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因为没有更好的计划和指望，我的室友伊芙便把我拽回了“热点”，这家名字取得一厢情愿的夜总会位于格林威治村地下一米多的地方。

扫上一眼夜总会，你看不出这是新年除夕，没有帽子和彩带，没有纸喇叭，夜总会后面现出一个空空的小舞池，一支没有歌手的四人爵士乐队正在演奏《爱我一离开我》的老调子。吹萨克斯管的是个面带愁容的大个子，皮肤黑得像机油，他显然完全沉浸在冗长单调的独奏曲的迷宫中；贝斯手是个咖啡奶油色皮肤的混血儿，小胡子往下耷拉，他小心地不催促萨克斯手，嘭、嘭、嘭，他以相当于心跳速度一半的节奏弹奏着。

寥寥无几的客人几乎跟乐队的曲调一样忧郁，没有人衣着光鲜，有几对夫妻或情侣散坐在各处，但并不浪漫。谈情说爱、钱包充实的都围在“咖啡交谊”的角落里跳着摇摆舞。再过二十年，人们又都会坐在这样的地下室夜总会里，听着孤僻的乐手奏响他们内心的抑郁；不过在一九三七年的新年前夜，如果你是在看四人乐队的表演，只能是因为负担不起大乐队演奏的开销，或没有好的理由敲响新年的钟声。

我们倒觉得这里一切都很舒服。

我们并不是真的理解正在演奏的乐曲，不过我们得说它自有妙处，它不会唤起我们的希望，也不会毁了它。它节奏清晰、充满诚意，这足以成为我们出门的理由，而我们也这么做了。我俩都穿着舒服的平跟鞋和简朴的黑色外套，不过我发现在外衣之下，伊芙穿的是她偷来的最好的内衣。

伊芙·罗斯……

伊芙来自美国中西部，是那种令人惊艳的美女。

在纽约，你很容易以为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女人都是从巴黎或米兰来的，其实那只是少数，更多的美女来自意志坚定的州，它们都以字母“i”开头：艾奥瓦州（iowa）、印第安纳州（indiana）和伊利诺伊州（illinois）。在恰如其分的新鲜空气、嬉闹打斗和懵懂无知的滋养下，这些浑然天成的金发美女从玉米田里冒出来，有如边缘闪光的星星。早春的每个早晨，她们拿着玻璃纸包着的三明治，飞奔过门廊，随时招手爬上第一趟开往曼哈顿的灰狗长途汽车。这个城市欢迎并掂量所有漂亮的东西，即便不是马上接受，至少也可以试试尺码。

这些中西部姑娘的一大优势是，你分不清她们谁是谁。如果是纽约姑娘，你总能分得清哪个穷哪个富；对波士顿姑娘，你也分得清谁有钱谁没钱，这可以从说话的口音和举止中看出来。可在纽约本地人看来，来自中西部的姑娘长相一样，说话一样。当然，来自不同阶层的女孩子生长在不同的房子里，上的是不同的学校，可她们所共有的中西部人特有的谦恭令她们在财富和等级上的区别显得十分模糊，或者，也许只是她们之间的区别（这在得梅因很明显）。在我们繁复的社会经济等级面前，实在微不足道，我们如千层冰川般的等级从鲍厄里街的一只烟灰缸一直横扫到天堂的顶层公寓。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她们看上去都像乡巴佬：大眼睛，天真无邪，对上帝虔诚而敬畏，即使不是全然无辜。

伊芙来自印第安纳州经济体系高端的某处，公司有专车送她父亲上班，她吃的饼干是一个叫萨迪的黑人在备膳室切好的，上的是两年就毕业的学校，在瑞士待了一个夏天，假装学法语。但如果你走进一个酒吧，第一次遇上她，你会搞不清她是个追求金钱的乡下姑娘，还是个在找乐子的富婆；你只能肯定她是个十足的美女，这使得认识她变得简单得多。

毫无疑问，她是个天生的金发美女，头发齐肩，夏天是浅黄棕色，秋天变得金黄，和家乡麦田的颜色一样。她五官端正，蓝眼睛，小酒窝线条明朗，似乎有小钢丝绳将脸颊内部各个部分整整齐齐地固定好，她笑的时候，钢丝绳就会紧绷起来。诚然，她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可她知道如何穿着五厘米高的高跟鞋跳舞。一旦她坐到你的大腿上，又知道如何把鞋子踢飞到一边。

令人钦佩的是，伊芙在纽约的确干得不错。她是一九三六年来到这里的，从父亲那里拿到足够的钱在马丁格尔夫人的寄宿公寓楼里租到一个单间，她父亲的影响力也足够她在彭布罗克出版公司找到一份市场助理的工作——推销所有那些她在学校一点儿也不想读的书。

她入住寄宿公寓的第二个晚上，在饭桌前坐下时弄翻了自己的碟子，里面的意大利面全倒在我的腿上。马丁格尔夫人说清除污渍最好的办法是用白酒吸掉，于是她从厨房拿来一瓶烹调用的夏布利酒，把我们打发到浴室里。我们只倒了一点点到裙子上，然后坐到地上，背对门口，把剩下的酒全喝了。

一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伊芙便退掉了单间，也不再从父亲的账户上取钱。伊芙独立生活几个月后，她老爸寄来五十张十元钞票，还有一张充满爱意的条子，说他怎么怎么为她感到骄傲，她把钱退回去，好像它感染了结核杆菌似的。

——我愿意屈从于任何东西，她说。就是不要受制于人。

于是我们便住到了一起。我们在寄宿公寓里把早餐吃得精光，中午一起饿肚子，和住在一楼的姑娘换衣服穿，互相帮剪头发。周五晚上，我们让我们不想亲吻的小伙子给我们买喝的，也会吻上几个我们不打算吻第二次的小伙子，作为请我们吃晚餐的交换。在偶尔下雨的周三晚上，班德尔餐馆挤满了有钱人的老婆们，这时伊芙会穿上她最好的裙子和外套，乘电梯到二楼，把丝袜塞到裤子里。我们如果拖欠房租，她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站在马丁格尔夫人的门前，泼洒一大堆不含盐分的眼泪。

那年除夕的晚上，我们有个计划，想试试看怎么把三块钱花到极致。我们不打算和小伙子混，一九三七年我们给了好几个人机会，现在不打算把一年中最后的光阴浪费在迟到者身上。我们打算待在这个花费低廉的酒吧里，在这里人们认真听音乐，两位漂亮姑娘也不会受到骚扰。这里杜松子酒够便宜，我们每人每小时可以喝上一杯由杜松子酒和其他酒调制而成的马提尼酒。我们打算多吸些烟，稍许突破一点点上流社会所允许的额度。在度过没有庆典的午夜后，我们再去第二大道的乌克兰餐馆，在那里花一毛五就可以买到咖啡、鸡蛋和吐司。

可九点半刚过，我们已经在喝十一点钟的杜松子酒；十点，我们把鸡蛋和吐司钱也喝光了，两人只剩下四个五分的硬币，一口饭还没吃，现在要临时凑点钱了。

伊芙忙着向贝斯手挤眉弄眼，这是她的习惯，她喜欢对正在演奏的乐手抛媚眼，在场间休息时问他们要烟抽。这个贝斯手和大多数克利奥尔人一样非常迷人，可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只朝锡顶天花板挤眉弄眼，伊芙要引起他的注意难上加难。我想让她朝男服务生挤眉弄眼，可她没心思与我理论，只是点上一支烟，把火柴扔向身后，讨个运气。我思忖，我们得很快找到个好撒玛利亚人，要不我们也要朝天花板干瞪眼了。

正在这时，他走进了夜总会。

伊芙先看到他，目光从舞台收回来，跟我说了几句，从我的肩头偷偷看他，她踢了踢我的小腿，朝他那个方向点点头，我挪了挪椅子。

他帅呆了，身材挺拔，将近一米八，系黑领带，胳膊上搭一件大衣，棕色头发，高贵的蓝眼睛，两边脸颊的中心有一小片星形红晕。你可以想象他的祖先领舵“五月花号”，目光炯炯，盯着地平线，咸咸的海风把头发吹得微微卷曲。

——有钱人，伊芙说。

他利用门口的有利位置，让眼睛适应昏暗的灯光，然后扫视人群，显然他是来会人的，却发现要见的人不在，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失望。他坐到我们隔壁的桌旁，又扫了一遍屋子，然后打了个手势让女招待过来，一边把大衣搭在椅背上。

大衣很漂亮，山羊绒的颜色近似驼毛，只是更淡些，像那个贝斯手的肤色，毫无皱褶，如同刚刚从裁缝手里拿到，肯定值五百元，也许更贵。伊芙的目光再没离开过它。

女招待悄悄走来，像朝睡椅一角走去的猫，恍惚中我以为她会弓起背，伸出爪子抓他的衬衫。她记菜单时退后一点点，弯下腰，让他可以看到衬衫里面，可他没在意。

他用友好、礼貌的口吻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对女招待表现出来的顺从过分了一点点。他靠后坐好，开始观察舞厅，目光从酒吧转向乐队，从眼角瞥到伊芙还盯着自己的大衣，他脸红了。他一直专心找人，打招呼让女招待过来，没注意到把大衣搭到我们这一桌的椅子上来了。

——真对不起，他说。我真没礼貌。

他站起来，伸手来拿衣服。

——不，不，没关系，我们说。这里没人坐，没事的。

他停下来。

——真的吗？

——非常肯定，伊芙说。

女招待端来威士忌酒，她转身要走，他要她等一会儿，要给我们买一杯酒——用他的话说，是旧年的最后一轮。

我们知道这酒和那件大衣一样昂贵、精致、纯净。他神态间流露出某种自信，对周围环境出于礼貌的兴趣和友好中带着克制的专横，这是在有教养的富裕人家中长大的年轻人才有的。人们不会想到他们在新环境里有可能吃不开，实际上，他们极少吃不开。

如果一个男人主动给两个漂亮姑娘买酒喝，你会设想他会和她们搭讪，无论他等的是谁，可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没和我们说一句话，只是举起杯子朝我们这个方向友好地点点头，便开始喝起来，把注意力转向乐队。

两首歌唱罢，伊芙开始躁动不安，不停地瞟过去，希望他说点儿什么，什么都行，有一次他们目光相遇，他礼貌地笑笑，我看得出来，等这首歌唱完，哪怕她不得不把杜松子酒洒在他腿上，她也要和他搭上话，可她没逮着机会。

歌唱完了，在一小时里，萨克斯手第一次开口说话，他话音深沉，像牧师在布道，他冗长地解释起下一首歌，那是新创作的，献给名叫“银牙霍金斯”的流行歌曲钢琴家，他三十二岁就去世了。这首歌和非洲有点儿关系，名叫《食人者歌》。

他用绑得紧紧的长靴点地敲出一个节奏，鼓手以响弦高声应和，然后贝斯手和钢琴手加入，萨克斯手听了听伙伴们的配乐，点点头对鼓点表示认可，以活泼的小调轻松进入，是那种如同在栅栏内悠然骑行的节拍，接着他开始奏出刺耳的高声，似乎受到了惊吓，一下跃过栅栏。

我们的邻座看似一个游客从警察那里问到了方向，他与我四目碰巧相对，他对我做了个不解的鬼脸，我笑了，他也笑了。

——那是一首曲子吗？他问道。

我像是没有听清他的话，把椅子靠近一点点，身体前倾五度角，不像那个女招待那么过分。

——什么？

——我不知道那能不能算是一首曲子。

——我想“曲子”只是出去抽口烟，马上就回来，不过我想您来这里不是为了听音乐的。

——有这么明显？他问道，羞怯地笑了笑。我是来找我兄弟的，他是个爵士乐迷。

我听得到桌子对面伊芙的睫毛在啪啪地眨，山羊绒大衣，新年约见亲戚，一个姑娘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您想坐到我们这边来等吗？她问。

——哦，我不想强人所难。

（这里有个词我们不常听到。）

——您不会强人所难的，伊芙说得乖巧。

我们给他挪出一点位子，他把椅子拉过来。

——西奥多·格雷。

——西奥多！伊芙嚷起来。连罗斯福都叫泰迪！

西奥多笑了。

——我的朋友叫我廷克。

你能猜得到吗？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喜欢以自己谋生的行当给孩子起名：廷克（修补匠）、库珀（制桶工）、史密斯（铁匠）。这也许是十七世纪新英格兰祖先的指令——手工业会令他们在主的眼里显得强壮、谦恭、纯洁。但也许这只是对他们注定会应有尽有的一种委婉的表达。

——我叫伊芙琳·罗斯，伊芙以旋转音说出自己的姓。这是凯蒂·康腾。

——凯蒂·康腾！哇！所以你很有亲和力吧？

——一点儿也不。

廷克露出笑容，举起酒杯。

——敬一九三八年。

廷克的兄弟一直没有露面，这正中我们的下怀，因为十一点左右，廷克叫来招待，点了一瓶香槟酒。

——先生，我们这里没有香槟酒，她答道。看到他和我们在一起，她很冷淡。

于是他和我们一起喝杜松子酒。

伊芙兴致高涨，她在讲高中时代的逸事，两个女同学争当返校节女王，那架势就像范德比尔特和洛克菲勒争当世界第一富豪。在大四舞会的那个晚上，其中一个把一只臭鼬放到另一个的屋子里，出于报复，她的对手在她十六岁生日那天，把一车大粪倒到她家的前花园里。最后，一个周日的早上，她俩的母亲在圣玛丽教堂的台阶上互揪头发展开对决。本应更洞悉内情的奥康纳神父试图劝架，却被自己的《圣经》小小地敲了一下。

廷克笑得那么厉害，你觉得他很久没笑了，这使得上帝赋予他的所有特质如他的笑容、他的双眸、他脸颊上的红晕都变得明亮起来。

——你怎么样，凯蒂？他喘了一口气，问道。你从哪里来的？

——凯蒂在布鲁克林长大，伊芙替我答道，似乎这很值得夸耀。

——真的？那里怎么样？

——嗯，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评选返校节女王。

——即使有返校节你也不会去的，伊芙说。

她神秘兮兮地朝廷克靠过去。

——凯特是你碰到过的最狂热的书虫，如果你把她读过的书堆起来，可以爬到银河去。

——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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