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有过一些快乐，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相互敷衍。

——你觉得他是这么看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他为什么向你求婚呢？

她抿了一口咖啡，对着杯子皱着眉头。

——我们开心一下，如何？

——随你的便，不过我过半小时要去上班了。

她在食柜里找到剩下五分之一的威士忌，倒在杯子里，掺了爱尔兰酒，坐下来，想换个话题。

——这些见鬼的书是哪儿来的呀？

——别那么快跳开，姐们儿，我是当真的。如果你们两个相互敷衍，那他为什么还要求婚呢？

她耸耸肩，放下咖啡。

——这是我的错。我怀孕了，我们去英国时我告诉了他，我应该守住秘密的。如果我出院时他就已经是个讨厌的家伙了，你可以想象之后他会是什么样。

伊芙点着一支烟，向后仰头，朝天花板吐出烟雾，然后摇摇头。

——要提防那些认为欠了你什么的男生，他们会把你大大逼疯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的生活吗？

——不，是你的孩子。

——哦，我在巴黎的时候就想过了，只是还没时间告诉他，我想找个办法解决它，但最后还是让他知道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收拾盘子。

——我没有别的选择，伊芙解释说。他逼得我走投无路，当时我们在海上，离岸边有近两千米。

我拧开水龙头。

——凯蒂，如果你像我妈那样要洗这些盘子，我会跳楼的。

我回到位子上，她从桌子那边伸出手，握紧我的手。

——不要这么失望地看着我，我可受不了——别人还可以。

——你太让我吃惊了。

——我知道，但你得理解我，我被养大，为的是生儿育女、养猪种玉米，还要感谢上帝给我这些特权。可出了车祸后，我明白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待在风挡玻璃的这一边还挺不错。

这就像她一直说的：只要不屈服于人，她愿意屈从于任何东西。

她歪着头，更加仔细地看我的表情。

——我这样说你没事了吧？

——那当然。

——我的意思是，我是他妈的天主教徒，对吧？

我笑了。

——是的，你是他妈的天主教徒。

她从烟盒里磕出一支烟，合上烟盒，里面还剩一支。她点着烟，把火柴从肩头扔到身后，像印第安人首领那样把烟递给我，我吸了一口后递回给她。我们一言不发，轮着抽烟。

——现在你打算做什么？我终于问道。

——我不知道。我可以在贝拉斯福德待些时日，但不想长住，我爸妈老是催我回去，我可能去看他们一下。

——廷克打算做什么？

——他说他可能回欧洲。

——去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战斗？

伊芙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然后笑起来。

——见鬼，姐们儿，他打算去和科德岛的海浪战斗。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宽衣上床，电话响了。

自见到伊芙后，我一直在等着这个——深夜来电，这时的纽约笼罩在黑夜之中，太阳正在一千六百公里之外的深蓝色大海上冉冉升起。这个电话如不是公园大道上结冰，也许在六个月之前、甚至上辈子之前就打来了。我的心跳得有点儿快，我把衬衣套回身上，去接电话。

——喂？

没想到电话那头是一个疲惫而有教养的声音。

——是凯瑟琳吗？

——……是罗斯先生？

——凯瑟琳，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我只想知道，如果碰巧……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听得出来，二十年的教养，与印第安纳的几百公里距离，这些有助于他控制自己的情绪。

——罗斯先生？

——很抱歉。我应该解释一下的。很明显，伊芙和廷克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

——是的。我几天前见过伊芙，她告诉我了。

——啊，好吧，……就是，我和莎拉……收到她的一封电报，说要回家。我们去火车站接她，却没见到人，开始我们以为在站台上和她错过了，可在餐馆和候车室里也没见到她，我们找到站长，想看看她在不在旅客名单上，可站长不愿告诉我们，说这违反他们的规定等，不过最后他证实伊芙在纽约上了车，所以她不是没上车，而是根本没下车。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在电话里联系上售票员，当时他正在丹佛，准备朝东返回。他还记得伊芙——因为脸上的伤疤。他还说火车快到芝加哥时，她又买了去洛杉矶的票。

罗斯先生在回忆，沉默了一会儿。

——凯瑟琳，你知道我们真的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试着联系廷克，但他好像已经出国了。

——罗斯先生，我不知道该和您说什么。

——凯瑟琳，我不是要求你出卖朋友。如果伊芙不想让我们知道她在哪里，我可以理解。她是个成年人，想怎么过日子是她的自由。只是我们是她的父母，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们不想干涉她，只想知道她没事。

——罗斯先生，如果我知道伊芙在哪儿，哪怕她让我发誓不说，我也会告诉您的。

罗斯先生只叹了口气，简短得让人心痛。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情景：天蒙蒙亮，罗斯先生和太太起床，开车去芝加哥接女儿，他们很可能关掉了车里的收音机，只偶尔交谈两句——不是因为两人结婚太久，已成陌路，而是因为他们共同沉浸在由痛苦转为开心的感觉中，他们个性独立的女儿在纽约遭受创伤后终于要回家了。他们穿着整齐，像是要去做礼拜，走过旋转门，上车的和下车的不分彼此，混在一起。他们挤过人群，有点儿焦虑，不过还是兴奋更多，他们将要完成一项使命，这不仅仅是为人父母的使命，也是家族的使命。最终发现他们的女儿没在那里——他们该有多么沮丧。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车站洋溢着五彩光芒，它的楼房彰显的是西方乐观的现代风格，而不像工业革命笼罩下的美国十九世纪的小车站——伊芙要下车了。她没有行李，不需要搬运工，她有点儿瘸拐地出站，来到一条棕榈树成行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就像一个小影星，从一个更艰难、更无情的地方来到这里。

对罗斯先生，我顿时满怀同情。

——我想雇私人侦探去找她，他说，显然他不知道这样做妥不妥当。她在洛杉矶认识什么人吗？

——没有，罗斯先生，我想她在加州谁都不认识。

我思忖，要是罗斯先生真的去找私人侦探，我会给他一些建议。我会告诉他去火车站附近的十条街内调查所有的典当行，找一枚可以在上面滑冰的订婚戒指和一对枝形耳环中的一个——因为伊芙琳·罗斯的未来是从这两样东西开始的。

第二天晚上，罗斯先生又打来电话，这次他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想告诉我一些最新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他和几个住在马丁格尔太太那里的姑娘谈了——她们谁都没有伊芙的消息。他还联系了洛杉矶的失踪人员调查局，可他们一知道伊芙已经成年，而且买了车票，便解释说她不符合失踪人员的法定条件。为了安慰罗斯太太，他还调查了医院和急诊室。

罗斯太太是怎样支撑下来的？她像在服丧，甚至更糟糕。如果女儿去世，母亲会为女儿再也无法拥有未来而悲痛，但她可以回忆母女亲密相处的日子，从中寻得安慰。可如果你的女儿跑掉了，你只能埋葬那些美好的记忆。女儿的未来充满活力，无比美好，但它却如同大海退潮一样，离你越来越远。

罗斯先生第三次打来电话时，事情没有什么进展。他说，他翻找伊芙的信件（想找到她在信中提到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提供帮助），找到了一封信。伊芙在信里描述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昨晚，我把一盘面条撒在其中一个姑娘的身上，结果她却是个极出色的家伙。罗斯先生和我都对这段文字哈哈大笑。

——我忘了伊芙搬进去时住的是单间，他说。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成室友的？

我明白这个问题会把我缠住不放的。

罗斯先生也很悲伤，但为了妻子他必须坚强，所以他在寻找某个能与他共同回忆伊芙的人，这个人和伊芙关系不错，但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我正好符合这一要求。

我不想不仁不义，小小地交谈一下并不是很麻烦，可接下来还有多少话要谈？据我所知，他恢复得很慢，或者更糟，他会慢慢品尝自己的悲痛而不是任它消失。一旦受够了，我该如何脱身呢？我不能因此不接电话，我要不要开始稍显粗鲁，直到他明白我的意思？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电话再次响起，我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只手拿着钥匙链，一只手正在穿外衣。

——喂！

——凯蒂？

……

——廷克？

——刚才我还以为打错了，他说。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

——我见到伊芙了，我说。

……

——我想你会见到她的。

他敷衍地笑了笑。

——一九三八年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你和这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这样。

——不，我为此得到特别的奖赏。自一月的第一周以来，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错的，我想这几个月伊芙已经受够我了。

他举了个令人同情的生动例子。在法国时他养成了早睡、太阳一出即起床去游泳的习惯。他说，黎明是如此美丽，和黄昏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他叫伊芙和他一起去看朝阳。作为回应，她开始戴上眼罩，每天一直睡到中午。最后一个晚上，廷克上床睡觉，伊芙独自去赌场玩轮盘赌，玩了个通宵，一直到早上五点——她拎着鞋子，出现在车道上，和他一起去海滩。

廷克提到这件事，似乎这对他们两个来说都有些尴尬，但我却不这么看。不管廷克和伊芙之间的关系多么糟糕，不管这种关系是怎样出于私利，或怎样不完美，或多么脆弱，他们没必要为这件小事而羞愧。在我看来，廷克——独自起床看日出，又希望两人一起分享，而伊芙从城里另一端赶来，在约好的时间的最后一刻出现，这正好体现了他们身上最美好的一面。

在我想象的与廷克通电话的多个版本中，他的声音听起来都不一样，有一次他精神沮丧，有一次他惊慌失措，还有一次像是在忏悔，在所有的谈话中，他都显得犹豫不决。他设计了连环套，自己全速穿过，接下来却不知如何是好。但现在我和他真正在通电话，他丝毫没有犹豫不决，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但声音听上去平稳、从容，有一种难以言喻又令人欣羡的品质。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是获得解脱的声音。他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刚刚经历了宾馆的失火，正坐在大街边，失去了一切，但保住了性命。

不管他听起来是沮丧、惊慌、放松还是解脱，都不像是从大洋彼岸传来的，而像收音机里的广播一样清晰。

——廷克，你在哪里？

他独自一人在阿迪朗达克沃尔科特家的营地里。这周他在林中散步，在湖中划船，思考过去六个月的生活。他现在担心，如果他不和别人交谈，可能会发疯。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去那里待上一天，或者周五下班后搭火车过去度周末。他说，屋子迷人，湖泊可爱，还有……

——廷克，我说。你不必给我任何理由。

我挂上电话，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朝窗外看去，心想我是否本该对他说不。在我这栋楼后面的院子里是各式各样的窗户，它们把我和生活在窗户后面的一百种缄默的生活隔开，这些生活没有神秘，没有威胁，没有魔力。事实上，我想我并不了解廷克·格雷，就像我不了解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认识他有一辈子了。

我穿过房间。

我从一群英国作家的作品里挑出《远大前程》。这本书的第二十章夹着廷克的一封信，信里描写了大洋彼岸的那座小教堂，教堂里有水手的寡妇、背草莓的摔跤手、像海鸥一样哈哈笑的女学生——以及对常识含蓄的称颂。我试着抚平像餐巾一样皱巴巴的信纸，然后坐下来开始读不知是第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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