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气温三十七摄氏度。就像是事先设计好的，梅森·泰特办公室玻璃的厚度正好能让你不必细看就知道他在提高嗓门说话。此时他命令似的朝新泽西方向指了指，委婉地表达自己对专职摄影师威特斯的不满。

如果不了解梅森·泰特，很多人会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的确，他对自己那本小小的时尚杂志在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那个传闻太确凿了。这个蓝色太偏天蓝。那个逗号点得过早。这个冒号点得太迟。但其实，正是他的吹毛求疵才使我们的工作都有了目标。

有了泰特掌握全局，在《哥谭镇》工作不像是农民种田，一年四季靠天吃饭，也不像是女裁缝在容易失火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干苦工，直到把自己的理智也缝进衣服里；也不是船员的生活，时时面对严酷的大自然，年复一年，等回到家时就像十年漂泊归来的奥德修斯那样年老体衰，除了自家的老狗，几乎没人认得出他。我们的工作就像爆破专家，在仔细研究过大楼的结构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把一排排炸药埋在地基周围，这样大楼的爆炸井然有序，在自身的重量下倒塌，让那些伸长脖子呆看的旁观者充满敬畏，同时也为新的建设扫清障碍。

然而要想获得这更高的目标感，你必须双手紧握方向盘，或用一把尺子不断鞭策这双手。

看到威特斯溜回到他的暗房，泰特便一口气催我三次：过来，进来，到这里来。我理了理裙子，拿起速写板。他从绘图桌转过身来，显得格外盛气凌人。

——我领带的颜色看起来是不是比平时更随和？

——不，泰特先生。

——我的新发型怎么样？是不是显得更鼓励人心？

——不，先生。

——我今天的样子有没有比昨天更能激发人主动抛出一些观点？

——一点儿也不。

——好，那我就放心了。

他转向绘图桌，胳膊撑在上面，桌上是贝蒂·戴维斯的十张生活照：贝塔在餐馆用餐，贝塔在观看洋基队比赛，贝塔在第五大道闲逛，让橱窗里的模特儿自愧不如。他挑出四张，这四张是在几分钟内连续拍下的。照片里有贝蒂、她丈夫，还有更年轻的一对儿，四个人坐在一家高级夜总会的卡座里。桌上是满满的烟灰缸和空空的酒杯，唯一吃剩的是摆在这位年轻女影星面前的一块点了蜡烛的蛋糕。

泰特朝这些照片摆摆手。

——你喜欢哪一张？

其中一张威特斯用铅笔做了标记，指出照片有可能裁切不正。在这张照片中，蜡烛刚点燃，两对人儿都对着照相机微笑，就像广告牌上的吸烟者一样。但在当天晚上晚些时候拍的另一张照片里，贝塔把最后一块蛋糕给了身边的年轻男人，而他的妻子在怒目而视。

我挑了这一张。

泰特先生欣喜地点点头。

——照片很有味道，对吧？整个画面在瞬间形成，如果你把快门多开哪怕几秒，整个画面就会变黑。我们把生活看作一系列的动作，是不断积累的成就，是一连串风格和思想的流畅表达，然而，在那十六分之一秒里，一张照片就能完全颠覆这一切。

他看了看手表，示意我走向一把椅子。

——我还有十分钟，写封信吧。

信是写给戴维斯的经纪人的。信中提到泰特先生对这位女演员的敬意，对她丈夫的友情，提到他们肯定在摩洛哥举行了生日晚宴，顺带还提到他和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准备商议签署一项合同，又插上一句，说他在海边小镇看见了戴维斯，他觉得是她，当时是拍电影的淡季，然后他提出希望能面谈一次。他要我把这封信留在桌上，然后抓起公文包，度假去了，这似乎是一项几乎没有其他人能享受的特权。也许泰特先生还在生威特斯的气，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空调出了问题。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封信段落太长，动词用得过于坚决，而形容词又过于直白。

十五分钟后，我和阿利走出办公大楼，天气实在太热，连她也不想找乐子了。于是我们互相祝好，在街角处分手。我来到自助餐馆的卫生间，这次换上的是黑色天鹅绒短裙，头发上扎了亮红色丝带。

我和华莱士第一次在我屋里玩纸牌的那个晚上，他坦言去见了他的律师，为的是财产托管。为什么？因为八月二十七日他要去西班牙参加共和政府的部队。

他不是开玩笑。

我想我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各类有意思的年轻男人都好斗——有些是赶时髦，有些是喜欢冒险，大多数是出于一种被误用但剂量倒也无害的理想主义。对华莱士来说，还有一小部分原因是他拥有的太多了。

他出生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富有阶级，在阿迪朗达克拥有避暑别墅和随时可用的狩猎庄园，上的是他父亲上过的预科学校和大学。父亲去世后，他接管了家业——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办公桌和汽车，还接手了他的秘书和司机。令人敬佩的是，华莱士使家产翻倍，并以爷爷的名义建立了一项奖学金，赢得了同辈的尊敬。但一直以来，他怀疑这种安逸的生活并不属于自己。他花了七年时间成为某一产业的领袖，成为教堂的执事，而他父亲在五十岁时才做到。他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现在变得看不见、摸不着。

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挥一挥手，便要抛下他生命中所有理性、熟悉和安全的层面。在他离开前的这个月里，他没有好好和朋友及家人讨论这个决定的负面后果，而是选择跟一个好脾气的陌生人做伴。

我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因此周三我们通常和毕茜、杰克一起吃夜宵，打几轮桥牌。毕茜娘家姓范休斯，是宾州的地产大户，她比外表看上去更坚强、更精明。让我们关系加固的原因是她发现我有玩牌的头脑。第二次打牌我们便跟男士们赌起了钱，领先他们不少分。天快亮时，华莱士会给我的脖子来一个友情之吻，送我上出租车，我们回到各自家里美美睡上一觉。但在周末，我和华莱士便会单独待在一起，庆祝曼哈顿的清净。

每逢周六，如果西港或牡蛎湾有船上聚会，一般都会邀请华莱士·沃尔科特。不过他第一次把邀请信摊在桌上让我挑选，我就看出来他并非真心想去。在我的追问下，他坦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让他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天知道，如果他们让他感觉不自在，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我们表示歉意，告诉哈姆林家、柯克兰家和吉普森家我们无法出席。

于是，周六下午，我们坐上宾利车去办华莱士的事：去布鲁克斯兄弟和迈克尔选一些新的卡其布衬衣，去23街取清洗好的手枪，然后又去布伦塔诺书店买一本西班牙语的语法书。

好啊！

在我们处理这些小事情时，我发现自己开始追求完美，也许这是受了梅森·泰特的影响。仅仅在一周之前，我对生活的种种瑕疵还满不在乎。那个华人洗衣工在熨我的裙子时烫出了一个洞，而我还会把一毛钱扔在洗衣机上面，友好地感谢她，然后穿上破裙子去参加教会活动。毕竟，我从教会接受的观念就是不偷不盗，但尽量少花钱，所以，当你回到家，罕见地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完好无损的甜瓜时，你满可以怀疑自己不配拥有它。

但华莱士配，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如果他的新毛衣的颜色和眼睛的颜色不配，我会退回去。如果有四块刮胡皂的花香过浓，我会告诉伯格道夫商场的售货员再拿四块来。如果餐馆的牛排不够厚实，我会站在柜台前，盯着奥托马内利先生挥起切肉刀，直到切出的肉符合要求。照顾别人的生活——那也许正是华莱士·沃尔科特试图逃离的，我却发现这对我来说正合适。我们办完事后（我们“挣来的”），便去一个没人的宾馆酒吧喝鸡尾酒，到一家事先并未预订的上等餐馆吃晚餐，然后顺着第五大道漫步去他家，在那里我们谈小说，分食“好时牌”巧克力。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格罗夫吃夜宵——那儿盆栽的榕树枝上挂着白色的小灯——华莱士伤感地说他不回家过圣诞节了。

对沃尔科特一家来说，圣诞节显然是一个重大节日。一家三代要到阿迪朗达克营地度过平安夜。做午夜礼拜时，沃尔科特太太会在每根树枝上挂上一套颜色相配的睡衣。到了早上，大家都会穿着睡衣来到刚修剪过的圣诞树前，睡衣有红白相间条纹的，有格子花呢的。华莱士不太喜欢为自己买东西，不过他很自豪为自己的侄子侄女挑了很棒的礼物，尤其是和他同名的小华莱士·马丁。但今年他不会按时把礼物送回家了。

——我们干吗不现在为他们买礼物呢？我建议道。我们可以把礼物包好，贴上“圣诞前勿开”，然后放在你母亲那里。

——好是好，不过我可以把东西给……我的律师，告诉他在平安夜送出就行。

——那更好。

于是我们把盘子推到一边，草拟了一份送礼行动计划，写上所有人的名字、他们和华莱士的关系、年龄、性格和可送的礼物。除了华莱士的姐妹、姐夫妹夫、侄女侄子，还有华莱士的秘书、司机迈克尔以及其他几位华莱士想表示感谢的人。这份清单就像整个沃尔科特家族的小抄，而牡蛎湾的姑娘们为了能瞧上一眼，花钱都愿意。

我们用一个周末来购物。在华莱士出发前的两个晚上，我们在他的屋子里安排了两人晚餐，饭后好包装礼物。早上我翻找衣橱，第一个想法就是穿上那条波尔卡碎花点裙子，可还是觉得它不合适，便再往里翻，找到一件黑色天鹅绒裙子，差不多一个世纪没穿了，接着又在针线包里翻了翻，找到一条深红色丝带。

华莱士打开房门，我对他行屈膝礼。

——嗬，嗬……嗬，他说。

客厅里，留声机放着圣诞颂歌，冬青树枝簇拥着一瓶香槟酒。我们为圣诞老人、雪人及从大胆的冒险中迅速归来而举杯。接着我们坐到地毯上，拿起放在一旁的剪刀和胶带，开始工作。

沃尔科特家族是经营纸业的，这世上的包装纸他们应有尽有：带棒棒糖图案的森林绿，有吸烟斗坐雪橇的圣诞老人的天鹅绒红。不过他家的传统是用一个厚实的白色箱子把所有的东西装上送到家，然后再用各种颜色的缎带扎好送给每位家族成员。

送给十岁大的约尔的礼物是一个迷你棒球场，上面有只带弹簧的球拍，可以把球打进球门。我包好，绑上蓝色的丝带。送给十四岁的佩内洛普的是一对玩具杂色金丝雀，我扎上黄色的丝带。佩内洛普是个小居里夫人，一般的玩具包括糖果她都不喜欢。东西越来越少，我留意了一下给小华莱士的礼物。之前在购物时，华莱士就说要给自己的教子送一份特别的礼物。我很快清点了一下，并没有发现这份礼物。谜底在包装最后一份礼物时揭晓了，华莱士剪下一小块长方形包装纸，从自己的手腕上解下他父亲那块黑色表盘手表。

大功告成。我们来到厨房，里面有烘烤土豆的味道。华莱士察看烤箱后，穿上围裙，开始烘烤我昨天仔细挑选的羊排。然后，他移开羊排，用薄荷冻和柯纳克酒溶解锅里的残渣。

——华莱士，他递给我盘子时我问道。如果我对美国宣战，你会留下来和我一起战斗吗？

晚餐结束，我帮华莱士把礼物拿到后面的储藏室。沿走廊挂着家族成员在一些令人羡慕的地方微笑的照片。在码头的祖父母、滑雪的叔叔、横坐马鞍的姐妹。当时这个后厅照片廊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几年后我无意中到另一个同样的照片廊参观，才终于明白这是美国社会白人特权阶层所喜欢的。因为那是他们内敛情感（对地方，对亲属皆如此）的外在表现，这样的情感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他们这种版本的生活里。在布莱顿海滩或曼哈顿下东区的寻常百姓家里，你更常看到的是壁炉上的一把干花，干花后面立一张肖像，点上一支蜡烛，供后辈祭拜。我们这样的家庭，怀旧如同一首遥远的小提琴曲，以承认祖先为后人做出的牺牲。

有一张照片是一百来个穿外套、系领带的男生。

——那是圣乔治学校吗？

——是的，是我……高中的时候。

我凑上前，想找到华莱士。他指了指一张长相可爱、神情腼腆的脸，我根本没注意到这张脸。在学校（或在沙龙舞的问候队伍里）里，华莱士毫不起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周围的人物会渐渐暗淡，他则变得出类拔萃。

——全校学生都在这里了？我又看了看照片，问道。

——你在……找廷克？

——是的，我承认道。

——他在这里。

华莱士指了指照片的左边，我们共同的朋友孤单地站在靠边的地方。如果再看一会儿，我会认出廷克的。他就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十四岁男孩的样子：头发有点儿乱，外套有点儿皱，盯着照相机，像是要跳起来。

华莱士笑着，手指划过照片，指向另一边。

——他在这里。

毫无疑问，非常靠右的地方还有一个身影，有些模糊，但没错，是他。

华莱士解释说，为了拍到全校学生，他们垫高古老的箱式照相机，光线慢慢穿过镜头投在巨大的底片上，一次曝光一个部分。这样太靠边的同学可以在大家身后快速跑动，在照片里出现两次，但时间要算准，跑得要够快。每年都有一些新生玩这个把戏，但华莱士记得只有廷克成功了。从廷克第二张大笑的脸上你可以看出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华莱士和我信守诺言，不谈廷克和伊芙。但看到廷克展示淘气的一面，我们两个都觉得可爱。我们没有马上走开，而是尽情欣赏这个成功的把戏。

——能问个问题吗？过了一会儿我问道。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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