭着双眼弹。父亲孩童时期是家乡俄罗斯教堂唱诗班的一员，之后做了唱诗班领唱。在德国强制劳役结束后，他的歌喉成了我们活下去的经济来源。起初，他给想听俄罗斯歌曲的美国占领者唱歌，他们给我父亲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之后他又作为哥萨克合唱团的一员，靠唱歌挣钱。也许我的父母早在马里乌波尔就唱歌，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声在一起既美妙又和谐，所以我的母亲才爱上了父亲。无论如何，他们俩的共同之处——曼妙的歌喉，以及对歌唱的热爱，也遗传到了我和妹妹身上，妹妹大学学习音乐并成了歌剧演唱家——她追随舅父谢尔盖的足迹，可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舅父的存在。在德国学校里，我总是歌声最好听的那个。歌喉是我的优点，我拥有的唯一的俄罗斯式优点。当母亲、父亲、妹妹和我一起歌唱时，当我们的歌声汇聚到一起时，这个家才真正存在，我们才是“我们”，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我们”。
除了歌声之外一贯冷冰冰的母亲，莉迪娅写道，她的歌声充满了温暖、魔力和柔情。玛蒂尔达的歌声是莉迪娅童年最大的快乐。虽然她不给莉迪娅念童话书，但是当托尼娅带孩子们上床睡觉时，她会来到房间和孩子们道晚安。她离开前，坐在窗前开始轻声歌唱，唱俄罗斯和意大利的催眠曲，“睡吧，我可爱的孩子，睡吧，我甜美的孩子……”“摇篮曲，摇篮曲，我该把这孩子给谁……”母亲低沉、神秘的歌声意味着安全，意味着莉迪娅的故乡，歌声每天陪伴她在这一天的末尾，幸福地进入梦乡。
每天早晨，母亲都试图把莉迪娅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理出头绪。她用各种各样的头梳和毛刷，试图把不服帖的儿童毛发弄顺。“你就是我们的小女巫。”她开着玩笑，却并没有意识到，女儿对她的话有多较真。莉迪娅从童话书中知道女巫是会飞的，她暗地里相信自己也会飞。作为一个女孩，她和邻居家的男孩们在紧挨着的房顶上跑来跑去，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有时脚下踩的瓦滑落下去，男孩们吓得大叫，可莉迪娅一点儿也不害怕。她跳得很有把握，确信自己不会发生任何事，重力在她身上也不起作用。
有一天，她独自爬上屋顶，往空中迈了一步。她很幸运，没有掉到石板路面上，而是跌进了一个沙堆，沙堆刚巧在大街上她跌落的地方。她的女巫生涯以严重的瘀伤和脑震荡而结束。
到了夏天，玛蒂尔达的弟弟瓦伦蒂诺经常派来一辆马车，接玛蒂尔达和孩子们去他的乡间宅邸。宅邸位于马里乌波尔周边的一座巨大花园中的山丘上，在屋顶露台上可以俯视蔚蓝的大海、白色的沙滩和港口的船只。庭院中有潺潺的泉水，台阶边伫立着两只石狮子。巨大的花园一直延伸到海边，由一位名叫埃里希·克拉费尔特的园丁打理，他是瓦伦蒂诺特地从德国请过来的，住在宅地的一所小房里。一条条林荫大道穿过整座花园：一条树荫大道，总是十分凉爽，因为没有一丝阳光照进树枝搭造的绿色屋顶；还有一条阳光大道，玫瑰花丛中放着躺椅供日光浴，疗养各种各样的冬日疾病。其余的林荫道上种满果树和莓果灌木。穿过一片小型花海，各种颜色的花搭配在一起，光彩夺目，每个季节的颜色各不相同。穿过一条狭窄的石头台阶，可以往下走到沙滩边的更衣室。晚间，有客人来时，整座花园被装饰的彩色灯串照亮，人们喝着意大利葡萄酒，香槟，品尝自制的冰淇淋。
在这里，莉迪娅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瓦伦蒂诺舅父和她一起玩多米诺牌，还让她在背上骑马。舅父在旁，母亲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轻松愉快，温柔可亲。尽管她弟弟的仆人可以做任何事，母亲还是自己采摘莓果，在露天厨房里熬制果酱。晚上，瓦伦蒂诺搬出留声机，放上唱片，和玛蒂尔达在露台上跳舞。此处莉迪娅突然附上一句：父亲从来没去过小舅子家的乡间宅邸。这句话旁边并没有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莉迪娅想在她的回忆录中暗示她母亲和弟弟之间的关系暧昧，那正是此处。
冬天，莉迪娅最喜欢坐马拉雪橇，比坐汽车还喜欢。外面飞雪时，她恨不得每天裹着皮草爬上雪橇，在飘舞的雪花中飞跃，听马挽具上的小铃铛叮当作响。当她有一次鼓足勇气请求外祖母让她多坐一次马拉雪橇时，外祖母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你们家里有马吗？有马车夫吗？你们一无所有。你们不过是寄生虫。”
莉迪娅气极了。她知道寄生虫和臭虫、跳蚤没什么两样。她冲进了她父亲的工作间，父亲工作时不允许别人打扰，但是这一次，她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爸爸，外祖母说我们是寄生虫。是这样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父亲拿下眼镜，用他那双严肃至极的棕色眼睛注视着她。“是的，女儿，的确如此。”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不过，很快这一切就将改变。革命之后，不再有富人和穷人，我们也不再是寄生虫了。”
从那时起，莉迪娅就眼巴巴地盼着革命。她的确没等多久。短短几周后，革命开始了。开始一派喜气洋洋，一点儿也不惊心动魄。大街上是嬉笑的人群，唱着不知名的新歌曲，手中挥舞着小红旗。就连莉迪娅父母也和外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戚一起庆祝。他们高唱马赛曲，拿着香槟酒碰杯。为了自由！会客室中沙皇一家的画像也被拿了下来。一片歌舞升平，崭新的民主时代终于来临了。
看到这段，我不禁问自己该如何去理解这些。外曾外祖父母是太幼稚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他们难道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女婿的政治目标就是推翻并打倒像他们这样的人？
几天之后，枪击开始。人们开始用石块砸窗户。愤怒的下层民众试图冲进富裕的德·马尔蒂诺家。管家成功平息了众怒，他依然向着自己的主人，但是这一次，是在劫掠、无政府主义盛行、恐怖肆虐以及长期的恐惧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平静收场了。马里乌波尔的多个政治团体正在抢夺政权，一会儿这个团体上台，一会儿又是另一个夺权。为了躲避大街上不停歇的胡乱扫射，人们躲在地下室和防空洞里。人们从挂在银行大楼的旗子辨认每次争斗的胜利者。沙皇旗代表白色近卫军，红色旗代表布尔什维主义者，黄蓝旗代表民族主义者西蒙·彼得留拉，黑色则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赫诺。五年内战期间，马里乌波尔的政权更迭了十七次。最危险的是那些不挂旗子的胜利者。他们进行了最野蛮的袭击和洗劫。
我母亲当时还没出生，家中一切已经变了样。玛蒂尔达和两个孩子留在家里，她的丈夫雅科夫和继子安德烈走上街头，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战。渐渐地，佣人们一个接一个消失，还带走了他们能够拿走的所有东西。有一天，莉迪娅打开浴室门时，看见女厨师达利亚正用外祖母的丝质晨衣包裹洗手盆，把它们一起扔进一个大篮子里。“这都是外祖母的东西！”莉迪娅激动地大声喊道。女厨师却说：“我们现在是共产主义了，你的就是我的。”她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但是我的可不是你的。”
一天夜里，莉迪娅从门缝中窥见外祖父和他儿子费德里科坐在灯下，面前桌上堆着如山的金币。他们从金币里拿出一摞又一摞，用报纸包好。“现在他们要溜了，你的这帮好亲戚，资本家们！”从莉迪娅身边走过的一个还没离开的女佣发出嘘声。第二天，外祖父和费德里科真的消失了，显然是永远不会再出现。至少，莉迪娅再也没有提到过两人。又留下了一个盲点。现在我总算知道了，我的母亲出生后，没有见过她的意大利外祖父母。可能他们被人杀了，也可能被带到了劳改营，又或许他们带着金子成功逃亡了。
几乎每天都有不请自来的人走进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这幢豪华的大宅，他们到处转悠，四处张望，在找着什么。一天晚上，两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突然出现，并开始用他们的刺刀割走廊墙上的电话线。“您为什么这么做？”玛蒂尔达想弄清楚究竟，她请男人们拿出证件。其中一个男人在她面前挥舞着拳头：“这就是证件。”随后他又指了指他的左轮手枪：“还有这个。”
不断有新的组织成立。有一次，人们在大街上观看一种新式游行。几十个青年男女一丝不挂地跑过街道，只有肩膀上挂了一条红色字幅，上面写着：“结束羞耻！”围观群众笑成一团，嘘声一片。莉迪娅和谢尔盖在街上将各色子弹收集起来玩红白棋。莉迪娅的朋友玛莎告诉她：“我不能再和你玩了。你妈妈是白的，我妈妈是红的。”
唯一留在家中的佣人是司机。一天，他邀请莉迪娅坐外祖父的汽车去兜风。莉迪娅已经很久没坐过汽车了，很是激动。她穿着夏天的薄连衣裙，像往常一样赤着脚，爬上了敞篷的后座。司机以飞一般的速度驾车穿过街道，很快到了舅父瓦伦蒂诺的乡间宅邸外。司机把车停在德国园丁的住所外，一言不发地下了车，留下莉迪娅一人。他打算干什么？难道想以前雇主的外孙女为人质，和园丁协商谋夺瓦伦蒂诺的财产？宅邸看上去空无一人，窗户紧闭，门前的砖石缝里杂草丛生——没有瓦伦蒂诺的半点踪迹。莉迪娅四处徘徊，天已经黑了，她开始觉得冷了。最后，她钻进一大堆葵花籽里躲起来，葵花籽还带有白天吸收的热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被手电筒的光照醒了，是司机。“我们走吧，小姐。”司机说道。他讥讽地冷笑，又纠正了刚才的话：“当然我是说，曾经的小姐。”他把莉迪娅带回家，让她自己下车，然后他开着外祖父的车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当莉迪娅赤着脚，浑身脏兮兮，因为冷而颤抖着走进屋子时，托尼娅如释重负地发出一声尖叫。她和母亲已经找了她几个小时，以为她会永远消失在城市纷乱的夜色中。
一天清晨，莉迪娅被一片嘈杂声吵醒了。她从床上跳下来，穿着睡衣跑进了会客室，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她看见一个陌生男人，头戴一顶皮礼帽，黑色战地上衣，下身马裤和长靴，皮带上挂着空剑套和手榴弹。他挥舞着军刀在空气中划着弧线，发出令人害怕的声响。有几次刀刃划到沙发上，发出沙发套裂开的声音。莉迪娅发现，她母亲和托尼娅满脸惊恐地躲在房间角落。那个男人咆哮着：“立刻给我拿条裤子来，要黑色的！不然你们都得死！”玛蒂尔达向他发誓，她没有黑裤子，她所有的东西全被夺走了。但是男人不相信，越来越狂暴。突然，佣人通道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小婆婆”突然出现在了房间里。像往常一样，她的衣着和发型一丝不苟。“这里发生了什么？”她客气地问道。“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我的先生？”闯入者顿了一顿，随即又继续重复了他的要求，这回嗓门小了点。“好极了，年轻人。”“小婆婆”答道，“请您去服装店吧！”她一边说一边友好地朝着陌生男人点了点头，随后又消失了，无声无息，如同她出现时一样。玛蒂尔达的脸色变得煞白，她请求男人的宽恕：“请您原谅，我家老太太，她的精神不是太正常……”“可是这么高贵，”男人语无伦次地嘟囔着，“这么高贵……”他疑惑地看了看四周，会客室几乎被洗劫一空，他飞快地从支架上拽下一个青铜灯具，跑了。
还有一次，两个醉汉闯进来要酒喝，他们在厨房里找到了一瓶烈酒，把酒喝光后还想煎鸡蛋。他们把一个威尼斯水晶盘子放在火上，把鸡蛋倒了上去。盘子裂开了，发出了巨大的破裂声。两个醉汉笑得直不起腰来，一声接一声地大叫着：“资产阶级死啦！资产阶级死啦！”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可以在房子里自由出入，前房主不得抱怨半句。外祖父朱塞佩曾经的办公室，暂时被红色骑兵部队的头领谢苗·布琼尼的秘书征用了。这对住在房子里的人倒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他的存在至少可以保证家里短期内不再被打劫。有时房子里又进驻了不知哪位将军，还带着情人，有时又是某位秘密工作者的妻子，他们离开时把仅剩的钟表镜子也顺走了。
每次托尼娅周日去教堂，总能碰见穿着莉迪娅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衣服的人。有一次她还看见一个小女孩身穿白色的北极狐大衣，正是莉迪娅坐马拉雪橇时穿的那件。但是雪橇早就不在了，车棚也空空荡荡。马车、全部的马还有雪橇全被内斯托尔·马赫诺的黑军抢走了。
有一天，来了一帮不知道什么委员会的人，号称要完全合法地没收“资产阶级的剩余财产”。聪明的托尼娅把生活必需品藏在一个大柜子里，并告诉委员会的成员们，柜子里的东西是她的个人财产，没人能拿走她这个无产阶级的任何东西。当他们仔细地检查每个房间，不放过经手的一切，把它们统统装进巨大的麻袋时，托尼娅大声嚷起来：“不，这个我还要，人民的财产我也有份！”家具和地毯被装上马车，还有莉迪娅最爱的间壁装饰。吊灯被从屋顶卸下来，窗帘也被从窗户上拽了下来。最后，三角钢琴也被抬了出去。永远，莉迪娅写道，音乐从家里永远消失了。
某天，莉迪娅和托尼娅在城里，为了能搞到些吃的，她们去了曾经的企业家俱乐部，入口处的封条木板上写着新名字——“劳动人民的宫殿”。托尼娅牵着莉迪娅的手勇敢地走了进去。大理石台阶上铺着红地毯，到处都是穿着靴子、皮夹克，头戴皮帽子的人，通过开着的门可以瞧见房间里奢华的装饰。莉迪娅惊讶地认出其中一间屋子里放着外祖父的洛可可式写字柜，还有外祖母的梳妆台。“天哪，”托尼娅小声说，“你外祖父母的家具。”空荡的大厅里，破碎的窗户玻璃片散落在地板上，莉迪娅看见黑色的三角钢琴立在那里，正是她弹过还用来作曲的那架。钢琴被当作吧台，上面堆满了空瓶子、肮脏的杯子，还有烟灰缸。在新开的“劳动人民的宫殿”餐厅里，每人可以免费领到一个俄式馅饼。莉迪娅一拿到馅饼立刻狼吞虎咽，而细心的托尼娅则飞快地又拿了两块塞进手提包。后来听说，一名契卡分子在这架昂贵的雅克布-贝克尔钢琴上找到了乐趣。他让人把钢琴抬去他家供妻子学习。
尽管几乎没人再有任何财产，洗劫仍旧在继续。玛蒂尔达决定，带着孩子们和她为躲避枪击从圣彼得堡逃过来的怀孕的妹妹艾雷奥诺拉，暂时到亚述海的另一边——苏俄避难。她仍旧相信，眼下发生的一切只是一阵喧闹，随时会烟消云散。在拥挤不堪的港口，她想方设法弄到了四个座位。那是一艘破旧的船只，船上挤满了同样打算离开的人。半夜，他们遇上了飓风。这条又小又锈迹斑斑的船如同湍流里的弹球，嘎嘎作响，仿佛随时会解体。玛蒂尔达紧紧抓住盥洗池的边缘，不停呻吟，而莉迪娅感觉头朝地脚朝天。有人大喊着：“救命，我不行了，把我扔进水里吧！”后来得知，叫喊的是吉娅妮娜·桑古伊内蒂，德·马尔蒂诺家的一个亲戚，因为害怕和晕船没法控制自己而拼命大喊大叫。
到达叶伊斯克时像做梦一样——晨光带着雾气，洒在镜面般光滑而平静的海面上，边上是宁静的白色沙滩。夜间大自然的狂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片内战尚未波及的狭长地区，大家度过了将近两个月平静的假期。她们住在一间舒适的供应膳食的小型私营公寓里，每天能吃到简朴的一餐，还能在犹太面包房买到新鲜出炉的、香喷喷的贝果。市场上有人在卖葡萄和桃子，莉迪娅几乎忘记了还有这些好吃的。她们一整天待在沙滩上，不是游泳就是躺着晒太阳。渐渐地，每个人都长胖了一点，开始恢复从前的模样。之后，玛蒂尔达的妹妹艾雷奥诺拉在当地医院产下一个女婴。婴儿的每只小手上只有一根大拇指和一根小拇指，中间缺了三根手指——一位钢琴家的孩子，却带着残缺的双手来到人间。这可能与母亲在孕期经历了太多的恐惧和惊吓有关。
穿越平静的、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回家，是她们最后的快乐。她们先前躲避的一切，在马里乌波尔才刚刚开始。从港口回家的路上，她们就目睹了噩梦般的一幕：大街上有棺材经过，棺材里发出窒息前的叫喊还有敲击声。白色近卫军把代表红色的布尔什维政委关在棺材里游街示众，警告和布尔什维克串通的人。
城里的枪击扫射开始变本加厉。马里乌波尔再次落入内斯托尔·马赫诺手中。他的黑军驾驶着马车，全副武装，穿过街道，四处劫掠。为了保命，所有人紧闭门窗。
一天晚上，玛蒂尔达和托尼娅站在窗边小声说话。又停电了，房间里只有一盏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远处能听见枪响。“祈祷吧，孩子们，”玛蒂尔达说，“祈祷不让坏人来找我们。”两个儿童床的床尾贴了小的圣像，莉迪娅床尾贴的是神圣的殉难者莉迪娅，谢尔盖的床尾是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每晚睡前，姐弟俩都会跪下，双手合十祈祷。莉迪娅习惯了每晚的睡前仪式，认为上帝是家里的一位朋友。有时候他俩还和上帝商量事情。这个晚上，他们依然跪下祈祷，莉迪娅满含热泪地请求上帝保护他们不要受到坏人的伤害。最后，他们在胸前划十字，带着完成使命的满足感，满意地爬上了床。
随后，有人试图破门而入。虽然大门是沉重的橡木做的，但是粗暴的撞击让人怀疑它能否经得住。玛蒂尔达去开了门。两个身穿便衣的男人闯进来，带着火枪、刺刀和手枪。他们劈头盖脸朝玛蒂尔达一顿谩骂，向她索要钱、金子和宝石。玛蒂尔达向他们极力保证，她什么也没有，她的所有东西全被抢走了，可是没人相信她。两个男人搜遍了整个房子，还在地下室用刺刀割开罐头，因为他们认为罐头里面藏了值钱的宝贝。他们越来越生气，因为什么也没有找到。“睡觉，孩子们，睡觉。”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命令玛蒂尔达站在墙前。然后用手枪指着玛蒂尔达。玛蒂尔达没有说话，没有喊叫，也没有反抗，只是无声地用一条羊毛围巾裹住了自己，她的目光越过两个男人的头，看向远方。
突然响起了脚步声。“举起手来！”有人大叫一声。又有陌生人冲了进来，这次是身穿制服的人。他们解除了两个便衣男人的武装，把他们拖进庭院。随后传来喊叫声和枪声。后来才知道，是托尼娅成功躲进厨房，从厨房的窗户爬了出去，找到了“红色军人”来解救危难。
“母亲一夜白了头。”莉迪娅写道，由此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之一。那张照片上，我年轻的母亲和一位白发女性一起。玛蒂尔达四十三岁生下我母亲时，已是满头白发了。一个白发的产妇，一个白发的哺乳的母亲。她也许之前和我的母亲一样，也和家族里的每个意大利人一样，满头黑发，但是我的母亲从未见过她之前的模样，她一夜间就如同苍老了二三十岁。第二天早上，莉迪娅在才四岁的弟弟的头上，竟也发现了几根白毛，她自己也有一缕头发变白了。那一夜之后，他们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度日，也是在那一夜，莉迪娅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
1919年的一个夏日，莉迪娅和谢尔盖的父亲雅科夫意外现身了。他偷偷离开了内战前线，在家里待了一夜。但是，这仅有的一夜后果是沉重的：玛蒂尔达有了身孕。我的母亲即将来到这个世上。她的生命始于炎热的，逃离内战的一个夏夜，马里乌波尔“城市上层”的一座被洗劫一空、荒芜破败的大宅里。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和一个一夜之间白了头的四十二岁的女人，在忘我的瞬间轻率地制造出了一个两人都不想要的孩子。也许当时他俩迫切地渴望着彼此，也许当时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拥抱对方。雅科夫的儿子安德烈已经在内战中身亡，而他自己第二天一大早又要离开，再次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战，他坚信他的信仰最终能带来和平。两个孩子，这一夜过后将变成三个孩子，这对玛蒂尔达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一场灾难。她觉得她的年龄实在太大了，难以再应付一次怀孕生产，而且，她也不知道如何还能再养大一个孩子。
根据教区记事簿记载，我的母亲于1920年4月30日在马里乌波尔最大也是最华美的教堂——圣查兰皮天主教堂受洗。不久之后，这座教堂也将永远消失，和其他教堂遭受的浩劫一样，先被洗劫一空，然后被炸毁。我母亲的教母是姨母艾雷奥诺拉，她曾在叶伊斯克生下手指残缺的女儿，教父是保罗·哈克，一位和瓦伦蒂诺家的园丁埃里希·克拉费尔特一样的德国人，是马里乌波尔的荣誉市民。我们家族和德国人之所以有一种亲和性，很可能源于我外祖父，因为他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儿子。到底是什么风把保罗·哈克吹到了亚述海边的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他究竟做出了什么特殊贡献而获得了荣誉市民的称号？还有，他为什么和我母亲的双亲关系密切，让他们选择一个德国人成为自己孩子的教父？
我在俄罗斯网站上的一个牺牲者名单中找到了保罗·哈克的名字。1937年，他被当作人民公敌逮捕，并被三人小组审判。在判决书后面标着三个字母：wmn。康斯坦丁告诉我，这是俄语wysschajameranakazania的缩写，意味着最高刑罚。三人小组裁决的时长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判决立刻执行。也许德国人保罗·哈克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处境就被逮捕，然后立刻被子弹打穿了脑袋。
我注意到，他的死亡时间和我外祖父是同一年。两者之间有关联吗？会不会是保罗·哈克告发了雅科夫？他是不是曾有过选择，是成为叛徒还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清楚，秘密警察有的是办法和手段撬开他的嘴。保罗·哈克和外祖父是不是旧同志、同路人而被归在同一个刑事诉讼卷宗里？当时我的母亲已经年满十七岁，她的教父被枪毙，或许只因为他是德国人？因为在当时只要是外国人就有间谍的嫌疑，从而被划为敌人。
其实，莉迪娅写道，我母亲的洗礼应该在前一天举行，但是那天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度过，因为外面的枪击一直不停。人们甚至不能走到门前，因为院子里的子弹像下冰雹似的满天飞。在教堂的洗礼之前，莉迪娅简明地写了标注：我的妹妹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我母亲出生时的世界，是一个被极度束缚的世界，是所谓“压缩的”时代。莉迪娅原本认为，只有空气和干草才能被压缩，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人也能被压缩。首先，统治阶级的“可移动”财产被夺走，然后是不动产。渐渐地，外祖父的大宅里挤进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栋房子中没有一个人是属于自己的，所有住客只剩下一个肉身，为了争夺多几厘米的空间，他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不停地抗争。莉迪娅还记得其中几个。
有名格鲁吉亚军人带着妻子和很多孩子住在房子里。他穿着切尔克斯式服装，皮带上挂着一把军刀和一支枪。他因在内战中受了伤，留下了一种怪癖：每隔一会儿就会扯着脖子朝天发出号叫。
还有个契卡分子和他的一家子。人们很少见到他，因为他夜里“工作”，白天睡觉。他的女儿和莉迪娅一般大，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像莉迪娅这样的“历史残余”在内战中会被她父亲枪毙。大多数时候，她的母亲会在女儿背后出现，为她正名：“这人可不是你的朋友。一个资产阶级居然因为疏忽留了下来。”
还有个阿罗诺夫姓的犹太人家庭。家里三个女儿打扮得像玩偶一样。之后她们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继承人降临人间。父母非常具有时代精神地给儿子取名为“kin”——共产国际的缩略词。其他人把他们家的孩子们叫作“拖拉机”“能量”“火车头”或者“托洛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组合。
最后还有一家叫瓦耶纳。家里有六个孩子，洛瓦和克拉拉是六人中最大的，契卡分子，两人永远穿着皮衣，皮带上挂着手枪。中间两个孩子哈依姆和艾特佳，感染上了肺结核，死了。两个小的蕾切尔和马伊姆在外面院子里跑来跑去，骂莉迪娅和谢尔盖是“没落愚蠢的知识分子”。莉迪娅反击：“你们是野蛮的，蠢驴一样的无产者。”
这些人和其他新来的住户行为举止十分随便。厨房里的水管能供水时，他们深更半夜还不断敲门取水。玛蒂尔达还要数他们取水的桶数，因为水费得她来支付。不过大宅里的水管很快被封了，所有人都得去外面的水泵处取水。每次大宅一停电，住户就认为是资产阶级前房主妄图损害工人阶级利益。起初，玛蒂尔达还试图保持厕所的整洁，然而这是个徒劳的尝试。很快，厕所就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只能让人把它用钉子钉死。
关于父亲是怎么从内战的战场上回来的，莉迪娅没有记录，她只顺便提到了此事。也许她在写回忆录时加快了速度，因为她担心自己时日不多，或许她在八十高龄时只能模糊地回忆起久远的事情。五十八年前她被捕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她的父亲在她流放期间去世。“我们想错了，”莉迪娅被捕后他说道，“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想要的！我战斗不是为了失去我的女儿啊！”
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他把他离家后出生的小女儿抱在怀里，小女孩开始大哭，因为她害怕这个陌生男人。这大概是我母亲和她父亲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胜利的一方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表彰雅科夫在内战中的贡献，给他预审法官一职作为奖励。他的薪水起初还够养活全家，可在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之后就不再值钱了。“钱不值钱了”成了当时的口头禅。没人知道，为什么钱会贬值，到底会贬值成什么样，从来没有一下出现过这么多钱，同时却又不值一文。雅科夫一拿到薪水，立刻到市场上把所有钱换成食物，因为很可能第二天就什么也买不到了。有时，薪水以等价物的形式支付，所有人用全部东西换食品。作为一名预审法官，雅科夫经常碰到所谓的霸王条款官司。比如一个男人，已经把全部财产拿去换了食物，最后卖掉了居住的小屋，只能换来十个土豆煎饼。
幸亏还有亚述海。丰富的渔产使很多人免于被饿死。人们蹚水到膝盖深处，用枕套捞鱼。但是亚述海里的鱼并不是取之不尽的，慢慢地，就连海中的食物来源也枯竭了。父亲在不用工作的周日早晨，带着鱼竿去港口，如果幸运的话，晚上会带些瘦巴巴的海鱼回来。
有一次，托尼娅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些剩的油料作物渣滓。她和玛蒂尔达用绞肉机把这堆坚硬的渣滓搅碎，拿蓖麻籽油煎了些碎团子。可是这些团子带来的伤害比饿肚子的伤害更大，因为全家人吃完后难受极了，他们的身体没法消化这些渣滓，又全呕吐了出来。
谢尔盖也帮忙弄吃的，他用弹弓打外面的乌鸦，打到后拿给托尼娅煮肉汤。乌鸦的肉硬邦邦的，怎么都咬不动，只能整团吞下去。
有一次父亲带回一口袋抵薪水的姜饼，到家后打开才发现，其中一面全部发霉了。但是这种小事算不上什么困难。托尼娅把硬成石头一样的糕点放在锅里蒸，还用它们来熬米糊。
很多人吃猫吃狗。所有的猫狗吃完了之后，就开始吃人。听说有女人用食物把孩子引诱到家中杀死，然后拿来做肉馅和肉排。玛蒂尔达把她从市场买回来的碎肉冻切块时，发现里面竟然有小孩的耳朵。警察根本找不到凶手。还有人说有个女人把自己的婴儿杀了，肉煮了，还把肉汤给另外三个孩子吃。而她自己走出家门，在一个废旧仓库里上吊自杀。
一天晚上，响起轻轻的敲门声。莉迪娅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奇怪的生物。那个生物有极度肿胀的躯干，两条光着的、瘦得像棍子一样的腿，皮肤仿佛包裹在涨得通红的橘子外面，肚子那么鼓，看上去只要轻轻一戳，肚皮就会爆炸，里面的一汪水全部淌在地上。这个怪物用几乎听不见的沙哑声音问托尼娅在不在。托尼娅跌跌撞撞跑过来，惊叫着哭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姐姐玛尔法。托尼娅帮玛尔法脱下衣服，把爬满虱子的破衣服扔进炉子里烧了，之后给她洗了澡。莉迪娅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词：强制集体化。没收财产小分队把玛尔法村里农民的所有东西全部剥夺，包括最后一只小鸡，最后一颗谷粒。只有一口袋南瓜种子没被他们发现。几个月后，当种下的南瓜成熟时，村子里所有人都变成了橙色，就是玛尔法身上这种颜色。这是南瓜的颜色，南瓜是这些垂死之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食粮。玛尔法全家都饿死了，只有她，不知费了多大力气才来到马里乌波尔，找到了妹妹托尼娅。
所有人集中力量细心照顾了玛尔法一阵子之后，托尼娅把她带到一个亲戚家暂住。亲戚住在下城的一个土屋，他以在内战中丢了一条腿为幸运。“现在他们再也用不上我了，”他说，“丢了一条腿，但是捡回一条命。”
夏天来临，所有庄稼遭了旱。马里乌波尔的树干枯了，脚下的柏油开始融化。没有水，下水道全部爆裂，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霍乱和伤寒，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经常过了好几天，才有人来把尸体扔到马车上拖走。炽热的空气被腐臭污染。
人们必须到山脚下的泉水口取水。托尼娅冲在最前面，她肩头挑着两个桶，一手还提了一个，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玛蒂尔达还没从生产中恢复过来，她只提得动两个小桶。队列的最后是莉迪娅和谢尔盖——莉迪娅拎一个大水壶，谢尔盖拿一个小水壶。父亲不在队列中，他得上班，为了至少能挣到每天的定量面包。一个女邻居负责照看我的母亲，幼小的叶芙根尼娅。灼热的烈日下，很多人捧着家里的各种家什，没精打采地在路上挪动，仅剩最后一点力气。
在泉水口要等很久，因为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只是一条涓涓细流。没人站着等，所有人一到目的地，立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长长的队伍缓慢向前移动，莉迪娅看见草里躺着一个男人，四肢张开，一动不动，脸部上方一堆绿头苍蝇在飞。他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正在死去。托尼娅在胸口画了十字，然后立刻移开了目光，已经见过了太多尸体的莉迪娅则几乎无动于衷。
取水之后，要拿着这些沉重的容器爬一小时山才能到家。至少太阳终于下山了，能稍稍凉快些。回到家中，母亲把父亲每日能领到的两百克面包切成六份。此外，每人一杯烧开的水和半个青绿色的番茄。
内战把马里乌波尔彻底毁了。1922年，城里一家尚能运作的工厂也没有，商铺里全部空空如也。劫掠的团伙还一如既往地在城里横行，每天还有新发生的吃人事件上报。我母亲家里，没有人还有力气能够起床，所有人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就连他们的父亲雅科夫也虚弱到没有力气去上班，仅有的一丁点儿定量面包也没有了。家里的藏书早就拿去换成了食物。莉迪娅还一直在读仅存的几本书，可是最后，她连捧书的力气也没有了。可能也没人还有力气把我母亲从小床里抱起来，给她换尿布。她两三岁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和如今那些饥荒国家的小孩一样，骷髅般的身躯上一个鼓鼓的小肚子，睁着大而空洞的双眼？
最后时刻，救援到了，是美国人伸出了援手。一个名为ara的组织派出的运送食品的船只抵达马里乌波尔，并在城里设立了饥荒救助站。在仔细审查后，母亲家被划定为需要援助的家庭。那些同样幸运的人，还有尚能支撑身体挪到食品分发点的人，每天能领到一碟玉米汤、一份牛奶玉米糊和一杯可可，另外还有一块蓬松无味的白面包。
在托洛茨基的推动下，nep即新的经济政策启动后，包括率先实现农业和贸易自由化，供给状况几乎一夜之间得到了改善。不久，店铺里几乎能买到所有东西，街头贸易蓬勃发展，饭店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大门，海滩上甚至又举办起了疗养地音乐会。
莉迪娅恢复了体力，但是她因为饥饿身体变得很虚弱，非常容易被感染，以至于一次接一次地患重病。以前家里有位家庭医生，一个寡言少语的老人，对病人进行听诊，叩诊，查看病人的喉咙和眼睛。每次问诊结束后，玛蒂尔达都会请他喝一杯摩卡配小饼干，然后递上一个装着诊金的信封。现在，没人有家庭医生，所有人全被指派到居住区的门诊所就诊。有一天，莉迪娅发高烧并且头疼剧烈时，一个胖胖的、满脸堆笑的金发女人只看了第一眼就给出了诊断：“典型的脑膜炎，无药可救了。”母亲默不作声，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那位老医生。莉迪娅情况糟糕极了，连眼睛也睁不开，也说不出话来，身体轻得好像一片羽毛，整个人飘浮在床上。但是她还能听见声音，她听见医生说：“您可能必须要和您的女儿告别了，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她没什么希望了。”莉迪娅没法表达，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就在这一刻她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死，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然后，她的身体又重新落下，掉到床上。
一天清晨她醒了，发了疯似的想吃巧克力。她从来没乞求要得到什么，因为她深知父母有多穷，但是这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她哭了起来，哀求着。玛蒂尔达去买了一百克“矢车菊”牌巧克力糖，每天，莉迪娅可以得到半块从中间切开的糖。她的确渐渐好转，可是又患上了疟疾，生命又一次受到威胁。直到父亲费了很大劲，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奎宁。药物立刻见效，但是却给莉迪娅留下了后遗症，终生听力受损。疟疾之后她又得了西班牙流感，姑母瓦伦蒂娜之前就死于此流感。好不容易从流感中活了下来，之后又被确诊感染了肺结核。
就在这时，她的回忆录中出现了一个地名，我在寻亲过程中见到过：赫尔松。就是在那里，幼小的谢尔盖坐在第聂伯河边的树杈上，拍摄了照片。现在我得知，赫尔松还有一个舅父叫安东尼奥，他有一个还没被充公的葡萄园。全家人很可能经常去这个依旧完好的避难所，还是幼童的母亲也许光着脚在草丛里跑，在第聂伯河里洗澡，其实应该有人教她游泳的——她从来没学过游泳。无论如何，莉迪娅在葡萄园度过了整个夏天。清新的空气，可口的食物，当地的宁静产生了一个小奇迹：秋天，她痊愈了，返回了马里乌波尔。
她十二岁了，可从来没上过学。玛蒂尔达还是一如既往地坚信，新国家只是一个噩梦，他们下一刻就会从噩梦中醒来。而且，当时还没有义务教育，玛蒂尔达坚定地让莉迪娅远离苏联的学校，自己教。她教授的科目包括数学、法语、俄罗斯历史、文学、地理、刺绣以及宗教。此外，还教她如何布置一餐六道菜的桌子，如何行宫廷屈膝礼，如何跳芭蕾舞——都是莉迪娅未来生活中肯定根本不会用到的。她从来没教过莉迪娅做家务，玛蒂尔达认为，像她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手里拿一把扫帚的，很可能她也是这么教我母亲的，认为我母亲以后的生活会有佣人伺候。她把自己曾经学的全教给了女儿们，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她出身的那个世界已经永远消失了。家里所有基础的家务都是托尼娅操持，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真的从来没碰过扫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用她那双从没做过粗活的手完成德国的强制劳役的，但是也许不太复杂，大概那是一些简单的劳动，从早到晚站在流水线边重复的那种。她缺乏生活能力的灾难其实真正始于强制劳役后，始于自由生活中，当她第一次要煮一锅汤，要点燃炉子，要缝一粒扣子的时候。
玛蒂尔达的私人授课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她不需要教莉迪娅读书认字，莉迪娅早就无师自通了，可是学习写字变成了母女间的一场角力。莉迪娅不仅对日常生活技巧一无所知，而且还是个左撇子。玛蒂尔达不能接受左撇子。她认为女儿用左手写字是发育失常，她将其归咎于莉迪娅反叛乖张的性格。莉迪娅一用左手拿笔，就会被尺子打手。莉迪娅大哭大闹，还偷偷把母亲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的昂贵的笔扔进了炉子。学刺绣时情况更糟，因为莉迪娅的右手根本不适合这种需要精细技能的活儿。
最终，莉迪娅拒绝上课，而玛蒂尔达对于女儿的顽固无计可施，只能把她送去家庭教师那里。每天，莉迪娅去一位名叫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的老师家，那里有一群孩子。其间，人们又可以走上街头而无须担心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枪战。政治斗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无政府主义也已倒台，空气中开始弥漫着充满秩序的气息，人民的父亲——最高统帅斯大林即将上台，开始他长达三十年的统治。
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和丈夫直到现在都并未受到劫掠和没收财产的影响，还居住在一处宽敞舒适的革命前建筑风格的老式楼房公寓中。公寓里很冷，孩子们穿着大衣坐在巨大的起居室桌子边，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套着一件报纸做的背心。莉迪娅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是她很开心。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把她从隔离中解救出来，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属于一个小的、秘密的、由不容于社会的怪人组成的团体。而且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允许她用左手写字，她明白莉迪娅只能这样，莉迪娅的手无法遵从常规。可是莉迪娅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短短几周之后，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和她丈夫就被作为人民的敌人逮捕，并被流放到偏远的省份。
从这时开始，莉迪娅坚持要和其他孩子一样去学校上学。她的母亲不同意，可当莉迪娅以绝食抗争，超过一周没有吃任何东西后，玛蒂尔达领教到了女儿的不屈不挠，怕她饿出病来，终于让步了。托尼娅给莉迪娅缝制了帆布书包，买不到墨水，就弄了一小瓶高锰酸钾，托尼娅还用外祖父的旧账本制作了两个本子。
苏联的学校里不再有班级，只有小组。“班级”这个词只用于定义社会阶级。法语作为外语被取消了，因为外语是资产阶级的语言。另外，学校也不再教授语法，语法是多余的累赘。历史改名为“革命运动史”。
莉迪娅立刻尝到了她之前所受教育的苦果。学生必须保持教室的整洁，他们要扫地、擦桌椅和窗户，冬天自己剪报纸糊上窗户的缝隙防止窜风。还要自己在外面大街上收集取暖材料拿来给教室里的小圆铁炉生火。莉迪娅遇到了双重阻碍：一是她对这些日常活计一无所知，二是她只会用左手，和周围使用右手的环境格格不入。很快，她周围的人开始责骂她，不仅骂她是堕落的资产阶级，还骂她是退化的人，是个废人。老师们禁止她用左手写字，为此她只好坚持不懈地练习，才从左手换到了右手，但是每次学校作业还是只能得到五分，因为她的字是“涂鸦”，还因为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受欢迎。
让她丢脸的事还包括她没有教科书，因为父母买不起。莉迪娅借着给一对没有学习天赋的双胞胎姐妹代写作业，获得了可以使用她们的书的机会。有时候她们俩还把自己的课间点心分一些给莉迪娅。莉迪娅没法拒绝，因为她总是很饿，可是背地里她又感到羞愧。
在她的小组里，还有家里开箍桶作坊的邻居的儿子——斯拉瓦·勃朗施坦。以前，他和莉迪娅在院子里一起玩，现在他不想再和莉迪娅扯上任何关系，因为她出生于被视为“人民的敌人”的家庭。他经常大声宣告：“我的叔叔是党内最重要的人，全苏联最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谁都知道这个名字背后是托洛茨基，列宁之外全国最有权势的人。大家对斯拉瓦又羡慕又害怕。可是没过多久，化名托洛茨基的勃朗施坦就被宣布为“犹太裔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并被撤销职务。“斯拉瓦，”孩子们在学校里嚷道，“你叔叔被开除出党啦！小心点儿，你们不要受到追究哦！”斯拉瓦轻蔑地啐唾沫：“我们和这个家伙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姓勃朗斯坦，他姓托洛茨基！”
对莉迪娅而言学校生活是噩梦。在学校中，她最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不合群，直到离校她一直是个局外人，一个被仇视的怪人。她不好的出身是她的原罪，是她无法抹去的烙印，慢慢地我领会到，同样的一切对于我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总是提起，她深深扎根于乌克兰世界，和那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因为出生于和她姐姐同样的家庭，她必然也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作为外人在德国生活，对她而言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新的体验，而是一种她早已熟悉的生活的延续。从头到尾，我对她的设想全错了。她根本不是一个被切断根的人，她从一开始就无根无源，自出生起即流离失所。
毕业之后，莉迪娅接连几周在劳动局排队找工作，但是因为出身没有任何机会。新社会没有一个地方想要她这样的人，到处都把她当作一个没有生存权的刑事犯罪分子。大半年里，她靠给人上私人补习课度日，每次课以一顿午饭为报酬。然后她做出了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她想去敖德萨上大学，读文学专业。尽管她知道，她的出身在新的大学里也不会受到欢迎，现在的大学名额首先考虑工人和农民子弟，但是她想至少尝试一下。当然，她既不可能获得任何奖学金，也无法得到大学宿舍的居住名额，可是敖德萨有她的两位姑母——叶莲娜和娜塔莉亚，虽然她俩也一贫如洗，但是却已经做好了在大学期间庇护侄女的准备。
莉迪娅的父母震惊极了。他们依旧像以前一样忍饥挨饿，并把希望寄托于莉迪娅毕业后能够工作贴补家庭。此外，他们还为女儿担心，在如此不安全的时候还要离家远行。抛下父母和弟妹在家挨饿受穷，莉迪娅难掩负罪感，可是，对她而言，留在马里乌波尔与死无异。她反对母亲期望她“嫁个好人家”，把她的所有家当拿到市场上变卖，剪掉了辫子，买了一张前往敖德萨的火车票，只身上路了。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莉迪娅要转很多次车，还有一段要在火车顶上度过。她还年轻，无论如何，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旅途中，她意识到必须隐瞒自己的出身，如果说出实情，她必将举步维艰。她一边在车顶吹着风，一边编造好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模范履历。
莉迪娅离家时，我母亲八岁。和大姐分别让她难受了吗？她会想念大姐吗？我该如何设想她那时的生活呢？她也像大姐一样，由母亲在家授课吗？还是一开始就被送去学校上学了？她也像莉迪娅一样被严格排斥在外，还是尽管出身不好，但是因为她比大姐温柔可亲而引起了周围人的同情呢？马里乌波尔没有大学，那她后来是在哪里上的大学？她也住在敖德萨的姑母家，还是被哥哥谢尔盖接到了基辅，因为他在基辅音乐学院上学并且背后有一位有权有势的资助者？
无论如何，我约莫知道，她上大学期间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所谓的“大恐怖”时期，这一时期内“大清洗”达到了顶峰。据历史学家估计，三百万至两千万或者甚至更多的人被吞噬——各种数据之间差别巨大。对于母亲来说，上大学应该是一项极大的风险。在那个年代，她并没有像和她相同出身的其他人一样藏起来，而是抛头露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恰恰是她有勇气出头？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自始至终都很饥饿。直到在德国生活的最后几年，饥饿始终是她生活中不变的常数。可能其他人也饿，饥饿使他们落入了德国占领者的手中，因为他们幻想在德国可以得到更多食物。我回忆起，她吃东西时，眼中总是带着恐惧的贪婪——总是如此，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人把食物从她面前夺走一样，好像她在从事一项被禁止的活动。为了不饿肚子她一直吃，停不下来，可是她的身体似乎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一直保持着饥饿时的状态，尽管她吃得很多，却始终消瘦，身材像个营养不良的孩童。
莉迪娅·伊瓦申科（1911-2001），叶芙根尼娅的姐姐，约1935年
莉迪娅在敖德萨可以住在姑母叶莲娜家，她的伙食由叶莲娜和另一位姑母娜塔莉亚分摊，早饭和晚饭在叶莲娜家吃，中饭则在娜塔莉亚家吃。进苏联大学前，必须先参加入学考试，问题的关键在于，莉迪娅到底能不能参加入学考试。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叶莲娜丈夫身上，他是一位画家，还在大学里担任讲师。他虽然娶了一位贵族，自己也属于“堕落的知识分子”，在新教育系统下神圣讲堂里的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尽管如此，不知道他用了何种手段，克服了重重困难，给侄女弄到了入学考试的名额。
因为新苏联人必须接受全面培养，因此大学申请者要通过所有经典科目的全方位考察。让教授们进退两难的是，必须占据大部分入学名额的工农子弟，几乎达不到入学要求，他们没法通过高难度考试。但是，如果让过多的来自受过教育阶层的申请者入学，那教授们丢掉的就不只是教授职位，还有他们的脑袋。不过，大多数工农子弟得到了工会或者集体农庄党委会的推荐，免去了入学考试。
莉迪娅最大的障碍是数学。她向来对数学一窍不通。高于二加二的算术题她就不会了。但是她太走运。当她站在讲台前，毫无头绪地看着教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好的考题时，突然教授被外面的人叫了出去。另一个考生，一个数学天才，从座位上跳起来，以闪电般的神速在黑板上写下了答案。教授回来了，没起半点疑心，莉迪娅通过了考试。作为回报，莉迪娅在下一场用乌克兰语写作的考试中，为完全不懂乌克兰语的数学天才完成了作文。两人都冒了巨大的风险。倘若他们被发现，不仅会被即刻逐出大学，而且很可能还被安上阴谋破坏的罪名。
在物理和化学的考试中，莉迪娅也因为会乌克兰语而受益匪浅，这必须要感谢她的保姆托尼娅，是托尼娅教会了她乌克兰语。大多数教授只会“让人丢脸”的俄语，在乌克兰革命后，俄语被宣布是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姑母叶莲娜的丈夫建议莉迪娅好好利用这种局势，而莉迪娅把这出闹剧演绎得精彩绝伦。在物理和化学的入学考试中，莉迪娅用毫无顾虑的目光直视老教授的眼睛，强调她只会说乌克兰语。可怜的老教授只好换成乌克兰语讲述考题，说得舌头快要打结了，然后莉迪娅对着他胡说八道一气，他当然听不懂莉迪娅说的是什么。十分钟后，害怕得汗如雨下的老教授让莉迪娅离开了考场，给了她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