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箱里掉出来两封信。其中一封,伊蕾娜认出了灰色的粗纸信封,没仔细看就拿在手里。
伊蕾娜想着达娜,在楼梯间拆开了第二封信。伊蕾娜一边上楼一边读着:信头是民事局。下面写着:她已获得德国国籍。她得一周内到304房间领取国籍证明。
伊蕾娜并不怎么高兴。她继续读,好像这个消息跟她本人无关。最后一段里,“宴会”和“欢迎致辞”两个词之间有什么联系,伊蕾娜搞不明白。
胃吊在喉咙和膝盖之间。为了稳住胃,她坐在了厨房桌边。她没有感觉到椅子的存在,看看周围,看自己是不是已经坐到了椅子上。她打开了达娜的信。
鼓手上吊了,达娜写道。
椅背压在了后背上。
鼓手跟伊蕾娜本人年纪差不多。
伊蕾娜弓着身子向前,把下巴放在桌子上。纯粹是在等死,鼓手曾经对伊蕾娜这么说过。他先是指着自己,后又指着另外两个伊蕾娜不认识的男人。他微笑着,并没有跟她介绍那两个人,似乎根本没必要。
他时常问起你,达娜写道。可当我跟他讲到你,他又不专心听。我很难过,达娜写道。
她有什么好难过的。因为他上吊,还是因为他没有专心听。伊蕾娜不知道。
伊蕾娜知道那个时刻总会来到,届时活人和死人被等分。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那个时刻以后才会来,伊蕾娜从前是这么想的。当你自己没多少时日可活,那个时刻就到了。
有很多朋友,他们跟伊蕾娜年龄相仿,已经死去。自从他们死后,彼此越来越像。一种处在边缘的相似。而且是在同一个边缘。
自从这些朋友死后,就连活着的人里的那些陌生人,也跟他们越来越像。那些是伊蕾娜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的陌生人,也是其他城市里的陌生人。伊蕾娜害怕的恰恰是活着的人。他们再次带着死者与她擦身而过。对此他们却浑然不知。他们也不知道伊蕾娜的目光为什么会一直盯着他们看,肆无忌惮地看。
没什么好奇怪的,达娜写道。他已经做好准备为微不足道的事而死。最近他总是一脸醉相,随时都会一头跄倒在地。
那个只能看到背影的男人,是拼贴画上的主人公。
伊蕾娜把达娜的信折成了半张明信片的大小,没再装回信封,直接塞进手包。
伊蕾娜发觉,即便她还只是站在房门口,却已经位于城市中央。
一个女人头戴一支鲜艳的玫瑰。
三天以来,伊蕾娜在街上到处看见缺了食指的人,缺的不是右手就是左手。今天起,也就是第三天,伊蕾娜觉得自己的两根食指也岌岌可危。她尽量不用这两根手指。
接触门、接电话、拿餐具、吸烟、拿钥匙的时候,伊蕾娜都用大拇指和中指。食指须远离那些被碰来碰去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并不怀念伊蕾娜的食指。食指变样了。看那架势,好像伊蕾娜的食指成了多余。几天以后,伊蕾娜的食指开始碍事。它们不仅派不上用场。跟其他手指相比,它们简直变得又丑又老。
这时伊蕾娜产生了一个愿望,她的食指是想消失了。
伊蕾娜看着护城河边的一处地方,那是她遇见托马斯的地方。
攀援植物的花朵像面粉一样泗溢。水面反着跟从前一样的光。腐烂的木桩之间生出一张脸。
伊蕾娜不想看这张脸:另一个国家里那位独裁者的妻子跟罗莎·卢森堡长得很像。那是遭到诅咒后的罗莎·卢森堡之脸。独裁者的妻子早已带着这张脸走进残年。她是一个女独裁者。
晚上,她走在独裁者身边穿过别墅。她在众多房间里寻找一个可以安然入睡的地方。仆人们抬着柔软的天鹅绒床,走过一扇又一扇门。
别墅里测量着夜的长度。更夫和守夜犬改换方向,当淋着雨的树叶发出反光。
贫穷在故土沉睡。
一只鸟在树枝上簌簌作响。红色的野蔷薇果在灌木丛间生长。伊蕾娜在车站上走来走去。
两个女人坐在椅子上。
我从没染过什么病,其中一个说,我的衣物都是经过煮沸消毒的。
阿尔伯特肯定以为我出什么事了,另一个女人说。
巴士开得很慢。所有车辆尽管超过去。巴士里面都是些稚嫩的面孔。车一停,那些面孔就跟着晃动一下。
一个男人在亲吻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姑娘。
街道汇成了一束,巴士勉强从一座座房子旁边开过去。臆想出的贯穿每个角落的寂静,正驻足于屋檐之上。没什么可以打破这寂静,无论是风,还是发动机。就连那些稚嫩的晃来晃去的面孔也不行。那些面孔沉默不语。那不是臆想出的沉默。
在屋檐上臆想出的寂静面前,行进中巴士里的沉默显得可笑。
人行道上人头攒动,一同攒动的还有包和鞋。
这时,午后的天空中赫然跳出一个时刻。商店该关门了。
行人迅速地离开大街,仿佛谁若比关门时间慢了一步就要被街道吞没。
店门都关着。门下面的柏油路上蔓延着一条条水流。售货员从拐角无声走过。
接着,人行道上空空如也。阳光眨着眼睛。水流没有蔓延多远。
一个男人从小街上走来。他胳膊下面夹着卷成卷儿的毛巾。他问伊蕾娜哪里有公共浴室。他是外国人。说话的音调不太自信,好像不小心旅行到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城市。
伊蕾娜看看毛巾,又看看他脚上的沙滩鞋。她还没张开嘴,他就已经走远了。
他站过的地方有一个橱窗。镶嵌着血钻的金饰品,在阳光下的小格子里闪烁。
伊蕾娜觉得,肯定会有碎片,会打碎家具和玻璃,因为街道正顺着这道光线爬上屋顶。
伊蕾娜在红灯时过街。从车前跑过时差点撞上。她喘着粗气,既感到危在旦夕,又感觉救了自己一命。
非死非生,伊蕾娜心想。几乎可以算喜事。某些日子,伊蕾娜离开房间,好像是在预备一场不测。
走过庭院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她要到外面的街上跟红灯来场游戏。
伊蕾娜知道,一种惰性正露出端倪。它既昏昏欲睡,又保持警惕。
伊蕾娜看着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做好了准备,要活很久:这时伊蕾娜想把自己逼进一个困境,一个快活不下去的境地。
她把自己吓了一跳,因为她总是往最坏处想,应付不来哪怕是最小的突发事件。
嘿,亲爱的伊蕾娜,每天早上起床我都确定我要犯错。如果我没这个把握,我宁可躺着不起来,看着被子干等着。如果早晨是一场对话,一只甜橙,或者一张报纸,我还是可以利用一下早晨的。接着我走进城市。在最漂亮的房子里,有人被捕了。我没法为这些漂亮房子的存在而感到高兴。德国的寡妇都长着棱角分明的脸和一头蓬乱的头发,好像雪和钢。
墙边地洞里住着小野兔。小野兔比武器更让我害怕。它们是死人的变体。它们有着跟土地一样的棕色。只有当它们奔跑起来,你才看得见。它们的眼睛比肚子还要大。自从我住到这里,细节比整体更大。我对此无所谓。只有那些不想表现出这点的事物,才有所谓。
当伊蕾娜想把弗兰茨的地址写到卡片上时,她的手忽然软得没了力气。
她写下了托马斯的地址。
当伊蕾娜穿过庭院时,她一直关注的那个工人并没有站在脚手架上。他站在墙边,草地里。伊蕾娜看着他的脸。像一块带着小黑点的梨皮。还是熟透了的梨。他的眼睛是绿色的。或者,那是两片接骨木叶子,下面是脸颊,旁边是太阳穴。一阵躁动不安从眼睛里溜出来,又撤回去。
混凝土搅拌机在运转。
你一个人住,工人说。
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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