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和地理的考试对莉迪娅来说不是难题。“如果您是工人阶级出身的话，”最后人们如此对她说道，“您可以立刻算作我们大学的学生了。”无从得知，为什么莉迪娅如此坚信自己会被录取，她根本没有动过其他念头。事实是，几天之后，她在大学秘书处门上的公告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公告上列出了所有被录取者的姓名。
对莉迪娅而言，大学是个神圣的地方。这里有全世界的知识，保存着人类发展史的见证。每天，走进门厅时，她的目光最先落在门厅上方，栏杆柱平台内的巨型雕塑上：那是一个地球仪，上有地图集，地球仪中间还有一个大钟。每次目光触及大钟，她都会想起她的父亲，父亲以前也在这所大学上学。还是一名年轻大学生的父亲走进这栋大楼时，也曾看过大钟的金色指针指向的钟点。
苏联时期，大学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规定了固定的课程表以及必修课程。文学专业的学习包括历史学、心理学、日耳曼学、语言学和军事学。历史学教授是一位高大瘦削的男人，他长鼻子，每节课都以耳熟能详的学者编年史的一段引言作为开场白：“波里安人住在普里皮亚季河边，德列夫利安人住在第聂伯河边。”他对于遥远的历史事件数如家珍，仿佛自己经历过一般。这么一位才华横溢、诙谐生动的教授，却很快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说他被逮捕了。可有一天他又出现了。他把他的长鼻子凑近教案，再一次用波里安人和德列夫利安人开场。不久，他又消失了，这次是永远消失。取代他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有着一张肥胖又通红的脸。从此，历史课只剩下阶级斗争，人民永远是驱动力，被霸权阻止，所有的统治者和将领全部仅仅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学会这样的历史自然十分简单，年表只字不提，可能讲师自己都弄不清楚事件的先后顺序。学生们必须尽可能踊跃地发言，否则他们会因为上课表现不积极而得到低分。讲师仔细听完学生的发言后，依次给他们做出判决：偏离正确路线分子、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主义者、沙皇主义者，等等。
心理学教授给学生们解释道，“心理”是灵魂，但是实际上灵魂并不存在。每个人出生时是一张白纸，是社会在这张白纸上留下记号。在他给时代加上如此赞许之后，他那堂十分巧妙又新奇的课才正式开始。有时候，他会突然用让人害怕的目光扫视大家，一一列数有害的理论，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约瑟夫·布洛伊尔还有其他心理学家的理论，他也没放过莉迪娅的姑父——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严厉地谴责他是理想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他认真列举了所有传播错误的、有害理论的书籍，学生们心领神会，一下课立刻开心地跑去图书馆借阅。
语言学教授掌握的语言超过十二种，他最爱的语言却并不是乌克兰语，而是波斯语。就因为此，招致了大学生基层党组织的不满。一场愤怒的风暴后，他强调：乌克兰语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是俄语在某一地区的特用语。爱国积极分子们怒骂他，诽谤他，可他们没有根据。最后，他们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希望把教授从大学扫地出门。但是，教授是众多外国学会的成员，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和全世界数不胜数的学者有书信往来。他的来头实在太大，那些年轻的、恶毒的、“狂吠不停的小狗们”在他前面不值一提。有人建议他去国外，他拒绝了。面对源源不断的各种攻击，他无动于衷，总是一再声明：“我没读过列宁的书，我没有时间。”莉迪娅有一次有幸和他一起排队等着拿面包。她不动声色地把自己那份口粮塞进了教授的包里。
巴赫曼教授是一个充满活力、幽默感十足的男人，一位日耳曼学学者。在他的教授下，莉迪娅的德语学得极佳，几十年后还能几乎不查字典而通读歌德以及a.霍夫曼的书。大学毕业后很多年，在劳改营的营地上，莉迪娅去给她的油灯取煤油。一个身穿夹克、头上裹着沙普卡冬帽的犯人，花了很久才填好了她的物资分配许可证，询问了她的姓名，给她装煤油时又耗了很长时间。“您认不出我了吗？”最后犯人问她。莉迪娅真的认不出他是谁。他苦笑着。莉迪娅猛然意识到，站在她面前的是巴赫曼教授。他是一位太好的老师了，根本没法在大学待下去。
教军事理论的老师，完全符合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设想：粗壮结实，一脸粗野的表情。“起立！”每次他进门都咆哮。一个在内战中失去双腿，只能拄着拐杖费力行动的大学生，坐着没动。“放肆！”他开始吼叫，“这是对军队纪律的蔑视。立刻起立！”
“对不起，老师同志，”一位学生委员哆哆嗦嗦地说道，“他是残疾人。”
“请您闭嘴。立刻起立！”残疾同学努力尝试用拐杖支撑起身体，但是又跌坐回板凳上。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声响，他的拐杖掉落在地。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老师觉察到了群众的愤怒，只得自己退一步。“同志，您可以坐着。”
在军事理论的实践课上，学生们必须学习行军，在泥泞中匍匐前进，还必须学习射击。莉迪娅身高只有一米五四，套在身上的制服快要把她淹没了，军大衣拖到脚踝，她每走一步，套在鞋子外面的靴子都会掉下来。她严重近视，右手一点力气都没有，射击差得惨不忍睹，有一次还差点打到老师。老师气得脸色煞白，满脸通红地跑过来。“伊瓦申科同志！”他大吼道，“站着别动！放下武器！出列！”莉迪娅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以后她再也不用上实践课了。不知为何，老师还是给了她两分的成绩。
热烈的讨论一直在继续：到底应该用哪种语言授课，是乌克兰语还是俄语。大量学生、执政党以及乌克兰作家协会偏爱乌克兰语。所有有关俄语的提议全部遭到长篇大论的谩骂。大学楼门厅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布告：“校内禁止说俄语。”可以说德语、依地语、英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但是所有人都会说而且都能懂的俄语，却被禁止。
文学研讨课上探讨的主题不言而喻。大家要用长达三四个小时来讨论普希金和果戈里到底是小地主还是大地主。学生们必须数出格里博也多夫在喜剧《聪明误》里使用了多少连接词，因为据说从连接词的数量可以推断出格里博也多夫的世界观。莉迪娅得到的任务是，从“农业的角度”写一篇有关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
学生们依照“工人尖兵走进文学”的指示去工厂发掘人才并组建文学社团。如果一个工人符合标准，那么意味着他体内潜藏文学天赋，属于培养对象。莉迪娅的一些同学靠“发掘人才”赚了不少钱。他们在工厂里找一个“作家”，把自己的文章塞给“作家”并以他的名字发表，得到的稿费双方平分，皆大欢喜。
工人尖兵走进文学，而文学专业大学生走进生产。为了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目标，莉迪娅被分配到黄麻纱纺织厂工作。“接班人”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要搭乘轻轨在路上颠簸将近一个小时。有时候她和同学在路上站着也能睡着。她们在工厂入口把通行证递给师傅查看后才能进入车间。走进车间后，她们倒在黄麻纱堆里又睡上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听到党内积极分子警告和恐吓，她们才醒。
她们必须通过实践熟悉车间的整套生产过程。莉迪娅要把一个巨大的沾满灰的黄麻纱球打开，整平，然后把麻纱线抛一个弧线扔到流水线上。这工作本来应该由一个高大有力的男人来完成，而不是一个特别矮小又饿得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莉迪娅经常挨骂。每次她试图打开一个麻纱球时，都会顷刻被一大团灰包裹，她不停咳嗽，连气还没喘上来，下一个麻纱球紧接着又滚了过来。离开车间后她几乎咳嗽了大半年，直到把所有黄麻纱灰全部咳出来。
两周后，她必须到纺纱车间工作，车间里排着一长条纺纱机，震耳欲聋。因为近视，莉迪娅看不到纱线的断头，总是无法正确调整。工头骂她，车间主任也注意到了她。她似乎要大难临头了。在工人占主导的国家里，一个女人有一双不中用的、娇生惯养的手，无法适应劳动，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糟？
第三站织布车间拯救了莉迪娅。车间里用原始的、手动的织布机制造粗麻布织物。莉迪娅能看清织布机用的粗线，立刻找到断头，然后灵巧地把缠在一起的纺线解开。她学习打结并且很快就能毫无困难地操作织布机了。师傅开始表扬她，常常让她独立工作。在第二周的末尾，她已经是一名工人尖兵。为此，食堂给她加了一勺麦糊和一个白菜馅饼。有一天，车间主任甚至找她谈话：“真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在大学能学到什么啊？文学？是你自己把生活变得艰难了。文学又不能填饱你的肚子。留在这里，我们会给你一间宿舍，你会得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资，而且工人尖兵每周还能分到额外的口粮。你将属于工人阶级，而不再属于直不起胸膛的知识分子。”后来，莉迪娅还经常想起工头的这番话。如果她听从了工头的建议，她以后的生活会省去很多麻烦。
渐渐地，她和一些同学交上了朋友。我在她的回忆录中又看见了出现在卷宗里的名字：安娜·波卡，萨拉·波尔特曼，安娜·爱德施坦因，列夫·波兹南斯基，还有对莉迪娅产生巨大影响的贝拉·格拉泽尔，移居美国的俄裔犹太人的女儿，她才刚回来不久。她母亲离婚了，带着她从“该死的资本主义世界”逃到了共产主义天堂。贝拉身上的美国光环还没消散。她穿着丝袜和时髦的系带鞋，一身查尔斯顿连衣裙和紫色的毛皮大衣。一位具有独特魅力的年轻女性，受过别样的教育，具有刀子般锋利的批判性头脑以及强烈的自由意愿。她逐渐让莉迪娅理解到，在苏联所见的一切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天堂，而是腐败的、背叛了工人的寡头政治。她讲出来的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她小心翼翼地向莉迪娅透露了“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的工作，这是她建立的地下活动组织。随着时间推移，莉迪娅成了贝拉的同盟，定期和贝拉及其他小组成员聚会。对于莉迪娅来说，小组是她唯一可以开诚布公自由表达想法的地方。正因如此，小组对她至关重要，因为她害怕适应周遭环境的压力，害怕无法保持伪装而说错话或者做错事，进而给她的生活带来严重后果。小组如同一个保护空间，一次喘息的机会，在无所不在的监视机器眼皮下的一次短暂藏匿。
在不断进行的大规模扫盲运动中，大学生们必须为能上大学这一特权付出代价。莉迪娅被选中，教一间制鞋工厂的工人们读写。工厂一共有两百名工人，其中九名工人被以“不透明”的方式选中，参加学习。工厂大楼里收拾出一间教室，还把列宁画像和红旗作为装饰。
才第一天，莉迪娅就发现，这九名制鞋匠会读会写。她一脸困惑地看着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学生给她提出了一个真诚的建议：“根据规定我们得完成既定计划，老师同志。”制鞋匠学习小组的三个月实际上变成了：每天晚上下班后以最快速度做听写，尽量用不流畅的字迹，再加上一堆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莉迪娅用红墨水笔一一纠正。听写之后，她给他们朗读小说和诗集里的节选，或者给他们讲她自己轻松编造的故事。制鞋匠们听得聚精会神。
培训的最后，一位身着军服戴着红围巾的干练女士负责检查学生们的进步情况。学生们向她展示了写得满满的本子，上面的错误全部被纠正过；读报纸时，他们结结巴巴，有的地方还故意卡壳。女干部对学生和老师非常满意。她表示，希望工人们能够很快阅读报纸并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讨论，然后就离开了。
因为这出滑稽戏演得好，莉迪娅得到了歌剧票作为奖励，此外，她和她的学生们还得到了休假券，可以一起去克里米亚半岛，去雅尔塔、阿卢普卡、阿卢什塔和塞瓦斯托波尔。莉迪娅终于能在酒店里饱餐，享受单独的酒店房间和在大海里游泳了。她的学生们互相打赌，向她大献殷勤。她不想让他们难过，她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心有所属，但是她爱他们所有人，这样他们才接受。
度假回来后，她获得了每教一个学生九个卢布的报酬，心怀感激的制鞋匠们送给她两双极好的夏季高跟鞋留作纪念。她拿着这笔钱，穿着新鞋踏上了第一次回马里乌波尔的路途。然而，一到家就不得不立刻面对家中的穷困。她的父母和弟妹在饿肚子。父亲雅科夫的收入少得几乎没有，他变得年老体弱，双目几乎失明。母亲玛蒂尔达必须把法庭卷宗念给父亲听，还要帮他完成笔头工作。托尼娅在纺织厂找到一份工作，但她仍然继续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甚至拿出钱来贴补家用。我母亲十岁，在上学。谢尔盖已满十五岁，正在参加“为饥馑掘金”运动。他虽然自己饥肠辘辘，但是仍旧帮忙清空城市里的教堂和犹太教堂，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如金银、钻石、红宝石和其他宝石从建筑物上撬下来，送到收集点。这份工作让他每天可以领到一小份口粮。
莉迪娅发觉，家里没人在等她回来，她回家只不过徒增了一张不受欢迎的吃饭的嘴。她很乐意帮助家里，只要她知道该如何做。但她必须立刻回敖德萨，因为她收到了姑母的消息，敖德萨发生了变化。叶莲娜的儿子结婚了，现在儿媳也住在她狭小的公寓里，没有地方再给莉迪娅了。而娜塔莉亚则收留了她朋友十六岁的儿子，因为她朋友夫妻二人同时被捕，她没有办法再继续负责分摊莉迪娅的伙食。
这个消息对莉迪娅是个沉重的打击。接连好些天她心灰意冷，然后，她心里那股执拗劲儿又冒了上来。她大胆地决定，仍旧回敖德萨。她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如果她站在姑母叶莲娜家门口，姑母也不好轻易赶她走，任她无家可归。她的想象成真了。叶莲娜让她进了门，甚至端来一碗汤，给刚下长途火车的她喝。只有一张折叠床可以供她睡觉，但是不管怎样，她又回到了敖德萨。
第二天，莉迪娅立刻冲出门找工作。外面大雨如注，她浑身湿透，可是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她。她被雇用成为一个粮票分配点的帮工。一整天她都坐在昏暗的窗口边，检查证件，分发粮票，窗口前的人们排着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队伍。薪水少得可怜，钱还不够她填饱肚子——她现在必须自己负责伙食，更别提拿多余的钱来贴补姑母叶莲娜的住宿费了。
这个时候，贝拉·格拉泽尔伸出了援手。她利用和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关系，给莉迪娅在图书馆谋了份差事。莉迪娅负责每天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把书从书架上搬下来，拖到借阅处，再从还书处把书拖回放回书架。这份工作很费劲，但是挣得比之前那份多一些，而且在图书馆工作让她感觉好多了。在折叠床上短暂地睡一觉后，莉迪娅赶紧起身出门，经常早早地就到学校了。她没有钟表可以看时间，可是绝对不能迟到。有时候她在校门口的台阶上又睡着了，因为校门还没开。
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没有前景。人们挤在最狭小不堪的空间里生活，而且所有人只为自己活，每个人只忙着生存下去。商店里，除了干巴巴的李子做的不加糖的李子酱之外，什么也没有。大学食堂里最好的伙食是稀麦糊汤，浓稠些的麦糊作为主菜；差一点的伙食是白菜汤和蒸白菜。莉迪娅多数时间里不吃早饭，有时候她在大学餐厅买到一块油煎豆腐饼，能啃很久，因为豆腐饼硬得像橡胶一样。
春天，为了促进集体农庄的组建，与文盲继续作斗争，大学生们被派到附近的村子。在所谓的集会上，莉迪娅要在农民面前夸夸其谈，给他们描绘集体农庄中全面发展的新苏联人的光明未来。时值1932年，正是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的开始。holod在乌克兰语中是“饥饿”的意思，mor源于moritj，意为“折磨，痛苦”。直至不久前，乌克兰还因其肥沃的黑土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现在却变成了停尸房。斯大林的大型集体化试验，后来被作为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记录在册。
尽管正值播种的季节，但是没人在田里干活。所有农活全部停滞。没收农民财产使整个乌克兰的农业陷入瘫痪。被赶出农场的农民们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窝在潮湿的地上，大多数妇女带着她们瘦弱不堪、病歪歪的孩子们。不愿意上交财产集体化和进入集体农庄的男人们，不是被送到劳改营，就是被杀。整个农村饥荒遍地。没有人埋葬死者，尸体在倒地的地方就地腐烂。到处笼罩着疯狂，充斥着人吃人的惨剧。
大学生们从农村回来后，纷纷吹嘘自己为集体化做出的贡献，夸口他们说服了多少农民，镇压了多少次农民起义。莉迪娅的报告全是共产主义修辞，满篇毫无意义的数据和对斯大林语录的引用。“你还可以做出更多成就，姑娘，”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对她说，“只是还需对你稍加打磨。”
有一天，舅父瓦伦蒂诺突然出现在敖德萨。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莉迪娅还是个孩子，后来有一天，外祖父家曾经的司机号称带她开车兜风，把她带到舅父家的德国园丁那里，之后司机连人带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从未忘记舅父宅邸废弃荒芜的景象。当瓦伦蒂诺突然出现在叶莲娜家门口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以为舅父早已不在人世了。舅父对于这么长时间的经历只字未提，但是显然他不知采取了何种办法，成功保住了部分财产，不然他不可能有钱住酒店。他讲了安东尼奥的事，莉迪娅曾在安东尼奥的赫尔松葡萄园里休养，并从肺结核中康复。安东尼奥的财产被没收后，和妻子女儿一起被遣送西伯利亚，患有骨结核的女儿在那里没有半点存活的机会。瓦伦蒂诺舅父想方设法把安东尼奥一家也弄到敖德萨来，然后再和他们一起通过黑海前往罗马尼亚。
他住在敖德萨期间，多次请莉迪娅去餐厅吃饭，还给她买了一些急需的必要衣物。一切像在梦里或者童话中一样。她回想起孩童时期和母亲一起在舅父宅邸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好似她看过的小说里的经历。
几周之后，瓦伦蒂诺的哥哥安东尼奥一家经过了不为人知的艰险和东躲西藏，真的来了敖德萨。瓦伦蒂诺用一笔高达天文数字的钱给一家三口赎身，把他们藏在港口的一个渔民小木屋中。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艘快艇将把他们这些逃难者全部带往罗马尼亚。莉迪娅和瓦伦蒂诺告别时，难过地拥抱了他。她知道，再也见不到她的舅父或者父亲了——到底是舅父还是父亲，只有她母亲清楚。后来她听说，瓦伦蒂诺和安东尼奥一家成功逃到了法国，继续从事葡萄种植。
告别时，瓦伦蒂诺给了莉迪娅六个沉甸甸的银汤匙，上面有“德·马尔蒂诺”字样。靠这些汤匙，莉迪娅挨过了半年。每个月，她把一个汤匙拿到一家和外国人交易的典当所换钱，尽管店里根本没人还和外国人打交道。铁幕早已把其他国家隔绝在外，“外国人”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敖德萨人把他们最后一点儿值钱货，最后一件首饰或是最后一套旧餐具变卖掉。乌克兰大饥荒期间，这种典当所里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橙汁、巧克力、火腿、咖啡，还有鱼子酱。莉迪娅用一个银汤匙换来的钱足够买一个月的粮食、油和干蔬菜。在家时，她在叶莲娜的厨房里煮汤或者荞麦粥。
后来，她意外发现了一个收入来源，那就是文具店里能买到的透明描图纸。她和娜塔莉亚姑母偶然发现这种描图纸中有一层是上等细亚麻纱制成的。她们把纸泡软，煮沸，一直煮到细亚麻纱这一层脱落下来。等到细亚麻纱晾干、熨平之后，就能用来缝制精美的内衣，拿到市场上出售或者换食品。娜塔莉亚姑母当然没有缝纫机，她只能大半夜坐在厨房的灯下用针缝制。不过问题在于，她们没办法经常购买大量透明描图纸，不然会引人怀疑。最后，娜塔莉亚的女儿安聂诗卡想出了解决办法。她工作的地点，也就是图书馆的档案室，就有大量用透明描图纸绘制的图。由于墨水没法通过烧煮从细亚麻纱上褪去，所以莉迪娅和姑母缝制的这批衬衣、短衬裤和胸衣上有神秘莫测、残缺不全的技术绘图图案。尽管如此，这批“精品货”还是在黑市上很畅销。她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警察无所不在，幸运的是，她们从未被发现。
莉迪娅继续通过敖德萨的乌克兰化规定获得额外收入。把俄语的企业规章制度和操作手册翻译成乌克兰语，能得到不错的报酬。还有一次，她负责测试邮局员工的乌克兰语。她给他们做听写——考生们只会俄语，最多只能听写出一半，还满是错误。莉迪娅给他们打了“不及格”，这样一来，所有邮局公务员都得被迫参加乌克兰语辅导课。感谢她的乌克兰保姆，莉迪娅的乌克兰语完美到每个人都认为那是她的母语。这不仅帮她获得了急需的收入，而且还给她增添了性命攸关的无产阶级保护色。
大学的最后一学年中，仍旧有人试图把她赶出大学。没有任何缘由，一夜之间她就被要求缴纳高昂的学费，谁都清楚她根本付不起。在几乎已经准备放弃时，她想到了最后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王牌，这张牌还从没用过。虽然从根本上说此举是欺骗，因为她父亲很久以前就和苏联脱离了关系，但是莉迪娅想方设法搞到了法庭判决书，判决书中写了她父亲由于参加推翻沙皇的工人革命运动被判流放二十年。她把这张判决书和一封信交到了校长办公室。第二天，当她经过门厅公告栏时，在张贴的“本校最优秀的学生”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学费也被免除了。
莉迪娅短短三天就写完了她的毕业论文，完全符合了那句谚语：“纸上什么都能写”。她把乌克兰作家柯秋斌斯基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进行比较，然后凭空捏造，说高尔基的作品受到了柯秋斌斯基的巨大影响。她的指导老师很惊讶，因为对这个结论闻所未闻。另外还让导师惊讶的是，莉迪娅的论文是用俄语写的，但是莉迪娅和他解释说，她是以此感谢大学教会了她娴熟地使用俄语。这些胡说八道，让她得到了一分的优秀成绩。她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她现在是文学讲师了——很圆滑的，上面并未标明到底是俄国文学还是乌兰克文学。
她在大学图书馆的职务已经升级为阅读室主管，然而这份工作却以轩然大波结束。她申请休假三周被拒后，就再也没去过图书馆。三周后，她看见图书馆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旷工者莉迪娅·伊瓦申科严禁入内。但是，这对她再也无法产生任何影响，反正她在敖德萨的日子也到头了。
善良的姑母娜塔莉亚用旧裙子给她改制了一条连衣裙，是时兴的“电子荧光色”，此外还用从透明描图纸里取得的上等细亚麻纱缝制了一件波列罗背心，让莉迪娅参加毕业庆典时穿。为搭配这身服装，莉迪娅还穿上了制鞋匠送的时髦高跟鞋。党和斯大林同志掏钱赞助每位毕业生一个油煎土豆饼、一份包括一个甜面包和一杯茶的餐后甜点。莉迪娅发现，她不是唯一装成单纯的乌克兰乡下姑娘的人。当天晚上最惬意的部分开始时——跳舞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大多数人全然忘记了他们必须说乌克兰语，愉快地说起了俄语。
莉迪娅回到了马里乌波尔。当下，她的主要任务是资助她的弟弟和妹妹完成学业，减轻父母的负担。对于自己的未来，她并没有任何打算。她既没有考虑过从事哪种职业，也没有想过组建自己的家庭。所有事情只是以生存为中心。
她在《亚述的无产者》报社找到工作，做编辑兼翻译。工资勉强可以接受，此外食堂还提供一份免费午餐。晚上，编辑定稿后，她在一家炼钢厂教工人读写。两份收入终于能让全家人差不多填饱肚子，父母的精神看上去也好多了。
她在报社大约工作了几周。一天，临近收稿截止时间时，进来了一则报道，要求必须在第二天报纸的显著位置登出。那是一则关于召开党内积极分子集会通知的报道——会议将于次日六点在文化宫图书馆前厅举行，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到场。莉迪娅把这篇简单的报道翻译成乌克兰语后，送到了印刷间。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就爆发了一场骇人的风暴。党内积极分子早晨六点睡过头了。当他们惊慌失措地在文化宫碰头时（不到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却惊讶地发现，主席没来。然后大家发现，集会的时间不是早晨六点，而是晚上六点。直到最后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谁写错了，是报道的撰写人还是负责翻译的莉迪娅。但是以此为开端，潜伏已久的灾祸露出了苗头。莉迪娅受到公开攻击和刁难，周围人盯着她，问她刁钻的问题，还突然对她看什么书感兴趣。一个女同事意外的亲近，每天晚上陪她回家，打听她的生活。莉迪娅向来孤身一人，所以对和人同路闲聊丝毫没有防备。
当她收到一份敖德萨发来的电报时，她立刻明白自己已身处险境：妮娜生病了，你赶紧打疫苗。“妮娜”是贝拉的假名，“生病”是指她被捕了。直到后来，莉迪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33年11月9日晚上，她同事亲切地陪她一起从编辑部走回家。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空气柔和，花在花园里绽放。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寻常的夜晚。
第二天下班后，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在炼钢厂教课。工人们虽然辛苦工作了一天疲惫不堪，但是他们仍规规矩矩地认真听讲。大约半小时后，门被轻轻打开了，学习部的头儿示意她到外面来。莉迪娅向学生们致歉后，走了出来。门口站着两个便衣，请她跟随他们走。她还想回去告诉学生们一声，顺便拿上自己的公文包，但是那两个男人认为她完全多此一举。在昏暗的路灯下，两个男人向莉迪娅出示了一张盖了章的文件。随后，只听见刀子般锋利的一声：“您被捕了！”
她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公务车带回家。在车上，她才想起家中抽屉里有成为罪证的材料：贝拉在卷烟纸上的宣言中把党称为敌对工人的团体，并呼吁掀起一场针对实行恐怖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革命。另外还有很多贝拉的信件，信中她毫不掩饰地敦促莉迪娅，通过在马里乌波尔的工厂里组建文学社团来建立和工人们沟通的渠道，并对他们进行宣传鼓动。来自敖德萨的警告并没有让莉迪娅意识到及时销毁这些证据。她不明白，自己怎么能如此粗心大意。
家中被搜查时，莉迪娅低声告诉母亲她被捕了。整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每条缝隙都没放过，莉迪娅藏在书背面和夹层中的贝拉的信和宣言全被搜了出来。夜半时分，莉迪娅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部。她和我的母亲，曾有过最后一眼目光交流、说过一句告别的话吗？她们姐妹俩再也没有见过面。当莉迪娅于耄耋之年写下她的故事时，已和我的母亲分别六十余年，只剩下回忆，也许她已无法再辨认出她的样子。
指挥部里的审讯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之后莉迪娅能在审讯室的沙发上睡几小时。随后，一个穿制服的人叫醒她，命她跟着走。她穿上大衣，拿上弟弟谢尔盖送来的小行李卷。谢尔盖大骂她是祖国的叛徒、变节分子，自私主义者，给全家带来了不幸和灾祸。或许这是姐弟俩最后一次见面。多年后，谢尔盖已经去世，莉迪娅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很长时间无法原谅自己的弟弟，直到后来她才明白，弟弟是被迫和她划清界限的。只有这样，他才能保全其他人，才有可能保护自己免遭后续的灾难。
出门后，莉迪娅被囚车送到顿涅茨克的地方监狱，剃了光头，单独关进一间囚室。囚室昼夜通明，里面只有一张冰冷的木板床和一个茅坑。起先几周，她每天被带出去审讯，问的全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审讯突然终止了，她就像被丢在土牢里，完全被人遗忘了。虽然老鼠和蟑螂让她备受折磨，但是她十分享受一个人待着。在长期“被压缩的”蜗居之后，独处对她来说是种幸福。从此，她爱上了思考，她终于有了时间。她闭着眼睛躺在木板床上，思考着她的生命，除了未来。
三周后，她被从地下牢房放了出来，饿得半死，眼睛被囚室里的长明灯刺得几近失明。人们把她带回了她厄运的起点敖德萨，她被转到拘留待审监狱。这里不再是单独隔离牢房，而是十一人一间的狭小女囚室，十一个女犯人整天为了争抢八个木板床吵闹不休。莉迪娅多数时间睡在地上，但是偶尔会有一名二次被捕入狱的德国年轻女共产党员，让莉迪娅和她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小声指导莉迪娅在审讯时如何做出正确的反应。有一天，她透过铁窗看到了贝拉·格拉泽尔，两个穿军装的人正押着她穿过监狱的院子。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她。
关于审讯，莉迪娅只字未提。她只写了一个特别事件。她认出审讯者中的一人是斯拉瓦·勃朗施坦，她曾经的邻居和同学。在学校里，他起先和其他人一起排斥她，后来又同她搭讪。而现在他开始报复她。他在审讯室里强暴了她。强暴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用在女被告人身上的有效审讯方法。之后，莉迪娅请求斯拉瓦给她纸笔，她想写供词。他沾沾自喜，自己的方法果然奏效。但是莉迪娅写下的并不是供词，而是告发信。她告发斯拉瓦故意隐瞒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告发他对国家的仇恨，还有他父亲的箍桶作坊，直到革命前还雇了二十个人做活，只给很低的薪水。第二天，莉迪娅又被带去审讯室时，在走廊上碰到了斯拉瓦。他脸色像粉笔一样煞白。“你这个脏货！”他窃窃地叫骂。其实，离他向莉迪娅借书的那天并没有过去很久，莉迪娅至今仍旧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借的是一本消遣的厚书，《爱的天使》。“不，不，”她走过他身边时匆匆回道，“我是爱的天使。”几天后，她看见他浑身是血，被人拖过监狱走廊。
将近五个月的拘留待审后，莉迪娅被带进了一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小隔间，有人要求她在判决书上签字。透过一扇虚掩的门，她听见两名监狱工作人员的对话。“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医生和工程师这一块的定额指标，”其中一个人说。“但是教师这一块我们还落后，要追上。”另一个人回道。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二十三岁，身高只有一米五四，在长时间的拘留待审后瘦得只有苍蝇一般轻的莉迪娅，竟然被认为是极度危险的犯人，由两名武装士兵陪同，乘坐单独预留的一节火车车厢，一路押送至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几千万被审判的人，是不是每个都像莉迪娅一样，被劳师动众、舒舒服服地送到了目的地？两个士兵直到莫斯科也没和她说过一个字。她每日两次得到一杯茶，还有面包配熏肉。每次如厕有人陪同，并且不让关门。到了莫斯科，他们离开火车，乘坐一辆囚车到另一个火车站继续前往摩尔曼斯克；还是单独一节车厢，换了两个士兵陪同，但是状况有所改善。窗户没有挡板，她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四处冰雪覆盖，人烟越来越稀少。
1934年4月1日，她抵达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在接收新犯人的棚屋里，一个年轻的犯人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登记了她的个人信息。这个犯人，莉迪娅加了一句注释，就是她未来的丈夫尤里。
登记之后，她“自由”了，她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天上只有几颗硕大而遥远的星星闪耀着，她穿着轻薄的低帮鞋和薄大衣站在雪地里。流放者被放逐到野外，他们必须自己应付一切。谁都知道，他们没法逃跑，这里辽阔偏远，除了森林、沼泽、熊和狼之外别无他物。远处有些微弱的灯光在闪，可是莉迪娅才刚走了两分钟，就被一个掉落的冰锥吓呆了，没法辨认出通向光亮的路。她无计可施，又走回接待棚屋。
尤里不只在这个晚上救了她。很可能因为有他，莉迪娅才能在劳改营里存活下来。从莉迪娅的儿子伊戈尔那里我得知，他的父亲尤里出身于一个著名的俄罗斯东正教神父家庭，自己不愿意继承家族事业，而是希望成为工程师。由于妄议斯大林最信任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贬损他是“阿谀奉承之人”，尤里被流放五年。现在他虽然不过是个劳改营的犯人，但却是有特权的犯人，一个深受营地领导喜欢的有才华的年轻工程师，这点至关重要。这个晚上，他把莉迪娅带到一间有取暖设施的妇女棚屋，让她接下来几天住在这里。尽管没有木板床，但她可以睡在暖烘烘的炉子边的地上。妇女们大方地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她，然后几乎偷走了她行李小包里的所有东西。
分配给莉迪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幼儿园里看护级别较高的营地干部的子女。那些母亲对待莉迪娅像对待农奴一样。但是，这个岗位让她在一间设施较好的女子棚屋里有了自己的木板床，能领到内务人民委员会食堂的食物券，还可以吃孩子们剩下的食物。可是幸福很短暂，由于对当地环境不熟悉，莉迪娅和孩子们在一次找莓果的途中陷入了沼泽地。最后关头，当不少孩子已经开始往下沉的时候，一个看守士兵在远处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出了死亡区域。莉迪娅立即被幼儿园开除，不过她应该庆幸，她的流放期没有因此被延长。倘若哪个特权干部家的孩子在沼泽里丧生，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不去伐木，莉迪娅开始自己找工作。她乘坐所谓的“咕咕鸟火车”，在幅员广阔的营地内，从一个流放区到下一个流放区，到处推荐自己。“咕咕鸟火车”由一个小型的蒸汽火车头和一个装载大块木料的拖车组成，大木头用来给火车头加热蒸汽，同时也被当作座位。有一次火车因为燃料用尽，在丛林沼泽地区抛锚了，必须再砍新的树做燃料，一名同车的乘客就建议莉迪娅一起徒步十五公里到下一个流放区。那是一个明亮得白晃晃的夜晚，可是没走多久，他们就进入了一片沼泽地，不得不在铺着木枕的火车轨道上走完剩下的路。莉迪娅的同伴有双大长腿，枕木间距对他来说也就一步，但是莉迪娅只能从一根枕木上跳到下一根上。她跳了整整十五公里。有一回她没踩稳，掉了下去，她的同伴必须立刻把她从冰冷污黑的泥沼中拽出来，因为她已经开始被泥沼往里吸。不知什么时候，一只巨大的棕熊靠近了他们。棕熊在这里到处转悠，夜里还会闯进流放区寻找食物。幸好沼泽隔开了饥饿的庞然大物。
没人想雇用一个“政治犯”。经过几周徒劳无功的求职，又是对莉迪娅产生了羞怯爱意的尤里帮助了她，让她成为一个罪犯流放地的老师，教未成年的犯人。她刚到营地时，求生的本能让她立刻抓住了第一根救命稻草——尤里，可是现在尤里已不仅仅是一根救命稻草，而是一根粗壮的缆绳，他帮助她，把她从营地的危险地区解救出来。她不可能承受得了长期的重体力活，就这点而言，能当老师等于救了她一命。可是，这份新工作意味着要和尤里分开。名为极圈的少年儿童流放地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边，距离尤里工作的技术指挥部所在地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二十公里。在莉迪娅去新的工作岗位前，她和尤里结了婚。只有成了夫妻，他俩才能得到偶尔相互探视的许可。
极圈流放地里生活着两千名八岁到十七岁的少年。他们是街头流浪儿、孤儿或是犯人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是罪犯，甚至是杀人犯。莉迪娅分到了女性教工棚屋里的一张木板床。一个塞满锯木屑的大口袋用来做床垫，有人当面交给她一个铁碗、一个杯子和一把汤匙。夜里烧小圆铁炉取暖，烧炉子的木头需要妇女们自己到森林里捡，不过反正有的是木头。夜间，妇女们用大树根挡住棚屋的门，以防入室窃贼和熊。中午，莉迪娅可以在教工餐厅吃饭，晚上，她分到一份口粮拿回家。有时候妇女们会到周围森林里找些蘑菇和越橘来改善伙食，但必须得特别小心暗处的沼泽地。
国家为了犯罪青少年的改造教育，找来了八十个老师。每个班级上课时，都有一名武装哨兵在场。莉迪娅不了解情况，拒绝武装哨兵在场，她想和她的学生们单独在一起。人们警告她，但是她坚持自己的想法。当她第一次在校长的陪同下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全部规规矩矩地起立。二十五个身穿白衬衫的男孩，看上去很整洁，而且彬彬有礼。给他们介绍了莉迪娅的校长才刚刚走出教室，教室就炸了锅。各种挖苦的、极尽下流的话向她袭来，还有学生宣布要好好招呼一下这个“玩具娃娃”。莉迪娅想赶紧逃走，但是门已经关上了。而且，就算成功逃出教室，外面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很可能会因为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而被关数日禁闭，然后再被派去伐木。
她决定以攻为守。她尽可能简洁明了地向学生解释道，如果他们自己计划干点什么，肯定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而且最后会有人把他们全部枪毙。不过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过分苛刻地对待他们，至少先尝试一下上课，可能会好一些。学生们立刻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才不稀罕你的课！”莉迪娅开始手足无措，她像《一千零一夜》里的舍赫拉查德一样，讲自己编的故事。刚开始，学生们哄堂大笑，还挖苦她，后来教室里越来越安静，男孩们的脸也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当下课铃声响起时，他们全都抗议：“我们不要休息，继续讲！”莉迪娅告诉他们，她现在累了，明天才能继续讲故事。而且她还必须把规定的内容给他们讲完，否则她会被解雇。她建议上课时先尽可能快地把课程学完，然后再讲故事。学生们同意了。
第二天，当她胳膊下夹着二十五本练习簿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唱着小调儿欢迎她：“小婊子，小婊子来了，小婊子给我们讲故事！乌拉！”莉迪娅装作没听见，放下本子，脱下大衣挂在钩子上。转过身来发现，本子不见了。她问他们，但是学生们又齐声回她，教室里根本没有本子，一定是她记错了。
莉迪娅必须应对一下眼前的局面了。她想起校长曾经好心建议她选出一名班长。班里有个目光清澈机敏的男孩在第一天就引起了她的注意，他说自己是伊万诺夫26号。后来莉迪娅得知，这个流放地的所有人都叫伊万诺夫，只以编号来相互区分。真实姓名从来不能泄露，谁泄露了谁就会被小组严惩。有一次营地领导通过许诺给好吃的、好衣服，甚至许诺吸收加入先锋组织，成功诱使一名年轻犯人吐露了他的真名。人们给他系上了红领巾，好酒好菜款待了一番后，让他回到棚屋。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他被红领巾勒死在木板床上。
课后，莉迪娅查阅了伊万诺夫26号的档案，想定他为班长。这个有着清澈蓝眼睛的十六岁男孩，已经杀死了三个人。他用枕头把自己的祖母捂死了，就为了抢她的钱，可祖母的钱全是省下来给他的；一次入室盗窃中，他用榔头敲碎了一个男人的头，最后他还枪杀了一名警察，当时他才十二岁。
莉迪娅犹豫了。有一次利用时机，莉迪娅和他聊起了消失的练习簿。这才得知，学生们不仅用纸来做游戏牌，还制作伪钞，制作水平高到从来没人识破他们的花招。他们是不允许在营地小卖部购买物品的，按规定，他们不可以拥有钱。所以他们把假钞卖给其他营地的人，然后以香烟和古龙水的形式按比例抽头，古龙水因为含有酒精被他们拿来喝。他们玩牌时会下很高的赌注。如果有人输掉了自己的声音，就只能学鸡咕咕叫或者学狗叫。玩家用自己的口粮、中饭、唯一的一双鞋，有时甚至用生命来下注——没法更多，这是他们仅有的了。
有一次，一个输掉性命的人，顺从地跟着赢了的人走。两个十一岁的孩子，往下走到一个山谷中，在那儿，赢家用绳子把输家的手绑住，开始用一把钝剃须刀割他的喉咙。早已习惯了营地严酷纪律的孩子，起先不怕死地一动不动，然后挣脱跑开，一边跑一边大叫，血流如注，往上跑了没多久哨兵就来了。这孩子被带去医疗站，肇事者的判决立刻下达。他们用枪指着他的太阳穴，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叔叔，我再也不敢了。”他小声说。随即一声闷响，男孩倒下了。
当莉迪娅给学生们讲故事时，她观察到，这些长时间没听过正常词汇的半大小子们身上正在发生改变。他们的面色变得柔和、平易近人起来。有时候他们会提幼稚的问题，会提出真诚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有一种类似友谊的东西在他们和莉迪娅之间萌生，但是莉迪娅从来没有忘记，她面对的是些什么人，她一直小心翼翼。
极夜和漫长的昏暗无光导致莉迪娅在业余时间睡得越来越久。那里，白天经常只有一两个小时日照，而且，即使有日照，天空也只显现出一丝灰色。有时白雪在黑暗中闪着光，有时人们看见硕大明亮的星星挂在天空，还有不断变幻的童话般的极光。可是，莉迪娅越来越疲累，越来越没有力气。有一次她在周末断断续续地睡了二十个小时。医生诊断她患上了坏血病，她应该多吃莓果和大蒜，多喝松针煮的汤水，并且睡前散步。说起来容易，流放地里根本没人散步。比熊、狼和无主的咬人的狗更让莉迪娅害怕的，是这里的人。
一天早上，她怎么也没有办法从木板床上爬起身。她知道，如果她没请假就旷工的话，就会面临被关禁闭的风险，但是她实在没有气力起身，身体沉重得像块水泥，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呆望着深色的棚屋天花板。她清楚，自己是再也没法起来了。同屋的女同事们对这种情况再熟悉不过了，她们把自己的口粮分给莉迪娅，用小圆铁炉给她煮了医生建议的松针汤水，还往里面加了一勺珍贵的越橘果酱。
第三天，同事们讲了一则学校的故事给她听，把她的精神又提了起来：她不在校期间，有一位重要的教授从列宁格勒来到流放地。他听说了很多卡累利阿改造教育学校的有名事迹，想利用这次机会，给莉迪娅的学生们上一节试验课。一位年轻女教师上课时拒绝哨兵在场的故事传到了他耳朵里，所以他也想按照这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试试。校长还没向班里学生介绍完教授，班长伊万诺夫26号就站起来问，他们年轻美丽的老师到哪里去了，这个让人讨厌的糟老头子想干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同学们最粗野的谩骂和越来越大声的吼叫。教授想为自己辩解，并开始上课，但是叫喊声越来越粗野。当他终于忍不住用拳头敲桌子叫学生们安静时，学生们抄起墨水瓶向他砸去。他吓得半死，浑身墨水逃出了教室。整个班被关了四十个小时的禁闭，可是即使在去禁闭室的路上，学生们还在重申，他们绝对不允许有人把他们的老师弄走，他们想她立刻回来。
莉迪娅回到教室那天，劝告学生们要遵守纪律，他们不仅很不礼貌地对待了一位老人，而且还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男孩们坚持，就应该对那样的屎壳郎采取果断措施，并强调，他们不会让莉迪娅出事，她处于他们的私人保护之下。
莉迪娅某天突然注意到，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勤奋过，他们对她几乎带着一种温柔的关心，不让她离开他们的视线范围。伊万诺夫26号小声告诉她，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把莉迪娅当赌注赌输了。所以莉迪娅暂时不能单独迈出一步。每天早晨她要出发去学校时，真有不少学生已经在门口等着她，下课后他们护送她回棚屋。
跨年之际，莉迪娅被准许去丈夫所在的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住上几天。她没有告诉她的学生们，而是下课后静悄悄地去办公室拿上她的通行证，很快就走到了矗立着哨塔的栅栏边。哨兵检查了她的通行证，只需片刻她就走出流放区，站在大门外。她面前是一条穿过极夜长达二十公里的路。外面的气温只有零下十五度，明亮的月光照着一条宽阔的林间小道，四周一片寂静。她迈着轻快的脚步，满心欢喜地盼着见到尤里。她了解当地的规则，把装有物品的公事包拎在手上，而把通行证和钱藏在衣服下面。树枝发出咔嚓声，可是她并未在意——可能是松鼠，因为这个季节熊还在洞里冬眠，狼通常会靠近居住区行动。可是她还没看清，就被黑暗中窜出来的什么东西扑倒在地。是两个人。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坐在她胸口上搜身，另一个乱翻她的公事包。“把钱和通行证交出来，否则你就完了！”男人小声命令她。莉迪娅把身体往雪里一埋，使出全身力气开始大叫。第二个男人暴跳如雷，粗暴地抓住她的腿，腿骨发出了咔嚓声。突然一声枪响，接着是马蹄声，骑兵巡逻队来了。两个男人逃进了森林，莉迪娅被拉上了马，带到了火车站。一辆救护车在那里接她，把她送到了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在病房里，她的腿被复位了。第二天，人们抓住两个男人给她指认。莉迪娅看着两张又脏又狡黠，带着乞求的眼神的脸，她摇了摇头。她知道，就算她并没有指认，他们也会吃苦头。
自由的日子结束后，当她拖着一条仍然疼痛不已的腿回到流放地时，没人问她发生了什么。倒是她的学生们简短地告诉她，危险已经过去，她不再需要特别保护了。莉迪娅不明就里，但是她感觉到，她现在属于“家庭”的一员了。
教室里冷极了，学生们在写字前，得把墨水瓶放在衣服里面焐一焐才能化开冻着的墨水。有时连续几周暴风雪肆虐，整个世界陷入黑暗，教室里必须全天开灯。有时教室里寂静无声，只能听见笔尖划在纸上的声音，一束阳光仿佛从虚无中冒出，照进来。所有人如同触电般放下笔涌向窗边。在一片永恒的深灰色中，一条细而亮的阳光的边缘，仿佛触手可及。还没持续一分钟，发光的镰刀又落到了地平线下——一瞬间的光亮，一束照进地狱的希望之光。
一天，莉迪娅被叫到了营地领导办公室。领导问她在流放地过得如何，有没有什么不满。然后问她爱不爱她的祖国。她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这种问题专门用来问那些将被安插为密探的人。的确，领导需要她的协助来除掉一个“有害分子”，她的一位同事，自然课的老师根纳季·彼得洛夫。莉迪娅没有否决这个“要求”，她明白，如果拒绝，她的流放期将会大大延长，不过她决定装傻。一周后，她向营地领导呈交了一份报告，里面写道：刑事犯p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脸剃须，给试验花盆里的新芽浇水，然后到食堂吃荞麦粥；课上，他讲了豆子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的发芽能力，还因为一个学生的指甲太脏批评了他；他抱怨背痛；等等。营地领导办公室的人向莉迪娅解释，她把任务理解错了，他们需要的是让彼得洛夫身败名裂的材料，而不是流水账。莉迪娅努力点了点头，可下次又交了一份类似的报告上去。这终结了她在著名的极圈改造教育学校的任职生涯。她被认为智力缺陷而被开除了。
最后一个工作日，她在营地小卖部买了二十五个鱼钩，送给每个学生作为告别礼物。男孩们极度沮丧，但是他们没有提出抗议。他们知道营地的规则是不容改变的，莉迪娅也不是自由之身，她同样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她还需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一家木材厂工作两个月，流放期就结束了。其间，尤里也重获自由。他们有了儿子伊戈尔，将近八十年后，我会在西伯利亚的米阿斯找到他。莉迪娅在一所普通学校当老师，她丈夫则在一家冶金联合企业担任工程师。夫妻俩和孩子一起住在一间没有水电的土屋里，但是夫妻俩心里明白，暂时先坚守在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安全之地对他俩更好些。莉迪娅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我变得粗俗了。她写道，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
当莉迪娅和家人隐居在西伯利亚的丛林沼泽中时，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玛蒂尔达还有托尼娅可能在马里乌波尔勉力支撑。父亲雅科夫已经离开人世，弟弟谢尔盖在基辅的音乐学院上学，莉迪娅相隔遥远。也许我的母亲看上去和旧照片里的一样，就是她和她白发苍苍的母亲合照的那张——年轻消瘦，黑色的刘海，眼神中混合着让人惊愕的无邪和聪慧。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她和母亲的关系令母亲满心忧虑，母亲已年过六旬，作为曾经的大资本家的女儿，政治上一直遭迫害。我母亲是不是终归某天会抛下她一人，远赴敖德萨上大学？我母亲是不是也同样栖身在姑母家，在一个姑母家吃中饭，另一个姑母家吃晚饭？她是不是也必须数格里博也多夫在《聪明误》里使用了多少连接词，在军事课上学射击，把麻纱球抬来抬去，还要教邮局员工学乌克兰语？她也从保姆那里学会了乌克兰语吗？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在那个年代，优秀难道不是专门留给工人农民子弟的吗？
1941年，莉迪娅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她得到了学校工会领导发给她的一张休假凭证，凭借这个可以去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三周。对于她这种政治出身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能出生要归功于这件事。莉迪娅的丈夫要上班，无法独自照顾年幼的伊戈尔，本来她根本没法度假，但是在极圈的漫长岁月后，能去克里米亚半岛度假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莉迪娅给她在马里乌波尔的母亲发去了电报，问母亲能不能到她家来住上三周，帮她照料还没见过面的孩子，她的外孙。然后，六十四岁的玛蒂尔达真的踏上了去遥远的卡累利阿的路途，却并未预料到战争将切断她的归路，她再也回不了马里乌波尔，也再也见不到她的女儿叶芙根尼娅。
如果莉迪娅没有得到休假许可，那我的外祖母就不会长途跋涉前往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我的母亲就会走向另一条路。她不会嫁给我的父亲，她甚至很可能根本不会认识他，而且也根本不会被强行遣送去德国。她不会在战争中抛下她的母亲，她肯定会藏起来不让德国人发现。她会留在马里乌波尔，也许后来她会生下另外一个孩子，但不是我。我是一张休假许可的产物，是不知道哪位苏联干部出于无法理解的原因给我的姨母——一个曾经的反革命分子的一张休假许可带来的后果之一。
莉迪娅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度假的快乐还没持续一周，第五天或者第六天清晨，她被远方传来的隆隆声惊醒。这并不是人们第一反应中的雷雨，而是战争的开始。德军突然袭击苏联。所有住客必须离开旅馆，乘大巴至辛菲罗波尔，从那里再继续乘坐拥挤的火车。田里成熟的大麦在燃烧，为了避开轰炸机，火车往前开一小段，又退后，再往前开一小段，再退后。人们惊恐万状地叫喊着，莉迪娅乘坐的车厢里，一个赤着脚的年轻女人，裙子突然被鲜血染红了，她怀里的孩子不幸被炸弹碎片击中。
到达哈尔科夫后，火车无法继续前行，因为铁轨被炸断了。火车站周围的房子着了火，大街上到处躺着人。莉迪娅揉了揉眼睛才发现，这些人不是在睡觉，而是死了。她在惊慌失措不断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当她终于走到了另一个有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站时，站台已经关闭了。个子矮小的她竟然翻过了铁栅栏。火车开始启动，她把箱子从一扇打开的窗户扔了进去，车厢里的人伸手把她从另一扇窗户拉进了火车。三天中，火车时而前进，时而退后。车厢里没有吃的，没有饮用水，脏污溢出的厕所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
火车终于在晨曦中抵达列宁格勒。人们远远地望见熊熊燃烧的食品仓库，火焰直冲天空。尽管在下雨，但是整座城市被火焰照得通亮。阻塞气球悬在空中，要阻止德军的“梅塞施密特”，即重型轰炸机坠机。莉迪娅刚成功从列宁格勒城里走出来，城里的居民就立刻被包围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超过两年之久的军事封锁开始，近百万人被慢慢地活活饿死。城里再没有一只狗，没有一只老鼠。人们吃光了所有东西，他们的鞋垫，贴墙纸的糨糊，还有尸体。
莉迪娅从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火车站赶回家。她的儿子伊戈尔、丈夫还有她母亲都还活着。尤里不用上前线，因为在征兵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肺结核。这不仅救了他自己，还救了全家人。莉迪娅写道，没有他的话，她和幼子还有年迈的母亲不可能活到战争结束。战火也烧到了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空袭不断，总有飞机在空中相撞，燃烧的碎片从天而降。苏联士兵用他们的原始武器射击德军战机，而德军飞行员以机枪排射还击。玛蒂尔达在屋外晒衣服，愤怒地嚷着：“不要再乱扫射了！这儿有孩子，你们看不见吗？！”
有一次空投下来很多传单。传单一面上画着一个农民，脚穿草鞋，身上裹着破布，身后还拉着犁，标题为“俄罗斯农民在苏联政权下的生活”。另一面，还是这个农民，但是满面红光，戴着毡帽，脚蹬皮靴，坐在一辆崭新的拖拉机上，标题为“俄罗斯农民在德国元首统治下的生活”。偶尔，尾部带有纳粹万字符标志的歼击机飞得地面上的人能看清机舱里德军士兵的脸。
莉迪娅的一个学生受伤了。他躺在地上，内脏从肚子里流了出来。莉迪娅弯腰把沾满血还热乎乎的肠子捧在手上，防止肠子掉落在地。男孩没命地号叫。两个卫生员跑过来，把男孩抬上担架。在去野战医院的路上，莉迪娅一边跑一边继续用手牢牢捧着男孩的肠子。跑到一半的时候，莉迪娅几乎要恶心得晕过去，但是卫生员的严词训斥又让她的血液重新涌到头部。野战医院门口，一名卫生员朝莉迪娅迎面跑来，给了她一个搪瓷碗，她赶紧把肠子放进去，男孩已经失去了知觉。后来她听说，男孩活了下来。
当地越来越多的居民逃走了。被遗弃的房子和商店的门敞开着，没人理会。无主的母鸡和牛遍地跑。一个赤脚的女人尖叫着，怀里抱着她生病的父亲。整村人被杀死的消息不绝于耳。
十月，莉迪娅和家人被疏散到哈萨克斯坦。他们乘坐货车穿越了整个俄国，跨越了近五千公里，经过一个多月的奥德赛之旅，穿过了战火熊熊燃烧的国度，不停地前进又后退，一直到了中国边境。部分被疏散的人死在了半路上，其余的人在冰天雪地的夜晚被扔在了哈萨克斯坦的野地里，听天由命，大多数人命丧荒野。尤里成功徒步到了阿拉木图，驾着一辆马车回来接家人。
最后，莉迪娅写道，多亏了尤里和这场战争，他们把护照烧掉，销毁了被定为所谓人民公敌的所有证据，然后对阿拉木图的官方机构坚称，他们的护照在战乱中遗失了。当地人相信了，给他们发了新的护照。莉迪娅又成了一张未被描画过的白纸，一个全新的人。她可以再次从头开始。
注释
为了维持乌克兰独立自主，十月革命后，西蒙·彼得留拉开始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苏联红军、白军作战，后与波兰结盟共同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后失败，流亡法国。——译者注
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黑军在乌克兰地区与白军和红军为敌独立作战，并建立了乌克兰自由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军事领袖。最终流亡国外，客死他乡。——译者注
谢苗·布琼尼（1883—1973），苏联最早的五元帅之一，骑兵统帅。七十年军旅生涯中，参加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四次大战争。1920年，领导的骑兵队在波苏战争中将波兰军队驱逐出乌克兰，随后在卡莫罗战役中失利。——译者注
德国的考试评分体系的五分制和苏联相反，一分为优秀，二分为良好，三分为中等，四分为及格线，五分为不及格。此处作者把苏联的五分制转换为德国的五分制，便于德国读者理解。——译者注
乌克兰化，是指随着布尔什维克占领乌克兰，为纠正以往俄帝国的同化政策，积极扶持乌克兰语、促进乌克兰文化发展的本土化政策，涉及教育、出版、政府和宗教等各领域。1923年7月《关于对教育和文化机构乌克兰化的执行法令》被视作乌克兰化计划的开始。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化政策突然逆转，“大清洗”意味着苏联乌克兰化政策的终结。——译者注
德国谚语，意为纸上什么胡言乱语都可以写，但不都是真实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