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灶上的咖啡壶在微微地颤动，汽化的咖啡冷凝成液体后流落到底部的容器里。牧师转身为他自己和我倒了第二杯咖啡。此刻，他微笑的脸上皱起了眉头，仿佛他的臀部被硬座椅子弄痛似的。他不说话，也不看我。
我继续叙述我怎样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叙述我和莫内特怎样在砾石路上驾车朝贫民区进发，海湾的一场强烈风暴就要来临。当我们到达卡车停泊地的时候，在狂风的吹刮下，一大片橡树像柔软的橡胶一样弯了下来。莫内特留在别克车里，我下车向那辆红色的旧卡车走去，只见费内斯特坐在车斗里，两腿中间夹着一桶一加仑装的葡萄酒，正飘飘然陶醉在他的酒精世界里。你又偷走我的车，我狠狠地对他说。他说他必须要有个地方容身。他说这就好比他住在霍利海滩空置的屋子里一样。他仰头注视浓黑浓黑的云团，似乎在等待隆隆的雷鸣。我想，有多少人像这样醉生梦死地生活，直到他们彻底崩溃？我在心中询问，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注视他滚圆的脑袋，他的头发粘满绒毛状的尘埃，他准备离开，但是，他占用我的车，却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我认为不收报酬白白给他一些东西，无疑是助长他的邪气。我说如果他能出二百美元，这辆车就归他了。我不知道开这个价钱的依据是什么，但就是脱口而出了。他说要是他身上有二百美元的话，他也不会坐在林子里喝五美元一加仑的葡萄酒。我想问他要去哪里，但瞬息之间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想让自己在他的脑中留下什么印象。于是我随意地看了一下卡车驾驶室，引擎的点火开关被他用线接通，我发动引擎试了试。我把他的毯子和一些食品纸袋堆成一堆。然后我跳进车斗，放下尾门。我不得不像对待老人院里那些真正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那样把他弄下车，他醉得烂如稀泥，即使在风里也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股酸臭味，仿佛这卡车装载的是一堆发霉的湿抹布。我推上卡车的离合器，把他留在橡树下面那块小空地上。这便宜他了，他既没有付钱，也没有受到惩罚。当我把卡车开到莫内特驾驶的别克前面为她引道时，大雨倾盆而下，仿佛一根凌空而过的巨大水管突然爆裂。我回头看费内斯特·贝朱，他站在他那堆破烂的废品旁边，一只手指塞进靠在腿上的酒桶里，他仰起头就像是在洗淋浴。一个雷电横过马路劈下来，雨水像碎玻璃一样被狂风吹刮到一边，在回家的路上，我加足马力朝镇子直奔。
那天，我像一段圆木在床上翻来翻去，整晚不能入眠。我以为这恶劣的天气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暴风雨使格兰德克拉波德地区变得像一块凄冷的铁板，能熔化铁石的强烈闪电在彻夜不停地闪动，直到天明方才停息。在上班的途中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想返回贫民区去看看费内斯特怎么样了，但最后我还是没去。在老人院我整天心不在焉，不是忘了更换床单就是在给老人喂食时让食物漏到地上。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我才松弛下来，于是才有心思清洁卡车，不像前些日子那样老是仰望天空，出神地想着费内斯特，心里像在期待什么。我把车清理妥当，将它停在草地上，然后卸下卡车的蓄电池，把它放到车棚里。大约有一个星期，家里谁都没有关注它。一天早晨，莉泽特和我吻别后去车站等巴士。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纱门打开的声音，是莉泽特跑回来，她说有人试图开走那辆旧卡车，她说她听到车子里有声音。我赶紧跑出去，透过玻璃朝车里望，只见费内斯特·贝朱在里面仰面打着呼噜，发出的响声就像一台正在工作的锯木机。当莉泽特发现里面是个不省人事的酒鬼时，吓得发出惊叫跑回家去。是的，她的确是非常惊恐，我却显得较为平静，我打开驾驶座旁边的车门，对他打量足足有五分钟之久。我可不是爱做慈善事业的普鲁多姆先生，那是个经营了十年甘蔗园的农场主。费内斯特直起身时，他的左眼还闭着，然后才慢慢睁开。他的眼神极度黯淡虚弱，就像是旭日下的一豆烛火。他的目光透过挡风玻璃落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
我对费内斯特说，我应该拖他下车，用水龙头浇醒他的脑子，因为他让我年幼的女儿受到惊吓。他张开嘴，含糊不清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叫他马上离开，但是他仍然坐在长凳形弹簧座椅的中间，仿佛在期望我进去载他上什么地方吃点东西。最后，他对我说，他家的屋子整个儿向下塌陷，他母亲离家去了别处，但是没告诉他到底去哪儿了。老兄，他倒好，想要霸占我的车。我对他说赶快戒酒，去找一份工。他说他嗜酒如命是一种疾病，我说是啊，好吃懒做的病。他说假如他能控制自己，他会那样做的，还说他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自我毁灭。我说他现在正处在那条缓慢下沉、即将覆灭的破船上。我回头张望，看到住宅窗子下面凋谢的茶花，那是莫内特栽种的。我说如果他能保持一个星期不沾酒，我可以帮他在老人院谋求一份擦地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攒钱买下我的卡车。这时，他低头笑起来，我改不了的，老兄，他对我说。这话让我十分生气，我走回家打电话报警。很快，克劳德率领他的一班人马驾着镇警署的巡逻车来到，他先朝费内斯特看了看，然后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我站立的地方，我旁边有一棵日本李树。他们虽然腰束武装带，显得挺威风，但个个瘦骨嶙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对付那个酒鬼。克劳德问我，你想让我们怎样处置他？克劳德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讲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他说他可以逮捕费内斯特，这样那辆卡车就不会再受到侵害，但他又说如果费内斯特再一次偷掉我的卡车，市长想必会授予他“城镇美容师”的称号以作褒奖。我说该逮捕他，但是从克劳德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出他根本不会拘捕这个酒鬼，他才不会为此人而去消耗资源，夜间还得派人当班看守囚室。你务必尽职，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费内斯特住在我的车里，把莉泽特给吓坏了。
克劳德对他所作的处置是先把他带上警车，然后在巴格餐厅外停下，为他买了块火腿三明治，最后在城乡的交界处放他下车，那里有很多废弃的制冰厂建筑物。这些情况是后来我打电话到警署询问时他们告诉我的。
这时，牧师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他指着我的杯子问我要不要加点咖啡，我摇摇头。他为自己调制了一杯加了许多奶脂的咖啡，从龙头里为我装了一杯水，在落座的时候飞快地瞥我一眼。
他的表情无疑是在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他那天夜里以及之后的两个夜晚我都难以入眠，要不就是在昏睡中梦见那个不幸的酒徒。我想很多人都需要帮助，我的独腿叔叔需要有人帮他割草，我去帮他，但他说他不想让我来管这种闲事，他说我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做更有益的事情。我想，既然别人应该得到我的帮助，为什么费内斯特不能呢？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的影子还在我脑中晃动。后来我在一份报纸上读到对他的报道，我还在报纸上刊登的一组照片中认出他来。得知他真正好起来我才宽下心。可是你知道，没有多久他就故态复萌，沉沦不堪。我在老人院兢兢业业地工作，为秃顶的男子涂敷治疗头部患处的油膏，为老年妇女的大脚趾关节裹上创可贴，让她们可以穿得上鞋，虽然在老人院里她们并不需要走多少路。
后来，在一天早晨，费内斯特的母亲被送到我们老人院来，她是和另外三个由政府负担费用的穷人一起被送进来的。她消瘦干瘪，皮色如同牛肉干一般。她是在普鲁多姆先生的农场里中的风，在那里免费住了三天活动房。现在半身不遂。我有三天没有见到她，直到洛特里格先生出场表演的“音乐日”，这天，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大房间里，我从她旁边走过，要去为布罗德拿他放在浴衣口袋里的假牙。她伸出一只没瘫痪的好手，抓着我水果图案的工作服。虽然我不想直视她的眼睛，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她伸出舌头湿润一下嘴唇，她对我说她的屋子塌了，家里唯一安然无恙的是那只信箱。我说这真令人遗憾，然后想要走开。但是她不松手，我的衣服在她的拳头里被捏成一团。
她说她儿子从信箱里拿到政府寄来的支票，然后就步行五英里去购买葡萄酒。她对我说他将会死于他的酒瘾，而我却见死不救。我看着她，觉得自己就像条冷血的蜥蜴。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她说你是个怪人。我对她说不要怨天尤人，所有的人都帮助过他，是他不自爱，他毁在嗜酒如命的恶习上。我挣脱她走开，我拿好老翁布罗德的假牙，当我走回来的时候，我用眼光扫视房间，看见她还在用一只手指指着我。你是个怪人，那手指仿佛在对我说。我笑了起来，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错。虽然如此，但我在照顾老人院里的老人时总觉得有点心神恍惚，老是想到那个黝黑的喝得醉醺醺的偷车贼。
牧师举起一只手，准备对叮在他另一只手臂上的蚊子重重拍下去，但是，最终他改变主意，只是吹一口气把它赶走。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认真听。又有谁会知道一个牧师是否在意你的告解呢？我想，反正自己假想是在和上帝讲话就行了，那个脖子上围着紫布的人只不过如同一个电话接线员罢了。不管怎样，我得继续讲下去。
我告诉他，下班以后我在停车场打电话给锡德，要求他帮我寻找费内斯特。是的，我确实非常内疚。我不知道如果锡德找到他我会为他做些什么。但那老妇人用手怒指我，我必须做些事情以减轻心中的不安。我回到家，大约在太阳落山前一个小时，锡德的警车开进我家前院，我赶紧跑出去和他会面。我带着莉泽特，她有点感冒，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她在不舒服的时候特爱缠住大人。锡德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他那搽了润发油的头发披落下来，像是一簇干渴的杜鹃花。他说我们到贫民区去吧，于是我放下莉泽特，钻进我的旧卡车，跟在他的车后开出去。
我们经过松林地带，经过蒂博德兄弟的稻田，经过他们在通加河湾的破败农舍，然后进入贫民区，这里大部分土地都被荒草和野花覆盖，偶尔可以看见一些橡树林，但是没有庄稼。据老农说，种植在那里的任何植物都带有苦味。锡德突然把警车开进路边的三叶草丛，于是我在他后面停下。周围一片荒凉，我走过去，锡德说看见这派荒凉的景象简直令人心酸。他伸了伸腰，我听见他的枪套在嘎吱作响，我问为什么我们停在这里，他伸手指向前面。在那片被野草侵占的田野里，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小的牲口棚，它的大小差不多可以供十几头奶牛天黑后栖息休养。我们跳过小沟，穿过矮小的灌木丛，踩踏着遍地皆是的牛舌草。锡德停下他的脚步，打起喷嚏来。他说我要他寻找费内斯特，他义无反顾，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绝不推辞。他问我想为费内斯特做些什么，我说他的母亲希望我制止他酗酒。但这不是原因，不，因为我是老人院的工作人员，责任感驱使我这样做。我悉心照料他们可以得到报酬，而我想做一些没有回报的事情，我没有给那个偷卡车的黑人盗贼任何东西，现在我想帮助他，想到以前我的冷漠，我真是难以启齿把这些想法告诉锡德。
我们走到用锡板作屋顶的牲口棚，伸头探了探，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看清里面，因为太阳差不多已经西下。我们走进去，先站一会让我们的眼睛适应这灰暗的环境，我能够嗅到一股柏树散发的胡椒味，那味道非常柔和诱人。用柏树作材料搭建的房屋可以存留一百年，你一走进去就会闻到这种气味。沿墙有一排木头的饲草架，离开地面有五英尺。费内斯特正睡在那上面，他的脸朝着木纹清晰的板墙。锡德压低喉咙，像女人似的轻声细语起来，他说费内斯特学乖了，现在他知道要离地腾空而睡，这样可以避免被蚂蚁叮咬。他告诉我两年前有一次费内斯特睡在地上，在火烤般的疼痛中醒来，发现成千上万只火蚁爬满周身，那感觉就像一只只红辣椒塞在伤口里。他病了三个星期，浑身上下是带脓的疱粒。他的高烧退掉后，眼睛便处于半失明状态，一只耳朵也几乎丧失听力。
我走到喂食槽旁边，伸出手来摇他。他身上的气味很刺鼻，足足过了五分钟他才睁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够看出这双眼睛带有病态的红色。我问他一切可好，他醉醺醺地反问我是不是他的妈妈，我无可奈何地在旁僵立，看他慢慢直起身来。锡德走近，捡起一只空酒瓶闻了闻。我伸手掠过费内斯特的肋骨，敲打他的手臂，问他明明知道酒精会杀死他，可为什么偏要喝得这样酩酊大醉。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那神情仿佛是说在他眼里我简直就是个不明事理的傻瓜。他说酒对他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我对他说也许我能够设法让他在老人院和他母亲一起生活。他眼睛定定地朝锡板屋顶看了看，然后摇摇头。我问锡德，是否可以让他母亲将他领走，然后把他送进疯人院去。锡德说不行，因为他并没有疯，他只是没日没夜地喝酒，州政府认为两者不能等同而言。费内斯特在喂食槽里坐起，头上沾满干草，他开始重重地咳嗽，并且禁不住遗出尿水。这让我想起老人院的老人，他们在深夜时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值夜班是很可怕的事，因为那些老孩子有时会梦游，在黑暗中游走。再说回来吧，费内斯特的脸在抽搐，他问我想要怎样，我无言以对，张开我这张不善言辞的嘴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我说，锡德把我的卡车带来送给他，以后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住在卡车里。我拿出车钥匙交到他手中。他平静地点点头，仿佛这正在他预料之中，仿佛人们经常像这样把他叫醒，然后送他一辆车。我注视锡德，发现他的一只牙齿镶了金，他沉默不语。然后我对费内斯特说，我知道他不可能驾车，所以把车子的保险撤销了，但是他可以在坏天气里用它过夜，就像以前那样。他越过我看看锡德，然后像跳机械舞一样走过去和他握手。我赶快过去把卡车开到牲口棚旁边的草地上。以防万一，我将蓄电池卸了下来。然后锡德载着我和蓄电池在回家的路上疾驰。我们离开那片荒凉的低洼地，大约开了五英里之后，锡德问我为什么对费内斯特说是他把车给他。我看着路边被龙卷风掀翻的活动房屋说，做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何必宣扬。警车咔嗒咔嗒地经过通加河湾的贫民区，锡德把收音机调到一个爵士音乐台，克林顿·里多和埃博妮·克罗非什的歌声飞扬而出：“阳光不能毁灭我的风暴。”但是我丝毫没有用脚和着音乐打节拍的冲动。
我一回到家就想睡觉，但是我没能睡着。我想，我做了件了不起的事。但是到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扔掉一辆毫无价值可言的破烂卡车，它的底盘已经锈烂，所有的窗玻璃都是坏的。我放弃这辆卡车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而不是为了帮助费内斯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对牧师讲这些的原因。
牧师看着我，从他的眼里我仿佛看见有什么东西正在驶来，像是一辆大卡车或是一列火车。然后他靠过身子，这时我能够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肥皂味。他告诉我只有一件事会比我所做的更为糟糕。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假如你没有把车送给他，那才是最糟的。
刹时，我感到一阵眩晕，像是马上要从椅子里跌出来。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夜里，费内斯特的母亲逝世了，天亮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锡德。他立刻出去寻找费内斯特，但是跑遍所有的地方都不见他的踪影。高大黝黑的锡德来到我家，我看见他蹦蹦跳跳地走在车道上，好像他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音乐旋律。他穿的是一件黄卡其的新制服，像鼓面一样紧绷在身上，到处都是清晰的折痕。他告诉我椰树湾的那家酒店说他们没有看见费内斯特。老地方的信箱已被白蚁蛀塌。也没有农夫看见他。我说真是遗憾，他母亲去世了，我们却无法通知他。锡德歪着头看着我，双唇紧闭，好像在掩饰自己的微笑。我请他进屋，莫内特为我们冲好咖啡，我们在厨房里坐下，开始咒骂政府。
夏季来临，气候转热，就像推门进入另一个难以忍受的世界。老人院的老孩子们由于酷热不能外出活动，所以我们陪伴他们在那间大娱乐室里玩纸牌游戏消磨时间。我和六个老妇人一起用两副扑克牌玩凯纳斯纸牌游戏。在游戏中她们老是记不清游戏规则，所以一天之中我要花三个小时来向她们解释这个我们永远也结束不了的游戏的规则。
我记得大概是费内斯特母亲死后两个月，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坐在靠近空调机的一张舒适的椅子上，莉泽特走过来给我送了个轻轻的吻，然后说锡德打电话找我。于是我跑到厨房接电话，他告诉我他驾驶警车到教区北端巡逻，在马木的西边发现了费内斯特，那个地方属于迪博先生所有。
我沉默了半分钟，然后问他费内斯特是不是又醉成一团。他说不是，他说费内斯特已经死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大约是昨天，死在卡车里。我的脑中慢慢浮现一幅画面，在一条僻静的路上，费内斯特·贝朱开着那辆破烂的卡车，他眯起眼睛朝挡风玻璃外面张望，想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我对锡德说我感到很难过。他说别这样。他说我们本就帮不了他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尽力了。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