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那么肯定，他看上去像是最棒的一面还没被部队发现。

他朝我们的桌子点点头。

——我看你又有新的朋友圈子了。

——有几个。

——肯定是，我想我还欠你一个朋友，我给你买杯喝的吧。

他自己点了啤酒，给我点了马提尼酒，好像他一直知道那是我喜欢的酒。我们碰杯，预祝一九四一年幸福。

——你在附近见过我弟弟吗？

——没有，我承认道。我有两年没见到他了。

——哦，我想这倒有些道理。

——你有他的消息吗？

——有时有，有时没有。我离开后有时会来纽约，我们会聚一聚。

这我倒没想到。

我喝了口酒。

他看着我，狡黠地笑笑。

——你没想到吧，他说。

——我不知道他在纽约。

——那他会在哪里？

——不知道。我只是想他辞职后会离开纽约的。

——没有，他一直在附近，在“魔鬼之屋”码头找了份工作，干了一阵子。此后他四处游荡，我们失去了联系，去年春天我在雷霍克的街上碰到他。

——他住哪儿？我问。

——不清楚，可能是海军造船厂附近的某间廉价屋吧。

我们俩沉默了一下。

——他现在怎么样？我问。

——你知道的，有点儿脏，有点儿瘦。

——不是，我是说他怎么样？

——噢，汉克笑道。你是说内心怎么样。

汉克的回答不假思索。

——他很快乐。

育空山的白雪……波利尼西亚的大海……莫希干人的足迹……我想象廷克在这两年中定是畅游于这些异国他乡，没想到他一直在纽约。

为什么我会想象廷克畅游远方？我想这是因为伦敦、史蒂文森、库珀笔下那些杳无人烟的山川美景与他自孩提时就崭露头角的浪漫与感性颇为搭调，然而，当汉克说廷克就在纽约时，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想象他在远方，是因为他由于向往独自畅游蛮荒之地而离开，对我来说更容易接受。

得知这个消息，我百感交集。想到廷克混迹于曼哈顿的芸芸众生中，一无所有，却精神丰沛，我感到后悔和嫉妒，但也有一点儿骄傲，一点儿希望。

难道我们的人生之路彼此交叉不就是个时间问题吗？不管人们如何大肆喧闹，混淆视听，曼哈顿岛不就是二十公里长、四公里宽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直睁大眼睛，在大街角落、在咖啡店寻找他的身影，想象回到家时会再次看见他出现在街对面的某个门口。

一周周过去，一月月过去，一年年过去，这一希望在消逝，这种消逝是缓慢的，但也是明确的，我不再奢望在人群中见到他。在我雄心与承诺之洪流的席卷下，我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幸运的遗忘——直到一九六六年，我终于与他再次邂逅，在现代艺术博物馆。

我和维尔打车返回第五大道的公寓，厨师给我们留了些晚餐在炉子上，我们热菜，开了瓶波尔多葡萄酒，站在厨房里吃起来。

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夫妻俩晚上九点在厨房里吃热好的剩饭剩菜，这种情景不太浪漫，但我和维尔经常在外面赴宴，能在自家厨房里站着吃饭，这是一周最开心的时刻。

维尔冲洗盘子，我朝卧室走去，走廊两边挂满了照片，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是。平常我一晃而过，今晚我却一张张仔细观赏。

这些照片和华莱士家墙上的不同，这些不是四代同堂，它们全都拍于过去的二十年中，最早的是一九四七年我和维尔的正装照，看上去有点儿别扭。我们两人共同的熟人想把我们介绍给对方，但维尔打断他，说我们早就见过了，那是一九三八年在长岛，当时他开着车，在一曲《纽约之秋》的陪伴下送我进城。

在朋友的照片里，在巴黎、威尼斯、伦敦的假日照里，有几张具有专业水平：一九五五年二月那一期的《哥谭镇》封面，是我编辑的第一期；维尔与某位总裁的握手照。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两个在婚礼上搂着霍林斯沃思老先生的那张，当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很快也将追随她而去。

维尔倒出最后一杯酒，发现我在过道里看照片。

——我就想到你会多待一会儿，他把酒杯递给我，说，要陪一下？

——不，你去吧，我不会太久的。

他眨眨眼，笑一笑，拍了拍那张在南安普顿沙滩拍的照片，当时我的头发多剪了两三厘米，没过久就拍了这张照片。他吻了我一下，进卧室去了。我回到客厅，来到露台上，空气清凉，华灯闪烁，帝国大厦旁不再有小飞机盘旋，但看到它，你仍会心生希望：我希望过，我在希望，我将希望。

我点燃一支烟，把火柴从肩上往后扔，以求好运，心想：纽约难道不是把你弄得神魂颠倒吗？

把人生比作随时可以改变行进路线的漫游之旅似乎是陈词滥调——智者说，我们只要轻轻打一下方向盘，就会影响事件的进程，进而以新的同伴、新的环境和新的发现来改变我们的命运。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并非如此。相反，我们只有短暂的几个阶段才拥有少许零星的选择，我选择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是待在芝加哥还是待在纽约？是加入这个朋友圈还是那个朋友圈？夜深了，我跟谁一起回家？现在是时候要小孩了吗？晚一点儿？还是再晚一点儿？

这样看来，生活不像是旅行，倒更像打蜜月桥牌。二十岁时，我们的日子还很长，你尽可以有一百次犹豫不决，一百次异想天开，一百次重新选择——我们拿起一张牌，当时就得决定是保留这一张丢掉另一张，还是丢掉第一张保留第二张。还没等我们弄清楚，牌已经打完，而我们刚才所做的决定将影响到我们未来几十年的生活。

听起来似乎比我原本预想的更悲观。

生活未必一定要为你提供什么选择，生活从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划定你的行程，通过各种既粗野又细腻的技巧把你限制在既定的轨道上。如果有一年你可以有选择，从而改变你的境遇、你的品性、你的人生轨迹，那也不过是上帝的恩典。你不可能不为之付出代价。

我爱维尔，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纽约。毫无疑问，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正确的选择，同时我也清楚，这些所谓正确的选择也说明了生活让你失去了什么。

回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我独自待在甘涩特街的那间小屋里，已经把自己这一辈子和梅森·泰特和上东区挂上钩。我站在廷克的空箱子和冰冷的煤炉旁，读着他写下的承诺，那就是在呼唤我的名字中开始每一天。

有那么一阵子，我想我也那样做了——我在呼唤他的名字中开始每一天。正如他想象的那样，这有助于我保持方向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保持正确的航线。

然而，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个习惯渐渐被生活挤到一边——起先变得断断续续，然后很少，最后完全消失于时间之流。

将近三十年后，站在阳台上俯瞰中央公园，我没有因为自己懈怠了这一晨间练习而惩罚自己。我太清楚生活中烦乱与诱惑的本质——我们的希望和壮志一点点接近实现，要求我们专心致志，努力将飘渺重塑为有形之物，将承诺重塑为妥协。

不，我不打算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没有呼唤廷克的名字而对自己过于苛责，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他的名字就在我的唇间，此后的许多个早晨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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