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四〇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暴风雪来袭，不到一小时，曼哈顿街头就没有一辆车在行驶了，车子像巨石一样被埋在积雪里。不过现在，它们像倔强的开拓者，带着疲惫的意志爬行着。

我们八个人跳完舞，从大学俱乐部跌跌撞撞地出来。这次舞会在拥有超级豪华宫殿式天花板的二楼举行，起初我们并没有得到邀请。交响乐队的三十位成员一袭白色新衣步入一九四一年，其实这是已过时的盖伊·伦巴多风格。我们不知道舞会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就是为爱沙尼亚难民筹款。一个现代版的卡里·纳辛与一位被驱逐的大使站在一起，摇着手中的锡罐。我们便朝门口走去。

出门时，毕茜顺手拿走了一个喇叭。她在做一小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的同时，我们挤在路灯下筹划行动路线。我们扫了一眼马路，知道不会有出租车来解救我们。卡特·希尔说他知道街角有一个理想的避风处，那里有吃有喝。于是在他的指引下，我们踏雪向西，姑娘们都没穿够衣服，我很幸运，裹了哈里森·哈考特的皮领大衣的一个袖子。

走到街的一半，一队人马迎面走来，朝我们扔雪球，毕茜高喊进攻，我们进行反击。

我们利用一个报刊亭和一个邮箱做掩护，像印第安人那样大喊大叫，把他们赶走了，可杰克“不小心”把毕茜推到雪堆里，于是姑娘们转而向小伙子发起进攻，似乎我们的新年宏愿就是重回到十岁那一年。

情况是这样的——对欧洲来说，一九三九年很有可能是战争的开始，但对美国来说则意味着大萧条的结束。欧洲人忙着搞吞并、谈判，我们则忙着投资钢铁厂，重组生产线，做好准备以应对全球的军火需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法国沦陷，纳粹德国轰炸伦敦时，回到美国的欧文·柏林正在观察圣诞树的树顶如何闪闪发光，小孩子如何倾听着雪地里的雪橇铃声。这就是我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距离。

卡特说的离我们不远的藏身处原来要艰难行进十条街才能到。我们转进百老汇，从哈莱姆刮来的风咆哮着，吹起的雪花击打我们的后背。我用哈里的大衣包住头，靠别人拽着胳膊引路。我们来到餐馆，我连餐馆是什么样子都没看清。哈里引我下楼梯，一边把自己的大衣扯回去。哇，这是一个位于街区中间的大餐馆，供应意大利饭菜、意大利酒、意大利爵士乐，应有尽有。

午夜来了，又走了，地板上满是碎花纸，在餐馆参加新年倒计时的大部分狂欢者来了，也走了。

我们没等他们把碗碟收拾好，便跺鞋甩掉雪块，在吧台对面要了一张八人桌。我坐在毕茜旁边，卡特溜到我的右边坐下，哈里只能在对面找了个位子。杰克捡起前面顾客丢下的酒瓶，眯眼看还有没有剩酒。

——我们需要酒，他说。

——太需要了，卡特瞟了一眼服务生的眼睛，说。大师！三瓶基安蒂红葡萄酒。

这位服务生有着贝拉·卢戈西的粗眉大手，他闷闷不乐地打开酒瓶。

——不是性格开朗的那种，卡特评论道。

这很难说，如同一九四〇年来到纽约的许多其他意大利人一样，也许他平日的开朗已被祖国的苦难淹没了。

卡特主动为大家点菜，接着以问大家在一九四〇年做的事情中哪件最棒而开启了最合时宜的话题。这让我有点儿想念迪克，没人能像迪克·旺德怀尔那样让一桌人高谈阔论起来。

有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去古巴（“新的里维埃拉”）的旅行。卡特凑过来，在我耳边细语。

——一九四〇年你干的最糟的事是什么？

一块面包飞过桌子来，砸中他的脑袋。

——嘿，卡特抬起头来说。

要发现那是哈里干的，唯一的线索是他静静地坐着，嘴唇却微微上翘。我想向他使个眼色，但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面包扔了回去，他吓了一跳，正要如法炮制，这时服务生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便条，字迹潦草，没有署名。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我正纳闷，服务员指了指吧台。一张高凳上坐着一位结实、帅气的军人，笑得有些不太礼貌。他打扮帅气，让我差点儿没认出来。但，千真万确，那是意志坚定的亨利·格雷。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

有时，这似乎正是生活的意图。毕竟，就本质而言，生活就像离心分离机，每隔几年便旋转一轮，朝不同的方向抛出相似的物体。一旦旋转停止，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生活又把新的思虑接二连三地抛向我们。即便我们想回顾走过的路，想重拾友情，又如何找得到时间呢？

一九三八年，四位风格各异、个性极强的人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心怀感激。现在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没再见到。

一九三九年一月，迪奇终于被赶出家门。

纽约的沙龙舞季节刚结束，旺德怀尔先生终于受够了儿子放荡安逸的生活。眼看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他便把迪奇送到得克萨斯州一位老朋友的石油钻塔工作。旺德怀尔先生相信这能对迪奇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的确如此，只是不是旺德怀尔先生期望的那种。他的朋友碰巧有一个刁蛮的女儿，复活节回家度假，选中迪奇做舞伴。她返校后，迪奇想方设法向她求爱，却遭到拒绝。她解释说，和迪奇待在一起的那几周非常开心，不过从长远看，她知道自己要找一个更实在、更踏实而有抱负的人——也就是说像她爸爸那样的人。不久后，迪奇开始超时工作，一边申请入读哈佛商学院。

他将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六个月前获得学位。此后他应征入伍，在太平洋战争中表现出色，回来后娶了他的得克萨斯姑娘，生了三个孩子，在国务院工作。他常常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就像人们曾经评价过的那样。

伊芙·罗斯，她就这样踩着华尔兹的舞步走了。

自她去了洛杉矶后，我第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姑娘们给了我一张照片，是从一本绯闻杂志上剪下的。照片里，在日落大道上的热带酒店外面，奥利维娅·德·哈维兰粗鲁地推开一排记者。她挽着一位身材清秀、穿无袖裙、脸有疤痕的年轻女子。照片题为《飘》，说明文字指出，这位有疤女子是哈维兰的“闺蜜”。

我第二次听到伊芙的消息是在四月一日。凌晨两点，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打电话的男子说他是洛杉矶警察局的一名侦探，很抱歉打扰我，他知道很晚了，但别无选择：一名年轻女子被人发现在贝弗利山庄大酒店的草地上，不省人事，她的口袋里有我的电话号码。

我吓了一跳。

我听见电话那头有伊芙的声音。

——她死翘翘了？

——是的，她死翘翘了，刑警说，露出了英国腔，就像鲑鱼一下变成了苍蝇。

——给我电话！

——等一下！

两个人在抢电话。

——愚人节，男子喊道。

话筒被抢走。

——我们骗倒你了吗，姐们儿？

——你办到过吗？

伊芙哈哈大笑。

听到她的声音感觉不错。半小时里，我们说前道后，互诉近况，怀念我们在纽约城的美好时光。我问她是不是很快会回到东部，她说，对她来说，落基山脉还不够高。

华莱士，当然，被从我的生活中偷走了。

在与我共同度过一九三八年的四个人中，对我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华莱士，这是生活给我的一个小讽刺。因为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汗流浃背的奈尔斯·库柏斯韦特第二次拜访我。这次他带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华莱士·沃尔科特把我写入了他的遗嘱中。具体而言，他指定将一项隔代信托的红利转至我的名下，终生有效。这意味着我每年有八百美元的收入。即使在一九三九年，八百美元也不算是一笔巨款，但足以让我在接受任何男人的示爱之前可以三思而行。想想看，这对曼哈顿一个年近三十的姑娘来说，真是极大的幸运。

廷克·格雷呢？

我不知道廷克在哪儿，但在某种意义上我知道他成了什么样子。他没再四处漂泊，而是找到了进入自由地带之路。不管是在育空雪山艰苦跋涉，还是在波利尼西亚大海里航行，廷克所在之处必定有着地平线一览无余的视野、蟋蟀声统领的寂静，当下高于一切，而那儿，完全不需要《社交及谈话礼仪守则》。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若果真如此，那么舍我其谁。我走向吧台。

——凯蒂，是吗？

——你好，汉克，你气色不错啊。

他气色的确不错，比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所期望的还要好。军旅生活的要求塑造了他的气质、他的魁梧，卡其布军服上的条杠表明他是个军士。

我分辨着他帽端的条杠以确认他的军衔。

——别劳神了，他轻松地笑了笑，说，它不会总在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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