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们让贝拉斯福德的门卫转交廷克一张没有签名的字条：

如果你想看到你的打火机还活着，那么六点四十二分在34街和第三大道的拐角处见面。一个人来。

我认为他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伊芙认为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他从出租车上下来时，我们穿着军用防水短上衣，在高架铁路的阴影里等着。他穿粗斜纹棉布衬衫和羊皮大衣。

——把这个扎起来，我说。他遵命。

——你那些老规矩怎么样了？伊芙逗他。

——呃，我按时起床，和平时一样打完壁球后吃午饭……

——很多人要到一月的第二周才能取得成功。

——也许我开始得晚了点儿？

——也许你需要帮助。

——哦，我太需要帮助了。

我们用深蓝色方巾蒙住他的眼睛，领他往西走。他是个不错的运动员，不像眼睛刚失明的人那样伸手乱舞，他顺从我们，我们推他穿过人群。

又开始下雪了，大片的雪花慢慢飘过地面，有时蹲在你的头发里。

——下雪了吗？他问道。

——不许提问。

我们经过公园街、麦迪逊广场、第五大道，我们的纽约同胞匆匆擦肩而过，冷漠如常。我们经过第六大道，看到国会大剧院六米高的大圆顶在32街上方熠熠发光，就像一艘远洋客轮切过大厦的正面，来看早场的人们鱼贯走入寒冷中，他们欢快、从容，显出疲倦后的自我满足，这是新年第一夜特有的，他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去哪里呀，姑娘们？

——闭嘴，我们警告他，转进一条巷子。

怕雪的大灰鼠急急蹿过烟灰桶，头顶上，防火梯像蜘蛛一样爬上楼房的侧面，只有剧院紧急出口亮着红色的小灯。我们经过那里，在一个垃圾桶后面停下来。

我解开廷克的蒙眼布，嘘了一声让他安静。

伊芙伸手到衬衫里拿出一个黑色的旧奶罩，开心地笑了，眨眨眼，跑回去，防火梯放下的梯子悬在空中，她踮起脚，把奶罩挂到最下面的横杠上。

她回来，我们等着。

六点五十分。

七点。

七点十分。

紧急出口吱呀一声打开，身穿红色制服的中年看门人走出来，暂时躲开已经看了一千遍的面孔。雪花中他像是《胡桃夹子》里丢了帽子的木头士兵。他掩上门，把一样东西卡到门缝里，不让门关上。雪花穿过防火梯，落在他的装饰肩章上，他倚着门，从耳朵背拿出一支烟，点着，吐出烟雾，露出笑容，像个营养充足的哲学家。

他吸了三口烟，才注意到奶罩。有那么一会儿，他自安全的距离外研究它，然后把烟摔向巷子的墙上，走过去，歪着脑袋，似乎要读上面的商标。他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小心翼翼地把奶罩从横杠上取下来，挂在手上，然后把它捂到脸上。

我们从出口溜进去，注意让门继续掩着。

和往常一样，我们猫腰从银幕下面跑过去，走上对面过道，新闻短片在我们身后一闪一闪的：罗斯福和希特勒轮着从长长的黑色敞篷车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我们来到大厅里，上楼梯，穿回楼厅门，在黑暗中摸到最上面一排。

廷克和我开始咯咯笑起来。

——嘘，伊芙说。

我们来到楼厅，廷克打开门，伊芙率先进入，坐在最里面，我在中间，廷克靠过道。我和伊芙四目相对，她恼怒地假笑一下，好像这样的坐法是我设计的。

——你们经常这样做吗？廷克悄悄问。

——只要有机会，伊芙说。

——银幕黑下来。嘘！一个陌生人用力说。

整个剧院打火机的亮光像萤火虫一样此起彼伏，银幕亮起来，正片开始。

片子叫《赛马场上的一天》，典型的马克斯兄弟的喜剧风格，拘谨世故的开场确立了规范端庄的调子，观众礼貌地接受了。但当格劳乔（groucho）出场时，观众坐直身子鼓起掌来，仿佛他是过早退休的莎士比亚般的大师，现在重返舞台。

第一卷胶片放完，我拿出一盒枣子，伊芙拿出一品脱黑麦威士忌酒，轮到廷克吃东西时，你得摇晃盒子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酒转了一轮，又转了一轮，喝光后，廷克奉献出自己的私藏：装在皮套里的一个银瓶。瓶子到我手里，我能摸到皮套上刻着“tgr”。

我们三人开始有了醉意，大笑起来，像在看一部滑稽无比的片子。当格劳乔给那个老太太做身体检查时，廷克笑得直抹眼泪。

我小便很急，再也忍不住，挤到过道里，跑下楼梯到卫生间，没有来得及坐到马桶上就撒尿了，吓得站在门口的一位夫人目瞪口呆。我回来时没有错过多少，不过廷克已经坐到中间，刚才发生了什么不难想象。

我砰地坐到他的位子上，心想，要是我不小心，我门前的草坪上也会有一车大粪的。

不过，如果说年轻姑娘熟谙进行小小报复的艺术，那么这宇宙自有其针锋相对的意识。伊芙在廷克耳旁咯咯直笑，我发现他的绵羊皮大衣拥抱着我，衬里厚实得像绵羊屁股，上面仍有他身体的温热，翻起的领子上雪已融化，湿羊毛的麝香味儿混杂着一丝淡淡的剃须皂味。

我第一次看到穿大衣的廷克，心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形象——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穿着像约翰·福特电影中的英雄，被雪弄湿的羊毛令这一形象更为真实。突然，我想象廷克骑着骏马，在广阔的天空下奔驰在林荫道上……或许奔驰在他大学同窗的大牧场上……他们用古董猎枪捕鹿，带着吃得比我还好的猎狗。

散场了，我们和所有人一起从前门出来。伊芙开始像电影里的黑人一样跳起了林迪舞，我抓起她的手，我们节奏一致地跳起来，廷克大声叫好——他本不该这样。在美国，住寄宿公寓的姑娘总是在周六晚上学跳舞。

我们拉起廷克的手，他假装跳了几步，伊芙打乱队形，跳到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跟着她上了车。

——去哪里？廷克问。

伊芙马上说艾塞克斯和德兰西。

哦，当然，她要带我们去切诺夫酒吧。

——司机，去艾塞克斯和德兰西。

司机加大油门，百老汇掠过窗外，像圣诞树的灯串一一熄灭。

“切诺夫”从前是个地下酒吧，一个乌克兰裔犹太人开的，就在罗曼诺夫沙皇一家被拉到雪地里枪杀前不久移民了。酒吧在一家犹太餐馆的厨房下面。不仅俄罗斯黑帮喜欢在那里聚会，俄罗斯另一派的政治流亡者也常常云集于此。只要开门，每个晚上你都会发现两派人马占据了酒吧里不大的舞厅两边，左边是留着山羊胡子的托派分子，他们盘算着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右边是主张独裁政治的一群，他们留着连鬓胡子，还在梦想着能喝上罗纳葡萄酒。就像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敌对派系一样，这两派想方设法来到纽约，毗邻而居，住在同一个街区，在同样狭小的咖啡厅里聚首，他们可以在此互相监视。他们如此靠近，时间逐渐加深了他们亲近的情感，淡化了他们对立的决心。

我们下车，朝艾塞克斯走去，路过灯火通明的餐馆，转入通向厨房的巷子。

——又一条巷子，廷克精神抖擞地说。

我们经过一个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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