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母亲的名字，不过是一场无意义的消遣。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总是一再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足迹。我给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写过信，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过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也写过信，我甚至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过，可是从来都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条线索的一丁点蛛丝马迹。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模糊的证明，证明她在乌克兰生活过，证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确存在过。
“二战”中，她二十三岁，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从马里乌波尔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我只知道，他们二人被分配到莱比锡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一家军工厂。战争结束后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离无家可归的外国人聚居地不远。“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当时就是这样来称呼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除了妹妹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其他人认识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实也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发地离开家时，我们还只是小孩子。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
几十年了，我早就放弃了寻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只活了三十六岁。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大清洗和饥荒，之后是“二战”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酷岁月。她掉入过两大独裁者的粉碎机里，先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然后是希特勒在德国的。数十年后，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无异于幻想。除了姓名，我对她的了解所剩无几。
2013年的一个夏夜，我无意间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输入她的名字，搜索引擎迅速出来了一个结果。我的惊愕只持续了几秒钟。寻人的困难在于，我母亲的姓氏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乌克兰姓氏，和她同姓的乌克兰女性成千上万。虽然屏幕上显示的人和母亲有着相同的父姓，且全名也叫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但是因为和我外祖父同姓雅科夫的人太多，我的发现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我打开链接读道：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于马里乌波尔。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显示结果，它仿佛也在盯着我。即使我对母亲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确是1920年在马里乌波尔出生的。当年的马里乌波尔，那么小的城市，难道同年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间，并且父亲都叫雅科夫？
俄语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在生活中彻底丢掉它，而且，自从我搬到两德统一后的柏林以来，我几乎每天都说俄语。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确定屏幕上显示的是不是母亲的名字，或者这名字只不过是俄罗斯互联网里的海市蜃楼。互联网上的俄语对我来说几乎是外语，一种飞速发展的新兴语言，经常出现混合了大量美式外来语的全新词汇，即使转换成西里尔文音标也几乎难以辨认。而且，我现在正在浏览的网页名字是英文，叫“亚述的希腊人”。我知道马里乌波尔地处亚述海边，但是“亚述的希腊人”从何而来？我从来没听说过乌克兰和希腊之间有任何关联。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倒是能很应景地说一句：这些都是希腊文！
当时，我对马里乌波尔一无所知。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我从没考虑过要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她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长达四十多年被称为日达诺夫，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恢复旧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现实的光照进过这座城市。一直以来，在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中，那里是我的家。外界的现实会威胁这个内在家园的存在，所以我尽可能地逃避。
我对马里乌波尔最初的印象是，在我童年时，苏联内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区别，十五个成员国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国人。这个印象根深蒂固。谈起乌克兰，我的父母就会提到俄国起源于中世纪的乌克兰，起源于被称为“俄罗斯的摇篮”的基辅罗斯。乌克兰是俄国所有城市的母亲。可他们说的却好像乌克兰源于俄国一样，父亲声称俄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帝国，从阿拉斯加延伸到波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与俄国相比，德国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墨水点。
对我来说，乌克兰和俄国没有两样，每当我想象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早期生活时，眼前总是她在俄国大雪中的画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带丝绒领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见她穿过的唯一一件大衣，穿过灰暗的布满积雪的街道，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空间，那里永远刮着暴风雪。西伯利亚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俄国和马里乌波尔，一个永远寒冷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神秘国度。
我在孩童时期对于母亲出生地的想象，几十年来被我封存在内心的暗室中。即便我早就知晓俄国和乌克兰是两个国家，而且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没有丝毫关系，这些还是并没有触碰到我心中的马里乌波尔——尽管我没有一次能确认母亲是否真的来自这座城市，或者我把她和马里乌波尔联系到一起，只因为我非常喜欢马里乌波尔这个名字。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城市叫这名字，或者这根本只是我的发明捏造，就像其他许多有关我出身的事情一样。
一天，我翻阅一份报纸的体育版，正想往后翻，瞥到一个词——马里乌波尔。我接着往下看，一支德国球队赴乌克兰和马里乌波尔伊利奇维茨足球队比赛。马里乌波尔还有支足球队！光是这件事就让我清醒过来，我心目中的马里乌波尔像一朵腐烂的蘑菇，顷刻间碎落一地。我对足球全无兴趣，可偏偏是足球让我第一次直面真实的马里乌波尔。我这才得知马里乌波尔是一座气候极其温和的城市，全世界最浅也最温暖的亚述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有长而宽的沙滩，种植葡萄的山丘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田地。德国足球运动员们在夏日接近四十度的高温下叫苦不迭。
我觉得现实比我的想象更不真实。自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成为我想象之外的另一个人。突然间，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里，而是穿着轻薄的浅色夏款衣裙走在马里乌波尔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脚上穿着凉鞋。一位不是在世界最寒冷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温暖的南部海边，在可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媲美的湛蓝天空下长大的年轻姑娘。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把母亲和南方联系到一起更难以想象的事了，她和阳光还有大海也风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对她生活的所有想象转移到另一种温度、另一种气候中。曾经的陌生人变成了新的陌生人。
多年后，一部我忘记了书名的俄罗斯小说展现了母亲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的冬日实景：巴尔米拉酒店的窗外飘着潮湿的雪。百步之外是大海，我不敢说它是不是在沙沙作响。这片无足轻重、乏味的浅海在沉重地呼吸着，发出咕咕声。不起眼的小城马里乌波尔和她的波兰教堂及犹太教教堂紧靠在海边。发臭的港口，简易的仓库，沙滩上流动马戏团满是窟窿的帐篷，希腊式小酒馆和小酒馆门口孤独、暗淡的灯笼。对我来说，这像是对母亲的隐秘描述，是她亲眼见过的一切。她肯定不知何时经过巴尔米拉酒店，也许还穿着那件灰色大衣，也许就在那样潮湿的雪中，鼻子还闻到港口散发的臭味。
在我打开的网页上，我还获悉了马里乌波尔让人诧异的信息。在母亲出生的年代，这座小城还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小城送给曾经的克里米亚汗国的希腊基督徒。直到19世纪中叶后，其他种族才被允许到马里乌波尔定居。直至今日，仍有少数希腊人住在城里。母亲的姓氏让我鬼使神差地进入了一个希腊裔乌克兰人的论坛。我心里有种隐约的怀疑在暗涌。对于母亲讲述过的她在乌克兰的生活，我只有一丁点记忆，极其微弱，几乎想不起来，但在记忆中，我却坚定地认为她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当然，这么长时间后，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回忆，还是我大脑里偶然留存的一点沉淀。也许，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早在孩童时期我就虚构了一位意大利外祖母，并把她当成了我虚构的惊险故事的主人公。意大利外祖母也可能来源于我迫切的愿望，用来对抗我的俄罗斯-乌克兰裔出身，以此显得与众不同。而现在，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根本就记错了，我的外祖母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希腊人？然而，这是不是鉴于我现在获悉的马里乌波尔的真实情况方才想到的？是不是因为意大利是我少年时一心向往的地方，所以随着时间流逝，我记忆中的希腊人才不知不觉变成了意大利人？
我的出身来历又陷入了一片新的黑暗中，仿佛我突然扎根在一块更陌生、最终无法辨认的土地上。我对着屏幕上母亲的名字发呆，我感觉，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东拼西凑的身份，像个肥皂泡般破灭了。瞬间，我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直到我想起，只有证明这个被发现的希腊裔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不是我母亲，我才能找回安全感。我从未从母亲口中听过greki一词，从来没有。我很确定。因为在我们那个既封闭又贫穷的棚屋世界里，“希腊”简直是不寻常的异国风情。另一方面，也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母亲绝口不提她家乡的希腊往事。最终，我还是从论坛里才得知了她家乡的历史背景，在她生活的时期，马里乌波尔还是非常希腊化的。
“亚述的希腊人”也为寻找亲属提供平台，尽管我的搜索经常落空，但我决定还是发一条帖子。发帖得先注册。我还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这么干过，我以为我不可能逾越技术障碍，但让我惊讶的是，程序非常简单，比在德国互联网上还简单。一分钟之后，我获得了准入许可。
在搜索情况询问条中，我除了母亲的名字和出生地外，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没有填写她的父称，雅科夫列芙娜。我只知道她的父亲叫雅科夫，但不知道她母亲的婚前姓。我还知道母亲有一兄一姐，但并不知晓他们的名字。我有一张乌克兰的结婚证书，从证书上得知，母亲是1943年7月在被德军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嫁给父亲的。在一张由莱比锡劳动局签发的劳工证上记录着，她和我父亲于1944年被运送至德国。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
现在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呢？她的兄姐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还在世的话，也是相当高龄了。就算他们有孩子，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那我的这些表兄表姐，也和我一样上了年纪。他们也许并不认识我的母亲，甚至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也不会有谁和他们提到过她。当时，甚至几十年后，和我母亲这样的人有亲属关系是件危险的事——一个人不知何故被自愿运送至德国，或者至少没有成功从敌方的强制劳役中逃脱出来，没有像斯大林要求的真正的爱国者那样，必要时采取自杀手段——这样的亲戚是被视为叛国者的，因为害怕受连累，当时的人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孩子。
以前，在输入俄语时我要把键盘转为西里尔文，逐个字母逐个字母地艰难对照，而现在，我可以在一个神奇的电脑程序的帮助下，直接在普通的拉丁文键盘上打字，程序会自动把拉丁字母转化为西里尔字母。虽然我怀疑在俄罗斯网页上，经过转化程序输入的留言帖能否成功显示，但是几次点击后，帖子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显示了出来。我还在留言中写下了我的电邮地址，然后点了发送。不知留言会发往何处，也许会发到僵死已久的某个地方，一个电子化的虚无之处，一个从来不会有任何人发现我的漂流瓶的地方。
几周前起，我住在位于梅克伦堡的工作驻地。这个小寓所位于沙尔湖湖畔，我和我的一位女性朋友轮流使用。今年，湖边的整个夏日几乎只属于我一个人。朋友吉拉是一名演员，她正埋首于一个舞台剧项目，此刻不知身在国外何处，九月份才回来。我正好刚写完一本书，正在发懒。我已经回忆不起上一次发懒超过半天是什么时候了。我的素材冰冷地排着长队，不允许我休息片刻，它们越发提醒我生命有限。通常，我在完成一本书的第二天就会开始新一本的工作，于我而言，不写作也不和文字斗争一番的状态通常持续不了多久。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几乎没有察觉。现在突然间，除了坐在外面露台上，感觉空气轻缓地滑过皮肤，眺望夏日蔚蓝的大海，我什么也不想做。到了晚上，暑热退去，我撑着北欧手杖在湖边漫步，在这片孤独的湿润地带中，大片的云和饥饿的蚊子全向我扑来。回家的路上，我在渔夫那儿买我的晚餐，那里有新鲜的白鲑鱼和红点鲑鱼。
沙尔湖曾经被东西德边境线分割。湖的一部分属于梅克伦堡州，另一部分属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几公里外有一个路牌，人们开车时往往会经过，上面写着：德国和欧洲在此处被分割，直至1989年11月18日16时。过去四十多年来，在东边的边境封闭区中，动植物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几乎从未被人类打扰，只有边境士兵才会经过这里。两德统一后，这片荒芜的地带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并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态保护区的名单，成为一片被管辖的野地。在此期间，来自汉堡的生态学精英们造访此地。在此处安家或在周末度假小屋居住的城里人为有机生态所动，开了有机产品商店、有机食物餐厅，经常举办有机集市，肯花五十欧买一股保护鹤类的股票，本地还建有一个名为“人与自然”的所谓未来中心。因循守旧的前东德居民依然只在廉价超市penny和lidl购物，他们成了这一地区的陌生人，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世界中，蜗居在翻修过的前民主德国的小房子里。
从房子的落地窗看出去，除了沙尔湖别无他物。一整天，我沉醉地望向蔚蓝的湖水。湖水看上去深不见底，无边无际的深邃和冰冷，人在湖中的话，将会不停地下沉和吞下湖水。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他们在水边嬉戏。现在正值假期，这声音，这气息，童年夏日的美好，让人觉得永远不会到头。幸好摩托艇是被禁的，湖面属于生活在此的水鸟，只是偶尔能看到一艘孤独的小舟或者撑着白帆的小艇。几百只燕子飞过天空，有时候飞得那么低，低到它们的翅尖差点拂过坐在露台上看书或者观湖的我。湖面上好似无数的镜子在舞动，反射着银光。雁子排列成几何队列飞过天空，仿佛有看不见的线把它们彼此连接。雨燕互相追逐，在空中进行着疯狂的嬉戏。黄昏时分，水鸟们的音乐会开始了，鸭子嘎嘎不休，天鹅尖声引吭高歌，从野地里赶来觅食，夜间聚集在湖边的鹤群发出小号般高亢的鸣叫。有时还会出现一只白尾海雕——这是湖里所有鱼和其他居民惧怕的国王陛下，它可以伸展开巨大有力的翅膀在水上滑翔，而水面纹丝不动。我听人说，有一次有人在湖岸边看到一只白尾海雕正在撕咬一只鹤。当时是冬天，一只鹤站在浅水处睡觉，大概是觉得那里远离天敌很安全，酣睡中脚被冻在了水里。当白尾海雕向它俯冲而去时，它没能挣脱，被撕碎在冰上。
我是如此喜爱夏日的沙尔湖，以至于晚上无法入眠。有时我整夜坐在露台上，呼吸着凉爽的空气，欣赏月亮在漆黑的水面上投下的一条银色大道，湖面的空寂声我永远也听不够，只是偶尔会有一两只水鸟藏在漆黑一片的芦苇丛中，睡梦中发出咕咕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和这个湖上一样的日出。刚过凌晨三点，地平线上的变化就已宣告日出即将到来。起初，湖面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一抹几乎不易察觉的粉红色，渐渐地变成一次美得不真实的光影狂欢。让我惊讶的是，所有人都在睡梦中，看来除了我并无他人观赏这场演出。天空变幻出各种颜色，从淡绿色到金色、紫色和火焰般的红色，每天不尽相同，日日充满新意：太阳在空中进行光的演出，泼洒出超现实的绘画。我在露台这个宇宙包厢中，尽情欣赏每一分钟的变化。水鸟的叫声震耳欲聋，好似在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等待一个人类感官范围之外的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天空的颜色越变越浓，浓烈到爆炸，然后开始消散，消失，幻化成白得熠熠生辉的光线，渐渐倾泻到湖面上。动物们停止鸣叫，危险已经过去，漫长而闷热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这才从露台的大沙发软椅上起身，刷牙，然后走进朝西的卧室。我在卧室窗外挂了彩色遮阳篷，以便遮挡白天的光线和暑气。即使在睡梦中，我也能听到湖面的空寂声，做着叙事诗般的梦。中午一醒，我便立刻跳下床，穿着睡衣奔向另一个房间的窗边，终于又见到湖面蓝色的波光。
距离我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发寻人帖已将近一周。正当我快要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寄件人的名字无法辨认。我经常收到俄罗斯寄件人的电邮，但是这一次我的邮箱系统没有识别西里尔字母。一位有着希腊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请我提供有关母亲的更详细的信息。有人愿意帮我找人，他需要进一步了解要找之人。
我在寻亲过程中还从未到过这一步。一个远在马里乌波尔的男人愿意帮助我，并且，如果我能给他提供更多信息的话，他还会继续帮下去。可是，我没法再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我知道的全部都写上了。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难当，就像一个无能的证明，一个耻辱。我对自己的母亲竟然所知如此之少。但是与此同时，我像得知了她的消息一般。借一位陌生人之眼，我望向马里乌波尔，好像陌生人是母亲以前的邻居，他每天经过母亲的家，带着我一起穿过她走过的街道，看她见过的房屋、树木、广场、亚述海，也许还有一直挂着的希腊式灯笼。事实上，她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旧物旧景所剩无几。德国军队在战争中把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变成了瓦砾和灰烬。
我对这位友好的有着希腊姓氏的康斯坦丁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的热心肠，并向马里乌波尔送去了我的问候，同时我以为，在这一次失败的寻亲后，我的母亲将永远堕入黑暗。
事实上，我并不是出于偶然才在俄罗斯搜索引擎上按照母亲姓氏来寻人的。长久以来我有个念头，就是想写我母亲的一生，记录这位在我出生前居住在乌克兰，曾在德国劳动营里待过的女性。可是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从未谈起过强制劳役的过往，她和父亲都没提过，至少我一次也回忆不起来。我记忆中她讲述的乌克兰的生活，也只剩下零星片段，如同模糊的磷火。我只能尝试利用诸如母亲生活过的时间和地点之类的已知事实，基于历史编纂来虚构她的生平。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本过去强制劳工写的书，找寻一个文本化的声音，让我可以辨认方向，可一直徒劳无功。集中营的幸存者写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劳役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始终沉默着。几百万强制劳工被运进德意志帝国，整个帝国的康采恩垄断集团、企业、手工工场、农场、私人家庭，按照份额随意奴役这些“进口的”劳奴，他们花最少的开销，榨取最多的劳动力。他们在非人道的、类似集中营的条件下，被迫完成本该属于德国男人们的工作。而德国男人们正在前线，在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们的家乡毁掉他们的村庄和城市，屠杀他们的家人。这些被劫到德国的男人女人，在战争中被折磨致死，而他们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战后的几十年中，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强制劳工的遭遇——不同来源的数目相差巨大——却只是偶尔出现在教会简报或者地方周日报纸的一篇单独且简短的报道中。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
我大半辈子时间里完全不知道，我是强制劳工的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父母没有提过，我身边的德国人也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强制劳工这回事。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和我们一起住在各个战后聚居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来到德国的：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彼此理解。我只知道，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某种垃圾。
在德国学校里，人们教我们的是苏联人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一切，还夺走了德国人的半个国家。我坐在最后一排，英格·克拉博斯的旁边，虽然她是德国人，可也没人理她，她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身上散发着怪味儿。女老师站在讲台前，讲苏联人用烧红的煤球烫坏了她未婚夫的眼睛，还穿着长靴踢小孩子。所有的脑袋全都转向了我，就连英格·克拉博斯也离我远了些。我知道，下课后，追捕又要开始了。
我撒的谎早就没法再帮我了，我不仅属于苏联野蛮人，而且还早被识破是伪装成体面人的骗子。为了能让自己在德国孩子中有面子，我和他们说，我引以为耻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们是在从苏联逃亡的路上，在路边的坟地里发现了我，然后把我带走的。其实我出生于富有的俄国贵族之家，拥有宫殿和财宝，可我疏忽了，没能解释作为贵族之女，我是怎样流落到街边的坟地里的。不过，在一天或者至少几小时内，我是被低估的神秘人物，享受着德国孩子们的惊叹和赞美。后来某天，他们看穿了我，然后开始驱逐我。这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把我当成苏联人一样追赶驱逐。我是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敌，在战争中被他们击败了，现在要逃命。我可不想像南斯拉夫人的小女儿德舍米拉一样死掉，德国孩子们也驱逐她，后来有一天她掉到雷格尼茨河里淹死了。我飞奔着，背后一片敌人的号叫声。我可是个练出来的飞毛腿，我在跑步时从没有岔气的刺痛感，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成功甩开追我的人。我只需跑到采砂场，那里是德国人居住区和我们居住区的分界，采砂场后面就是我们的领土，一片“未知之地”，除了警察和邮差，没有一个德国人踏进过这片土地，德国孩子们也不敢闯入。采砂场前面，有一条从柏油路分出来的野路，通向“难民楼”。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把我们的石头楼房叫作难民楼。可能是为了把我们和吉普赛人区分开，他们住在更远处的木头棚屋里。他们比我们还低一个等级，让我一想到就心生恐惧，可能就像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一样。
只要我越过神奇的边界线，就安全了。转弯后，追我的人看不见我了，我躺倒在草丛里，等跳得飞快的心恢复平静，等我又能重新呼吸。今天算是成功挨过了。至于明天，我现在还没去想。我慢腾腾地磨时间，能磨多久是多久。我在河边晃荡，拿些石头在雷格尼茨河上打水漂，把酸模草塞进嘴里嚼，从地里偷生玉米啃。我永远不想回家。我想离开，从我能思考开始就只想离开，我的整个童年只盼着长大，长大我就能彻底远走高飞了。我想远离德国学校，远离难民楼，远离我的父母，远离有关我的一切。这一切是个错误，把我困在其中。就算我能提前知晓我的父母是何人，以及和我有关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谁，我也不想去了解，这些完全激不起我的兴趣，一点都不能。我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想离开，把一切抛诸脑后，彻底挣脱，到外面的世界去过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我回忆起脑海中关于母亲的第一幅画面：我四岁左右，当时我们住在一家铁器工厂的简易仓库里，那是我父母在德国找到的临时避难所。离开工厂大院是要受罚的，但早在那时我就经常试图违反禁令。工厂大院后面，从宽阔的莱厄大街开始是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那里有店铺，有轨电车，有没有战后废墟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有像宫殿一样的房屋，石头造的，有大而笨重的门和高高的窗户，还挂着窗帘。还有一片草坪，上面长着野梨树。我从来没吃过梨子，我想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可是我太小了，我够不到树枝。我尝试用一块石头去砸，石头砸断了一根树枝又飞向了我，像回旋镖一样在我脸上砸了个洞，与我的左眼有一厘之毫。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记得我站在工厂大院里，不敢走进我们住的仓库。热乎乎的血从脸上流下来，滴在我的衣服上。透过仓库开着的窗户，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正低头用搓衣板搓着衣服，一缕深色的头发滑落到她脸上。她抬起头，看到了我，我看着她。那幅画面是留在我记忆中关于她的第一幅。画面始于她的一声尖叫，然后剩下的只有她的眼睛。充满恐惧的双眼。这双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惧来自远处，远远地越过我，不可捉摸，深不见底。那恐惧，伴随着她的念叨：“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响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我有两张她在乌克兰照相馆拍的肖像照。其中一张照片里，她很年轻，十八岁左右，旁边是一位温柔的白发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谁。我母亲极其瘦削，或许是营养不良，她身穿一条朴素的夏季连衣裙，浓密乌黑的头发剪成了短刘海发式，也许这样在当时很时髦。显然，摄影师试图展示他的艺术技巧，给我母亲加上点神秘感，在她的左半边脸上打了阴影。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但她脸上的无辜和无助却带着惊恐之色。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纤细脆弱的人能承受那样的惊恐——如同千钧系在一发上。她身边的白发妇人尽管看上去温柔亲切，但带有一些阳刚气，看她的年龄应该是我母亲的祖母。她穿着一条白色尖领的灰裙子，姿态端正，表情严肃，脸上带着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强。这张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摄的，正处于斯大林恐怖统治、饥荒和恐惧盛行的时期。
第二张照片中，母亲明显大了些，照片很可能是“二战”时拍摄的，在她被运送之前。她双眼望向深不可测的远方，忧郁中带着一丝微笑。乌克兰民间风格的头巾包裹住她的头发，露出面庞。也许她是为了留下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张照片才去拍的，留作纪念。
每个看到这张黑白照片的人都会感叹，好一个美人啊！自我童年起，母亲的美丽就是一个神话。我经常听到别人赞叹，好一个美人啊。与此同时又感叹，好一个不幸的女人啊。美丽和不幸看上去都属于母亲，谜一般交织在一起。
我的旧物档案里还有第三张来自乌克兰的照片。照片上是位衣着华丽的老者，他有一双聪慧而忧郁的眼睛，高高的额头，短短的大胡子，一半胡子花白。他站在两位坐着的女士身后：一位身穿密不透风的高领裙，知识分子面孔，鼻子上戴着副夹鼻眼镜。另一位年轻的女士穿着白衬衫，小女孩般羞涩，眼神里透着无助之色。这张照片背面有一行母亲手写的德语：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还是母亲的外祖父？我也不清楚为何母亲要在照片背后写下德语，她总是拒绝和我说德语而坚持说俄语。
除了这三张照片，我还有两份之前提到过的官方文件。为了能看清父母的结婚证书，我得把这张明信片大小的纸放在镜子前。证书是一份神秘的影印本，黑底上是左右颠倒的白色手写体。靠着镜面的反向我能辨认，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1943年7月28日在马里乌波尔和我的父亲正式结婚。证书是乌克兰语的，印章已经褪色，但是德语词standesamt（民政局）清晰可辨。每次我都卡在这个词上不明就里。是德国人在马里乌波尔的民政局留下的吗？或者占领区的日常就是如此？对此我所知甚少。这份不起眼的文件简直是个奇迹，它不仅经历了战争、流放、劳改营，还经过了战后多个营地的艰难辗转跋涉，而且在我多次搬家后也没丢失。一份跨越七十多年、经久牢固的证明，证明我父母那段并不长久、灾难般的婚姻。
母亲的德国劳工证已经下落不明，可能不知何时在我写字台的某个黑暗角落里化成了灰烬，但是我记得，她的劳工证上除了名字，其余的和父亲于1944年8月8日在莱比锡拿到的一模一样。而父亲的劳工证还在。一张肥皂大小、对折的纸片，严重破损泛黄。父亲的姓名、生日、出生地，父亲口中说出的甲，到了德国文书耳朵里变成了乙。证上写着：
国籍：不详，东方劳工
来源国：被占领的东部地区
地区：马里乌波尔
住址：/
工种：金属作业帮工
工作地点：atg机械制造责任有限公司，莱比锡w32，舜瑙尔大街101号
时效：自1944年5月14日起
两枚帝国鹰鹫的印章，一枚来自警察总局，一枚来自莱比锡劳动局，另外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他的西装翻领上别着劳工编号。劳工证背面印有两枚指印，分别是左手及右手的食指指印。下面标注了一句：此劳工证只用于上述企业，离开上述工作地点此证即失效。持有者须随身携带此证作为身份证明。有效期至另行通知前。保留撤销权。
两份历史久远的文件——结婚证书和劳工证，三张黑白照片和一尊母亲装在包袱里的古老圣像，就是我继承的全部家产。这尊圣像，纯金底上手绘的是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每个细节栩栩如生，连圣人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稍微仔细点，我还能忆起，母亲是怎样讲述她的家庭在乌克兰的贫困，还有长期饥饿的。在我的记忆中，对斯大林的恐惧和家庭贫困构成了她在乌克兰生活的基调。可是，贫困又如何和那尊从乌克兰带出来的贵重圣像联系在一起呢？这贵重之物竟也神奇地躲过了运送和劳动营，一路上既没丢失，也没损坏，没人把它从我母亲手中夺走或者偷走。在我们住过的每个棚屋里，圣像被挂在墙角，静默地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我曾向它献上我孩童时最热忱的祷告，当母亲又一次和妹妹以及我告别并决意赴死时，我绝望地请求神灵庇护她的性命。现在，这尊圣像挂在我柏林家中一张旧的天主教教堂座椅上方，椅子是我在阁楼里找到的。圣像也许是我拥有的最贵重的物品了。
我还有一些模糊可疑的回忆可以作为这份微薄档案的补充，一个孩子的回忆，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回忆，而纯粹是些经过几十年发酵还留在记忆中的泡沫：
我记得一个俄语词“律师”——我的外祖父是律师。母亲总为他担忧，因为他有心脏病。有一天，当她被从学校课堂接出来的时候，她立刻明白过来，她的父亲死了。
我还记得“德·马尔蒂诺”这个姓——我的外祖母应该是这个姓氏。一位富有的意大利家族出身的女性，我不知道，在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是什么风把她吹到乌克兰去的。家族的富裕和“煤炭店”这个词互相矛盾，而“煤炭店”和“德·马尔蒂诺”联结在一起。
还有“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这个名字，德语叫“熊山”。记忆中这个地名是和我的姨母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我对她一无所知。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我的外祖母有一天动身去“熊山”，去那里的营地看望女儿，中途“二战”爆发了，外祖母再也没有回来。这应该是母亲生命中最大的灾难：她不仅失去了母亲，而且还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活着，还是在德军的轰炸中死去了？我童年的幻想里，是“熊山”的熊把外祖母给吃了。
母亲有个哥哥，据说是一位有名的歌剧演唱家，母亲深爱着他。她为他流的眼泪，几乎和为自己母亲流的泪一样多。
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富裕的意大利家庭、身为律师的外祖父、有名的歌剧演唱家，甚至还有煤炭店，全部可疑地指向我童年的渴望——渴望出身显赫，按照我当时的想法至少得是煤炭商人。歌剧演唱家也许来自后来的念想，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无比惊叹地发现了歌剧的魅力，我幻想自己有位叔伯舅父，吟唱我最喜欢的贝里尼和亨德尔的咏叹调。幻想有位姨母多半是来自孩童时期对于悲剧意义的渴求，或者单纯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单词“熊山”，我把它和母亲给我讲的另外某个故事联系到了一起，可能是她给我讲过的众多童话故事中的一个。
可是，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母亲讲的关于一位女性友人的故事。她经常讲起这个故事，眼中带着令我害怕的恐惧。纳粹也在马里乌波尔捕猎犹太人，仅仅在1941年10月的两天内，纳粹就在城里射杀了八千犹太人。在犹太居民众多的乌克兰，到处发生着像在娘子谷那样骇人的大屠杀。母亲的朋友是犹太人，有一天她也被捕了。她被迫和其他犹太人一起挖一条长沟，然后面对着沟，背对德国人的机关枪站着。她成功在子弹打到她的前一秒先栽进沟里。一直等到黑夜降临，她才费尽全力从压在她身上的尸体堆里爬了出来，然后跑去我母亲家。她站在我母亲家门口时，浑身是血。
很长时间以来，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战争中的母亲和德国占领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被占领地区的所有居民必须为德国人劳动，无一例外。谁劳动，谁才能得到食物券，没有食物券就无法生存。可是战争爆发时母亲不过只有二十一岁，却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被德国劳动局雇来专门招募送往德国的强制劳工。做这份工作，对于后来充当强制劳工的母亲，无异于自掘坟墓。况且，德国劳动局是德国占领者的重要权力及监管机构，每个人都必须在劳动局报到，没人可以逃过。那母亲在劳动局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难道她认为德国人可以战胜斯大林政权，解救大众，所以站在了德国人那边？她是因为信念在劳动局工作的，还是只不过是德国战争机器上一个偶然的微小齿轮？最终，她是像其他人一样被暴力遣送，还是自愿报名参加强制劳工运送的？她会不会也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下的牺牲品，轻信了去天堂德国就可以摆脱苏联统治下的贫困？但是，她怎么可能在1944年，也就是她被运送的那年，还相信这种政治宣传？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被送走后会面对什么：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抓，塞进运输牲口的车皮里运往德意志帝国。这个时候，不少人已经返乡，孱弱不堪，在德国严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身心双双被摧毁，成为纳粹再也不需要的无用的劳奴。倘若母亲真的是自愿被送走的话，很可能她知晓这一切，可是她别无选择。可以预见的是，就算苏联红军夺回马里乌波尔，她也只能逃走，因为作为德国劳动局曾经的职员，她很可能被视作内奸和叛国者而被处决。而且，有可能我父亲有更无法启齿的原因要离开苏联。也许，她不过是跟着他。他当时是母亲的保护者，是她唯一的慰藉。她自己或许太年轻，太不知所措，没法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来对抗所处时代的暴力。
现在，在美妙的湖边夏日里，伴随着惊惧的与日递增，我逐渐明白过来，我决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我几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尝试撰写自传，但当时我对自己的生平并不了解，我还没弄清楚我的人生和其中的各种关联。母亲只是存留在我内心的形象，是我生平里模糊不清的一部分，为了这一部分我曾经虚构了各种政治的历史性关联，让自己置身于无人之境，成为一个无根无源的单一生物。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是何许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怎样的“素材”。当下我的任务是弥补错失的过往，在我的书中，也许是最后一本书中，讲述我第一本书里就该讲述的故事。可是，我对母亲在生下我之前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完全不知道她曾经在德国劳动营里的经历。我两手空空呆立原地，只能发挥想象力讲故事，这对挖掘主题毫无建树。
当那些被海尔曼·戈林称为“东方劳工”的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赔偿要求时，东方劳工才进入德国公众的视野，或者至少是一半见光。在此期间，各种有关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专业书籍、报道和纪录片层出不穷，我读了许多，了解也有所加深。其间，我甚至找到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找寻的那个文本化的声音，那是维塔利·塞明写的一本书，七十年代已出版问世，德文译本叫《一个标记的差别》。书中，这位俄罗斯作家讲述了一个未成年人的故事。他被从顿河畔罗斯托夫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之后幸存了下来，因为他怀着一个信念，就是他不能让他目睹的和所经历的随着他一起逝去，他有责任向后世提供证据。在劳动营里，他写道，条件比集中营好，但是也仅限于不会被立刻杀死，而是被非人的工作量、饥饿、殴打和经常性的侮辱以及匮乏的医疗供给缓慢地置于死地。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这本书的译者亚历山大·坎普菲，是我七十年代的朋友。他经常把他的翻译读给我听，很可能他给我读过维塔利·塞明书中的内容，而我回忆不起来是因为，我当时全然不知这本书的内容其实与我的父母有关，他们同样也佩戴过一个有别于他人的标记，衣襟上的ost标记（东方标记）把他们和种族上高一等的西欧强制劳工区分开。
我研究的时间越长，碰到的可怕事情就越多，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些事情几乎闻所未闻。对许多事一无所知的不仅是我，不少我认为通达、对历史有一定认知的德国朋友中也不知道，在曾经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个纳粹的营地，有人说是20个，有人说是200个，还有少数人说有2000个。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数据显示为42500个，小的营地和附属营尚未计算在内。其中30000个是劳动营。2013年3月4日发行的《时代周刊》中的一篇采访里，参与研究的美国史学家杰弗瑞·麦加吉（geoffreymegargee）表示：多得可怕的营地数量意味着，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知道这种营地的存在，即便他们不了解此体系的庞大规模或者营地内部的状况。又是老生常谈：无人知情。遍布42500个营地的国家完全是一个古拉格。
在世界史里，在二十世纪妖魔丛生的悲剧中，我越来越晕头转向。关于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报道完全是盲区，充满了无稽之谈和自相矛盾。我的主题明显不是我能一手掌握的，我头昏脑涨。我自问，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还能够得上那口气，把这些浩繁的材料都弄明白吗？究竟有没有文字记录这一切，记录籍籍无名的母亲的生平，而她的命运是百万千万人的命运写照？
我早将“亚述的希腊人”论坛忘诸脑后，此时却收到了论坛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那栏是奇怪的象形文字，是一位希腊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我读道：
非常尊敬的娜塔莎·尼可拉耶芙娜：
我再次查证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档案里登记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您的母亲。请容我从头道来。19世纪，在马里乌波尔住着一位乌克兰大地主，来自切尔尼戈夫的一位贵族，名叫伊皮凡·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他是您的外曾祖父。可能他是第一批迁居到马里乌波尔的非希腊裔居民之一。马里乌波尔当时还是亚述海边的一座商业小城，只有不到五千居民。他为自己和家人在米特洛波里斯卡亚大街上买了一栋房子，成了枢密官、船主和港口海关局的主事。渐渐地，他在城里购置了大量不动产，广开商铺，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和一名叫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女性结了婚。关于这位安娜，我们知道她出身于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德意志乡村贵族家庭，根据教区记事簿，她生于1845年，卒于1908年。
您的外曾祖父母有六个孩子，两男四女。大儿子是雅科夫，也就是您的外祖父，您母亲的父亲。据教区记事簿记载，他的弟弟莱奥尼德26岁时死于癫痫。关于叶莲娜和娜塔莉亚姐妹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知道，大姐奥尔加和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结为连理，他家有希腊血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仅您母亲的名字，而且切尔班诺夫妻子的整个家族介绍全部留存在我们的档案中。
您外祖父的第四个妹妹，您的姑婆瓦伦蒂娜，是马里乌波尔知识分子圈中最优秀的人，直到现在她仍然在城里声名远播。您可以通过邮件附文了解她的更多情况。
可惜，关于您的外祖母，我们什么也不知晓，只知道她叫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您母亲的姐姐叫莉迪娅，教区记事录上记载她生于1911年。您母亲的哥哥名叫谢尔盖，生于1915年。他是一位歌剧演唱家，战时在前线唱歌剧，并因此被授予奖章。您可以在附件中看到获奖证书的电子版。
不久之前，一本关于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的书出版了，书中多次提到他妻子的家庭，您的姑婆奥尔加饱受精神疾病之苦，43岁时在莫斯科跳窗身亡。我们会请此书的作者给您一本书。
您母亲的兄弟姐妹多半已不在人世。而且他们的子女也不好找，因为伊瓦申科这个姓氏太常见。关于您的姨母，我们除了知道她名叫莉迪娅，再无任何信息。寻找女性总是十分艰难，因为不知道她婚后姓什么。因此我建议您，首先把搜寻放在您的舅父谢尔盖以及他的子女身上。我们可以向《等着我》节目编辑部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同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播出的家喻户晓的寻亲节目。
我看不明白这封邮件。这位康斯坦丁是谁？一个网络幽灵，一个爱胡说八道的人，还是一个投机取巧者？他是不是想给我弄个蓝血贵族的出身，然后为了继续证明他所言不虚，让我先给他钱？我是完全不会相信我母亲来自他描述的那个家族，来自高级阶层的。她是一个所有阶级之外的斯拉夫低等人，一个在大街上会被人扔石头的贫苦可怜虫。她当时哪怕能透露出一点贵族出身的影子，我都能在我贪婪渴求社会价值的绝望童年中好过一些。这封邮件的发信人如同窥见了我孩童时期的痴心妄想一样，他在向我讲述我曾经的谎言故事。很显然，我面对的是网络丛林中一朵分外可疑的花。
我打开第一个附件，文章的标题大写加粗：瓦伦蒂娜·伊皮凡诺夫娜·奥斯托斯拉夫斯卡娅——我们城市难忘的女儿。标题下方是一位女性的椭圆形肖像照。我的呼吸停滞了。我认识这个女人。从记事起我就认识她了。她是旧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我母亲在照片背后标注了“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我现在在电脑屏幕里看见的她，更年轻些，更瘦些，但是这张面孔不会错：高颧骨的知识分子的脸，面容严肃，略显骄傲的嘴角。在这张肖像照中，她也身穿深色、密不透风的裙子，戴着夹鼻眼镜。
我感到窗外的湖水在晃动。我身边的一切突然变得新鲜而陌生。我对着屏幕上的女人面孔发呆，像在慢镜头里一样，慢慢让自己明白过来这些意味着什么。这张照片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幻影般的证明，证明了我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里询问并得到回复的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的的确确是我的母亲。照片里这位我认识已久，被我母亲称为友人的女人，事实上是她的姑母，我外祖父的妹妹。
我屏住呼吸迅速浏览这篇文章。文中写道，这位1870年出生的瓦伦蒂娜·伊皮凡诺夫娜创办了一所私立文理中学，专收出身贫寒的女孩。她是一位毕生致力于社会平等的斗士，她的付出值得感谢。由于她的努力，无数马里乌波尔女孩才能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摆脱无知和贫穷。她和她的哥哥雅科夫，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志同道合。我的外祖父大学攻读法律和历史，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在地下和布尔什维克共过事。他二十三岁时被沙皇的秘密警察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
瓦伦蒂娜·伊皮凡诺夫娜，我母亲的姑母，与瓦西里·奥斯托斯拉夫斯基结为夫妇。丈夫瓦西里出身出类拔萃的富裕俄国贵族家庭，家族因重视教育、开放和思想自由而声名在外。大革命之后，她的丈夫和几百万乌克兰人一样，在严重的饥荒灾难中丢了性命。瓦伦蒂娜创办的中学在内战中烧毁，随后不久，她死于当时蔓延欧洲的西班牙流感，死时只有四十八岁。她们的儿子，伊万·奥斯托斯拉夫斯基是一位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他的著作是全苏联所有学航空航天技术大学生的必修教材。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位较年长的男人，看上去像圣伯纳德教派的教士，面部表情粗野，可双眼聪慧闪亮。瓦伦蒂娜的女儿伊莲娜·奥斯托斯拉夫斯卡娅高居公共教育部副部长之位，但在斯大林时期被作为人民公敌逮捕，流放西伯利亚。
邮件中我还获悉了其他一些事。我的外曾祖父伊皮凡是来自切尔尼戈夫的大地主，在马里乌波尔酗酒，逐渐散尽了家产。某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撇下了他的妻子安娜·冯·爱伦施泰特和六个孩子，没留下任何钱财。有传言说他坐上一艘曾经属于他的货船逃往了印度。
我需要再给我一颗脑袋来装下所有这一切，接受并理解它们。我至今为止的经历全是，事实被证明是谎言。而现在，可笑的是，我童年的谎言却被证实是事实。
最让我震惊的是落差如此巨大。为什么母亲从没提过她的出身，而且是只字未提？为什么她甚至要否认和她姑母瓦伦蒂娜的亲戚关系，而把她称作友人？在我眼中，母亲一直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平民女性，她真正的出身，到现在对我来说还像个荒诞的发明，给她的命运带来一层全新的残忍。我没法理解。
我用发麻的手指打开第二个附件。屏幕上是一份泛黄变色文件的数码影印本，我多次放大才能辨认出上面严重掉色的打字机写的俄语。我读道：
兹授予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红星国家勋章。他于1915年生于马里乌波尔，党员。1939年加入红军，战争开始第一日即响应号召，毫不犹豫地从基辅奔赴前线。
作为红旗合唱团的独唱家，伊瓦申科同志为俄罗斯经典音乐传播做出了贡献，他在前线为部队官兵们演唱俄罗斯歌剧中的唱段。他演唱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萨德柯》中的《印度之歌》和亚历山大·鲍罗丁的歌剧《康斯坦丁伯爵》中的咏叹调，成为部队中最受喜爱的曲目。他从来不因危险和天气恶劣而退却，即便在最糟的逆境中他也继续演出，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前线的士兵们爱戴他、尊敬他，因为他的演出始终保持最高艺术水准。伊瓦申科同志以堪为榜样的职业道德和遵守纪律而出名，他忠于列宁、忠于斯大林，忘我地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曾因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功绩被授予奖章。苏联政府特此授予他红星国家勋章。
新闻宣传部部长普洛科夫耶夫上校
连续多天我一直处于一种惊愕状态。我继续做着之前的事。我坐在露台上，在海边散步，煮吃的，但是这个人不是我，我旁观着这个人做所有事。我观察她接连几个小时望着墙上的光影发呆，或者毫无来由地放声大笑。后来甚至发展到，我突然开始在心里、在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对话中，和看不见的人指手画脚、激烈地争辩或者赞同地点头。旁观者肯定会认为我疯了。
我反复回看康斯坦丁发来的邮件和附件，我必须一再告诉自己，这不是梦。我惊讶的目光停留在了外祖母的名字上：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一个名叫玛蒂尔达的女人，父亲姓约瑟夫。这是一个我在俄语中还从没听过的女性名字。康斯坦丁有查看马里乌波尔教区记事簿电子版的权限，他告诉我，玛蒂尔达的宗教信仰一栏填写的是罗马天主教。宗教信仰结合玛蒂尔达这个名字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外祖母来自意大利，尤其是，她的父姓约瑟夫是意大利姓氏朱塞佩的俄语变体。但是，这些信息在我的意识中还很边缘化，信息一下子来得太多了。
我感到自己仿佛找到了外祖母一样。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母亲为她流了那么多眼泪，她去找被流放的女儿莉迪娅，再也没有回来。我的发现如同逆转了母亲不幸的那一部分，她当时深陷母亲失踪的痛苦，几乎没法继续活下去。我一再地想象自己飞奔向母亲，告诉她：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你的母亲，我找到她了！玛蒂尔达，你还能再认出她来吗？我真的找到她了，在这儿，你看……
姓名是有魔力的。母亲的姐姐和哥哥突然变成了鲜活的人：莉迪娅和谢尔盖。一切是那么理所当然，他们就应该叫这个名字而不是其他名字，让我惊讶的是，我自己怎么没想到。莉迪娅和谢尔盖，这两个名字好似母亲名字的天然互补。我的姨母莉迪娅和舅父谢尔盖。我一再地重读谢尔盖的荣誉证书，他被授予红星国家勋章的证明，试图从中找寻他人生的蛛丝马迹，寻找母亲人生的线索。
每次，当我想象那位幻想中的舅父，歌剧演唱家时，耳边就会响起男高音，像威尔第《茶花女》中的咏叹调《沸腾激动的心灵》或者《友善的森林》那样高亢，但是荣誉证书中的部分内容透露出，他是贝斯般的低音。在我脑海中和眼前出现的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体形巨大，大腹便便，嗓音柔和而低沉。一位前线歌唱家，一名党员，红旗合唱团里的独唱家。荣誉证书夺去了歌剧演唱家舅父在我眼中的光环。很明显，他被授予国家勋章不是因为他的演唱功底，而是为了褒奖他忠于党的路线，给苏联人民做出了榜样。康斯坦丁认为这非比寻常。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人，能在当时加入苏联共产党，还能被授予国家勋章，按照康斯坦丁的说法，简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么我母亲的哥哥到底是谁？他究竟做过些什么，能够“穿过针眼”？而且，姐姐莉迪娅之所以被流放到劳改营，毫无疑问是被视为人民公敌的人，对于弟弟谢尔盖来说，针眼又细了一半。还有，我母亲怎么可能那么爱他的哥哥，我能肯定她是把苏联共产党视为魔鬼的。我再仔细回想，父母对苏联政权的仇恨，对斯大林的仇恨，可能是他俩最大的共同点了。母亲从来没放下对苏联政权手眼通天的恐惧，在她眼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苏联人是她生活一败涂地的罪魁祸首，苏联人杀人无数，毁了她的家园，逼迫她背井离乡。
现在的事实却是，连她的父亲也是社会主义者，是最早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他因为信仰被沙皇政权流放二十年之久。我头脑开始混乱。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家庭？母亲的父亲是个布尔什维克，被长期流放，她的哥哥是个受褒奖的党员，她的姐姐还有她自己都是变节分子，姐姐被流放到苏联劳改营，而妹妹是苏联死敌的强制劳工，潜在的通敌者。这个家庭里面难道有个无底洞？母亲是怎样做到对苏联政权恨之入骨，同时又深爱着为苏联政权服务的父亲和哥哥的？
我对母亲家族的想象一片混乱，既不现实也不合情理。现在我知道的反而更少了。唯一知道的是，母亲跟我一直以来认为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人，而我自己也不是我认为的那个自己。
她的父亲大学攻读的是历史和法律，倒是符合我记忆中“律师”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我心目中是和一位可靠的中产阶层先生的画面联系在一起的，他整日坐在房间里，用俄国式的铜茶炊喝着茶，接待委托人，戴着长柄眼镜翻阅卷宗。二十年的流放生涯颠覆了这位“先生”的画面。他不再是个稳重的大学生，拼命补习法律条文，为他的职业生涯精心准备，而是一个年轻的，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的反叛者，还是一位女士的哥哥，这位女士为出身贫寒的女孩们创办了文理中学。一对为社会平等而抗争的兄妹，为团结被沙皇政权压迫的人民和废除贵族阶级而奋斗，而他们自己却出身于这个阶级。为此，我的外祖父付出了沉重代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不知何处的蛮荒之地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可能占据了他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这样一个遭受残酷命运的人，和我童年想象中的“律师”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根据教区记事簿的记录，他生于1864年。如果他是二十三岁时被流放的话，那他1907年重获自由时已经四十三岁。十三年后，我母亲才出生，那他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这是我和母亲一个引人注意的共同点：我也有个年纪较大的父亲，他足足比母亲大了二十岁。那外祖父和我父亲一样，也是娶了一位比他年轻很多的妻子，不然也不会有我母亲的出生。可能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娶了年轻的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四年后生下了莉迪娅，我母亲的姐姐，又过了四年生下我母亲的哥哥谢尔盖。我母亲是三兄妹中最小的，一个迟来的孩子，最小的女儿。尽管当时，1920年，安乐窝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家产早已被征收，也许还遭到了严重的报复，至少我母亲的哥哥和姐姐还经历了大革命前的最后几年，短暂地享受过来自他们出身的优越特权。与此相对，我母亲只经历了毁灭，从未享受过任何优越生活。她在内战、恐怖、饥饿和迫害中出生。这些贯穿了她在乌克兰生活的自始至终，除此之外，她没见过其他。
渐渐地，我终于理解了为何她绝口不提她的出身。在她生活的苏联时期，没有比贵族出身更糟糕的事情了。这种出身是一种罪行，一种原罪，是最大的耻辱，会置她于死地。也许她把恐惧、自我鄙视和羞耻混淆在一起，因为她慢慢地让自己相信了，像她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低等赘瘤，不具有生存的权利，属于历史的垃圾。她不是在德国才被视作低等人的，早在乌克兰时她已被归为此类。我可怜的、矮小的、疯癫的母亲，她来自残忍嗜血的二十世纪最黑暗的年代。
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没有人告诉她，她到底是谁，身边的人为了保护她而选择了缄默。可能她像我一样，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来历。或许她没有听人说起过她的长辈，因为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既不许“道听”也不许“途说”，况且她的社会阶级早在她的童年时期就被彻底铲除了，她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可能她之所以在乌克兰带出来的照片上标注“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是因为她真的不知道照片上的两位女性是谁。第二位年轻些的、脸上带着羞怯微笑的女性，很可能也是她的一位姑母，是她父亲的姐妹之一。也许，那个时代的巨大毁灭将所有人抛入混乱，把人连根拔起、冲散，切断了一切联系，以至于谁也不认识其他人。或者，她在给照片标注时只是简单地想，照片中的两位女性对于妹妹和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反正也不认识而且也不可能认识她们，因为她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陌生的德国安全保存下来。
然而，根据我现在所知晓的一切，其中一件事是清楚的：照片中的男人不是我母亲的祖父，而是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母亲是从妹妹和我的视角来给照片标注的。不过比起我最近的想象，外祖父的形象更符合我以前想象中的他。我在他身上没法看出任何曾经的革命者和西伯利亚流放犯的样子。事实上，他的确让我回忆起很多我孩童时期想象中的那种中产阶级令人尊敬的律师的模样。他散发着沉静和温暖，有聪慧而温和的面容，还有和我母亲一样的充满忧伤的双眼。可能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和心脏病，让我母亲担忧的还有第三个危险因素，这超出所有的生理因素：一个政治人物随时会坠入斯大林的死亡磨坊。没人可以从中逃脱，特别是像他这样不仅身负出身贵族之原罪，而且在沙皇时代已显示出反抗、不服从精神的人。在斯大林看来，任何对权力的反抗都是可疑的，无论反抗什么权力。康斯坦丁给了我查看马里乌波尔教区记事簿电子版的权限，当我重新查看时，我留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其他家庭成员登记的死亡日期后面，都登记了死亡原因，只有我外祖父没有。仅能知道他的死亡年份是1937年。这或许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年，是大清洗的顶点，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政治大屠杀之一。当时，我的母亲十七岁。
后来，当我尝试厘清我活到现在却完全陌生的亲戚关系网，并且对比年份时，我意识到，作为外祖父最小的孩子，母亲不仅出生于充满暴力和毁灭的时代中，而且也出生于一种强大的虚无中。当时，不单她上一辈人的世界消失殆尽，她的上一辈人也所剩无几。枝繁叶茂的乌克兰-意大利家族几乎没有剩下任何人。她的姑母瓦伦蒂娜，女子文理中学的创办者，在她出生前两年死于西班牙流感。另一位姑母奥尔加，十四年前就已跳窗身亡。她的祖母安娜·冯·爱伦施泰特已长眠地下十二年；祖父伊皮凡，来自切尔尼戈夫的大地主，在很久以前离家远去。她的叔叔莱奥尼德在她出生前二十年死于癫痫。只有她的姑母娜塔莉亚和叶莲娜的死亡时间没有记载，教区记事簿上只记录了她们的出生日期。她们俩比我母亲早出生很多年，即使还在世，我母亲认识的她俩也是老者了。
罕见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生命的黑匣子在我年华老去时打开，向里望去，我看到一个新的黑匣子，而这个黑匣子里面可能还藏了一个黑匣子，然后里面又藏了一个，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即便到了最后，我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答，而是又回到了原点。我第一次明白，我并非身处人类历史之外，而是在历史之中，和其他人并无二致。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获悉的一切，全是有关我的外祖父家族。外祖母家族那边，康斯坦丁和我始终徒劳无功。教区记事簿里既没有她的婚前姓氏，也没有她的出生年月，只有她的名字、她的父称以及宗教信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估计是个意大利人，她是我整个方程式中最大的未知数。
湖边的秋天悄然而至。黄叶出人意料地飘落到阳台，厨房里，我与之斗争了数周之久的蚂蚁们突然消失了。傍晚，当温和倦怠的阳光拂向镜面般的湖水时，空气仿佛凝滞，不再有任何一片树叶飘动，就连聒噪的水鸟也不再发出声音，安宁得让人吃惊，那么不真实，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再身处我居住的世界。
我把行李搬上车时，内心突然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我觉得，我在这里找到的一切会随着我的离开而消失。我没法想象，一切将随着扁平毫不起眼的笔记本电脑一起被我带回家。我担心康斯坦丁也会因为我离开这个通信地点而离我而去。通信期间我得知，康斯坦丁，这个具有希腊血统的乌克兰人根本不住在马里乌波尔。他虽然出生在乌克兰，但是很久以前已搬到了俄罗斯北部的切列波韦茨，在当地的一家钢铁厂做工程师，另外还管理着一个专为有希腊血统的乌克兰人而设立的论坛。他已婚，有四个儿女和众多孙辈。其中一个儿子居住在美国，是位历史学家。
雅科夫·伊瓦申科（1864-1937），叶芙根尼娅的父亲，和他的妹妹叶莲娜、瓦伦蒂娜以及娜塔莉亚，约1915-1920年
他为什么愿意帮助我寻找母亲，我不知道。遇见他简直是我最大的幸运。他不仅对俄国历史了如指掌，也不仅仅是个电脑怪才，而且还是一个狂热的系谱学迷。孩童时期，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绘制分支尽可能多的家谱树状图。他自己家族的家谱树状图，他一直追溯到十六世纪，直到追溯不到为止，他找到的先人名字长达几米。
他的侦探杰作是，战后六十多年，他在不知何处的野外找到的一架坠毁的布满枪眼的战斗机机翼上，辨认出了战斗机的编号，而驾驶员是他失踪的叔叔。像在战争中失踪的其他苏联人一样，他叔叔也被怀疑是逃兵。康斯坦丁把真相公之于世，引发轰动。他的叔叔在身后得到平反，此前叔叔的儿子由于父亲被疑为逃兵失去了工作资格，一直在乌克兰乡下靠一个贫困的农场艰难度日。平反后，才得以在晚年领到一份微薄的抚恤金，终于付得起一副假牙的钱。康斯坦丁甚至还挖掘出，是一个名叫胡贝图斯·冯·博宁的德国战斗机驾驶员、骑士勋章获得者，击落了他叔叔的伊留申战斗机。博宁曾是“二战”期间德国最好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后来在一场空中战役中阵亡。我瞬间在网络上搜索到博宁的一个侄子，把康斯坦丁写的邮件翻译成德语发给了他。这个骑士勋章获得者的后人看上去不太明白康斯坦丁找他所谓何事，也许他怀疑康斯坦丁这个凭空冒出来的陌生人想找他算账，因为七十年前，他叔叔在空战中杀了康斯坦丁的叔叔，他甚至很可能以为，康斯坦丁想通过这种手段索要一笔私人补偿金。反正，他把康斯坦丁的所有话，都用他的普鲁士礼貌堵了回来。我为康斯坦丁感到遗憾，他不过是想闲聊几句，他很好奇，击落了他叔叔战斗机的德国飞行员是个怎样的人，而且如果对方回问有关他叔叔的问题，他肯定会十分高兴。可是，对方连一个问题也没有提。尽管如此，大侦探康斯坦丁还是得胜了。七十多年后，他单凭他叔叔伊留申战斗机上的枪眼就找到了德方歼击机飞行员的后人，还和他来往了几封邮件。现在，不找到拼图的最后一块就不会停下的他，唯一缺少的就是所谓的击落报告。多年前，他已向德国军事博物馆提出了申请，没有得到回复。现在，我再次向军事博物馆求助。在康斯坦丁的帮助下，我填写完一个复杂的表格并转账三十欧。等了将近两个月，我收到一个小邮包，里面有一卷铅封的电影胶片。战后，旧的影像资料被美国的一家军事档案馆收购，回到胶片的生产地。虽然影像的画质很差，但是康斯坦丁从中看到了他想看的一切，他需要的最后的证据。
我相信，康斯坦丁不只是在帮我寻亲。他一下班到家，就往他的数码控制台前一坐，开始把破碎的线索拼在一起。这是他的爱好、他的偏执、他内心必不可少的事情。他把消失的人带回现实世界，绘制大型复杂的家谱图，和孩童时期做的一样，只不过现在他是利用电脑来完成。我猜想，互联网给了他周游世界的机会，尽管他一辈子没能出门远行，而当终于可以出门时，又没钱环游世界。但在虚拟世界中，他可以毫无阻碍地去他寻找的所有地方旅行。最终，他也为我绘制了一张家族树状图，不只是树状图，而是一整个森林般的图谱，我经常在其中迷路。我这个从来没有过长辈先人的人，突然有了这么多亲人，以至于我经常把他们弄混，搞不清楚辈分。我把这张家族树状图放大，贴在了写字台上方，有时我坐在图前，像研究世界地图一样凝视许久。
其间我了解到，我绝非唯一一个在寻亲的人。大革命后，贵族和地主被杀或被驱逐，农民被没收财产，带到营地，无数知识分子在古拉格和流亡中不知所踪，战争中又有两千万人丧生，某些统计中还更多。二十世纪发生的这一切，切断了代际的自然关联。现在，在近百年的恐惧和沉默之后，苏联的大量民众开始寻找亲人，寻找失踪的、被逮捕的和再未归来的人。他们在找寻自己的出身、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根。在伊瓦申科的家族志中，1920年出生的母亲是最后一个被记录的人。在她之后，家族历史就此中断。她是整个家族消失前的最后一线光，就连她的哥哥姐姐们的孩子也没有被提及，更不要说她自己的孩子了。
没有人比着了迷的搜寻者康斯坦丁更让人不可或缺。他在丛林中辟出空地，我跟随着他，而他也跟随着我，这是最让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他跟随我一起经历寻找路上的高低起伏，每当一个找到的线索又落空时，他分享我的狂热，还有我的失望。有时候我在想，他才是我挖掘到的最大宝藏。没有他的话，我很快就会迷失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丛林中，没有他的坚持，我早在搜寻遇到死胡同时就放弃了。但是，康斯坦丁毫不气馁，他总是不断继续下去，他是搜寻的动力，而且拉着我一起。他是魔法师，而我是他的助手，一位侦探大师的帮手。他是我搜寻之路上的唯一一个谜，可他从未帮我解开它。
家里有一本书在等着我，就是康斯坦丁之前承诺寄给我的那本，有关乌克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我母亲的姑母奥尔加的丈夫。互联网上能找到关于我母亲的一个词条完全归功于姑婆奥尔加。通过德文版维基百科，我已了解到，格奥尔吉生于1862年，卒于1936年，是一位新康德派哲学家，建立了俄国第一座实验心理学研究机构。他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如《大脑和精神》《逻辑教科书》《实验心理学导论》等。母亲有可能还认识他，因为他的妻子奥尔加自杀之后，他还经常回到他的故乡马里乌波尔，也许他会利用回乡的机会拜访他的内兄，我母亲的父亲。
装书的小邮包用一根绳子捆住，邮包的其中一面从上到下贴满了小面值的邮票，看来切列波韦茨的邮局没其他面值的邮票了。一张白色的小方块纸上有几行小字，是我曾经在邮件中写过的。康斯坦丁为了防止出错，没有自己手写地址，而是把我的邮件打印了出来，剪下地址后贴在上面。我费劲地解着绳子，把这根磨损的、明显用过多次的黄麻绳——这种绳子我只在小时候见过——贸然剪开简直是一种亵渎。一本中等厚度的书露出来，封面闪亮，是乌克兰国旗的颜色，天蓝色和麦黄色。几张拼接着马里乌波尔和莫斯科的照片上方写着书名：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生平与作品。
从康斯坦丁那里我已得知，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到我母亲，可是第一次如此接近她生活的时代，我有些眩晕。我翻开封面，目光立刻落在了卷首的一张照片上。照片并不是切尔班诺夫，而是他妻子奥尔加·伊瓦申科的家庭照。照片的拍摄地点是母亲的祖父母家，我这辈子没动过半点念头思考过他们的存在。我第一眼就认出了瓦伦蒂娜，女子中学的创办者，细看之下我又发现了另外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是母亲从乌克兰带出的那张照片中坐在瓦伦蒂娜旁边的女性。图片说明告诉我，正如我猜测的，这位也是我母亲的姑母——娜塔莉亚。这张家庭照没有标注拍摄时间，但是我可以大概估算一下。我母亲唯一的叔父莱奥尼德还在照片中，那照片应该是1901年之前拍摄的。1901年，莱奥尼德死于癫痫，时年二十六岁。照片中，他身穿深色西装、系着领带站在姐姐们身后，手上拿着东西，可能是根香烟，完全没有预感到死亡即将到来。
我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家庭的那么多事情，这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我很清楚，这张照片上还少了三个人。伊皮凡，我母亲的祖父，这个时间段极有可能已经抛妻弃子坐船逃走了。奥尔加，我母亲的大姑母，同样已离开了马里乌波尔，和她的丈夫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生活在莫斯科。还有我母亲的父亲，我非常想再看看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而世纪交替之际的他，远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营地。照片中，很明显是还居住在马里乌波尔的家庭成员聚在了一起。从贵重的旧家具和地毯可以推测，照片摄于家族经济状况更好的时期，也就是祖父伊皮凡还没变穷，还没有永远消失的时候。照片背景中有一棵室内棕榈树，在被精心安排好座位的家庭成员上方伸展着枝叶。
照片中的娜塔莉亚，脸上还没有那种虚妄的笑容，看上去年轻很多，充满少女气息，无忧无虑。她的头发松散地盘上去，穿着蓬蓬袖长裙，手上拿着一把扇子。瓦伦蒂娜还是我熟悉的女校长穿衣风格，细长消瘦，背挺得笔直，坐在她母亲身边的软躺椅上。瓦伦蒂娜旁边的扶手椅里坐着她的丈夫瓦西里·奥斯托斯拉夫斯基。他年轻英俊，衣着高贵，一副富有的俄国贵族的气派，怎样也看不出来他后来会死于饥馑。这是我第一次在照片中见到叶莲娜，我母亲的三姑母，她是所有人中最时髦的。她身穿一条紧身剪裁的绸缎裙子，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照片的正中，端坐着安娜·冯·爱伦施泰特，我母亲的祖母，来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德意志人，身边簇拥着居住在马里乌波尔的孩子们。她个子矮小，看上去有些像农民，穿着一条朴素的深色裙子，一丝不苟梳起的头发盘在了脑后。
我童年害怕的鬼怪之一，是父亲跟我讲的母亲的一个亲戚，得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尽管请了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也没能治好。父亲深信，母亲和我都遗传了这种精神病。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一直在等遗传的精神病赶紧发作。后来，在我早已抛开父亲恶毒的遗传理论之后，我问自己，这种理论背后，隐藏更深的是否是父亲对自己会精神错乱的恐惧，这种对发疯和躁狂的恐惧症在俄国广泛流传。普希金曾在他最有名的诗中描述过它。后来，在我长大成人之后，童年的精神创伤开始以一种莫名的、荒诞的恐惧感将我吞没，我动弹不得。有时我在想，父亲可能是对的，我精神的崩溃植根于我的长辈，就像匍匐冰草，即使旁人愿意，也只能把它扯下，而没法连根拔起，我不可能有机会把自己从童年的毁灭性影响中解放出来。
这个所谓的有精神病的亲戚，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只可能是我母亲的姑母奥尔加。在书中，她被描述为有精神疾病，并正如我之前从康斯坦丁处听到的一样，四十三岁跳窗自杀。而我父亲口中的那位无法治好她的知名精神病医生，除了奥尔加的丈夫切尔班诺夫，不可能是其他人。
书中除了切尔班诺夫，还有同一时期其他俄国哲学家的无数照片，还可以看到许多他妻子的照片。我端详着照片中的人，我童年的鬼怪。的确有这个亲戚，她不再是我童年里的虚构，而是有血有肉的真人，是我的姑母。她一头深色头发，满脸温柔天真，身材娇小，特别秀气，一双眼睛大而严肃。其中一张照片里，她身穿一条奢华的晚礼裙，浓密的头发上装饰着花朵，另一张照片里身着时髦的旅行装站在丈夫身边，第三张照片中，她和家人一起在夏季别墅的露台上，周围绿树成荫。这本书的作者把她描写成一位特别聪慧、博学且感情丰富的女性。作者引用了她在马里乌波尔写给未婚夫的书信，还有后来在莫斯科给父母信中的话。她用俄式小名和爱称称呼自己，温柔且满含深情。她想念母亲和弟弟妹妹，特别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弟弟雅科夫。早期给未婚夫的信中显示出她的不自信：她迫切地建议未婚夫再次考虑婚事。正因为他如此优秀，受人喜爱，当时已站在通向最高级科学机构和莫斯科顶级沙龙的门前，他本应该有另一位更好的妻子。她觉得自己既不美也不配，一直以来身体又不好，未老先衰，并且经常无法摆脱乖张消极的念头。
然而，婚礼还是举行了。奥尔加生了三个孩子，依靠保姆和一位女管家的帮助，操持着一大家子，家中时常宾客如云，全是莫斯科知识界和文化界的精英。她应该是位温柔的母亲，全心全意地、忘我地爱着丈夫，而且她很早就已预料到政治局势将会给丈夫带来灭顶之灾。她经常陪伴丈夫出游国外，去纽约、瑞士、莱比锡拜访德国知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丈夫和他合作密切，夫妇二人还多次前往柏林，造访夏利特医院。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饱受偏执的困扰，总是害怕她的孩子和丈夫会出事，她的注意力不断围绕着根本无法解释的事情打转，她对每个极微小的不公平都高度敏感，经常毫无来由地突然哭起来。1906年她跳窗自杀一事没有被详述，作者强调此事没有任何佐证。
康斯坦丁认识这本书的作者，他住在乌克兰南部偏僻的农村，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所有试图联系他，向他询问奥尔加以及他描述奥尔加的依据的尝试，全部落空。他既不回康斯坦丁的电子邮件也不回我的。
我对这些故事思考得越久，就越感到毛骨悚然。切尔班诺夫，这个“遗传”理论的拥趸者，是不是从他妻子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中看出了天生的精神病？奥尔加会不会沦为了他实验心理学的牺牲品？是不是所有人，奥尔加、我的母亲还有我，都具有这种先天精神疾病基因？我是不是找到了疯狂念头的始作俑者，他不仅促使奥尔加自杀，也造成了我母亲的自杀？切尔班诺夫延续了百余年的先天论，是不是先被我父亲接受，最后也侵入我的思想中？奥尔加那双娇小秀气的脚总出现在我眼前。一百年前，就是这双脚穿着系带的旅行靴，走在柏林的街道上，走在造访夏利特医院的丈夫身边。当初的她离我那么近，夏利特医院离我现在柏林的家步行只需二十分钟。
奥尔加死后十年，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她丈夫这颗科学领域的星斗渐渐黯淡了，正如她之前预见的一样。他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理想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他失去了莫斯科大学的教席，他被禁止进入自己创立的学院，写的书也在各大图书馆中消失了。他的大女儿是忠于党的路线的艺术家，以建造雄伟的英雄雕塑而出名，二女儿嫁给了法国哲学家布里斯·帕兰，移居巴黎。女儿跑去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败坏了切尔班诺夫的声誉。他的儿子，一位日耳曼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参与编写出版了一本德俄大辞典，却在辞典面世后被批判为反革命和法西斯。辞典的三名出版者，其中包括切尔班诺夫的儿子，全部被判死刑并枪毙。他自己却奇迹般地逃脱了肉体上的毁灭。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孤独穷困，在以前的学院入口处徘徊，问经过的人还记不记得他。如今，他被平反恢复了名誉，他的书得以出版，人们为他著书立传并予以研究。
我一再地仔细研究伊瓦申科那张有棕榈树的家庭照。我母亲见过这张照片吗？她是不是曾经把它拿在手上？照片上会不会有她看不见的指纹？我盯着照片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不真实——她居然会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在她身上察觉不出任何关于出身的痕迹，一丁点儿也没有。尽管她恐惧不安地否定自己的出身，会不会至少有些东西还是会显露出来？一个人是怎样做到完全隐藏自己的？或者，只是因为我在童年没法解读一些信号，并忽略了它们，而这些信号，我可能今时今日立刻就能看穿？
我在寻找我母亲的祖母，一个来自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德意志人，但是我只在网上找到了一条没什么启发性的词条，出自1826年的奥地利贵族百科全书：瓦拉赫第一陆战队团部上尉雅克布·茨维拉赫被封爵，1798年被封为贵族冯·爱伦施泰特。只要“瓦拉赫”不是源自瓦拉几亚的瓦拉赫，而指的就是瓦拉几亚，那么不言而喻，被封爵的雅克布·茨维拉赫就是我外曾祖母的亲戚，可能是她的父亲或者祖父。很可能外曾祖母是按照他的名字雅克布来给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取的名。当时，位于现今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大公国是俄罗斯帝国的保护国，其领域包括了现今的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所以爱伦施泰特家族和伊瓦申科家族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都是在同一国家内。安娜·冯·爱伦施泰特应该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跟随伊皮凡来到马里乌波尔的，因为根据教区记事簿的记录，她十九岁时在马里乌波尔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奥尔加，间隔不长又陆续生下了两个孩子，分别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和叶莲娜。五年之后，又生下了瓦伦蒂娜、娜塔莉亚和莱奥尼德。如果说最痛苦的莫过于丧子之痛，那我的外曾祖母这辈子经历了两次。她五十六岁时，最小的儿子莱奥尼德死于癫痫，五年后，大女儿奥尔加又跳窗自杀。或许，那个时候她已是孤身一人，因为丈夫伊皮凡离开了她。奥尔加死后第二年，她也离开了人世。我猜测，很可能她在死前见到了二十年流放期满后回到马里乌波尔的儿子雅科夫，这对她来说是极大的慰藉。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我的外曾祖母，她看上去是那么眼熟。终于，我恍然大悟：在这张百年前的马里乌波尔的老照片中，我认出了我自己。我酷似她，甚至连用胳膊肘撑在沙发扶手上的姿势也一模一样。外曾祖母比我早出生整整一百年，她的基因跨越了两代到了我身上。难怪我和我父母在外表上毫不相像。也许这一显眼的生理差异，让母亲对我强调，我不是她亲生的，我的母亲其实另有其人。她总是这么和我说，以至于我成年之后也没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后，这张有我外曾祖母的家庭照，打消了我的所有疑虑。我是她的曾外孙女，更是我母亲的女儿。我不清楚这个证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注视外曾祖母的时候，我心里第一次涌起了我有生以来完全陌生的一种感觉，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血脉相连。大概这是人类这一物种最深层的归属感。
在我看有关切尔班诺夫的书期间，康斯坦丁把我给他的乌克兰旧照片的其中一张贴到了他的论坛里，母亲年轻时站在一位白发妇人旁边的那张。一个来自哈尔科夫名叫伊莉娜的女人，长期寻找她意大利的先辈，她也找到了康斯坦丁的论坛，看到照片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论坛里的那张照片，和她自己家族照片集里的一张完全一样。她从小就认识这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两个女人，按照她的说法，“痛苦得再熟悉不过”。
寻亲中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写字台抽屉里的这张老照片才刚见光，就有一位远方的亲戚冒出来，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唯一一个拥有同样的家庭照，也从小看着这张照片长大的人。
然而和我截然相反，她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她写道，我母亲身边的白发妇人是我的外祖母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我简直没法相信，因为那位头发雪白的妇人年纪也太大了，我估计至少有七十岁，而我母亲当年不过才十八岁。但是伊莉娜还健在的祖母不容置疑地告诉我，那就是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她的意大利祖母安吉丽娜·德·马尔蒂诺的姐姐。
我搞不清楚伊莉娜和我到底算哪一层亲戚关系，她给我讲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玛蒂尔达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外祖父朱塞佩·德·马尔蒂诺，出身那不勒斯一个贫穷的石匠家庭。他十二岁当见习水手，一步步往上爬，最后成了船长。他曾在香港感染了天花，但是活了下来，还曾是环行非洲的第一个意大利人。有一天，他驾驶着一艘商船来到马里乌波尔。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意大利富商的女儿，十四岁的特蕾莎·帕切莉，她爱上了英俊的船长。一年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十五岁的特蕾莎带着她的洋娃娃上了船，陪伴她的丈夫开始继续旅行。他们一共生了十六个孩子，当中只有七个存活了下来。其中一个就是玛蒂尔达，我的外祖母。她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在马里乌波尔的亲戚家长大，而他们钟爱洋娃娃和意大利船长的母亲依然在海上航行。当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最终停止航海，和外曾外祖母定居马里乌波尔后，迅速富了起来。这个移居乌克兰的意大利人经营有名的乌克兰小麦、酒，还有顿巴斯地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煤炭。朱塞佩·德·马尔蒂诺选取煤炭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了百万富翁。运送煤炭的海船船主，正是朱塞佩·德·马尔蒂诺未来的女婿雅科夫的父亲——我的外曾祖父伊皮凡·伊瓦申科，和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结婚的乌克兰人。两个家庭关系很好，所以我母亲的父母就此结识：意大利煤炭出口商的女儿玛蒂尔达和乌克兰海船船主的儿子雅科夫。
伊莉娜给我发了一打我们共同的意大利先辈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还年轻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两人明显正在乡下度假。船长和妻子看上去并不起眼，同时又很古怪，两人都身穿黑衣服，像要去教堂做礼拜。特蕾莎身着一条黑色的塔夫绸裙子，似乎能听到裙子发出的窸窸窣窣声，让我想起维斯康蒂电影里年轻的西西里寡妇。她幸存的七个孩子中，我只看到了玛蒂尔达和安吉丽娜两姐妹的照片。安吉丽娜有种天使长般雌雄同体的美，她嫁给了马里乌波尔最富有的男人，一个希腊人。他们住在一栋被称为“白色别墅”的大宅里，尽管那里只是一个城堡，和夏季别墅并没有共同之处。照片拍于苏联时期，希腊式石柱上面是富丽堂皇的栏杆，栏杆之上飘着苏联国旗，外面的花园里站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大革命后，这栋大宅被改为工人肺病疗养院，并以列宁的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命名。
其余镶了金边，还用小花饰装点的照片上，是我的姨婆安吉丽娜的三个女儿，我母亲的表姐妹。她们垂下的头发上佩戴着巨大的俄罗斯蝴蝶结，坐在名贵的座椅中，如同玩具娃娃一般。有的照片里，她们被波兰女保姆抱着，包裹着毛皮大衣和皮手笼。还有冬天滑雪的照片和穿着图图裙上芭蕾舞课的照片。另外一张照片里是个身穿大衣、头戴帽子的时髦男人，这是母亲的希腊舅父，也是一位歌剧演唱家，据伊莉娜所知，他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男高音。
我惊讶地看着这些陌生人的照片，哑然失笑。我小时候根本没有说谎，我说的甚至还打了折扣。事实上，我的确是个大资本家的曾外孙女，煤炭生意可能大得和金矿一样，就像今天的石油。这些人靡衣玉食，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乌克兰民众在艰难困苦中挣扎过活。
但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怎么可能在因革命思想被流放二十年后娶了外国百万富商的女儿？他是不是在年轻的激情中接触到了布尔什维主义，其纲领恰好是推翻他自身的阶级？劳改营让他回心转意了？他回到马里乌波尔是重返以前的富裕生活，回到年轻时期的女友玛蒂尔达身边吗？也许他在被流放前已经爱上了她？能够入赘一个有钱人家对他来说是否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他自己家在他被流放期间变得穷困潦倒了？
我一次次地打量我年轻的母亲和那位据称是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的老妇人的合照。尽管根据教区记事簿的年份登记，玛蒂尔达很晚才生下我的母亲，当时她四十三岁，那么可想而知，我母亲在被强行运送时，不是随便带了几张照片，而是带了母女合照。但是，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位几乎年迈的白发妇人是个十八岁年轻姑娘的母亲。她会不会是我母亲的意大利外祖母特蕾莎·帕切莉呢？
伊莉娜把我对母亲的想象又一次完全打乱了。她的母亲是不是一个在海上出生，却不在船上的父母身边，而被陆地上的亲戚养大的船长之女呢？她是个被容忍多于被疼爱，被父母抛弃的孤独的孩子，她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吗？这样一个女人，后来会给她自己的孩子安全感吗？突然间我发觉，我母亲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不是在德国才有的，而是早在乌克兰就开始了，她不是从安乐窝里走出来的，她根本从来没有过安乐的家，因为她的父母就没有安乐窝。玛蒂尔达被父母抛下，而雅科夫也被父亲抛弃——他的父亲，曾经富有后来潦倒的海船船主，某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雅科夫在被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后变成了无家可归者，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陌生人。我母亲的父母，两个无根无源的人，两个被排斥的人，相遇后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倘若乌克兰从来不曾是我母亲的故乡摇篮，那我现在是不是得重新讲述她的故事？
童年记忆的可靠性让我感到惊诧。最近得知的，全部是我很早以前以为是痴心妄想的事情，那些我心里一直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现在被证明的确是事实。德·马尔蒂诺这个姓氏的确真实存在于我的家族史中，我的母亲真的是意大利人的女儿，连煤炭商人也不是我幻想出来的，而在家族中真实存在，即便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煤炭商人，那也和这个词有关。
伊莉娜继承的照片中，有一张上面有谢尔盖，我母亲的哥哥。严重褪色的照片拍摄于1927年，当时他十二岁。照片是在第聂伯河的港口城市赫尔松的河岸边拍摄的。我母亲的一位意大利舅父在那里有一座葡萄酒酒庄。照片把我带回到了1927年夏日的一天，母亲还是个七岁的孩子。迷人的大自然，河岸边一艘船，一棵巨大的老树。看得出来，照片上的人不是随便坐的，而是彼此和树形成了一种极具艺术感的构图，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恰到好处。正中间的树杈上，坐着一个楚楚动人的年轻姑娘，伊莉娜不知道她是谁。照片下方树根旁，站着三个女孩儿，这是安吉丽娜的三个女儿，我母亲的三个表姐。三个小美人明显比之前的照片里大了不少。她们扎着长辫子，穿着浅色衬衫。向河水处伸展的一根树枝上坐着一个正在笑的男孩，他有一对招风耳。男孩穿着短裤戴着水手帽，光着的两条腿悬在空中。
据伊莉娜所知，这个男孩是谢尔盖，我母亲的哥哥，是康斯坦丁和我至今也没搜索到踪迹的人。当时还不流行拍照时微笑，至少在乌克兰还没有。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所有照片里，人们都一脸严肃，连孩子也是，可偏偏我母亲的哥哥在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笑让我感到失望。偏巧是他，和我母亲极其亲密的他，我认为他应该是深沉的、敏感的、忧郁的，或许我把他当成了和我的母亲对称的男性角色。可是，偏偏是他坐在树枝上，在空中摇晃双腿，还对着照相机开心地笑。一个乐观的、有些粗野的，看上去皮实的男孩。另外，外表上我找不出他和我母亲有任何相似之处。这真的是我母亲的哥哥？还是伊莉娜记错了，是另外一个男孩？
靠近岸边的船上，能看见两个人的轮廓，其中一个人拿着船桨。我不禁问自己，会不会是我母亲和她的姐姐莉迪娅？难道不应该是她们俩吗？为什么谢尔盖一个人和表姐妹们在岸上？这张照片难道不是孩子们一起在第聂伯河边，在他们的意大利舅父那儿度假时拍摄的吗？
我经常盯着船上的两个人看，一直看得眼睛都流泪了。我在屏幕上一次次地把这张照片放大，又缩小，因为照片被放大到一定尺寸后开始模糊不清。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还把照片以各种尺寸打印了出来，但是船上的两人实在太小，距离太远，照片也褪色得太厉害，即使利用现代科技也分辨不出来，我想窥探母亲童年时期的尝试失败了。
伊莉娜从哈尔科夫写信告诉我，我母亲的大姐莉迪娅，和表妹玛露斯佳关系亲密，就是树下三个小姑娘中最漂亮的那个。莉迪娅和玛露斯佳十八岁的一天，两人约好一起自杀。自杀的原因无人知晓。伊莉娜认为，她俩相约自杀是因为，在新体制下她们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因为两人的出身。没有被大学录取的玛露斯佳气得揪自己的黑色长发，诅咒生活，最后陷入了严重抑郁。莉迪娅的情况可能也类似，总之她们有了自杀的念头。两个姑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毒药，约好了日子和准确的时间一起服毒自尽。玛露斯佳遵守约定，服毒死了，很可能死前痛苦万状，而莉迪娅在最后一刻害怕了，没有服毒，因此活了下来。
这恐怖故事听上去像源自俄式的戏剧天赋，然而我内心却升起暗暗的恐惧。她们一个个按照顺序：母亲的姑母奥尔加跳窗自杀；母亲的表姐玛露斯佳，也是自杀；母亲的亲姐姐莉迪娅，在自杀前最后一刻才放弃；最后轮到我的母亲。她们是不是都有切尔班诺夫所说的那种先天精神问题，而自杀属于家族传统？当时我母亲才九岁，是不是已经听闻了这些悲剧？还有，莉迪娅是怎样继续活下去的？自己打破了死亡约定，却放任表妹相信两人的约定就此服毒身亡？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也许在当时，惩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已经悬在了她的头上？
我本可以自己在网上查找，但是不知为何我还是觉得那个词对我来说太私人了，没法把它输入匿名的搜索引擎。我问康斯坦丁是否知道一个叫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地方。他回复如下：
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是卡累利阿铁路线上的一站。很久以前，医科大学中期考试之后，我被分配到彼得罗扎沃茨克工作。我在那里生活了几年。骑自行车前往160公里外的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要一直穿过森林。如果您姨母真的是被流放到那里的劳改营，那她自然死亡的可能性很低。劳改营的犯人要人工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条230公里的水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并打开圣彼得堡到巴伦支海的海路。犯人们要砍掉成千上万的树，他们没有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须徒手挖出一条运河。这项浩大工程（即劳改营）的行政中心就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是白海群岛上臭名远扬的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外营。以前索洛韦茨基是家著名的修道院，十八世纪中叶成为沙皇时期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国家监狱。苏联政权下，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提供了古拉格的样板。没人知道，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工程中死了多少人，估计从5万到25万不等。许多犯人直接死在劳作过程中，他们陷入烂泥爬不出来，至今仍埋在河床里。
迷人的卡累利阿，拥有无边无际的森林和大海，宁静而隐秘的木质教堂，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就在其中。“熊山”。原来真的有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连名字也记对了。母亲的姐姐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幸存下来，我之前也这么想过，但是现在我看见她，和在工地上工作的其他人一样，劳作至死，被踩进河床。长达230公里的河床下满是尸体，其中就有我的姨母……
我翻阅地图册。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距离马里乌波尔2300公里，有15000居民。这座城市掩映在一片浩瀚无边的森林海洋中，林海从白海、北冰洋的陆缘海一直绵延至芬兰。一望无际的针叶林、沼泽，还有无数的狼、熊，一年超过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极夜漫长，而短暂的温暖季节中又有数不清的蚊虫。极权政权不仅利用距离，还利用非人的自然条件为他们的惩罚体系服务。我尝试计算，在当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走完2300公里的路？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莉迪娅在去营地的路上？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巨大帝国的距离和在广阔空间里迷路的可能性。按照距离故乡的远近来看，对莉迪娅的处罚算是相对温和的，其他劳改营距离马里乌波尔要遥远得多，10000公里或者更远。
如今，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成了有温泉的知名疗养地。旅客们惊叹于极光的变幻以及冰雪覆盖的白夜，他们游览白海群岛上古老的、被永恒之墙环绕的修道院和另一处景点。俄罗斯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林区中，曾经有无数犯人死于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当时他们被称为运河士兵。参观那里的纪念墓地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悲伤、恐惧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墓，只有树，树上挂着有死者照片和生卒年月的牌子。非常非常多的树，整片森林那么多。森林在风中飒飒作响，像成千上万死去的人在对我们诉说……
母亲的姐姐也曾是运河士兵的一员吗？为了找到她，我是不是应该去卡累利阿一趟，寻找属于她的那棵树？我在某棵树上，能见到我迫切想看到的东西吗，比如一张母亲姐姐的照片？
后来，经过又一番研究我才明白，我是不可能在那里的树上找到莉迪娅的照片的。运河开凿于1931至1933年间。德国攻击苏联是从1941年6月开始，那么我的外祖母玛蒂尔达，在德国攻击苏联前去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探望莉迪娅，已是运河建成后第八年了。这意味着，莉迪娅幸存了下来，或者她是1933年之后才被遣送到劳改营的，当时，卡累利阿的树林已经被砍伐下来以作他用。也许她也像不少犯人一样，刑满后在流放地定居下来。有些人永远留在荒野中，还有些人宁愿远离政治中心，或者在漫长的流放期后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其间，我和康斯坦丁互通了几百封邮件，有时候一天就有一打或者更多。数月来，在我们共同继续调查的过程中，我除了读他的邮件和给他写邮件以外，没做其他事。尽管如此，还是找不到有关母亲的哥哥和姐姐的线索。莉迪娅像在世界历史的纷乱中消失了一样，我们对谢尔盖的搜寻也止步不前。康斯坦丁想出的，在一档以俄罗斯战争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著名诗作《等着我吧》命名的家喻户晓的电视寻人节目上寻找谢尔盖的主意，由于节目组接到的寻人请求太多而失败。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找节目组寻亲，排队等待时间超过一年，另外每个寻人的背景故事也需要足够轰动才能吸引眼球，而我们提供不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向中央党史档案馆请求帮助，谢尔盖作为党员应该有他生平事迹的记录，然而我们并未收到回复。康斯坦丁把所有目前居住在马里乌波尔，姓伊瓦申科的人的地址全部找了出来，我给他们写了四十八封信，只收到两个回复，均称无亲属关系。我们还给马里乌波尔的户籍登记处写了信，也石沉大海。我们跟随一条线索找到亚述海边的一个乌克兰小乡村，我和一个年轻人通信，他坚称他还健在的曾祖父母认识谢尔盖，但是在这个大有指望的消息之后，也听了他对乌克兰悲惨现状的一通抱怨，之后他又一言不发了。我们研究基辅一条街上的居民，因为有个模糊的迹象显示，谢尔盖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过。康斯坦丁甚至请一位住在基辅的朋友去帮忙寻找，可是一无所获。最后，他给苏联最主要的几家歌剧院写信询问，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明斯克的一家名为“莫斯科大剧院”的白俄罗斯剧院告诉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是歌剧合唱团的一流独唱家。据了解，他和一位医生结婚并有一个女儿，名叫叶芙根尼娅。1958年，他从明斯克转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国家大剧院。从阿拉木图方面，我们只得到了很少的消息，他于1962年又换到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国家大剧院。消息至此中断了。
谢尔盖生于1915年，我们确定他不会在世了，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还是掌握了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绝对还健在。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继续寻找下去呢？倘若谢尔盖生的是一个儿子，那找起来会方便很多。女儿却很可能已经结婚，换了夫姓，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战时加入前线红旗合唱团一事让我把他视为一束光，但是他作为一流独唱家任职的剧院，却反驳了此事。我和歌剧之间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在我年幼时，我对世界的认知还仅限于安置强制劳工的战后营地。有一次，我偶然走进了正好刚开业的慕尼黑国家剧院。当时正上演《唐·卡洛》，我还看不懂剧情，但是当年迈的菲利普二世在夜晚的埃斯科里亚尔渐渐微弱的烛光中唱出《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时，我仿佛一下子经历了成人仪式。我孤独，饿得病恹恹的，我从来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精神食粮的存在。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感受到了自我，第一次从外部世界触到了由内而发的自我。歌剧，这个声音的世界，成了我的第一个家。也许我是慕尼黑国家剧院观众席站位里最孜孜不倦的听众。我热切地渴望我是剧院的一块石头，这样我就再也不用离开这栋建筑，不会错过这里演唱的任何一个音节。我听过当时所有伟大歌手的演唱，从瑞典歌剧女高音比尔伊特·尼尔森到希腊裔加拿大籍女高音特蕾莎·斯特拉塔斯，从德国男高音弗里茨·温德里希到“二战”后最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尼克莱·吉奥罗夫。每场演出后，我都会颤抖着站在演员出口处，希望能得到一个签在入场门票背面的签名，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几秒钟我的神明。有没有可能，我自己的亲舅父也是神明中的一位呢？他会不会当时也站在光线黯淡的舞台上，用他低沉的声音演唱西班牙国王的咏叹调，唱出一位对权力厌倦的帝王、一个不曾被爱过的男人最深的苦楚？他的声音，是否曾经有一瞬间把我从孤寂中解救出来，并把这一瞬变为永恒？
在俄语中，取名通常不是代表对某个名字的偏爱，而是表达对某位特定之人的喜爱，大多是对一位亲近的亲人的喜爱，那么毫无疑问，谢尔盖是以我母亲的名字给他女儿取名的。我真想再次飞奔向母亲，告诉她这一最新发现：你的哥哥谢尔盖没有忘记你，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你的爱。我有证据，你听，他给他的女儿取了你的名字……
在康斯坦丁和我继续调查时，我的朋友奥尔加从基辅来看我。东西德合并后不久，她从贫困的乌克兰第一次来到柏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库达姆大街上的餐馆正在给客人上一份巨大的烤肉。她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下工程师在柏林干了许多年清洁女工的活，为了不让她的外孙饿肚子，她把挣来的钱寄回乌克兰。橙色革命后不久，她回到基辅，和已经离婚的丈夫，一个来自克里米亚的犹太教卡拉派教徒，还有她的外孙一起住在旧公寓里，那是一间36平方米的平房，在那里能看到第聂伯河上的日落。她女儿早在很久前选择了流亡荷兰。
奥尔加每次来都会给我带基辅蛋糕，一种用蛋白脆饼、榛果和黄油霜做成的独一无二的美食，这次也不例外。乌克兰政权更替后，这种蛋糕被称为波罗申科蛋糕，因为蛋糕出自新总统名下企业的工厂之一。我一直有“波罗申科腹痛”，因为我一吃蛋糕就停不下来，吃得太多肚子疼。奥尔加这次来不纯粹是出于友情，她来是因为她的大姐塔玛拉在柏林的一家犹太养老院中去世了。葬礼已经举行完毕，奥尔加是来取骨灰盒的，将它带回乌克兰她们姐妹俩一起长大的村子，葬在乡村墓地。乌克兰恰好刚刚爆发了内战，地点就在独立广场。那里开始还一片祥和，现在已开始交火。
这种怪象实在是蹊跷：我对母亲的找寻和乌克兰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同时发生。当我看着电视里内战的画面，内战在她出生的地方进行，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她当年经历的一幕幕。战火很快蔓延到了马里乌波尔，而那里烧着的第一栋房子偏偏是建在我的姑婆瓦伦蒂娜创办的女子文理中学原址上的那栋。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该处是“三次着火的房子”。第一次还是瓦伦蒂娜的中学，在内战的战火中烧毁。后来仍然在同一地址——格奥尔基耶夫斯卡亚大街69号，德国占领者在这里设立了劳动局，为了毁灭此地作为遣送机构的证据，在撤出马里乌波尔时一把火烧了这里。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我需要首先找到它的答案。我的推测是，瓦伦蒂娜的中学在失火后又重建了，后来我母亲作为已逝世的学校创办者的侄女，也在这所中学教课。德国占领者关闭了学校，在学校的中心建筑里设立了劳动局，并且征用了学校的教职工。所以，母亲才成了德国劳动局的职员。她既不是自己找的这份工作，也不是被聘用的，而是进入了一个自动的官僚主义程序。纯粹偶然地被选用到这个工作位置上，工作地点还正好是她姑母曾经的中学，这个猜想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
不久前，德国还几乎没人听说过马里乌波尔，一夜之间，内战把聚光灯投射到了这座城市。我在琢磨母亲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景象，这个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她走过的街道，她熟悉的房子，一个也许当时已经存在的小型停车场。尤其是那栋一再失火的浓烟滚滚的房子，格奥尔基耶夫斯卡亚大街69号，现在是被袭击的马里乌波尔警察局总局所在地。我家族史的中心地就这么突然成为德国电视报道的焦点。这栋建筑上的纪念牌幸免于火，还可以看到：
1941年至1943年德国占领期间，此处为德国劳动局。超过六万名马里乌波尔居民被从此处强行遣送至德国，被奴役。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在无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死去。
奥尔加的姐姐塔玛拉，在柏林以高龄离世，她也属于被从乌克兰强行遣送到德国的劳工之一。二十岁时，她被从基辅遣送至维也纳，在一家罐头工厂服劳役。返回乌克兰后，虽然躲过了被当作叛国通敌者枪毙和被送往下一个强制劳工营的命运，但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她终生饱受因在德国服强制劳役带来的折磨。返乡者中，没能成功抵抗敌人强行遣送的人不再为社会所接纳，他们中的大部分在饥寒交迫中苦熬到死。塔玛拉不能读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就连最低等的工作也找不到。她被迫多年来靠父母接济艰难度日，而父母也在饥饿边缘挣扎。最后，她父母的一个友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生物化学教授爱上了她，向她提亲。她并不爱他，但是结婚救了她，至少保证了她能活下去。然而，她勇敢的丈夫也未能完全免于处罚，作为犹太人，横竖都会遭到污蔑。长时间来，他一直是整个基辅唯一一位连房子也没分到，还要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一起挤集体公寓的教授。
我认识的奥尔加的姐姐沉静、稳重。看上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影响到她，她的脸上永远是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八十年代中，她的丈夫去世了，她的两个儿子移居德国，她就跟随他们一起过来——作为犹太孩子的母亲，她得到了居留许可。她生命的最后一段，还很漫长的一段中，她自愿选择回到她曾经被奴役的世界，领取救济金，住在柏林威丁区的高楼里。她坐在单间公寓里，收看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或者玩俄罗斯填字游戏。她耳中仿佛听不到德语，也感知不到窗外陌生的国度。可是与此相反的是，她却把在维也纳的岁月称为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当她说起维也纳时，她昏花的眼睛突然开始发亮，苍白如同蜡像般的双颊泛上一层粉红色的光泽。奥尔加坚信，她姐姐在维也纳遇到了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而且她的情人是个德国人。如果的确如此，那她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和德国人交往的斯拉夫强制女劳工，会被处死或者送入集中营。就算她在乌克兰和一个德国人相爱，那也会变得众所周知，她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很可能赔上性命。除此之外，她的整个家族都将遭到报复。塔玛拉对这些心知肚明，所以她终生保持沉默。显然，她在她的意识中抹去了对强制劳役的所有恐惧，生活在虚幻的回忆里。她活到快九十岁才去世，死在了世界的另一端，多年前她在这里留下了她的心。最终，她把她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奥尔加还必须完成一些领取骨灰的手续，所以会继续再待几周。我们整夜地在youtube上听歌剧，每次她来看我都是如此。早在我们的友谊开始时，大概二十五年前，我对歌剧的激情就感染到了她。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来自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俄罗斯男中音德米特里·赫沃罗斯托夫斯基演唱，如今他已成为世界巨星。他曾说过：“我歌唱，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给你们带来舒适感，我歌唱，是为了感动你们，让你们痛苦，然后和我一起哭泣。”他演唱《啊，我永远失去了你！》（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歌剧《清教徒》第一幕第二段），还演唱《我们曾经多么年轻》（专辑《莫斯科之夜》中的歌曲），他轻松地用他的歌声让我们感到痛苦，奥尔加和我坐在屏幕前泪流满面。
每天，我仍然花数小时时间找寻我的舅父谢尔盖和他的女儿，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有一天，当我再次按照“试试看—错误提示”的方法在谷歌引擎输入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伊瓦申科，跳出来一个未定义的页面，显示基辅的一个地址：krutojspusk，26栋5号公寓。奥尔加认得这条街，德语直译为“陡坡”。这条街地处基辅老城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街区中，在独立广场背面。这条地址后面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在我终于平复心跳拨通这个号码后，自动回复录音用乌克兰语和英语说这个号码已不存在。
对亲人的担忧一直是苏联国土上广泛存在的现象。混乱无序的日常生活中，危险无处不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现在，基辅仍旧有骚乱存在，按照奥尔加的说法，如果她二十三岁的外孙离开家，早就死了一千遍了。她从来不允许他去独立广场，尽管他想去那里捍卫乌克兰的自由。但是，奥尔加被我寻亲的执着所打动，她在我的电脑上用skype叫来了她的外孙，千叮万嘱后，派他去我在网上找到的那个地址侦查一番。
时间过去了两个半小时，对奥尔加来说简直有永远那么久，她的外孙回来了。在按照网上地址找到的公寓里，他没碰到任何人，旁边的公寓里也没有人回应他的门铃。楼房管理员告诉他，几年前是有一位老妇人住在5号公寓，可是已经死了，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公寓的主人已换过两任，目前公寓正在翻修。
临行前，奥尔加把骨灰盒用两块手帕包起来，放进了她的箱子。我把她送到位于城市另一端的火车站。她的姐姐塔玛拉，一名曾在一家维也纳罐头工厂度过最快乐时光的强制劳工，将第二次回到乌克兰——这次不是一辆运输牲畜的铁皮车，而是一辆舒适的有空调的长途客车。这次回乡之后将不再离开。
回到基辅，长途旅行后的奥尔加连懒觉也没睡，不受传统科技影响的她灌下两杯用长柄咖啡壶煮的黑咖啡，然后点了支烟，出门直奔地铁站。每个在后面或者远距离看到她的人，都会以为她还是个年轻人。她苗条矫健得像一只狍鹿，七十二岁了还在乡间的园子里爬树摘水果。
这次，“陡坡”大街26栋5号公寓里还是没人，但是邻居在家。从邻居那里奥尔加得知，老妇人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伊瓦申科，以前的社区医生，根本没死，而是几年前搬家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她就是谢尔盖的女儿。很多女人叫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伊瓦申科，但是既叫这个名字，又是一位女医生的女儿，且本人也是医生，应该只有她一人。尽管如此，奥尔加还是询问邻居，她是否碰巧也知道叶芙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的父亲。
“我当然知道。”邻居答道，“她父亲来自马里乌波尔，是位有名的歌剧演唱家。”她把旧邻居的新电话号码给了奥尔加。
苏联时期，大家都在厨房里聚会。后来，基辅出现了一大批餐馆和咖啡店，取代了厨房，成为社会文化空间。不过，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之所以不在家里接待任何人，是因为正如她在电话里和奥尔加解释过的那样，她狭小的两间公寓里住了六个租客。而这在拥挤成灾、连一条缝都能租出去的基辅，也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