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看上去像一个接待室。办公桌后面还有一扇门。
伊蕾娜不知道究竟是因为那扇门还是因为那表情，办公桌后面的女人看上去像个女服务员。
伊蕾娜把证明材料放在桌子边缘，女人读着公证过的证件翻译。
常青藤缠绕着门框。小爪紧箍在门框上。
原件，她说。
女服务员把一个办公夹子塞在嘴唇之间：
德国国籍，还得等。
她换了个顺序排列证明材料。出生证明被一再往后面排。
要等多长时间，伊蕾娜问。
嘴唇之间的办公夹动了动：您问了也没用。您总归得等。
爬着常青藤的那扇门后面，传来电话铃响，总共响了六次。不响了。伊蕾娜不知道是不是上司接了电话，还是打电话的人放弃了呼叫。
会通知您的，女服务员说。
伊蕾娜手放在了门把手上。
女服务员胳膊肘旁边的电话响了。
女服务员拿起听筒。
她好像在说一种发自身体内部的语言，伊蕾娜听着就像胃和内脏在发声。
车站位于墙的另一边，在另一个国度。
光秃秃的条纹警戒带上，什么也不长，甚至寸草不生。在那里，望远镜等于眼镜。
伊蕾娜想，政府的运作时间都太长，长到让一个人根本等不到结果。
边境线上的人在阳光灿烂的午后骑车出门，行进在瞭望塔和铁丝网之间。
伊蕾娜说出了翻墙者那个词。
桦树林环绕着丁香花。
当伊蕾娜用手摸脸的时候，贴在皮肤上的是一只陌生的手。还有内脏，伊蕾娜几乎看见了自己的内脏，就像在肚子里揣了一个密封的大口玻璃瓶，心脏和舌头如同深度冻僵的水果。
鲜花，伊蕾娜心想着，现在我要给自己买鲜花。
那个裹在黑衣里面的老妇走进花店时，吓了一跳。她才把第一只脚踏上门槛，进门钟就响了。
只要惊恐还停留在她脸上，她的脸就像在受苦。
脸很快抽紧了。先是眼睛，接着是下巴。
来一个安葬骨灰用的花顶，女人说。
就连脖子上的血管都不突突跳动了。
来哪种花。售货员问。
百合花对我来说太重。有时候，没几朵就感觉多到不行。
黑衣女人扬了扬眉毛说：必须得有规定。
鲜花，伊蕾娜说。
我希望将来可以亲手扎自己的花圈，售货员说。
黑衣女人把墓地地址念给她。
墓葬办公室总是冷冷清清。橱窗里摆着植物。棵棵绿油油。有人在悄悄照料它们。后面是舞台背景：大理石台阶和大理石柱子。当中还有棺材。棺材上有探井盖上那种厚厚的铁环。
迄今为止，伊蕾娜在她居住的这座城市里还没见过葬礼。有时候，她觉得能从高速路上认出运死者的汽车：长长的白色运输车，上面没有文字。车开得很慢。也有的是深色的小车，跟其他车辆没什么分别。只是轮子，它们的轮子发出嗡嗡声，在身后甩下一道光。
公车站贴着殉葬办的广告牌。提供将逝者送归故土的服务。
土葬，火葬，海葬，空葬，任意选择。
当伊蕾娜看见城市上空的飞机在空中洒下白色尾迹，却没留下任何声音，她知道，那是飞机在执行一场空中葬礼。
街上的人都没留意到：没有人抬头看，没有人对这位逝者行注目礼。
当飞机的尾迹消失在视线之外，伊蕾娜寻思着：
逝者现在落到了哪个国家呢。
在诺伦多夫广场，弗兰茨把这个国家叫作祖国。strong由于被城市拒绝/strong，所以逝者才需要国家。
在国外，弗兰茨说，他必须时不时站在祖国这一边。
在这里，在这个广场上，他努力想找出最细微的差别，与祖国所意味的东西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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