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劳工住最差的棚屋，报酬最低，伙食更是糟糕透顶。他们最主要的食物是一种所谓的俄国面包，由粗磨黑麦、甜菜帮、秸秆粉和树叶制成，很容易引起肠胃炎。早先承诺的乌克兰饺子和炖牛肉压根没有，中午和晚上只各有一升浑浊的汤水，里面能捞到一些白菜叶、豌豆或者甜菜帮。菠菜汤就是换口味了，汤里有虫子在游泳。食谱里还有一百克人造黄油和八十克香肠作为补充，或者一周一次肉，多半是低档肉铺的生马肉。劳工们必须拿着他们的铝盆排队——这种盆大多是给猫狗喂食用的，谁来晚了，谁就没饭吃。

尽管口粮还不够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从劳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增添了所谓的“绩效口粮”。即谁活做得多，得到的食物就多。这根本不会增加弗利克公司的成本，因为不过是换了分配方式而已。绩效高的劳工多分到的食物，是从绩效低的劳工的口粮里扣的。这必然会使绩效低的劳工更虚弱，劳动效率更低下，从而陷入危险的恶性循环。然而这些，弗利克公司毫不在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人补上来，被占领国家全新的、还未被使用的劳力。斯拉夫人在他们眼中尤其健壮结实。约瑟夫·戈培尔曾说过，有些生物结实，因为他们劣等。街上的野狗就比饲养的良种牧羊犬结实。

我想起八十年代给我做过虹膜诊断的那个医生。他知道我的出身，所以他对于仪器里的影像大为震惊。原以为斯拉夫女性应该具有健壮结实的基因，而他看到我的虹膜有很多构造缺陷，以至于他不再相信我的出身。战争结束四十年后，他的认知世界坍塌了。他打量我的眼神既惊愕又满怀狐疑，仿佛我是个女骗子。

通过劳役消灭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也是希特勒的计划之一，大量减少斯拉夫种族，为优越的雅利安种族挪出空间，并奴役剩余的斯拉夫人。剩余的人，只能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相互联系，没有自己的文化和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被允许过得稍好，他们应该填饱肚子，被允许有唱歌跳舞的娱乐，以便强化劳动风纪，给千秋万代的帝国带来尽可能多的好处。被占领地区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应立即关闭。有用的役畜不需要教育，他们只需听从命令。在著名的“餐桌谈话”中希特勒曾提到，对于这些未来的佣人，四年的基础培训已绰绰有余。

强制劳工得到的报酬简直是一种嘲弄，而女劳工比男劳工挣得还要少。扣除税费、社保金、东方劳工捐税、住宿费和伙食费，如果我计算得没错，母亲每周剩下的钱还不到六帝国马克。当时一个圆面包要卖大约十帝国马克，而且在黑市上，钱并不值钱，因为没有配给证，商店里几乎什么也买不到。

有时，劳工在营地上像动物一样争抢食物残渣，抢夺一些冰冻的或者腐烂的土豆或者菜根。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夜里从上了锁、有人看守的住宿棚屋里逃出来，就为了到附近田里偷一切能偷的东西。还有一些尚有余力的劳工，在不用劳作的周日受雇于周围的农民，为了能多挣点钱或者吃一次饱饭，但是战争的最后几年，不用劳作的周日越来越少。有人用工厂或者营地上找到的旧材料手工制作装饰品或者玩具，把成品拿到黑市上换食物。如果被抓到，就很有可能被送到令人闻风丧胆的劳教营，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才能从劳教营里活着离开。

母亲在她的生活中早已习惯了挨饿，但是营中的日常生活，还有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开始耗空她的身体。可能在那种毫无人道的营养不良的状态下，她脑子里只剩下了吃。一站在流水线上，她浮肿的双腿就会刺痛，背也疼，眼睛发涩，耳朵里回响着机器的轰鸣声，一直到她在棚屋里睡觉时回声还在耳边。可能她饱受视力损伤、眩晕、肠绞痛之苦，但她强迫自己只想那块坚硬的、砂浆般的“俄国面包”，她要把它藏在裤子口袋里，不让人偷走。如果她没有忍住，把留给晚上的那部分一起吃了，她夜里很可能会饿得无法入睡，进而第二天早晨没办法再从木板床上支起身子。那样的话她就完了。她劳作是为了活下去。她清楚，劳动力是她唯一的资本，如果她被虚弱压垮了，再也爬不起来工作，那她将失去生命。

煽动宣传里，承诺给在贫困中挣扎的斯拉夫人提供的宽敞明亮，配备浴室、无线电收音机等设施的舒适住房，沦为拥挤不堪的木头棚屋。越来越多的营地在空袭中被炸毁，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越来越狭小的空间。母亲不仅生于饥荒年代，也生活于苏联人被倾轧的时代，她早已习惯长期被迫和陌生人同住，对于所谓私人空间，她只有模糊的概念。在营中，她的全部生活空间只有一张睡觉的木板床。出于卫生原因，内部塞稻草的草褥子被塞木屑的纸床垫代替，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寄生虫，它们整夜折磨着筋疲力尽的妇女们。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冬天，气温极低。木棚屋里虽然有两个炉子，但是缺少取暖材料。妇女们在野外寻找木头、树杈、树叶等一切可以点燃的东西。渐渐地，她们开始拆棚屋里的木头小板凳，最后她们扯下木板床上的床板拿去烧，只为了获得片刻的温暖。我的母亲可能只有一条又薄又破的被子。或许夜里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部穿上，然后盖上她的灰大衣，上面再盖上营地的被子。她几乎整个冬天都在伤风感冒，皮肤皲裂，双手裂口，嘴唇干得出血，双脚上布满通红的冻疮，每次把脚塞进木鞋都是一次酷刑，而当双脚在白天的活动中变热时，冻疮又开始令人难以忍受地发痒。她在强制劳役中患上的风湿病，还有因为营中饮食不卫生引起的肝脏损伤，一直折磨着她，直到她生命的尽头。

一天中最可怕的时刻是起床，清晨五点即被刺耳的哨声叫醒。也许我的母亲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可是，还有什么梦比营中的现实生活还要可怕呢？醒来的一刻，必须再次面对现实。每天没有止境，不知道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结束。犯人尚且知道他们的刑期，在德国的强制劳工营里，却没有允许离去的日期。母亲没有未来地活着，她的过去也离她如此遥远，她仿佛被遗落在世界之外的某个角落，在一颗无穷远的星球上，永远不会再回来。思乡的情绪撕扯着她，她必须竭尽全力不去想家，一旦让自己陷入乡愁，她精神的防御系统就会全面瓦解。她以前从未意识到，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多么珍贵，多么令人喜悦——能够随便走在大街上、走进厕所锁上身后的门、晚上随心所欲开关灯、穿上一条干净的熨过的裙子。当她站在流水线上不停地重复相同动作时——这些动作已经成为她身体自发的反应，她会想念曾经那些珍贵的事物，如同想念异常珍贵却永远失去的幸福。她的眼前总是一再，几乎强迫性地出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父母的，哥哥姐姐的，朋友的，还有熟人的。她和当中的每个人对话，在对话中找寻自己，找寻从前的那个自我。

营中的日常生活总是充斥着不平等和肆意专断。上面不断下达新的命令，看守喜怒无常，营地规章经常更改。一会儿把铁丝网移除，然后毫无缘由地又装回去；一会儿增加少许口粮，然后又降到最低；一会儿允许外出，然后又长期禁止。没有明显的理由就打死或者枪毙人的情况屡屡发生。饥饿、恐惧还有棚屋里难以忍受的拥挤导致告密、偷窃还有卖淫比比皆是。为了一块面包、一块肥皂，妇女冒着丢掉性命的风险，把她们消瘦的身体卖给德国人或者种族等级制度里排名较好的外籍劳工。依照弗里茨·绍克尔下达的指令：偷黄油面包，罚蹲一年监狱；亲吻，罚蹲两年监狱；发生性关系，直接砍头。

东方劳工使纳粹进退两难。为了确保德国军工业的持续稳定，东方劳工是绝对必要的劳力，但是使用这些劳力又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思想，因为引入劳力会影响德意志帝国人民的纯正血统。德国男性被严格禁止和斯拉夫女性发生关系，尽管如此，强奸在营中仍旧司空见惯。母亲是怎么做到保全自己的呢？尤其是她比那些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里拽来的粗野丫头美貌很多。不过，可能视觉上的差异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所有女人都只是一具躯体，一个单独的、随时可供使用的性器官而已。被抓到现行的德国男人，只会受到轻微的处罚或者不受责罚，而被强奸的妇女则被判死刑或者送往集中营。被证实和斯拉夫男性有染的德国女人，将被开除德国国籍，剃光头并以有伤风化被游街示众。胆敢亲近德国女人的斯拉夫男人则被当众绞首，尸体一连数天挂在绞刑架上。

营地里，伤寒和痢疾肆虐。病人在人满为患的病人棚屋里，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医疗救治。最初，病人还被遣送回乡，后来也不再费这个工夫了。无法快速康复的病人，将被开具长期无法劳动的证明，这意味着他的死刑。病人不再被治疗，因为治疗会花费德国人民急需的大量药品；也不再有人过问，他们只能得到所谓的“病人食谱”，一般很快就会死去。

营中典型的传染病还包括肺结核。很大一部分劳工由于免疫系统被削弱而染上肺结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显出病征，只有当染病之人的体力到达极限，才无法再抵抗“白色死神”。不能继续从事生产的劳工，如果没有在短期内因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救治而死掉，则将被送往所谓的“疗养所”，注射过量药物除掉性命。1944年9月，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铲除精神病院里的所有斯拉夫人，只因德国医院过于拥挤，无法给斯拉夫人提供治疗，这些劳动力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供德意志帝国差遣。其他资料也证明，除了犹太犯人，斯拉夫强制劳工也曾沦为医学试验品。他们被放入冷却后的水槽和压力舱中，被注射试验疫苗，照射强烈的伦琴射线等，多数被折磨致死。

随着时间推移，强制劳工的苦难越来越深重。当时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记录道：

东方劳工普遍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他们对生活不再有丝毫期许。女人会被用钉了钉子的木板条打脸。男人和女人因为极微小的错误被在冬天除去上衣，关进水泥砌成的冰冷土牢内，不给食物。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东方劳工在冬天还要被冷水水管露天冲洗。饥饿难挨的东方劳工因为偷了一个土豆，就在全营人面前，被以最无人道的方式处死。

东方劳工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形甚至发展到，每个德国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殴打他们。战争末期，即使德国人打死了东方劳工，一般也不会受到任何刑罚。

同盟国的狂轰滥炸越来越不留情。如果母亲住的棚屋离她的工作地点远的话，她每天就要费力奔波很长一段距离，但如果她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比如工厂场地上的“沃拉一号”营地，那就会遭到同盟国的空袭，因为德国军工厂正是空袭的目标。防空掩蔽所通常是留给德国人的，在夜间空袭中，大量东方劳工由于被锁在棚屋中无法逃脱而丧生。一个同样在莱比锡工厂的俄罗斯强制劳工描述道：

英国人夜里空袭，美国人全天候空袭……人们甚至可以按空袭来校准钟点。天一黑，汽笛就开始鸣叫了。然后，他们开始轰炸。飞机多极了，人们给它们取名叫“飞行堡垒”。一抬头，飞机多到遮天蔽日。我们营被小燃烧弹击中过，它们像冰雹一样从天而降。燃烧弹在地上爆炸，闪着磷光。有一次我们一直到半夜都不能睡觉，因为要等下一波空袭，结果空袭一直没来。我们很诧异，最后还是睡了。结果凌晨四点，炸弹落了下来，没有任何事先的警报。您知道吗？半个城市或者更多……那可全是几吨重的巨大爆破炸弹啊。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因为烟雾，白天天是黑的，而夜晚天却是亮的，因为天空反照了火光。我们工厂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炸弹击中了，幸好我们住得离工厂远。因为生产停滞，我们被看守带到城里清理废墟。这样反倒好多了。在瓦砾废墟里，我们找到了食物，当然它们立刻进了我们的肚子，总算有点附加口粮了。有一次党卫队队员拿着机枪押送我们去干活。我们得填平爆破炸弹炸出来的弹坑。一个法西斯在那儿，他全家人都被炸弹炸死了。他拿出一个小酒瓶喝了一口，只是一口，德国人喝得真是不多，然后他把他的纳粹万字旗臂章拿下来擦鼻涕……

一个陌生人描述了我母亲一定也亲眼见过的场面：“飞行堡垒”，还有城市一片火海的反光。在经历了德国轰炸马里乌波尔，经历了乘船去罗马尼亚的途中被苏联炸弹危及生命之后，她又陷入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炸弹冰雹中。在马里乌波尔，她至少还可以躲进地下室，在德国营地上却没有任何防护，只能堕入人间地狱。她甚至不能跑到户外，而是被关在棚屋里，每时每刻都可能被火焰吞噬。

她是在这些被狂轰滥炸的夜晚，战争的高潮中开始丧失理智的吗？还是在噩梦般的灾难中早已失去了理智？尽管她的母亲是天主教出身，但是显而易见深受俄罗斯东正教影响，并把这种信仰也传给了她，信仰一位拯救众人的救世主。空袭时她在祈祷吗？她在呼唤她的庇护圣灵——受难的叶芙根尼娅吗？她在祈祷，还是已经在和神灵进行无望的对抗，神灵毫无怜悯之心的沉默让她走向了毁灭？如果她还抱有半点希望，那只能寄希望于同盟国军队，他们既可能解放他们，也可能杀死他们。

直到母亲离世几十年后，我才回头思考这个问题。结果再清楚不过：我的生命是“二战”最后时期，在弗利克康采恩的一个劳动营里开始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就算强制劳工夫妻被允许性交，他们哪来的机会可以独自见面而无人看守？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因为强制劳工的孩子是不受欢迎的，特别是低等斯拉夫人的孩子。

可能那是一个周日，这一天大多数工人在睡觉、洗衣服或者休息。但是早春三月的这个周日，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个节日。他们得到了外出许可，一起离开了营地。他们拿着一张许可证，获准进城，无人看守。他们终于可以共度几小时，没有从早到晚无处不在的眼睛盯着。母亲饿得发晕，太多的自由空间让她不习惯，她紧紧挽着父亲的胳膊。她消瘦的身体裹在灰色大衣里，可能她还存有几双从马里乌波尔带来的打了补丁的鞋，穿起来总比吧嗒吧嗒拖着脚走路的木鞋强。气温还是有些低，或许她戴着头巾，包着厚厚的盘起的头发，当她打开头巾，头发垂落肩头宛如黑色瀑布。不过现在，为了防虱子，头发肯定剪短了。我父亲身上支棱着一件磨损的西装上衣，为了庆祝今天，他的细脖子上系着唯一一条家里带来的领带。两人上衣右侧胸口佩戴着规定的ost标记。因为是周日，他们身上可能还揣了些帝国马克，用来买些吃的。这里被毁坏得如同一座鬼城，很多店铺不招待衣衫褴褛的强制劳工，有的店门口还挂了“强制劳工禁止入内”的牌子，有的店则无所谓，反正从谁手上拿到的钱都是钱。或许他们能买得起一个用真正的面粉做的小圆面包，一瓶柠檬水。或许父亲去黑市上换东西，很可能母亲只有靠父亲这些秘密行动换来的食物才能勉力支撑下去。

走在满是废墟的大街上是件很危险的事。汽笛声随时都会响起，预告新一轮空袭即将到来。我的父母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到处巡逻的国民卫队或者党卫队的军车拦下，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尤其在战争快结束时，针对强制劳工的暴力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母亲害怕地伸手去检查她大衣口袋里的外出许可，没有这个他们就完了，会立刻被逮捕，甚至有可能直接枪毙。也许路上能看见一些绿色的花蕾，小花骨朵儿刚冒头，母亲在无边无际的冬日营地中，兴许早已忘记了大自然的存在。

或许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在废墟或者市郊的灌木丛后找到了隐蔽之处。也许我是他们一次热烈而紧张的激情的产物，如果在营地里随时可能被发现，因为会被用来寻找逃跑者的德国牧羊犬嗅到。可能我的出生要归咎于他们的一时大意，因为战争结束在即，营里流传的即将解放的消息鼓舞人心，尤其是同盟国的空袭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无论如何，我的母亲有一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身体早就发出了信号，但她并没在意。营中很多妇女因为精疲力竭不再有月经，早晨的恶心感也被误以为是长期饥饿所致。她对于自己被耗空的身体早已陌生，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弗利克公司。终于她恍然大悟，她身体里有个孩子在长大，有第二个生物要和她分仅有的口粮。一个靠她才能活下去的孩子，需要她的生命力，她的保护，还需要这个世界上的一席之地。可她一样也没有。

她知不知道，营中出生的孩子将面临什么？如果再早些时候，很可能我就不存在了。刚开始，怀孕的强制劳工会被遣送回乡，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妇女为了离开营地而有意让自己怀孕时，弗里茨·绍克尔又改变了战术。德国妇女应该尽可能多地生孩子，目的是强化日耳曼种族，她们被禁止堕胎，违者将受重罚。而斯拉夫妇女不仅允许堕胎，而且德国人还帮助她们堕胎，低等种族的后代是不受欢迎的。成千上万的妇女被逼堕胎，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她们被希特勒称为“低级的只会跺脚的斯拉夫女人”。

能够成功保住孩子继续怀孕的妇女，不享受德国孕产妇保护法的保护。按照纳粹的观点，斯拉夫妇女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因为她们怀孕生产就像动物生崽一样毫不费力。新生儿一出生，即刻被从母亲身边夺走，送到别处。这些地方先是叫“外国儿童看护所”，后来改为“外来国民儿童院”，然后又改名叫“杂种饲养场”。所有名字背后隐藏了同一个事实——婴儿死亡营。有些新生儿被“仁慈”对待，刚出生就注射一针毒剂。大多数婴儿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他们的身体被疖子、湿疹、结痂性湿疹覆盖，他们挨饿受冻，缺乏卫生护理，无人照管，被刻意地无情冷落。充满排泄物、臭虫和蛆的棚屋里，堆满了婴儿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尸体最后被扔进人造黄油的盒子里掩埋。根据资料记载，在纳粹类似的机构中有十万至二十万东方劳工的孩子死亡。实际数据肯定远高于此。

1943年8月，党卫队地区总长埃里希·希尔根费尔特写信给海因里希·希姆莱：

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不让这些孩子活着——那就不要慢慢饿死他们，用这个方法还得从国民食品中抽走不少升牛奶。得换个无痛无害的方法。要么有计划地把这些孩子养大，让他们将来充当劳动力。那么就好好喂养他们，这样将来他们才能被完全合格地投入劳役。

显而易见，希姆莱采取了党卫队地区总长的第二条建议，因为至少出现了一些托儿所，接收了新生儿，并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照管。照此看来，负责劳动力调配的人直到战争最后阶段还没明白，所有力气都白费了，很快将不再需要劳动奴隶。

莱比锡一片混乱。越来越多的营地和厂房被击中炸毁。无主的强制劳工满城转悠找寻栖身之处和可食之物。他们被当成抢劫者，成了党卫队和德国武装力量临时军事法庭肆意捕杀的猎物，罪名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尽管工作岗位根本不存在了。成千上万的强制劳工因为德国人害怕他们提供证词和报复而被枪杀。

但是，美国人终于还是来了。美国陆军走进营地棚屋，宣布：你们自由了。他们笑着说道：战争结束了。然后分发香烟和巧克力。

atg的领导和职员们早已四散而逃。劳工们毁掉公司领导的办公室，蜂拥进储备物资的棚屋，贪婪地哄抢食物、果酱桶、圆面包和圆形奶酪。在城里，他们洗劫德国商店，把一切他们能找到的都塞进嘴里，他们在大街上点火烤肉。城里所有营地里的人重获自由。他们跑出来，在大街上称兄道弟，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塞尔维亚人，每个人欣喜若狂。德国人恐惧万分，设置了路障。矛头调转了过来：优越的主人沦为失败者，而奴仆摇身变成了胜利者。成千上万的劳工穿过城市，所有人都没了工作，再也不需要强制劳工。其中部分人徒步踏上了回乡的路，另一些人在漫无目的地乱转，全是些没人管的、凄凉的、潦倒衰弱的人，他们一群一群地在路上蹒跚。一夜之间，新的一类人产生了：displacedpersons，简称dp，居无定所、流离失所的人。几百万一无所有、无名无姓的斯拉夫人，很快又引起了美国解放者的怀疑。和斯大林一样，美国人也怀疑他们和德国人勾结，美国军报《星条旗》把他们称为犯罪的流浪汉、法西斯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者。

雅尔塔会议上商定的把所有苏联公民强行遣返回国的决议不仅合了德国人的心意，他们不再需要这些血已榨干的劳工，而且害怕劳工们采取报复；决议同样也是美国人的意思，他们希望能尽可能快地重建秩序。几百万被运送到德国的劳工开始被遣返，等待他们的是回国后斯大林的制裁，直到生命尽头这些人都是悲惨的存在。斯大林视强制劳工为叛国者和通敌卖国贼，斥责他们没有反抗敌国的剥削，而与此同时，其余千万同胞为保卫祖国献出了生命。有些人回到家乡后被枪毙，其余人被直接从德国的劳动营送到苏联的劳动营，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绝大多数人余生只能挣扎在社会边缘，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父母或者亲戚艰难度日，他们也根本不被允许上大学。他们不仅生活在贫困中，还被隔绝，因为所有人都害怕与返乡者“叛徒”接触。另外，女性强制劳工还被视为德国人的妓女。

直到几十年后，联邦德国才把向曾经的强制劳工支付赔偿金提上议程。申请赔偿金的被强制遣返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曾在德国服强制劳役。只有极少数人能拿出证据，因为文件或者在战乱中丢失，或者因为对苏联国家机器的恐惧而早已被销毁。而对于他们长年遭受的苦难来说，那些赔偿金不过是杯水车薪。

强制遣返回国期间经常出现可怕的场面。苏联籍的流离失所者扑倒在美国人脚边，乞求美国人，就算枪毙他们，也不要把他们遣送回苏联。有些人因害怕斯大林的报复而自杀，在棚屋里自缢。他们被暴力胁迫运送到德国，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而现在还要被强制遣返回国，听任毫无怜悯之心的暴君肆意摆布。

对于战前生活在波兰国土上并从当地被送至德国的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有特别规定。这些人可以自由选择是遣返回国、留在德国还是流亡他国。这一政策漏洞救了我的父母。一个美国人在我父母出生地那栏填上了“克拉科夫”，虽然上面清楚写着我的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父亲在卡梅申和马里乌波尔生活，两人被从敖德萨运送到德国，和波兰毫无瓜葛，运送的起点还是被填写为克拉科夫。这是美国文件中的巨大谜团：到底是我父母撒了谎，还是美国大兵的慈悲之举，或者根本是他缺乏地理常识。无论如何，小小的一个“克拉科夫”奏效了，保住了他们没有被强行遣返——所以，我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德国出生的。

1945年7月，美国人从萨克森撤离，把这部分德国土地转让给了苏联红军。我的父母又落入了苏联政权之手，到了德国也没能逃脱这一宿命。他们又一次逃走，这次是往纽伦堡方向，美占区中邻近的大城市。此地在不久的将来将举行审判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大审判，其中，强制劳役被定为反人类罪行。弗利克公司也将被起诉。一名atg员工发誓宣称，德国工人和外籍劳工之间没有区别，外籍劳工的待遇无可指摘，德国的劳动营领导对于外籍劳工非常欣赏和喜爱。他还继续说道：

当然，一名外籍劳工过的不可能是天堂里的生活，因为他远离家人，背井离乡。要我说，对待他们是完全公道的，公司领导倾尽所能给外籍劳工减轻生活上的负担。……按照当时的条件，伙食可以称得上好。……公司领导在配给之外，还靠一己之力在莱比锡周边乡村购置了大量食物，特别是土豆和蔬菜，提供给外籍劳工。工人们多元的需求也同样受到了真正的重视。……还会定期给外籍劳工安排文艺生活。atg的营地长期被作为模范营，直到一些营地被空袭毁坏，其余营地不得不合并，营地看上去才不像以前一样在一片生机勃勃的绿地中那么好了。

起诉人给出的是另一番结论：

弗利克康采恩下属所有企业的条件都非常差。许多人的居住条件极其糟糕，工作时间过长。他们人为制造恐惧，剥夺人身自由，造成劳工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各种手段的虐待如鞭打经常发生。

审判中列出姓名的被告中有弗里茨·绍克尔，我父母的最高领导。我恰恰是在纽伦堡方言中长大的，那正是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说的语言，他的德语是我学的第一种德语。他深受法兰克地区方言的影响，以至于在审判中他一再被要求语言表述必须让人能够听懂。得知自己被判处绞刑时，他当场号啕大哭。他坚信对他的审判结果是因为翻译错误。

弗雷德里希·弗利克否认了每一项罪名，并把自己粉饰成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统治下的牺牲品。对他的判决很轻。他被判处监狱服刑七年，三年之后被释放，很快就一跃成为新成立的联邦德国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康采恩是唯一一家没有向奴隶劳工支付赔偿金的公司。苏联军队拆除了位于莱比锡的atg，把工厂机器运回苏联，炸毁了工厂厂房。

我再一次问自己，我的父母是如何能在躲避苏联人的逃亡途中，从一个地方成功到达另一个地方的？这次从莱比锡到纽伦堡，要在已毁坏殆尽的德国境内穿越三百公里。他们买了车票，乘坐火车？他们还有钱买车票？到底还通不通火车，还是铁轨全被炸断了？他们是不是一小段一小段地向前挪，坐一段火车，再步行一段？几百万人也和他们一样在路上，流离失所的人、各个国家的强制劳工、被解放的集中营的犯人和战俘、被疏散后想回家的德国人，无数被从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和波西米亚逐出家园的人。所有人带着他们最后的家当向西行进，独自一人或者成群结队，这既是历史上最大的人类迁徙之一，也是“千年帝国”的世界末日。

我的父母和一对乌克兰夫妇同行，他们不是在莱比锡结识的，就是在逃亡路上结识的。当他们一行四人抵达纽伦堡时，才发现这座城市已经所剩无几。英国皇家空军在最后一次大空袭中，仅半小时就在法兰克地区首府上空投下了六千个爆破弹和一百万个燃烧弹。整个城市化为一片恐怖的废墟。但是尽管如此，我父母又一次躲过了苏联人。

他们瞎转了几个小时，天上下起了雨，天色渐暗。在纽伦堡和菲尔特两城交界处的一个工厂大院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简易仓库，很明显这是隔壁铁器厂的地盘。他们钻进了仓库，希望能在一堆旧铁条中睡上几小时不被发现。母亲并没有料到，她的哥哥谢尔盖也在德国，而且正在她逃出来的苏联占领区为红军战士演唱俄罗斯歌剧咏叹调。她也没有料到，她的母亲还活着，但是因为战争，和女儿莉迪娅一起被逼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几乎和中国接壤。又湿又饿、疲累得几近晕倒的她在坚硬的木板地上睡着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还在动。孩子引起的惊吓，一直伴随她进入无梦的睡眠中。

注释

出自弗朗茨·菲曼：《斯大林格勒的每个人》，《弗朗茨·菲曼文集》第三卷，罗斯托克：hinstorff出版社，1993年。

过境营为“二战”时期轴心国设立的营地，供战争难民、战俘及强制劳工跨越边境前暂住。——译者注

中转营为“二战”时期轴心国尤其是德国设立的集中营的一种，一般为监狱加劳改营一样的设施。除了犹太人还关押很多其他普通罪犯和战俘，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可能只是临时关押场所，不久就会被转送到其他集中营。——译者注

外交部前官员记录，出自乌尔里希·海尔伯特：《德国外国人政策史：季节性劳工、强制劳工、外来劳工和难民》，慕尼黑：beck出版社，2008年。

atg员工在纽伦堡弗利克审判中的发言，节选自国家档案集外国记录，m891-33，rg242。

一位被委派到莱比锡的俄裔强制劳工的报告，出自“纪念·责任·未来”基金会录音，柏林。

原告在纽伦堡弗利克审判中的发言，出自《绝对战争，绝对利益》，《时代周刊》第34期，2004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