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苏联医生的薪水很低。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位疲惫不堪、忧虑憔悴的社区医生，一辈子在一间供不应求、破旧寒碜的社区医院操劳，现在在自己狭小的公寓里经营着类似夜间收容所的生意，只靠退休金根本没法过活。完全是一位苏联解体后穷苦度日的老妇人缩影。
和她见面后的奥尔加，讲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奥尔加碰到的，是一位衣着时髦、化了妆且神情古怪的女人。按照奥尔加的说法，她的身材和样貌，和我很是相像。奥尔加在她塞满东西的小公寓里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找出了我的照片和书，就是为了给我表姐看，可是她只瞟了一眼。奥尔加每次试图向她讲我的情况或者询问她的过往，全被她扼杀在萌芽阶段。叶芙根尼娅滔滔不绝地讲着她的父亲，显然父亲是她的神明。两个小时后，温柔而有耐心的奥尔加逃走了——电脑那头的她看起来那么筋疲力尽，头发蓬乱，就像她和我表姐发生过肢体冲突一样。
第二天，当我给叶芙根尼娅打电话时，我立刻明白了奥尔加遭受了多大的折磨。不过短短十分钟我就明白了，我几乎说不上话，我根本没法问她我之前准备好并且写下来的问题。在她一声刺耳的惊叫后——这算是和我打招呼，她立刻开始高谈阔论，我甚至不能确定，她到底知不知道是在和谁通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听并且尝试在她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找出一点我想知道的信息。
我希望她认识母亲的微弱希望落空了。叶芙根尼娅出生于1943年，正好是母亲永远离开马里乌波尔的那一年。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亚述海边村子里给我草草写了封信又消失了的乌克兰少年，的确是一条正确的线索，很可能他的曾祖父母真的认识谢尔盖。在这个村子里，叶芙根尼娅作为前线休假官兵的孩子，在一次疏散中出生。她三岁时的一天，一个陌生人走进房间对她说：“我是你的父亲。”然后她立刻明白过来，这是真的，她的父亲只能是他，而不是别人。父女俩从一开始就“狂热”地爱着对方，她总是一再提起此事，每次都把“狂热”这个词中的第二个元音拖得很长，像女海妖唱歌一样。
从她口中，我第一次听说一位名叫托尼娅的保姆，她革命前已在我母亲家里，并且历经各个时期的各种灾难之后还留在母亲家中。据这个托尼娅称，母亲在战时和一个美国军官结婚，还和他一起去了美国。
我早见识过俄罗斯人编造传奇故事的热情，在我寻亲过程中遇到过几次，但是这次，我惊讶于她竟然忽略了每个苏联人熟知的历史事实。虽然，我的确听说过有苏联的强制劳工在重获自由后嫁给了美国士兵，去了美国，但是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德国。“二战”中，一个美国士兵在苏联的土地上，还能和我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相识，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就算这个保姆托尼娅真的散布了谣言，那也令人诧异，谣言能传到我表姐的耳朵里。
但是，有关保姆的消息填补了一处我想象中母亲生活的空白。我总是苦苦猜测战争爆发时母亲的生活状况——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四年，哥哥在前线，姐姐被流放，母亲在去流放地的途中不知所踪。我一直猜想，她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完全孤身一人，因为除了她的直系亲属，我想象不出她身边还能有谁。现在我了解到，很可能保姆托尼娅陪伴在她身边，一个也许自她出生起就认识的人。或许托尼娅在已被摧毁的城市里找到些取暖材料，点起炉子，弄点吃的，在防空警报响起时和母亲一起跑进防空洞。
我的表姐告诉我，谢尔盖的确是以我母亲的名字来给自己女儿取名的。表姐还说，他把妹妹奉若神明，一直到死还时常谈起她，说她美丽非凡而且聪慧过人，他从未停止过寻找她的消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有一个人爱着我的母亲，我认识的她，只是一个被轻视的人。第一次有外界投射到她身上的目光是包含爱的，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她在德国沦落到多么不被爱的地步。而我的表姐现在明明有机会可以听到她父亲白白等了那么久也没有等到的消息，关于我母亲真实的命运，可是她一个问题也没问我。她不允许我摧毁她有个姑母在包含无限可能的国度的幻想。可能她甚至以为，我母亲还健在，我是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关于我俩共同的祖母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她所知道的是，玛蒂尔达并没有在战争中丧生。然而，她没有从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返回马里乌波尔。至于其中的原因，我表姐一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玛蒂尔达最后居住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离莫斯科不远的一座城市。1963年，她八十六岁时离世，比我母亲晚了七年。
如果母亲知道我现在得知的事情，也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倘若她当年日思夜想的是她还活着的母亲，她在德国也许能不那么备受煎熬。或许，母亲还活着的消息能够打消她自杀的念头。可能雷格尼茨河用她母亲的声音在召唤她，让她以为走进河里就能见到死去的母亲。
我的表姐只见过祖母两三次，却清晰地记得她去世的日期。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我在德国县城满十八岁的那天，我的外祖母在遥远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世。沃斯克列先斯克在俄语里是“星期日”和“崛起”的意思。她是不是也相信，自己的女儿在美国过着幸福的生活？
表姐形容我们的祖母冷漠，不易接近而且喜欢冷嘲热讽。一个矮小、骨瘦如柴的老妇人，满头雪白的头发，还有长长的鼻子，只吃面包屑，像一只鸟。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怕她，包括谢尔盖，她总是批评他的歌声，从来都说还不够好。她这辈子只爱过一个男人：她的弟弟瓦伦蒂诺·德·马尔蒂诺。莉迪娅是她和她弟弟乱伦的产物。除此之外，表姐对莉迪娅没有任何说辞，也从未见过莉迪娅。她的父亲谢尔盖在莉迪娅被捕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也没有提起过她。我表姐认为，莉迪娅很可能在劳改营中死了。
据叶芙根尼娅强调，我母亲的父亲雅科夫是自杀的。知道自己将被逮捕并且会被强迫告发他人的他，在被捕前夜饮弹自尽。发现他尸体的，应该是我的母亲。说也奇怪，这听上去很熟悉，像我曾经从我母亲口中亲耳听到的一样。同时，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母亲是怎样告诉我，她的父亲死于心脏病发作。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惊吓得起一身鸡皮疙瘩，像我母亲当时感受到的，当她被从课堂里接出来，她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听叶芙根尼娅这么一说，就像我母亲的父亲死了两次，她经历了两次丧父之痛。他死亡的两个版本都符合我的回忆，怎么可能会是这样？我想起来教区记事簿里雅科夫的死因是没有记录的，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确是自杀身亡？死因空白是不是说明了，“自杀”一词不允许出现在教区记事簿里？
大多数时间中，我的表姐都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的父亲谢尔盖。她说，她父亲会说十二种语言，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歌唱家，拥有典型的演唱意大利歌剧的歌喉，别人给他端茶倒水都不配。谢尔盖还在基辅上大学期间，就引起了当时乌克兰国家元首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的注意。科西奥尔是三十年代大饥荒的罪魁祸首之一。他注意到谢尔盖的时候，已经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基辅疗养院的一次音乐会上，他听到了谢尔盖的演唱，从那时开始提携他。科西奥尔应该非常迷恋谢尔盖，因为他不仅支持他的歌唱家事业，还多次邀请他去家中做客。一个政治局成员让一个大学生进入自己的私人圈子，几乎前所未有。可是没过多久，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科西奥尔就成了他服务的体系的牺牲品。斯大林命人把他抓了起来，上刑折磨他，逼他招供。因为他挺过了刑讯逼供，就有人把他的女儿抓了过来，当着他的面强暴了她。科西奥尔招供了，他的女儿跳窗自杀，他被枪决，骨灰扔进了莫斯科顿斯科伊墓地的万人塚里。这样一来，谢尔盖的命运就注定了。他是众人皆知的国家公敌的宠儿，科西奥尔的阴影跟随了他一辈子。多亏了他出众的歌声，叶芙根尼娅说道，他仍然受聘于苏联的大型剧院，但是真正的名声只能通过莫斯科大剧院才能传播，而大剧院的门，永远不会向科西奥尔曾经的宠儿敞开。
我想起康斯坦丁说过的关于谢尔盖让人啧啧称奇的党员关系的话。现在我明白了，骆驼是如何穿过针眼的。只有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可以做到这点，可能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手指就足够了——前提是，谢尔盖必须和他被流放的姐姐脱离关系？我眼中的舅父是个懦弱、胆小的人，和权贵串通一气，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代价。他需要一个强硬角色在身边，所以选了个女人结婚，叶芙根尼娅在电话中称其为“穿裙子的斯大林”。
“叶芙根尼娅从来没结过婚”——简直胡说八道，她反驳道，婚姻对她来说一文不值。她只为父亲活着，而她父亲明显继承了祖父雅科夫那颗脆弱的心脏。为了能够自己医治父亲，她成了医生，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谢尔盖到哪里工作几年，她就搬去几年。她总是只能住在临时公寓里，三个人常年挤在一间剧院的客房。她到处采买新鲜水果和蔬菜给她父亲，还从国外购买心脏病药品，甚至未婚怀孕，就是为了满足父亲抱孙子的渴望。儿子已经成人并结了婚。她之前和儿子儿媳住在“陡坡”大街的公寓里，因为和儿媳合不来，才把大公寓房换成了两室小公寓房。
谢尔盖五十二岁时心肌梗死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不得不放弃演唱事业，全家搬到了基辅，最终实现了毕生的梦想——住进属于自己的公寓房。尽管他作为歌唱家的职业生涯成就显著，但是退休金却少得可怜，他不得不挣钱贴补。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成了游乐场的看门人。“他死在了大街上。”叶芙根尼娅说，“有一天他在从游乐园回家的路上跌倒，死了。”可她认为，有人谋杀了她父亲：她父亲在游乐场里目睹了一场旋转木马事故，事故中死了几个孩子，因此他被当成目击证人灭口了。我该相信这个吗？或者是我表姐不能忍受神明般的父亲就这么普普通通地死去，他可能死于第二次心肌梗死，就算是她也救不回来，尽管她特地大学学医，还曾是个医生？
我表姐和我讲述的远比我期望的还要多得多，将近两个小时的通话中我基本没说上话。挂了电话后，我突然感到彻底的空虚。我坐在有许多分支的家族树状图前。图是康斯坦丁给我绘制的，我放大了贴在写字台上方——现在，我又能给它加上另外三条分支了，我表姐、她的儿子和儿媳。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好在哪儿。我已经不清楚，我到底是在找寻什么。这些陌生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又是什么把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一辈子都因为没有家而饱受其苦，可是，这种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不知道没有家族的累赘和包袱其实有多幸福。前段时间，我有时被深不见底的悲伤笼罩，因为我不想认识我的乌克兰-意大利家族，我开始变得害怕这个家族。我再也不想听令人害怕的事情，所有这些黑暗的，无稽的爱、恨，还有疯狂的故事，故事中几乎没有一个长辈是正常死亡的。一切全在我的脑袋里翻滚，全是一个半疯的、活在自我封闭和恋父幻想中的老女人的虚构和谎言，现实和幻想混淆难辨。我根本不知道，我能够相信哪些，不相信哪些。我怀念之前宁静而幸福的时刻，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些逝者，他们美丽而有趣。可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吸引我的魔力，全变成了我表姐那副嘴脸。也许，她也经历过很多可怕的事，比一个人一生能经历的还要多，很显然，她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人生，而是一辈子躲在女儿这个身份背后。她的只是被作为外孙而生出来的儿子，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呢？
最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叶芙根尼娅对我们祖母玛蒂尔达的描述。我母亲会为了一个冷漠、不易接近，喜欢冷嘲热讽的女人，哭得眼睛要瞎了吗？她向我讲述的她母亲的样子，难道是被悲伤美化过了的，像我们经常为了永远失去的事情而制造出来的假象？是不是玛蒂尔达作为船长夫人特蕾莎·帕切莉抛弃的孩子，无法给自己的孩子保护和安全感，因为她自己根本从来没感受过这些？
大海贯穿了母亲的家族史。她的乌克兰籍祖父伊皮凡，海船船主，选择海路永远消失了。她的意大利籍外祖父，船长朱塞佩，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和他的夫人一起在海上度过。他的夫人把玩偶带上船，却抛下了孩子。可能她的孩子玛蒂尔达和瓦伦蒂诺不是在同一家亲戚家长大，而是分到了不同的家庭，也许这两个人互相之间足够陌生，以至于会有一天爱上对方。或者，从共同的孤寂中滋生出的亲近有一天点燃了兄妹的激情，在这激情中，生下了莉迪娅。莉迪娅真的是近亲乱伦的产物吗？之后又成了局外人，被赶出家门，所以不仅谢尔盖，而且她的妹妹，我的母亲也对她只字不提？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全部联系在一起的——天生的耻辱烙印，和表妹玛露斯佳的死亡约定，劳改营，最后在营里消失？事实真的如此，还是我的思想跟随了我匪夷所思、偏执成狂的表姐心中的暗涌，她把自己对父亲崇拜式的爱投射到了其他人的乱伦故事中？
如果她说的关于莉迪娅的事情属实，如果我母亲的姐姐真的在劳改营中身亡，那我走到了寻亲的尽头。从潜在的、关系更远的其他亲戚身上，我几乎不指望能再得到关于母亲的消息。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把我扔在了一片荒漠里，抛下一堆问题，比我以往的疑问还要多，也许我再也得不到答案。我的母亲离开了我的视线，仿佛永远消失在了真实和虚构的深渊中，消失在闪烁光亮却触不可及的虚无中。我挖掘出的关于她的一切，最后不过只是些推测和假定的素材，可以编织一个童话的素材。
我和叶芙根尼娅通过电话的几天之后，奥尔加在独立广场上遇到了她。虽然广场在当时真的成了城市的“焦点”，但是基辅毕竟还有将近三百万居民，所以几乎不太可能，刚刚认识的人几天之后又偶然在路上碰见。奥尔加吓了一跳，赶紧躲到了人群中，不过我表姐估计没有认出她来。之前见面时，她连看都没正眼看奥尔加一眼，而是接连不断从各个角度展示了自己的酒窝，讲述她父亲是多么爱这对小酒窝，而她又是多么自豪。现在她站在稍远处，穿着一件时髦的菘蓝色大衣，头戴一顶大大的黑帽子，唱着歌。声音有些沙哑，发亮的眼睛看向天空，她在战争的骚乱边缘唱着马斯内《挽歌》的俄罗斯版本，乌克兰每个人都知道这首歌，她父亲肯定曾经演唱过：“要去向何方，爱恋的时光，甜蜜的梦，美妙的鸟的吟唱……”
在我们通话的最后，她还是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她想知道，我有没有去过马里乌波尔。我的确应该在这个时间去亲眼看看我母亲的出生地，但其实本质上，我和我表姐没什么不同。她躲在她父亲背后不愿直面生活，而我躲在写字台后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和康斯坦丁也有不少共同点。不只是他用互联网代替全世界，我也是如此。
我再没和表姐说过话。
沙尔湖湖畔的一月。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漫长、冰冷的黑暗包围着我，即使是白天也几乎不明亮。我像陷入了极夜，进入一片外太空般的寂静，在夜里只能听到湖面冰层的破碎声。有时候湖面咕噜作响，轻轻地发出咕咚声，像从调车场发出的一样。我想象湖的深处有冰块碰撞在一起，相互交叠。只剩下房前的街灯，让我想起还身处繁华的人世。尽管这些街灯有时会开始闪烁，好似它们疲倦了，随时会永远沉睡过去。在闪动的光中，雾像白色、无法穿透的烟雾聚拢起来。当空气变得清朗时，可以看到微小的雪花在空中漂浮，飘撒在结冰的褐色草上，好似锯木屑一般。现在夜里能经常听到水鸟在叫。它们在冻结的湖面上蜂拥成小岛般的一团，试着守护冰层上的开口。然而时间一长，它们幼小身躯的热量就不够抵御冰雪了。它们潜水的洞口冻住了，封锁了水鸟的食物源泉。它们夜间的叫喊呼应着我心中的动荡，好像不可避免的灾祸正在向我逼近。
我汽车的马达仓里住进了一只鼬，它在里面睡觉，躲避寒冷，还把至关重要的电线咬坏了，不过这些是修车厂的人后来告诉我的。看来现在的鼬靠塑料和铜线养活自己，而我的汽车除了钥匙插进点火器的声音外，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我天天计划打电话给德国汽车协会，但一天拖一天。可能是漫长的黑暗让我变得懒惰，也许我根本不反对与世隔绝一阵子。我的皮肤干燥得起了皮，每时每刻都疲惫不堪，想爬到洞里找只熊和它一起冬眠的冲动吞没了我。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1915-1984），叶芙根尼娅的哥哥，和表姐妹在第聂伯河岸边，约1927年
有一次，快到早晨的时候，我被电脑的屏幕反光惊吓到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有什么灾难发生了，莫非对面湖边起火了？可我第二眼看到的，更是令人费解。一条血红色的带子笔直穿过了黑暗，镶在对面湖边。既不像火也不像光，因为两者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边缘，像用尺子画上去的。我问自己，是不是盯着电脑屏幕太久，出现了幻觉，或是自然法则失灵了。但是几分钟后，只剩一片阴森可怕的黑暗。显然是黑色云层中一道裂缝，露出了黑暗背后的火烧云。
其间，我已经开始着手写先前计划好的关于母亲的书。我前所未有地全心全意，还带着一种和写作题材并不相符的幸福感，同时，看似我要挖穿整座山，却永远也抵达不了尽头。我如同身处井下，通宵达旦，用睡觉来度过短暂昏暗的白天，醒来立刻坐到电脑前继续，甚至泡好茶之前我还在写。我主要描写找到的家庭成员，他们把我带向截然不同而且经常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把我卷入矛盾中，引我走入再也无法走出的迷宫。我几乎找不到可见的线索可以把这些人彼此联系起来，他们只能古怪地在各自空间中孤立，可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和母亲有着我不甚了解、仅限推测的关系。
康斯坦丁的论坛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源泉。论坛中有一个老马里乌波尔的档案，从中我能获取母亲生活年代的信息——在她四岁至十六岁之间发生的事件：
为了缅怀逝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2500名马里乌波尔工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哀悼活动。4月28日举行苏联共青团火炬游行。
海啸中，城市的下半部分被淹没。120个家庭失去了家园。
地区征收委员会决议，剥夺大地主克瑞施特尼茨卡亚、克拉辛扬斯基、舒滕科和帕斯特列夫的土地使用权，并将他们逐出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8—11岁的儿童中，25.6%没有上学，属于文盲。
《亚述的无产者》编辑部用大型抽奖来招揽读者。主要奖品有男士套袖大衣、布料、鞋、橡胶套鞋以及《列宁全集》。
右侧海岸招志愿者。建造亚述钢铁炼钢厂至少需要1000名志愿者。拼搏进取参与志愿活动是对我们每个人荣誉的考验。
冶金联合企业伊里奇将建一个文化宫，在亚述炼钢厂和港埠兴建文化俱乐部。除此之外，还计划建造全新的度假屋，并扩建东部疗养院。
对马里乌波尔党校教师的政治审判开始。他们被指控成立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团体。
在一次马里乌波尔尖兵女工聚会中，分发了金额为150、200和250卢布不等的奖金。此外，每位代表还得到一小桶腌鲱鱼。
工人影剧院购买了新的音响设备，并将于2月10日至12日第一次在我们城市播放一部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有声电影。
母亲出生的城市当时是什么样子？我看到报纸上讲马里乌波尔的足球赛时，印象中的冬日景象已被驱赶走了，这座城市和海边的南部城市并无二致。我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又变了一次。早在十月革命前，马里乌波尔已经是一座工业城市。苏联时期，工业化更进一步，尖兵工人还创造了劳动生产率的世界纪录。城里耸立着大型工厂冒烟的烟囱，有毒的废气笼罩了夏日蔚蓝的天空，夜以继日落在街道上和行人身上。托戈瓦亚大街有很多摊位和售货亭，十月革命后再也没有多少东西卖了，只剩下凝乳、肉、一些私人菜园种的番茄和土豆——大多数饥饿的老百姓根本买不起。枫丹娜大街有一口水井，一直到世纪之交人们还从井里取水自用或给家畜饮用。至于格蕾切斯卡亚大街，也许我母亲的表姐们在被赶出她们的宫殿前就住在那里。还有意大利人大街，或许我意大利外曾外祖父的大宅曾经就在那条街上。马车在支离破碎的石头路面上颠簸前行，然后到了1933年，母亲十三岁时，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有轨电车开始运行，一条轨道开往两个方向。
市中心背后是荒郊野地。没有固定的街道，只有人们踩出来的迷宫般的野路和小道。附带迷你菜园的小房子一个连着一个，相互交错。石头小屋，小木屋，黏土小屋，棚屋，亭子，简易仓库，简易棚，到处都住着人，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3.5平方米。由于没有排水系统，这里满是污垢和垃圾，到处散发着恶臭。瘟疫、伤寒、疟疾肆虐。在内战的混乱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无家可归，四处游荡，他们翻捡垃圾，偷窃，冬天就睡在路边的柏油桶里，而白天建筑工人刚在桶里搅拌过柏油。
还有大海，全世界最平静的亚述海，简直就是为了我不会游泳的母亲而存在的。她有没有在海里洗过澡？她经常去沙滩吗？和其他女孩一起去时，有男孩一起吗？她会穿什么样的泳装？那时候的人有泳装吗？还是她们穿着裙子泡在水里，或者只穿内衣？抛却生活中的不快，母亲是否也享受过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光，也拥有年轻人的青春朝气？她喜欢诗歌和最新的流行歌曲吗？有喜欢的男孩吗？她冬天去溜冰场吗？那里可以租到溜冰鞋，还有一个交响乐队演奏，年轻人跟着乐队的旋律在冰上起舞。她会去文化宫看戏剧演出、听音乐会，或者参加舞蹈活动吗？可能有很多迷恋她的人，其中会有一个是她中意的吗？或者她暗中喜欢的，恰好是一个不喜欢她的人？她会不会做梦梦见他，给他写一堆从没寄出的信？又或者，我的父亲是她的初恋？她到底有没有爱过他？
当我在无数的想象和假设中迷失，在关于老马里乌波尔的文章中寻找可以拼凑母亲生活的断瓦残片时，康斯坦丁在继续寻找母亲的姐姐莉迪娅。他已经徒劳地跟踪了无数的线索，而且终于收到了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劳改营纪念馆的回复：没有查到关于我姨母的记录。我失去了希望。然而，康斯坦丁要是放弃的话，那就不是康斯坦丁了。他锲而不舍，在网上找到一个名单：1923至1953年，苏联政权下的牺牲品。仅在这三十年中，就有超过四千万人遇难。伊瓦申科这个姓在名单中出现39次，其中一个是莉迪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
在这个网页上，还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克拉默的男人的邮箱地址，此人住在敖德萨，为寻找牺牲者提供专业帮助。康斯坦丁又在网上找到了一条关于他的介绍：克拉默是德裔俄罗斯人，在敖德萨许多机构中都有涉足，并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参与到政治中。我们给他写邮件，第二天他就回复康斯坦丁，他在敖德萨的国家牺牲者档案里翻查过了，找到了莉迪娅的卷宗。按照他的说法，来自德国的委托人要通过西联汇款给他汇200欧，然后便能在几日内收到卷宗的电子版本。
康斯坦丁建议我先别着急汇款，我们首先需要证明，我姨母的卷宗的确存在。敖德萨人克拉默告知我们，牺牲者的出生地登记的是华沙。康斯坦丁感谢了他的费心，然后我们开始想下一步怎么办。可几小时后，敖德萨人又展示了卷宗里的另一个细节：牺牲者的母亲名叫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伊瓦申科，婚前姓德·马尔蒂诺。
我这辈子第一次转账到乌克兰，然后开始等待。毫无耐心的我一天查看二十遍邮箱。我们当真找到了她，这个百寻不到、谜一般的莉迪娅，德·马尔蒂诺的姓氏扫清了我们的所有疑虑。尽管莉迪娅的出生地立刻带来了新的谜团，但是康斯坦丁再次照亮了黑暗。1911年，即我姨母出生那年，不仅乌克兰，还有波兰的一部分都属于俄罗斯帝国。因此，莉迪娅是在俄国国境内出生的。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为什么她出生在离马里乌波尔那么远的地方？我心里马上冒出一个想法，偏远的出生地是因为她是乱伦的产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但是我设想玛蒂尔达是逃到华沙的，为了远离她的社交范围，把禁忌之爱下生出的孩子带到人间。同时，我又觉得自己疯了，还在跟随啰唆疯癫的表姐的疯狂思路。
距离我汇款已经过去了两周。阿尔弗雷德·克拉默确认了汇款到账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基本可以确认，我是上了骗子的当了。根本不可能有人随便拥有进入国家牺牲者档案馆查看的权限，还以此来做私人生意，把卷宗的影印本发给远在外国的委托人，更不用说委托人除了邮箱地址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信息。但是，我又一次在用我的德国式头脑考虑问题。康斯坦丁猜测，阿尔弗雷德·克拉默把从我这里拿到的钱的一部分给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以便翻查和复印卷宗——这不过是世界某些地方很常见的方法，只是这种东欧式的生存法则超出了我固有的西方眼界。然而，时间飞逝，敖德萨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音信全无。我再次询问后，得到的解释是，卷宗处于一个出人意料的荒凉之地，需要花费大量工作辨认五百页褪色的字迹，需要分类，还要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我可能需要再继续耐心等待一番。我从中读出了温和口吻的言下之意，如此大的工作量意味着还要继续给钱。可是两三天后，我陆续收到了十六封邮件，每封均附有zip格式的附件，数据量大到邮箱发出了警报。这的确是项浩大的工程：整理这么多纸张，而每张明显有一半字迹不清晰，再一张张放进机器扫描。我为我先前的不信任羞愧不已。我转账的200欧，敖德萨的德裔俄罗斯人还需要和别人分，对于他们完成的如此浩繁的工作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少得可笑的报酬——除此之外，我得到的更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
卷宗的第一页是一张剪切歪斜、皱巴巴的硬皮纸，上面贴着五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警察局标准照。他们全被故意照得看上去像危险的罪犯。八个被告照片中唯独缺了莉迪娅的照片。显而易见，照片是被揭走了，只留下一个空白夹在几张照片中间，下方还能看见莉迪娅的名字。我失望得简直要哭出来。
接下来是潮水般的审讯记录、裁定、指示、处分、拘捕令、搜查令、起诉书。数不尽的审讯记录。我在电脑屏幕前仿佛闻到了历经八十年的旧纸上那股发霉的味道。在敖德萨的档案馆地下室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受难者档案在等待着被挖掘。
莉迪娅的卷宗显示，她的确是在华沙出生，和父母一起在华沙生活到五岁。在举家迁回马里乌波尔后，她住进了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家中，一直住到她去敖德萨上大学。
每当我尝试去想象母亲是在马里乌波尔怎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时，我都会落空，现在我可以确定，她也在意大利外祖父母家中住过。考虑到朱塞佩·德·马尔蒂诺通过煤炭生意积累起来的财富，他住的应该是一栋巨大的豪宅，但是在我母亲出生时毫无疑问已经被收归为人民财产。可能大宅里挤满了陌生人，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民公敌在他们曾经的家里只剩一个角落。很可能母亲是在仇恨她的人中间长大的，她对这些人来说就像准许捕杀的猎物，他们不仅霸占这座大宅，而且还霸占家具、餐具，也许还穿着大宅主人的衣服，会在共用厨房里往曾经的统治阶级——蓝血贵族和他们家属的汤里吐口水，可能就算随时杀了她也完全无罪。
我从卷宗中获悉，莉迪娅在敖德萨完成文学专业的大学学业之后，回到了马里乌波尔并在《亚述的无产者》日报社短期工作，我正好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的档案里见过这个日报的名字。1933年11月5日，刚满二十二岁的莉迪娅被逮捕。她被指控加入了一个名为“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的反苏联社团，从事反人民、反革命行动。这个所谓的1931年在敖德萨成立的社团，是乌克兰成立的多处据点之一，小组成员以反对社会主义、建立反工人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为纲领，目标很明显是为了推翻苏联政权。小组成员一律是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们通过在尽可能多的乌克兰工厂里兴办文学社团，逐渐启蒙工人们，将他们争取为反革命势力。根据我读到的信息，小组的谋反集会是在小组成员家中举行的，多次在莉迪娅家中，她当时住在她父亲的妹妹，姑母叶莲娜家。叶莲娜，穿着立领锦缎裙子的时髦女人，我在那张背景有棕榈树的家庭照中见过她，现在却在法庭卷宗中再次看见她的名字。
1933年11月5日那天，逮捕一位才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在我眼中她几乎还是个孩子，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景？抓捕的人是什么时候到的？夜里还是清晨？抑或为了正好在所有人还在熟睡时，抓住睡梦中毫无防备的牺牲品？那个夜晚，我十三岁的母亲是不是也被无法回避的，让当时千百万人夜夜惊恐万分的敲门声吵醒了？有没有人事先知道，或者至少预料到莉迪娅将被逮捕，还是抓捕一事完全出人意料？我母亲是不是也经历了房间搜查，亲眼看着自己的姐姐被铐上手铐带走？我不由得想起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你被带走正是黎明时分/我跟在你的身后，像送殡一样/儿女在狭窄的房内啼哭/神龛前是一支滴泪的烛光……
判决前，莉迪娅在马里乌波尔、敖德萨和顿涅茨克监狱的待审拘留所度过了半年，一半时间都被关在地下室中。将近三百页的审讯记录，按照康斯坦丁的话来说，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被告的口供是伪造的，被操控的，是通过威胁和暴力胁迫给出的。而且，仅仅因为一个笑话就可能被枪决——所以口供是在无时无刻的死亡恐惧之中产生的。审讯者强暴女被告并不罕见，她们被刑讯或者被放上所谓的审问流水线，在强迫剥夺睡眠后很快就搞不清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根本无足轻重，因为审讯记录不是被口授的，就是出自审讯者笔下。而审讯者在上层只许成功的压力下，必须按照顶头上司的意思提供令上头满意的审讯结果。真相没人感兴趣。这些，全部只是为了填补毁灭机器的每日需求，为了满足斯大林贪得无厌地牺牲他人的欲望。
事实上，莉迪娅的口供一点也不像一个身处死亡恐惧中的人说出来的，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所有记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全部是一些事先写好的样板化的说辞。据说莉迪娅供出了所有同志，她供出了名字和住址，讲述了小组的生活背景和各项活动，详细地描述了小组成员的性格。从一份记录到另一份记录，全用令人昏昏欲睡的单调和荒诞的叙事回放了小组中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相关的讨论，细数了小组成员共同的读物，描述了密谋和鼓动的行为方式，小组编写的十条政治宣言总是一再被引用。突然，毫无征兆地，莉迪娅重申她早已和她高贵的出身脱离了关系，她批判她的外祖父朱塞佩·德·马尔蒂诺，这个顿巴斯煤炭的大出口商，是乌克兰人民的剥削者。至于她自己的父母，她保证，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财产，仅仅只是大宅的房客。这是众多审讯记录中唯一让我觉得真实可信的一处，也许是莉迪娅绝望的尝试，通过和自己的出身划清界限，以求死里逃生。所有的记录全以相同的招供结尾，可能是一个善意审问者的表述：
我早在很久前已经认识到，我的同党和我的反革命活动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危害。我的行为除了出于政治上的天真和无知，还深受我们的首脑贝拉·格拉泽尔的影响。她以她特殊的教育背景和超凡的魅力对我施加强烈影响，把我引诱到错误的思想和行动上。面对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我在审讯记录中诚心诚意地交代了我知道的有关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的所有事情。我知道，我对苏联政权的罪行不仅存在于我在小组内部错误的信仰和行动中，而且还体现在我对所有事情的隐瞒上。我最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过。我希望，能用尊重事实、开诚布公的口供弥补我的部分罪过，能够允许我在将来为我的祖国苏联挥洒热忱。
最后一位沙皇被推翻后，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可是对背叛者的刑罚却还是一成不变。小组所有被告被判处去位于“乌克兰边境另一边”的刑罚营服刑三年。鉴于他们是妄图推翻整个社会体系，反对国家的阴谋策划者，这个判决莫名其妙的宽容。只有贝拉·格拉泽尔难逃一死。这位女性领袖还在西伯利亚的一座刑罚营里继续她的政治活动，后被转送到其他营后判处枪决。我打量着警察局标准照上的她：一位年轻女性，显然是一名知识分子，戴着贝雷帽和一副圆角的托洛茨基式的眼镜，卷宗上说她是犹太人。如果苏联秘密警察没有先杀死她的话，十年后她也很可能会被德国纳粹杀害。
莉迪娅到底是不是一个反苏联的积极分子，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究竟有没有存在过，或者根本是秘密警察的编造？也许不过是一个托词，为了处罚像莉迪娅这种出身的人？她是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党派的宠儿的姐姐，是一个因为信仰被流放二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这一切都没有答案。但是，如果莉迪娅真的胆敢反对斯大林的独裁，那她绝对和我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人。这两姐妹看上去性格完全相反。莉迪娅坚强、勇敢，也许几乎是亡命之徒；而我母亲，我再清楚不过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她就是个异常敏感、胆小，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莉迪娅至少在她生命最初的几年中是个吃得饱，被妥善照顾的孩子，而我母亲除了饥饿和恐惧，其他任何事都不知道。也许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两姐妹的本质区别。
卷宗显示，莉迪娅并没有死。和我基辅的表姐推测的相反，她在流放中幸存了下来。在卷帙浩繁的纸堆中我找到一份平反申请书，是她在流放刑罚结束五十五年后于1992年提交的，正好在苏联解体后。那时她已是八十一岁高龄了。这份申请经过短暂的处理后被认可。莉迪娅因被流放三年得到115425卢布的补偿金。据康斯坦丁计算，在当时，这笔钱只能买到大约500个白面包，算下来流放一天还不值半个面包。另外，后苏联时代的通货膨胀达到顶峰，钱贬值的速度快到莉迪娅这笔少得可笑的赔偿金可能几天之后就一文不值。
平反申请书是手写的，字迹小而倾斜，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优美工整的字体来自一位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页首有地址：1992年提交申请书时，莉迪娅居住在克利莫夫斯克，距离莫斯科五十公里的一个小城。我把地址输入谷歌地图，出现在我眼前的不仅有街道，而且还有——我惊诧地揉了揉眼睛——莉迪娅住的房子的卫星地图。我一直放大，看到房子的窗户，看到莉迪娅曾经进出的房门。一座典型的苏联五十年代的建筑，非常漂亮，哑光粉色的外表，冬天的小花园，凉廊，一点也没有东欧式的荒芜破败。街对面是一小片梨树林，保有城市中的一片宁静。紧靠树林是一个超市，莉迪娅可能会在里面购物。我不知道哪些窗户属于莉迪娅的房间，可是我知道我看见它们了。真是一项神奇的技术，让人在写字台前就能看到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让我看见我姨母的家，至少她八十一岁时还住在里面。我感到一种灼心的遗憾。作为翻译，我经常到莫斯科。1972年我第一次去莫斯科，那时莉迪娅才六十一岁。原来，我和母亲在乌克兰的过往从来没有天渊之隔，而是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莉迪娅当时已经居住在克利莫夫斯克，我从莫斯科坐地上铁只需一小时就到她家了。
现在我也得知，玛蒂尔达在“二战”前夕去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看望女儿时，莉迪娅已经结束流放五年了。到底是什么让莉迪娅在重获自由后还是留在了那个世界尽头的不毛之地？是一个男人，她嫁给了他？从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劳改营的木板床到莫斯科附近配备中央供暖和热水的五十年代城市建筑，中间发生了什么？莉迪娅被捕后究竟有没有回过马里乌波尔，或者她之后再也没有踏足这座城市？她成了家、有后代吗？我能找到他们吗？她的平反申请书里写的还是她的未婚姓，真感谢这份申请书，让我找到了她。一位俄罗斯老妪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她在沙皇时代出生，经历了革命、古拉格、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所有灾难，并幸存了下来。一位矮小年老的女性，饥饿教会了她永远在柜子里存一块面包。她看上去宛如圣人，好似纯白的纸，几乎如空气一般。她的躯体与死神抗争过多次，仿佛她是不死之身。如果她还在世，现在已经一百二十岁了，她仍然活着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如今我可以轻松算出，莉迪娅去敖德萨上大学时，我母亲应该正好是八岁或者九岁。而其实此一别即是永别。虽然莉迪娅在完成学业后回到了马里乌波尔，但是时间并不长。1933年她被捕时，我母亲十三岁。也许我母亲在德国时已经没有关于她姐姐的鲜活记忆了，尤其是大家在莉迪娅被捕后可能只能背地里提起她。作为反革命分子的莉迪娅，对所有认识她的人来说是一枚炸弹，而家人首当其冲。估计我母亲早在乌克兰时期就对姐姐闭口不提，到了德国又继续保持缄默，这源自深入骨髓的恐惧，不受理性控制。
我对于母亲的哥哥姐姐的了解几乎超过了对她本人的了解。另外，我还知道了，大学里谢尔盖学的是声乐，莉迪娅学的是文学。这让我感到和他们之间的一种神秘联系。我的确和他们是同出一宗，因为跨越我们所在的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鸿沟，我和他们分享的两个世界，也正是我的精神家园——和莉迪娅分享文学的世界，和谢尔盖分享音乐的世界。可是，我和我的母亲分享什么呢？为此我想破了脑袋，她大学选的是什么专业？但是每次回忆好似触手可及时，又再次陷入空白。我只记得，母亲的大学结业考试成绩是优秀，至少父亲经常满怀自豪地提起此事。尽管按照他的看法，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根本无法和取得任何知识成果联系到一起。
如果母亲的确曾在姑母瓦伦蒂娜的女子中学教书的话，那她大学应该学的是师范类专业。会不会是日耳曼语言文学或者德语呢？因为她父亲是波罗的海三国德意志人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儿子，和她说过德语？她到德国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好得异乎寻常的德语，难道她早在乌克兰时就已学过这门语言？不像我的父亲和其他住在营地的大多数人，她在德国从来不是一个张口结舌的人。她所有方面都处于劣势，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才胜过我父亲，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她能理解别人的话也能被别人理解，她明白周围世界的各种信号，比父亲强许多。对于我父亲这一辈子而言，德国永远是一本被七个封印封住的未解之书。在说德语的外部世界中，我父母的角色对换了。在德语世界里的官方办事机构中和其他所有窗口前，我的父亲又聋又哑，只能依赖我的母亲。像他这种男人估计不会原谅我母亲，也许他为此还厌恶她。
母亲在战争开始前还相当年轻，已具有了任职教师的学历，可两者并不冲突。在当时的苏联，愉快的大学生活根本不存在。上大学是一项特权，大学生必须通过勤奋和成绩来证明自己，以尽可能快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因此，我母亲才二十出头就已站在课堂里授课了。
许多我要解的谜还有现在像走迷宫般艰难寻找的信息，很可能全部能在一堆文件里找到答案，那堆文件就放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当时我们住在德国一个小县城的边缘，安置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飞地上，那里是母亲人生的最后一站。她从乌克兰带来的文件中有她的证书，和其他文件一起都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盖子上饰有德国城堡的浮雕，在德国也许没有人会对这些感兴趣。我经常在地下室里盯着这些闻上去一股陈腐气味，写满西里尔文的纸张——一些词我已经能够读懂，因为母亲在我上德国学校前就教会了我俄罗斯字母。可是有一天，我大概八岁，我突然决定，我们不需要这些陈旧的破纸堆了，无论如何我不再需要它们。当我又被差遣到地下室取煤时，我犯下了童年最可怕的罪行之一：我把装着文件的铁皮盒子扔进了地下室楼梯下的垃圾桶里。我是那么憎恨我的出身，所以不能存在任何证明，它们应该永远消失。后来，母亲去世后，父亲找这些文件，他当然不会知道文件落到了哪个垃圾填埋堆里，也许早已变成了废料。他以为有人把文件从我们的地下室里偷走了，可能是某个苏联间谍。间谍们到现在还在监视他。
康斯坦丁和我在寻找莉迪娅的后人。由于苏联大多数的房子属于个人财产，人们不像西方国家流动性那么强，很少搬家，因此康斯坦丁断定，克利莫夫斯克房子里的人应该还认识莉迪娅，甚至很可能是她的亲人继承了她的房子，在她过世后搬入。康斯坦丁建议我寄一封信到莉迪娅平反申请书上留下的地址。信封上我应该写莉迪娅的名字，并加上“亲人/邻居”的收信人标注。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克利莫夫斯克的市政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们提供关于我姨母及其后人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尝试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在俄罗斯，也有数据保护的底限，政府机构不可能向陌生人提供本国公民的信息，更不用说给一个从未谋面的外国咨询者了，而且对方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和被寻找人的亲属关系。反正我们经常给政府机构写信，从来没得到过答复，我们在此期间已知的所有信息全部是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但是我还是听从了康斯坦丁的建议，因为我不能错过任何可能性。然后，奇迹又一次发生了。在寻亲过程中我几乎已经习惯了遇见奇迹。几天后，我收到了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一封电子邮件。我读道：
非常尊敬的娜塔莉亚：
您通过互联网向市政局提出的询问，我们向您告知以下信息：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资料显示，莉迪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2001年8月22日过世。她的女儿叶莲娜·尤里耶芙娜·齐莫瓦于同年10月10日过世。如今，罗什青斯卡亚街5号的房子里住的是基里尔·格里高尔叶维奇·齐莫夫，他是莉迪娅·伊瓦申科的外孙。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
致以恭敬的问候，
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户政处处长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最后一句话。还有什么消息能比我从这封邮件中得到的更多呢？还有什么能比莉迪娅外孙的地址“更多”？如果这一刻有人问我那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谁是俄罗斯的灵魂人物，我会毫不迟疑地报出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处长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的名字。她的做法不只出自一位公务员的使命感，更是一个人的同理心，她将一把打开莉迪娅生活的钥匙放在了我这个来自德国的陌生人手中，而这把钥匙很可能也可以打开我母亲的生活。
莉迪娅去世的日期说明，她在提交平反申请后还活了十年，一直到九十一岁。而十二年前，我本该有机会在克利莫夫斯克梨树林对面那栋外表漆成哑粉色的五十年代楼房里见到她。她比她的妹妹，我的母亲多活了五十五年。她最后一次见到妹妹，可能是在她被捕的那天。时隔将近七十年，在离世前，她还能想起妹妹吗？她应该结过婚，无论如何她有个女儿，我的表姐叶莲娜，可是她随后也过世了。
我把从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收到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康斯坦丁，之后的所有事情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刻在俄罗斯流行的社交网络“同班同学”上找到了一个名叫基里尔·格里高尔叶维奇·齐莫夫的人。这个男人住在克利莫夫斯克，四十一岁。两个信息指向此人应该是莉迪娅的外孙。康斯坦丁给他留言，附上了我的邮箱地址，还给我发来了一张他在社交网络上的头像。我大吃一惊。在寻亲过程中，我早已习惯我的亲人们都是相貌端正、受过教育的人，现在显而易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看着照片中男人迟钝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脸还是肿着的，看上去像一个巨婴。他分明是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的外祖母莉迪娅最该解放的非他莫属。他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身后是又脏又旧的壁纸，壁纸上是老套的俄罗斯式巴洛克图案——典型的后苏联时期的住房，里面住的多半是酗酒之人。
假如这是我得到的来自我母亲家族的第一张照片，我真的不会有一丝半点的惊讶：因为在我意料之内。和母亲生活的德国相比，这张照片散发出舒适安逸的气息，带有家常的安全感，我在孩童时期就向往这种感觉。但是，我怎样把眼前这个男人的样貌和我目前为止看过的其他照片上的人联系到一起呢？这是家族不幸的例外吗？
直到现在，当我第四遍或者第五遍逐字逐句细读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发来的电子邮件时，我才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细节。莉迪娅是2001年8月22日离世的，她的女儿同年10月10日离世，仅仅七周之后。这意味着什么？年迈的母亲如果是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过世，这不难想象。但是为什么九十一岁的老母亲死后不久，女儿也离世了呢？她是不是也上了年纪，身患重病，经受不住母亲离世的打击？无论如何，很难让人不去猜测两人相继离世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
其间我像个心急火燎的孩子，反复问自己，这背后是不是藏着某种新的家族灾祸，尤其是我在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电子邮件中还发现了另一个让人迷惑的细节。如果我计算正确的话，我和我的外甥基里尔·齐莫夫有一个奇怪的共同之处：我俩的母亲虽然死亡时间相隔四十五年，但是都死于10月10日。我没法抗拒一个想法：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切通过某种幽灵般的方式联系到了一起，冥冥之中不知何处又打上了一个凶多吉少的结。
可是，我还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希望网页上的照片不是莉迪娅的外孙，而不过是个同名同姓者。但是，寻亲路上的好运忠心耿耿地跟着我。我又找到了一个亲人。我的笔记本显示我收到了基里尔·齐莫夫发来的一封邮件。我读道：
娜塔莉亚：
您好！
我收到了留言，得知了您的母亲是我外祖母的妹妹，您在等我的回信。我知道我的外祖母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分别叫谢尔盖和叶芙根尼娅。我对谢尔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个歌剧演唱家，我外祖母有一张他的唱片，经常放给我听。您的母亲叶芙根尼娅，我听说她嫁给了一位美国军官，去了美国。我的外祖母莉迪娅找了她很长时间，但是杳无音讯。当时还没有互联网。
我的外祖母有两个孩子，我的母亲叶莲娜和我舅父伊戈尔。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舅父住在米阿斯，但是可惜我没有他的地址。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外祖母的房子里，随信附上一些照片给您看。
致以恭敬的问候，
基里尔·齐莫夫
我打开附件。那正是莉迪娅，消失了很久的，所有人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莉迪娅。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猜测，卡累利阿的某一棵树上挂着一小块写有她名字的纪念牌。她和我母亲并不很像，可是她看上去匪夷所思地亲切——如同我在端详一幅我想象中给她绘的画。一位严肃的、纤细的、自豪的女性，眼神刚直，充满好奇，很难说清这眼神是连刀也不畏惧，还是本身就是一把刀。这眼神好似正在和看不见的对方较量，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先败下阵来。她的深色卷发剪得很短，身穿一条朴素的夏季长裙，白色领子。我猜不出这张照片中的莉迪娅多大年纪，照片摄于劳改营之前还是之后。如果这张照片是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流放之后拍的，那她已经战胜了它，而且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
第二张照片上的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看上去她五十岁左右，愤怒，严厉，捉摸不透，像一座无法攻克的要塞，一尊斯芬克斯。正如我所见，照片中的是毁灭机器中的幸存者，此外又经过了漫长岁月，饱经使人低落的苏联日常生活的锤炼和磋磨。这张照片中的她有某些苏联人的特质，和她外孙一样。照片里大约三岁的外孙在外祖母身边，一个胖胖的严肃的孩子，像用白色棉花糖做的。他将来的笨重已经初露端倪。
第三张照片里的莉迪娅已是老妪。所有的严厉、苦涩之态在她身上又消失殆尽，她又变成了一位矮小、温柔可亲的老妇人。她的头发雪白，但是发量依旧充盈，干皱的皮肤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她笔直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中，衣着和发型一丝不苟，脖子上戴着一条珍珠项链，穿着尼龙长筒袜的双腿以一种淑女的精准姿势放在身前。
基里尔写邮件告诉我，莉迪娅在离婚之后还独自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依旧能自理。直到去世前她还非常敏捷和自律，每天做操，每顿饭永远在固定时间吃。差不多到七十周岁她仍担任教师一职，教授俄国语言和文化，始终精神矍铄。2001年7月她在家中跌倒，摔断了股骨颈。不久，她因心衰在医院离世。
有关她在劳改营的往事，基里尔只知道她在罪犯流放地给犯罪的孩子和青少年当老师，很可能因此才幸存下来。她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结了婚，在劳改营中生下的儿子伊戈尔，现在应该七十五岁了。基里尔和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是他知道伊戈尔住在乌拉尔山背后的西伯利亚城市米阿斯。
至于玛蒂尔达，基里尔的外曾外祖母，他并不认识，她在基里尔出生五年前已经去世。但是，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孩童时期的他和外祖母莉迪娅一起坐火车从克利莫夫斯克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只为了在外曾外祖母的墓前放上莉迪娅手工制作的木十字架。我眼前立刻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位老妇带着一个小男孩，坐火车运送一个木十字架，然后在沃斯克列先斯克搬着十字架走向墓地。制作十字架的木头可能是莉迪娅从森林中取的，也许就是卫星照片上看到的梨树林。一个业余人士自制的俄罗斯东正教的木十字架，装着传统的横梁，如今竖立在沃斯克列先斯克，这个意为“星期日”和“崛起”的城市墓地里。十字架上肯定还固定着一个小牌子，写着玛蒂尔达·德·马尔蒂诺或者玛蒂尔达·伊瓦申科，配有搪瓷的圆形雕饰，上面是照片，就像俄罗斯常见的那样。
得知了玛蒂尔达的墓地所在地，我倍感欣慰。和母亲相反，我现在确切知道玛蒂尔达的所在之地。我终于知道，她并没有在战争中被德国人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而是以八十六岁高龄自然死亡，然后长眠于沃斯克列先斯克的墓地中，躺在她女儿亲手做的木十字架之下，十字架上写着她的名字。
在此期间，我的邮政信件也到了基里尔家。邮递员的确还认识莉迪娅，而且知道基里尔是她的外孙。这也是一个俄罗斯式的奇迹。只是康斯坦丁和我已经幸运地得到了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处长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的帮助，而不再需要邮递员帮忙了。
我和基里尔提起那张录有谢尔盖歌剧的唱片，据他所称莉迪娅在他小时候放给他听过。其实应该不可能，因为就连把她父亲的歌声奉为天籁的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也总是一再抱怨没能留下父亲歌声的任何录音。就连康斯坦丁也费了很大劲上天入地地翻找过，希望能找到他的声音记录。可是，尽管谢尔盖在苏联的多个著名剧院演唱过，但他像被从俄罗斯歌剧史册上一笔勾销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基里尔还是坚持他的说法，谢尔盖的声音犹如在他耳边，他甚至还记得深蓝色唱片封面上的烫金印刷体。莉迪娅去世后，唱片一定是在收拾房间时弄丢了，很可能因为疏忽进了垃圾堆。
其实，基里尔根本不是什么坏人。我没法把他的电子邮件和他的照片联系到一起，那张照片可能是一张没突出优点的抓拍。他是一位软件工程师，俄语极好，彬彬有礼，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堕落到“俄罗斯国民毒品”——酒精的泥沼中。他发了许多他孩子的彩照给我看，那是学龄前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看上去他非常爱这两个孩子，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教育。我看到两个孩子在厨房里用手指蘸颜料画画，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另一处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客观和循规蹈矩。他一丝不苟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流露出任何情感。只有一次，他想把他母亲的照片扫描给我看，但从相册中把相片拿出来时不小心撕坏了，这让他激动异常，我错愕不已并产生了负罪感。
关于他的母亲，至今为止他只向我提过，她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在他两岁时，父母就分开了。他的父亲还健在，他定期会去看望他。当我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他的母亲如此早逝时，他回道：
我被以一种和俄罗斯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的方式教育长大。我的母亲和外祖母不想和苏联社会扯上任何关系，她们给我灌输了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一种关于俄罗斯人和我的同龄人的观念。她们认为我身边的其他孩子是未开化的，退化的。我被迫远离他们，活在数学的虚拟世界中，因为我孩童时期就显示出了数学天赋。像我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人，根本不可能建立家庭，生下孩子。我之所以成功上完学，是因为海军士兵的身份。您问我母亲早逝的原因，因为我杀了她。我被判无刑事责任能力，然后在精神病院待了四年。
夜已深。湖面上的冰层已经停止发出咔嚓的声响，现在湖上漂着破裂的浮冰小岛，夜间的主宰还是一成不变，无边无际的黑暗。我呆呆地对着眼前的邮件，问自己，基里尔·齐莫夫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尽管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凶犯，的确有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但是怎么可能其中的一个恰巧是我的亲人，和我这个一辈子无亲无故的人有血缘关系？我咒骂自己。是我自己开启了寻亲这条路。寻亲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待自己？我想到了康斯坦丁，这个点他早就睡了，更不用说切列波韦茨比我这里还晚两小时。现在我的朋友中肯定也没人是醒着的，我没法给任何人打电话。我逐渐明白过来，照片上基里尔麻木不仁、迟钝的目光，他程式化的礼貌以及毫无感情，他提到孩子教育时用的“正确”一词，因为母亲的照片被撕破而异乎寻常的激动，所有这些背后隐藏的一切。由于我知道他母亲的忌日，我可以轻易地算出，基里尔·齐莫夫是年满三十后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按照他的讲述，在他经历了人生中唯一的学校，海军学校，同时也是俄罗斯军队里最残酷的部队的一系列洗礼后，他还具备行为能力进行凶杀吗？毫无疑问，在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前，他已经患有精神疾病了。况且，俄罗斯的医院并没有给他提供精神治疗，而只使用药物疗法，然后把行尸走肉的他放出了院。很可能他现在仍在服用大剂量药物，对我来说，他仿佛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想到他的妻儿我不禁胆寒。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会和这样一个男人结合？难道她不担心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
我首先想到的杀人动机，是关于房子：俄罗斯国内灾难般的住房紧张从未缓和，导致了许多人一辈子都和整个家族困居在最狭小的空间中，其中不少人被逼得精神错乱。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早在他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就让撒旦说出，莫斯科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糟，只不过房屋紧缺让他们堕落。房屋紧缺也让莉迪娅的外孙堕落了吗？难道他是在和母亲的争吵中杀死了她，因为莉迪娅去世之后房子里只剩下母子二人？这就是莉迪娅母女二人几乎同时离世的原因吗？无论如何，只要莉迪娅还在世，她就能镇住外孙。她的死应该是解开了外孙的束缚。
不知什么原因，我确信基里尔是掐死了他母亲。我的表姐叶莲娜仿佛近在眼前，巨婴那双粗大的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在基里尔寄给我的一张照片上，叶莲娜看上去和她娇小秀气的母亲莉迪娅截然相反，她是一位魁梧有力的女性，而且十分性感。也许她曾激烈地反抗，很可能发生了一场耗时的殊死搏斗。这一切发生在我母亲去世的当天——姨母和外甥女两人都在10月10日当天因暴力而死，一个是因为外界的暴力，另一个却是对自身施暴。
我想起了克利莫夫斯克户政处的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她没有更多的信息。恰恰是因为她知悉所有信息，她才写下了这句话。户政处不仅出具结婚证明，还出具出生及死亡证明。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不单是户政处的职员，还是克利莫夫斯克的市民，她肯定知道内幕。在俄罗斯，母亲被视为神圣的女性，弑母案必然转眼间在一个小城市里人尽皆知。也许我该感谢斯维特拉娜·丽恰绰娃对茫然无知的我给予的同情，她也许早已料到，我会从莉迪娅的住址中得知往事。
我不知道基里尔为什么要向我坦白，我不过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远房亲戚，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这到底是他的忏悔还是因为他肆无忌惮，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罪过？也许，这是他的行为惯例，是俄罗斯的经历——首先是俄罗斯海军，然后是俄罗斯精神病院教会他的，是人们堂而皇之地把他推上了犯罪之路？还有莉迪娅，我找寻了许久的我母亲的姐姐，和自己的女儿统一战线控制了这个孩子，就因为她不想他成为一个苏联人？难道莉迪娅被灌输了不可动摇的阶级思想，看不起苏联人？在家族的自由思想和社会责任心背后，其实隐藏着贵族阶级对于普通人民的蔑视？难道莉迪娅身处苏联政权的八十余年间，一直在坚守她的阶级思想？抑或是恰恰相反，她在自己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成了被战胜的人，变成了集权体系的一部分，然后和自己女儿一起把外孙纳入控制，孤立他，摧毁他，就像集权体系把她纳入统治之下，孤立并摧毁她一样？基里尔，在经历了俄罗斯海军学校之后，通过弑母，再次推翻了贵族这一腐朽的社会阶级，而他自己，却也属于这不幸的社会残余的一分子。即使为了能够结婚生子，他为什么一定要做出这些事？他和他的母亲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把我的想法全部告诉了康斯坦丁。我知道他每天早晨起床后总会快速地查看邮箱。有时候他甚至在走出家门，走进令人望而生畏的冰天雪地去上班前，还给我回信。我把基里尔给我的邮件附上留言转发给了康斯坦丁，这下子我们真的是进入了侦探小说——我们以前常这样戏称我们的寻亲工作。
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台灯的光映在窗前。我盯着那片黑暗，好奇母亲到底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失败，从未结束的俄罗斯的命数——既无法从集体噩梦中苏醒过来，又困于沦为仆从和无政府状态之间；被痛苦和暴力裹挟的混沌黑暗的世界，一部充满了软弱无能、统治、专制和死亡的家族史；不幸的俄罗斯如同永恒的圣母玛利亚，强硬地拥抱着她的孩子们。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本能地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不过是整个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环。现在，我被一种感觉裹挟，即我的反叛不起任何作用，我依旧出自有毒而且堕落的家族土壤，家族里甚至还出了一个弑母者。
我的笔记本竟然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点发出一声提示，有新消息进来了。新消息来自“亚述的希腊人”论坛。康斯坦丁曾经写信告诉我，在我们历时已久的交流中，他学会了读懂我的想法。他现在一定是在睡梦中读到了我的念头，又爬了起来。这一夜他没回去睡觉，我们写了一整夜邮件。在他眼中，基里尔是一个不幸的、值得同情的人，是我找到的一个“死人”，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但是康斯坦丁高估了我。我不具备他的人道思想，也没有他那种包容一切的乌克兰-希腊式的精神。基里尔让我害怕，甚至相距如此之远仍让我感到心惊胆战。“我不放弃希望，我相信最终我们将会找到一位您可以拥抱的人。”康斯坦丁在清晨的最后一封邮件中写道。早在很久以前他就幻想，当我们找到所有人时，我们就在马里乌波尔见面，盛宴庆祝。我不确定我到底还想不想继续寻找下去，可是能和康斯坦丁在马里乌波尔见面并拥抱他，多么美好的憧憬！
我开始害怕我会找到的人，对寻亲之路上如影随形的幸运也开始感到恐惧。可是我当然不会忘记，在西伯利亚的某处还有我的一位表兄，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很可能是我的家族史最重要的见证人。偏偏是杀害我表姐的凶手把我引向了他。我从基里尔·齐莫夫那里得知，这位名叫伊戈尔的表兄，出生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劳改营中，生于1931至1933年间，那么很可能他认识我的母亲，即使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
在我们开始寻找这位表兄之前，康斯坦丁还成功地使出了一记绝招。基里尔没记错，的确有一张唱片记录了我的舅父谢尔盖的歌声。康斯坦丁在网上找到了这张唱片，尼古拉·李森科的歌剧《查波罗什的哥萨克》，录制于1956年。这张唱片是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录制的，其中低音部分由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伊瓦申科演唱。康斯坦丁立刻把唱片录音发给了我。
我倾听着舅父的歌声，听着数码化录音播放出的绝佳音色，忘记了这声音来自久远的年代和遥远的世界。才听完最初的几句，我就被催眠了。几十年来，自我在慕尼黑第一次听歌剧开始，我就在寻找这样的声音，而现在我在自己的家族中找到了它。我总想，这样的一位演唱者，他根本不是在演唱，而只是简单地在呼吸，或者在哭泣。
我端详着那张拍摄于1927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活泼的半大小子，光着脚，头戴一顶水手帽，坐在第聂伯河边的树杈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男孩的喉咙里会流淌出美妙绝伦的低音，正如所有伟大的演唱家一样，这种声音不是来自喉咙，而是来自人间之外的某个地方。唱片是1956年录制的，谢尔盖当时四十一岁，正是这一年我的母亲离开了人世。我试着想象，母亲清亮的女高音和舅父的低音一起合唱会是怎样。在我的幻觉中，舅父的歌声似乎倾泻在房间的四壁上、家具上，还有窗前的枫树上，这正是很久以前母亲也曾听过的歌声，是她在马里乌波尔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我能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我的表姐叶芙根尼娅了。谁若拥有如此美妙歌喉的父亲，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沦陷。对于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父亲这件事，我也不再感到惊诧。即使现在，父亲仍旧是她存在的核心意义。为了保证生活如常进行，人们在极美的事物面前会保护自己，以防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叶芙根尼娅没能保护自己，她无法抗拒，她也许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总是一再播放谢尔盖的唱片，我自己也说不清，在我心中，究竟是找到亲人的喜悦之情强烈，还是对于错过太多的痛苦更强烈。其实，很久以前我本可以在乌克兰见到谢尔盖，如果我当时知道他是我舅父的话。谢尔盖去世前一年，我和我当时的男友开私家车去莫斯科拜访我们的俄罗斯朋友。在当时，私人旅行还很不常见。回程途中我们途经乌克兰。我在基辅的独立广场上吃冰淇淋，徒步走过那些古老的、高低起伏的街巷，也许还从谢尔盖家门前经过。我错过了他。三十年前，他是公园看门人，在回家的路上倒地死去。然而他的声音还活着，我真的找到了这声音，就在我的电脑里。每当我想听，我就立刻可以听到。我在寻亲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奇迹，这一桩是最让我难以置信的。
康斯坦丁之前在“同班同学”社交网站上找到了基里尔·齐莫夫，现在他又找到了一个来自米阿斯的十三岁西伯利亚少年。和莉迪娅的儿子姓氏相同，个人主页照片上，他头戴一顶滑稽的红帽子，手腕上戴着一只貌似昂贵的手表。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少年正是伊戈尔的孙子。他甚至还能记起曾祖母叫莉迪娅·伊瓦申科。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十三岁少年能否成为联系他祖父和我之间的关键一环，还是我们这些白发老人只会让他厌烦。庆幸的是，他很合作，而且聪明伶俐。仅仅几天之后，他就给我发来消息，附有一个电话号码。他写道，他的祖父十分惊诧，他正焦急地等我的电话。
在此期间，我那辆被鼬咬坏电线的车已经修好了，我想着用手机往西伯利亚打电话不仅花费高昂，而且很可能因为距离遥远导致通话质量糟糕，我当天就收拾行李，驾车返回了柏林。我生平第一次拨通了西伯利亚的电话号码。十三岁少年给我的电话号码看来是对的，至少我听到了电话接通的提示音，电话立刻被接了起来。电话另一端的男人的声音在颤抖，他问我，我们应该以“您”还是“你”来相称。“我们找了你母亲很久，”我的表兄说道，“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等，等着是否有迹象表明她还活着。”我的声音也开始颤抖，努力搜刮脑中的词汇来开头。
通话中我才得知，基里尔·齐莫夫不仅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而且也毁了伊戈尔的生活。十三年前，伊戈尔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刚离世，紧接着他的妹妹叶莲娜又被亲生儿子杀死，他不堪打击而中风，此后再也没有完全康复。他已七十八岁，几乎一切都要依赖他的妻子，而妻子在患癌之后行动也十分不便。
六十年来，伊戈尔作为测绘师，管理着一家大型建筑企业。他有两个孩子、三个孙子和一个曾孙。他的儿女成了新俄罗斯成功的企业家，整个家族应有尽有。多亏卫星地图，让我可以看到伊戈尔和他妻子居住的时髦高楼，按照西伯利亚的条件来看，很可能是绝顶奢华了。宽敞的内阳台上，他可以俯视乌拉尔郁郁葱葱的山脉，也能观察室外温度计上极大的温度变化，水银柱短短几分钟内能上升或下降十五度之巨。
可惜伊戈尔不认识我的母亲，他从没去过马里乌波尔，而我母亲也从未到过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此外，我很快发现，他根本不是我期盼的家族史见证人。作为一个在劳改营中长大的孩子，像劳改营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早在儿时就学会了自我封闭。他像格言里著名的三只猴子一样生活：闭上眼睛，捂住耳朵，紧闭嘴巴。他也许真的对家族过往一无所知，或者，沉默已变成他的天性。他从来不直接说出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名字，他总是以“那两个留着髭须的”来代称。另外，外甥基里尔的名字也被他从字典里一笔勾销。我提的关于基里尔的问题他听也不想听。
有一次他去外面散步，接我电话的是他的妻子柳博芙。她告诉我，基里尔夜里爬起来，溜进他母亲的房间，用枕头捂死了她。之后，他还到厨房用勺子舀了一杯蛋黄酱吃，吃完又躺下睡了。据我从柳博芙口中听到的，基里尔的母亲爱他的父亲胜过一切，在她被抛弃之后，她把全部的爱转向了儿子。她把儿子奉若神明，毫无节制地爱他。因为儿子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她就把他当作神童，不断地给他制造天才光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变得越来越暴虐专横，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经常威胁自己的母亲，以至于她多次逃到西伯利亚米阿斯的哥哥伊戈尔家里。有一次，他砸烂了莉迪娅的所有家具，因为他认为莉迪娅已经活得足够久了，该死了，好腾出位置来给他。这肯定不是有关我的表姐叶莲娜和她儿子基里尔故事的全部，不过，故事的完整真相我可能根本不想知道。
我从伊戈尔贫瘠的言语中拼凑出，莉迪娅是一个粗暴的、难以接近的人，显然和他一样沉默寡言。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他的母亲有没有拥抱或者疼爱过他。至于表妹叶芙根尼娅所说的，莉迪娅是母亲玛蒂尔达和亲弟弟瓦伦蒂诺乱伦的产物，伊戈尔将其斥为无稽之谈，他说这是叶芙根尼娅的胡编乱造，他俩之间已经多年没有联系。
在他的外祖母玛蒂尔达到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后，祖孙俩长时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战争中，全家被遣散到哈萨克斯坦，勉力在那儿生活了五年，直到伊戈尔的父亲得到了俄罗斯沃斯克列先斯克市的总工程师一职。玛蒂尔达再也没有回马里乌波尔，而是和他们住在一起直至去世。最后她几乎全聋，只用眼睛来示意。绝大多数时间，她坐在厨房的桌边，独自摊摆纸牌。从伊戈尔的描绘中基本可以推断，她也是一位不易亲近、冷冰冰的、落落寡欢的人。先前谢尔盖的女儿叶芙根尼娅对她的描述，和伊戈尔的完全吻合。
为什么母亲向我描述的完全是另一幅画面，她的母亲是一位圣母般带着无限善良和慈爱的女性？也许玛蒂尔达对我母亲不一般，因为母亲是她最小的孩子？难道母亲，当年那个柔弱无助的小姑娘得到了玛蒂尔达全部的爱，这份爱玛蒂尔达从未对他人表露？是不是只有母亲认识的玛蒂尔达是一位感情充沛、温柔可亲的女性，正如她向我描述的一样？
既没感受到母亲的爱，也没感受到外祖母疼的伊戈尔，十六岁无忧无虑地离开家前往莫斯科上大学，通过国家考试后，被派往西伯利亚担任土地测量员一职。他告诉我，就是在西伯利亚，他开始酗酒。要不是有柳博芙，他不知道自己哪天会一头栽倒在街边的排水沟里，再也爬不起来。
我提出的关于舅父谢尔盖的问题，他没法回答或者不想回答。他只告诉我，他曾经有一次在阿拉木图看过谢尔盖的歌剧演出《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害怕听到舅父雷声一般低沉的声音。他顺便提到，谢尔盖在战后作为前线歌唱家去过德国。我心中立刻浮现出母亲和她哥哥意外相遇的画面：哥哥作为一名红军，要为占领德国的苏联士兵演唱俄罗斯歌剧的咏叹调，而妹妹作为强制劳工，曾为敌人劳动过。这对兄妹是会热烈拥抱对方呢，还是会互相仇视，永远不饶恕对方？如果母亲知道她的哥哥也在德国，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她会怎样？倘若母亲当时知道了我方才知晓的事，她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和哥哥一起回乌克兰，反正当时她已经清楚，留在德国不会有任何未来？如果是这样，她的人生是不是会有另一种转折呢？
我又一次收到了家庭照片，伊戈尔用他儿子的电脑发来的：他的孩子还有孙子在芬兰、意大利、美国度假的照片，还有他儿子在米阿斯的富丽堂皇大宅的照片。那座配备了一个西伯利亚式的桑拿房的大宅，坐落在一块巨大的长满一株株云杉的土地上。还有家庭聚会的照片，宾客满屋，桌上堆满了美食佳肴，俄罗斯式排场，洋溢着欢快。
在伊戈尔存留的旧照中，我惊奇地发现，不仅有年轻的戴着头巾的母亲的照片，还有那几张背后写着“外祖父和两位友人”的照片。不过“友人”不是两位，而是三位。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发现，我手上的照片是被剪裁过的。伊戈尔的照片上，除了娜塔莉亚和瓦伦蒂娜，还有叶莲娜，母亲的第三位姑母，我在有棕榈树的照片上见过。在三位“友人”的完整照片的边缘，垂直写着一排花式字母：敖德萨卢米埃照相馆。我现在明白了这张照片拍摄时的情况了。从莉迪娅的档案中我获悉，她的姑母叶莲娜在敖德萨生活过。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和他的两个妹妹瓦伦蒂娜以及娜塔莉亚去敖德萨看望她。利用这次机会，四兄妹一起到敖德萨一家名为卢米埃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只有奥尔加不在，当时她和丈夫在莫斯科，或者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母亲手上的照片中，叶莲娜被剪掉了？康斯坦丁的解释是，大革命之后，无数人在照片上消失了。他们不是自己把自己的照片剪掉，就是被旁人剪掉，因为被人在照片上看见是种危险。这么说来，是不是不只莉迪娅，她的姑母叶莲娜也是个危险的政治犯？或者，在叶莲娜被抹掉的背后，又是隐秘的家族仇恨？
我打开下一张照片，第一次看到了谢尔盖成年后的模样。其中一张照片上，他身着红军制服，上面别着红星奖章，还十分年轻，衣冠楚楚，一张光滑的面孔还带有几分孩子气。另一张照片估计是二十年后的他，一个充满阳刚气、魁梧的男人，深色卷曲的头发，强有力的下颌，却有一双和我母亲一样忧郁的眼睛。一系列的艺术照上，他既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格列明亲王，又是《黑桃皇后》中的托姆斯基伯爵，《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主人公，《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里的基辅大公，还是歌德《浮士德》里的梅菲斯特。由此看来，谢尔盖不仅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歌唱家，还是一名伟大的演员。每张照片上他都如同换了一个人，他应该还有更多的面孔没有在这些照片上展现出来。他具有一种内在的令人生畏的力量，魔力般抓住人心。
当我看到一张照片标注着“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德·马尔蒂诺和雅科夫·伊皮凡诺维奇·伊瓦申科的孩子：莉迪娅、谢尔盖和叶芙根尼娅”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打开照片，看到的画面却令我十分不解。我一眼就认出了莉迪娅，照片中她大约十八岁。十三岁左右的男孩毫无疑问是谢尔盖。但是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在哪里？只剩下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头上戴着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式蝴蝶结，看上去好似顶着个小螺旋桨。非常缓慢地，我一点点地反应过来，这个陌生的小女孩正是我的母亲。第一眼见到的小女孩和我记忆中的成年女性形象相差太远，尽管在她的小小面庞上可以清晰辨认出母亲的五官，她的眼睛、额头，还有下颌。她当时应该八岁左右，穿着一件看上去昂贵的白色蕾丝裙，乌黑的头发剪成了整齐的儿童刘海，扎着短马尾辫。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她是这副模样，连与此相近的形象也不曾想象过。这么一个出身优渥、盛装打扮、精致讲究的孩子。也许为了拍这张照片，家里人把剩下的所有家当都拿了出来，并送她去理发店。她的哥哥姐姐是望向镜头，而她则是望穿镜头。那双目光游离、乌云密布的眼睛，虽然只是孩子，却已是忧郁的化身。毋庸置疑，她正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一个陌生的，无法接近的孩子。她是那么的娇小纤细，那么脆弱，我不敢去触碰她，也不敢去拥抱她。她如同一位来自悲伤星球的、被白色蕾丝花边包裹的小公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知晓的一切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人们在她幼小的时候已预料到她将面临毁灭，她无法经得起那个时代的惊涛骇浪。很难相信，在那个一切都不利于她、以消灭她为目标的年代，这么一个清澈见底的人，竟然活到了三十六岁。也许这张照片属于莉迪娅的遗物，后来，辗转到了西伯利亚她儿子手中，现在又出现在柏林，我的电脑屏幕上。三十年后，母亲突然消失，直到人们从雷格尼茨河把她打捞上来。寻亲过程中，我一直追溯到她的幼年，可能再也不可能找到比这张童年照片更早的踪迹了。
伊戈尔从米阿斯发来的最后一张照片上展示了母亲从小到大居住的房子，即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特蕾莎及朱塞佩·德·马尔蒂诺的大宅。为了探寻先人的足迹，伊戈尔的儿子和儿媳几年前去过马里乌波尔，拍下了这座衰败得厉害的建筑。苏联时期，我母亲还住在马里乌波尔时，这条街叫列尼娜大街，历经数年又恢复了旧名，大门口一块深蓝色的牌子上，白色字体写着街名——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以创造奇迹的神圣的尼古拉命名，他是旅行者、囚犯和孤儿的庇护人。
大宅有两侧厢房，延伸到后面看不到的庭院中。照片上只能看到大宅面向大街的两处正面，由一个拱门连接。老旧的建筑呈现出一派后苏联的忧郁衰败之象。甚至可以闻到陈腐的气息，还有尿味、垃圾的怪味以及墙壁间的霉味儿。被岁月以及工业废气腐蚀的石块，提醒着人们这座大宅的过往。百年前母亲出生时的时光在眼前立体起来。稍加想象，还能辨认出房屋立面窗户上的精美装饰，充满艺术感的锻铁编织装饰。迷人的花式屋顶窗如今已被杂草和灌木包围，远远看上去如同鸟巢。连接两侧厢房、由切割为同等大小的灰色石头组成的拱门，被剥蚀风化得厉害，看上去好像随时会坍塌。生锈的屋檐水槽、老旧不堪的天线和耷拉下来的电线胡乱堆在多孔砖瓦铺成的屋顶上。砖瓦有蓝色和粉红色两种颜色。
大宅的照片让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生活在我脑海中鲜活起来。我仿佛看到还是小女孩的她在拱门后的庭院中，和其他孩子一起嬉闹玩耍，一起的还有她的哥哥谢尔盖。我仿佛听到保姆托尼娅在身后叫她，我看着她背着书包，穿过当时颜色还鲜亮明快的拱门。她走过的每条路都从穿过这个拱门开始，从这条街开始。照片中支离破碎的、一半被杂草覆盖的石块路面或许还是当年的。可以猜测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当时应该属于意大利人聚居区，也许母亲还时不时去相邻的希腊人聚居区拜访她的表亲。也许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有乌克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还有希腊人。即使今天，意大利人还居住在城里，至少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附近意大利餐厅遍布，我在卫星图片上能看到，但是可能这些餐厅是新时代的产物，而不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我眼前屏幕上看到的更遥远，更难想象了。
我和表兄伊戈尔的通话很奇怪，因为我们可以谈论的内容很有限。伊戈尔不仅沉默寡言，而且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总是反复诉说时代的巨大伤痛，却把个人的痛苦深埋心中。另外，俄罗斯人的行为准则中规定了，不能向对方提出可能会引起不适的问题，向他人倾诉自己遇到的困难也不常见。基本上，我和伊戈尔通话的实质性内容近乎无。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我依然感到，在这个孤独的，连话都不愿意说或者不能说的老人身上，藏着深邃而敏感的灵魂。渐渐地，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温柔的爱。
伊戈尔总是焦虑地等我的电话，如果我间隔三四天没打，他就会担心。而我也担心他，时常担心他那条细细的生命线会不偏不倚地在我刚找到他的这个当口，突然断掉。在我们通话间隔的几天中，我会挂念他，而我感觉到，他也在挂念我。
俄语中，表兄叫dwojurdnyjbrat，“第二亲的哥哥”，通常人们不说“第二亲”，直接称呼“哥哥”。“我哥哥在干什么呢？”每当伊戈尔的妻子接电话时，我都这么问。每次说出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词的时候，我总是尽情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哥哥，简直不可思议，我有了一个哥哥，而我是他的妹妹。我的哥哥，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每天问自己很多遍这个问题。而伊戈尔对于我的意义，远比成为我的哥哥要大得多。尽管他几乎从来没说过有关家族的事情，但是他是我和长辈之间的纽带，是我们这个乌克兰-意大利家族的纽带，尽管我曾经诅咒这个家族。有那么一些瞬间，我甚至觉得，他的存在像我母亲又死而复生一般。反之，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就好像他又找回了他失去的妹妹叶莲娜。妹妹被亲生儿子杀死的惨事对他的打击之大，使他的生命之火只能黯淡不定地一忽一闪着。唯一令人宽慰的是，他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来年，生命之火虽然黯淡，但一直闪烁，也许还会长时间闪烁下去。我无法替代伊戈尔的妹妹，然而我时常感到，不仅他之于我，而且我之于他也是一份礼物，意外地让他和整个世界重新连接起来。
康斯坦丁为我许下的愿望实现了。最后，我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位可以拥抱的亲人，一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将近八十岁、重病在身、沉默寡言的哥哥，我的生命线和他的交织到了一起。我的寻亲之路走到了尽头，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找寻的了。我几乎不敢相信。可是我的确追查了母亲整个家族所有人的踪迹，不仅故去的人，而且还有健在的人。在远房的亲戚那里，我也不指望能打听到关于母亲的新消息。伊戈尔是我寻亲的终点，我曾经在湖边的一个夏夜里任性地开始的这场寻亲，结束了。可是，没料到竟然还有些东西在等着我。
伊戈尔中风后和他的妻子搬进了舒适的、配备电梯的楼房，以防万一，他仍然保留了位于一栋旧宅四楼的私人公寓套房。如今，住在米阿斯的他的两个孙子中，年长的那个宣布要结婚了。长孙虽然不用面对俄罗斯大多数年轻人婚后要和父母蜗居二居室的命运，他父亲的大宅里有的是房间给他住。但是他想离开父母，和新婚夫人一起搬到祖父的私人公寓套房里。清理公寓套房中的废旧物品时，他们在一个柜子顶上发现了两个本子，上面积满了已变成絮状的灰。经过辨认，原来是莉迪娅的日记。伊戈尔毫无头绪，日记本怎么会出现在柜子上，差点和旧家具一起报废处理掉。
伊戈尔的眼睛不行了，没法读日记，也可能他根本不想去读。作为苏联时期出生长大的孩子，他到现在还墨守不能复印的规定，全然不知，在俄罗斯，人们早就可以轻松走进一家复印店，拿着任何一个原版复印多少页都没问题。他让儿子把两本珍贵的日记本邮寄给我。我整天心惊胆战，担心路途遥远，危险重重，担心好不容易找到的见证人的记录会丢失。这些年来，日记本躺在柜子上落满灰尘，仿佛是在等我的出现，好像莉迪娅是为了我，才把日记本放在儿子的柜子上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担心成了事实：邮件没有抵达。我每天都在等邮件，我房子前厅的邮箱里总是塞满了广告和其他无用之物，可是来自西伯利亚的邮件一直没到。难道日记本没通过审查，被没收了？或者难道邮件在岔路上耽搁，然后丢了？我不由得想起我以前翻译过的一本书。书中，女大学生假期中打工充当邮递员。她们从邮局取出沉重的装满要送件的邮包，把所有信件倒进离邮局最近的垃圾桶，然后愉快地度过一整天。难道我寻亲路上珍贵的发现也落得相同的命运？
最后终于发现，邮件没到并不是俄罗斯邮政系统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德国邮政局把日记本转送到了我沙尔湖畔的住址，尽管我从来没有提交过邮件转送申请。四月中狂风暴雨的一天，我抵达沙尔湖畔的住所，从信箱里滑出一个潮湿的信封，信封上还有被盖住的我在柏林的住址。这封信很可能几周来一直躺在这个孤单的金属箱子里，历经了屋外的风吹雨打。
我迅速把行李搬进干爽的室内，匆忙拆开信封，好像母亲姐姐的声音在最后一刻还会陡然消失似的。两本日记本有一点潮湿，但是没有损坏，一本是绿色的，另一本是棕色的，两本大概a5大小，线装，边缘有些歪斜，不像是机器而像是人工装订的。这两本并不是日记，而是回忆录，是莉迪娅八十岁时写下的，也就是她去世前十年。方格纹图案的内页上，是我曾经在她的平反申请书上见过的小而倾斜的字体。令人惊叹的是，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竟写得如此工整，而且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改动的痕迹。
绿色册子的第一页写着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一首诗：
俄罗斯是幸福，俄罗斯是光明。
也许并没有俄罗斯。
太阳从未照亮涅瓦河，
普希金也从未倒在雪地里死去，
彼得堡从不存在——
只有田地，被雪覆盖的田地。
只有雪，只有雪……和漫漫长夜
永远只带来新的霜冻。
俄罗斯是灰烬轨迹的沉默。
也许沉默由颤栗组成。
冰冷的黑暗、子弹和绳索，
还总有疯狂的音乐。
营中的清晨，阳光照耀大地，
这片世间无名之地。
我用羊毛毯把自己裹住，坐在窗前的大沙发里。窗外湖面上狂风暴雨，一片灰暗。我开始读起来。回忆录的开头是一则引言，引自《摩西五经》的第五册：“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咽了咽口水，屏住呼吸等着母亲第一次在回忆录中出现。莉迪娅虽然记录了她的出生，但是除此之外，有关我母亲的记录就几乎再没出现过。我应该知足，能在字里行间寻找我的母亲，她曾经生活的世界，她的亲姐姐亲眼见过的世界，现在以最近的距离展现在我面前。
注释
战争中或因逃亡失踪的军人和老百姓的组织。——译者注
意为：这简直就是天书！——译者注
德国超市分为廉价快捷超市、综合连锁超市、大型超市和洗化用品超市。其中廉价快捷超市一般规模小，经营理念就是廉价，主营食品，也有少量日化产品。lidl和penny均为德国知名的廉价超市，也常被贬称为“穷人超市”。——译者注
娘子谷位于基辅西北郊外。1941年6月底，德军在此进行了“二战”中最迅速最残酷的大屠杀之一，短短两日内屠杀了至少3.4万犹太人及其他当地居民。——译者注
1923年，位于距离北极圈仅165公里的索洛韦茨基群岛上建立起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及不同政见者。可悲的是，其中大多数是曾经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译者注
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中，由于出现了严重贪污、选举舞弊现象，乌克兰全国发生了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由于橙色为本该领先的尤先科的代表色，人们就把这次事件称为“橙色革命”。——译者注
乌克兰前总统为彼得·波罗申科，故有此称。波罗申科创建的如胜糖果公司现今已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糖果制造商之一，他也因此被誉为“乌克兰的巧克力大王”。——译者注
此处指的是本书作者娜塔莎·沃丁。娜塔莎是娜塔莉亚的爱称，此处为表正式，便称娜塔莉亚。第103页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