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高考还有两个月，晚自习，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作业，连后排的人也开始翻书了，整个教室弥漫着一种默哀的氛围。

老田从后门走进教室，把三模排名表贴在了黑板旁边，悄无声息地转悠了一圈，撂下一句“在每一道错题旁边写清楚犯错原因，拿回去给家长签字”就出去了，教室里的抱怨声像风吹荷叶，凌乱乍起又很快恢复平静。

杨百聪盯着自己的试卷看了五分钟，然后从笔袋里拿出马克笔，把“盐洋市高三校际联考（三模）数学试卷”这行印刷字涂成一条黑黑的粗杠，在上方一笔一划写了两个字——“遗书”，接着又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凶手就是这张试卷。”

他认真地对折，叠成一个方形的纸包，从桌洞里拿出一个阿尔卑斯棒棒糖的小铁盒，把“遗书”放进去。

里面已经有十几封“遗书”了。

下课铃声响起，很多人瞬间冲到黑板旁边看排名，杨百聪默默收拾书包，推开人群走出去了。他不想看也不用看，因为周言阳肯定又是第一，自己又在十名开外。

经过食堂的时候，杨百聪买了个肉夹馍放进书包。他知道，今天晚上的饭他吃不好的，母亲会各种使脸色抱怨，父亲杨顺民会拿筷子一下一下敲着他的碗沿，说“杨百聪啊杨百聪，你就是洋相百出，百无一聪。”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下半句，“你看看人家周言阳，吃糠咽菜聋一只耳朵都能考第一，咱家虽然不怎么有钱，但也没少你吃少你穿吧？你考这两个分对得起谁？”

每次听到这句话，杨百聪的耳朵都嗡嗡的。他宁愿父亲打他一顿，往死里打，也不想听见他拿自己跟周言阳比。然而杨百聪知道，只要他活着，这种比较就不会停止，还会变本加厉。现在和周言阳比成绩，将来就会比大学、比工作、工资、房子、老婆、孩子、孩子的成绩……永无止尽。

因为周言阳是杨百聪的表哥。

幸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两个人也都很默契地没有跟别人说过，周言阳大概是觉得没必要，而杨百聪是怕这种“比较”还要蔓延到学校、课堂，那他就真的要窒息了。

这种窒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从初中，因为在初中以前，他们兄弟俩的位置是倒过来的。

老杨家有两个孩子，大姐杨顺芳就是周言阳的母亲，从小就长了一副苦相，干巴巴的，吃多少玉米糊地瓜干也胖不起来，上完小学就跟着母亲在码头上卖货，宽阔的薄衫长裤罩在身上，海风一吹就只剩头和脚还在原地，其他部分都在呼啦作响。二十岁出头就认识了船员周亚军，周亚军天天往杨顺芳的货摊上送船队刚打上来的新鲜海货，一来二去两人就好上了。

那是船队最风光的时候，船员待遇也好，周亚军提亲给足了老杨家面子。谁知道结婚没两年船队就解散了，周亚军用补偿款和这些年攒下的钱买了一艘木质渔船，当起了渔民，凭着精壮的体力和经验，头两年还算可以，但是单干毕竟不如团战，又累又苦，风险也大，周言阳出生后开销一下子大了好几倍。再加上木质渔船在水里泡久了，木缝吸饱海水，船身就不稳，一个大浪过来比海盗船还晃，有时候还会把刚拉上来的海货掀回海里，日子就更紧巴了。好在杨顺芳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精打细算，几年下来，没存下什么钱，但也没欠钱。结果周言阳三岁那年查出来右耳失聪，不管是治耳朵还是戴助听器都得十几二十万。

那段时间，周亚军经常一个人躲在船上喝闷酒，皮肤晒得跟老渔船一个色儿，喝多了就要出海，说要多赚点钱给儿子治耳朵，谁劝都不听。周言阳五岁那年，周亚军出了趟远海，三四天没联系上，海警都出动了。没过几天，船找着了，但人没了，船底破了个大洞，船舱里的锅碗瓢盆被掏得一干二净，挂满了海藻螺壳，泥沙淤积，腥臭弥漫，像个从深海里捞出来的墓碑。

按照杨顺芳的意思，这船还是留下了，用好几根铁链拴在离码头不远的废弃渔场，那里鲜有人去，清净得像个墓园。杨顺芳从小就跟周言阳说，你爹人没了，这船就是你爹的坟，他是因为你死的，争口气，别让他白死。

周言阳越长大，越明白母亲话里面的另一层意思——别让杨顺民那家人好过。

因为父亲出海那天晚上，先带着两斤咸鱼干去了趟杨顺民家，想借十万，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开口求人，结果不知道杨顺民说了什么，周亚军那天喝得酩酊大醉，非要出海不行。

虽然说周亚军不是杨顺民杀的，但人死了，总要有个地方安置恨意。再说这口气，杨顺芳已经憋了几十年。

杨顺民只比杨顺芳小一岁，从小就是个大胖小子，家里唯一一张全家福上，他裹得像个豆虫，坐在父亲的腿上，跟竹竿似的父母和姐姐相比，像是捡来的孩子。

小学的时候，杨顺民学习不算好，唯独算数算得快，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小胖手一扒拉就算出来了，一到过年有亲戚来串门，杨顺民都要被叫出来表演算数。“神童”的帽子一扣，老杨就下了个决心，砸锅卖铁也要供杨顺民上大学。所以杨顺民从小就没洗过一个碗一件衣服，他只需要学习，哪怕犯了天大的错，只要说一句“我晚上还得写作业”，老杨的巴掌就会收回去，碗里还能多一块肉。

就这样一路宠到高考，杨顺民使出吃奶得劲考上了本市一所大学的本科，学会计。拿到通知书那天，老杨老泪纵横，宴请全村，说这么多年辛苦没白费。那一天，杨顺芳跟着母亲在院子和厨房穿梭了一整天，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杨顺民毕业后，老杨托关系把他送进当地一家小银行当柜员，熬了几年终于熬到了一个管理部负责人的位置。老杨去世的时候，立了遗嘱，所有遗产给杨顺民，还给他留了一句遗言，“以后，多帮衬帮衬你姐姐，她命苦。”

杨顺民听了父亲的话，这些年没少“帮衬”。在杨百聪上小学那会儿，每到逢年过节他都会带上杨百聪去给杨顺芳一家送东西，杨百聪穿不下的衣服鞋子、单位多发的盐油米面、用不着的家具电器、不值钱的挂历赠品，每次都轰隆隆装好几大袋。杨顺芳会收，嘴上也说着谢谢，但两家人都心知肚明，这种帮衬并非出于承诺或是同情，而是一种优越感。杨顺民每次上门，都会特意带上杨百聪的成绩单和他这一年参加某某演讲比赛、书法比赛、画画比赛的证书，花上半天时间夸儿子随自己，从小就爱学习，争气，说不定是个画家苗子。

他当然知道杨顺芳没钱送周言阳学特长，他想看的就是姐姐脸上那种羡慕与嫉妒交织的复杂神情。这种神情伴随他长大，戒不掉了。

每到这个时候，周言阳就会默默躲到一边，故意用右耳朵对着他们。这样既可以保持礼貌，又可以屏蔽掉这些不想听的声音。兄弟两人也几乎从不交流，在杨百聪为数不多的记忆里，周言阳家总是很臭，白衣服走几步就蹭脏了，沙发也是潮潮的，有股咸鱼和烂苹果交织的腐味，以至于他每次待一小会儿就要跑出去透透气。

他不知道，这些微小的蹙眉和看似正常的举止，都如钢刺般默默刻在了周言阳的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