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诉你上一次我做告解的情形。我是在教区的老人院遇见这位牧师的，老人院是我上班的地方，在那里，我的职责是用汤匙为衰弱的老人喂食。他注意到我缺失一根手指，所以他知道我曾经是个油田职工，他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接手这份在户内照顾老人的工作。这位牧师长着一头金发，他还有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在路易斯安那州大克拉波特地区这方圆二百英里的地方，他看上去可不像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哪里知道当可爱的原油价格滑落到一桶十二美元以下的时候，大多数石油公司都像胀破肚子散发恶臭的鲑鱼，而像我这样的油田工人就不得不离职去寻找其他工作。我告诉他我参加过一个夜间课程，学习照顾那些老孩子，学习怎样为他们擦洗和喂食，他称赞我有一副好心肠，饶有兴趣地和我闲聊了一番，还邀请我在需要的时候拜访他的教区长住宅。
是的，终有一天我会需要见他。人们往往会在日常的谈话中获得一些有益的教诲。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去了勒布朗街那座砖砌的老教堂，我在牧师住宅的小厨房里找到他，他一个人待在那里，我们挨着桌子坐下，桌上正煮着一大壶咖啡。
于是，我告诉他我的心事，我曾经有一辆1962年出产的雪佛兰轻型货车，我一直把它停放在户外的路边，所以锈蚀得很严重。我难得使用它，只是将它作为备用的运输工具，用以运送垃圾和废品。它非常破旧，我平时也羞于驾驶它招摇过市，除非去垃圾场之类的肮脏地方。圣诞节后一天，我妻子莫内特要我把圣诞树和节日期间的废旧杂物运走，我手中拿着车钥匙来到路边，我注视那块长满浅色杂草的长条草坪，我的卡车通常总是停在那里，可是此刻那里却空荡荡的，除了杂草什么也没有。我心中思忖，我的卡车可能是一小时之前被盗的，但也可能已经失踪一个星期了。事情差不多就是如此，有些东西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往往会把它视为敝屣，甚至压根儿无视它的存在，只有当你要用的时候才会觉得它是个宝。
于是我跑到克劳德那间四英尺见方像牢房般狭小的办公室求助，他说要再过一天他才能抽身为我寻车，因为此刻他正为一件昂贵物品的盗窃案绞尽脑汁。言下之意，我的报失是无足轻重的。然后我跑到县治安官办公室求助，但当他们听到我说我的卡车有三十年车龄的时候，表情变得异常冷漠，好像我是在央求他们寻找一张丢失的报纸或其他什么不值钱的东西。要知道，那可是我的卡车，我当然想找回它。
牧师听了以后仅仅点了点头，他从硕大的铝制咖啡滴煮壶里为我们各倒了第一杯咖啡。倒完咖啡，他将咖啡壶放到他椅子后面煤气灶上的一只盛水浅底锅里，然后，他凝视自己的鞋子，好像正在听取我的告解，我猜他听告解时就是这种神情。他的脖子上甚至还围着一块紫色的小破布，那是牧师听忏悔时必有的装束。
我告诉牧师警察怎样大动干戈地进行搜寻，我又是如何期待和关注搜索的结果。但是最终我那辆老卡车仍然毫无消息，就像雨水洒在滚烫的路面，被蒸发得无影无踪。莫内特则庆幸自家院子里从此再也不会出现那辆看了令人心烦的破车，可你知道吗，我需要用它来拖运一些东西。所以过了没多久，当我看到一辆78型旧福特卡车，标价一千美元，成色还不错，就买下来，将它停在老地方。
有一天，我和我年幼的女儿莉泽特一同去老人院上班，因为她学校有一个考察家长工作的课程。在老人院里，她任那些老人搂着她的肩膀，轻拍她的黑发。你知道，看见孩子他们是多么兴奋，好像快要消失的活力又回到了他们身上。在我当班结束的时候，一个来访者的卡车发生故障，他来是探望他瘦弱干瘪的妻子。我记得他名叫卡努勒特，所以我和莉泽特决定让他搭乘我们的车回家。我穿着烟色的带有小水果图案的工作服，莉泽特穿着带格子图案的校服，我们坐在我那辆闪亮的三手别克车里，驶离了老人院，老人卡努勒特坐在我和莉泽特中间，就像是一根栅栏的柱子。我们上了公路，转弯进入夹在稻田中的小路，然后进入通往椰树湾的林荫道。我们经过位于通加河湾另一头的贫民区，这时莉泽特把头伸到窗外，让自己的辫子在风里飘拂。突然我听见她叫喊起来，爸爸，那是你的卡车，它在树林里。我把车子转入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千真万确！大约一百五十码远的地方，我那辆老旧的雪佛兰就停在一片茂盛的橡树林里，如果不是她那双幼小敏锐的眼睛，我是休想发现它的。
我们走过去，车边的野蓟已经长得高过卡车的保险杠，据此可以判断这车停在这里差不多有三个月了。我踌躇着，问卡努勒特先生这附近有什么人居住，他注视卡车，说：贝朱。这是离开镇区后他说的第一个词。他说贝朱以这片树林为家，这些流浪汉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满脑都是邪念。我说我才不管他是不是贝朱，谁偷了我的卡车我就让他进监狱。卡努勒特不说话，只是用他那双银灰色的眼睛盯着我看，这眼光让我感到发冷。我把这老人送到他住的农庄，然后回到通加河湾商店打电话给县副警长，警察一般能在一个小时内赶到现场。
他们派来的是锡德·图沙尔，是个黑人，一个难打交道的恶魔。他蓬乱的鬈发一直拖到衣领上，上面搽了润发油。他的巡逻车里正在播放录音带，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流行的黑人舞曲。他手拿一个带夹子的书写板，无非是为了显示他懂得怎样写字，他还戴顶牛仔帽。他问我是不是打电话报警的博比·西莫诺，甚至还问站在林子里的莉泽特是不是我的女儿，我只是对着他点点头。他看了看卡车，看了看卡车上面的树叶和树枝，问我是否想让它物归原主。是的，我毫不犹疑地回答。然后锡德走到车边，用一只手小心地触弄车门把手，仿佛那是什么肮脏的东西，我想他心里肯定是这样认为的。他把车门打开，我们愣住了，车里有许多废纸﹑破毯子和旧衣服。我走近想仔细察看，而莉泽特却向后退缩，用她的两只小手掩住嘴巴。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酸臭味，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看见一只尘絮蒙蒙的脑袋伏在方向盘上。
他住在车里，锡德警官说。他说话的时候眉毛竖起。尽管他在这个穷人的教区工作，许多事情令他司空见惯，但他还是有些感到意外。他再次问我是否执意要收回这辆车。对，是的，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坚持。他吐了口痰，他的个子特高，所以他吐出的痰要过很长时间才落到地上。然后他伸手进去，推醒那个男子，那人坐直身子呆呆地看着我们。他是个黑人，一个土生土长的黑人。他并不老，但是脸上有很深的皱纹。老人们把这称之为悲哀的车辙。他的眼睛就像是浮在辣酱汁里的黑橄榄。当锡德试图让他走出卡车的时候，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朝车头方向的小路看去，然后目光又落在卡车生锈的引擎盖上。
终于，他开始说话：我叫费内斯特，费内斯特·贝朱。沿那条路走下去就是我妈妈住的地方。他指了指方向。我看得出这家伙已经醉如烂泥，他那副模样让人觉得他至少有连续六年的酗酒历史。他身上的旧棉布夹克已经被电池的盐酸腐蚀得破烂不堪，他的脚踝裸露。锡德把目光投向我，他看我的那副样子像是戴着一副远近双视眼镜，其实他并没有。喂，不要这样看我，我对他说，我要拿回我的车，他偷了它，你该将他送进监狱。于是锡德对他说，你偷了这辆车是吗？费内斯特的目光依然落在小路上，仿佛那里有什么不许他看而他偏要看的秘密。他说车本来就在这里，只是被他发现后用来睡觉而已。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气得脸膛一阵发烫。
锡德拖起费内斯特，让他慢吞吞地走到车外的阳光里，就像从纷乱的栅栏里拉出一头衰老的奶牛。锡德把他推进警车，要我和莉泽特坐在前排座位上。他说费内斯特母亲住的地方我的别克车是没法开进去的。我们在卵石路上大约行驶了一英里，然后转入一条狭小的道路，两旁茂密的灌木将它们的枝叶伸向路心，阻挡逆着它们而来的警车，把车子光亮的漆面擦出印痕。莉泽特坐在我的膝盖上，她一会儿注视锡德扔在车底的糖果纸，一会儿打量一只放在座位上的蜜橘，一会儿又玩味那串绕在后视镜上的念珠。路在一簇荆棘跟前到头了，我们左转进入一条河谷，河谷紧靠椰树湾，河谷里还有不少雨水，谷底尽是坚实的卵石。水流不断地冲上警车的罩壳，莉泽特扭动身子，对锡德说我们好像是在乘摆渡船。
我们看见那里有一座勉强凑合起来的简陋棚屋，匍匐在砖块砌成的堤道上。上面的柏油纸已经破败不堪，一段火炉烟道的残管伸出墙外，门外没有台阶，齐膝的柏类植物东倒西歪地杂生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丢弃在煤渣上的硬纸板、鸡蛋盒和水瓶。锡德按响喇叭，让它大约鸣响了十五秒之久，直到前门打开，一个衣着寒酸、瘦得像甘草秆一样的妇人来到门口。锡德摇下车窗玻璃，问她那个坐在后座上的人可是她儿子。她俯下身，眯起眼睛看了很久。是费内斯特，她面向河谷说。显然这话她不是对我们说的。锡德走下车，站在一条木板步道上，他要我跟上他，我抬起腿从车底上的废纸上滑过去，顺手将那只蜜橘带出来，不能把它留在车里，我对他说，莉泽特就爱吃这类东西。锡德从我手中拿过蜜橘，把它抛给莉泽特，她用一只手就接住了它。
他和那妇人谈话的时候，我乘隙探视屋内的陈设。第一间屋里除了着地放的一张床垫﹑一盏煤油灯以及零落在周围的几只碗钵外，什么也没有。墙上糊了报纸用以挡风。在第二个房间和最末一个房间里，地板全都朝下塌陷。因为白蚁将托梁和边梁都蠹空了，所以整座屋子向下凹陷。我绝非危言耸听，那屋顶的椽子要不了一年就会彻底坍塌。我想这样的地方连野兽也不会乐意安家，宁可待在地下的洞穴里。
锡德问妇人是不是知道有一辆卡车，她说她儿子就住在那车里。锡德把脸转向我说，你看这情景，你真的想让我把他关进监狱？
对，是的，我对他说。锡德用那双没有光泽的深红色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试图揣测我脑中的想法。他说如果我提出指控把他投进监狱，那会让教区花更多的钱。而我纳的税也将用于支付他的食品和衣物的费用。他说还是让他留在他妈妈身边为好。那老妇人再次俯下身，而费内斯特面无表情，仿佛她只是田间的一台拖拉机或是天上的一片浮云，与他毫无关系。我再次环顾四周，眼前的一切使我相信，如果把他投进监狱反倒能提升他的生活质量，是的。
锡德为费内斯特打开手铐，放他走进屋子，老妇人答应让他留下。然后我们开车离开，院子里尽是一条条被挖到黏土层的泥土明沟。警车摆动着车尾从沟底开了出来。回到我那辆被窃卡车停泊的地方，我把费内斯特放在里面的所有东西扔出来，堆成一堆。它们有被香烟灰烫出一个个洞眼的外套，有来自镇区免费诊所的药瓶，有肮脏的女人内裤，我用树枝把它们挑出来，还有炸鸡的皮和骨头，还有一只电池漏酸的小收音机。我插进车钥匙，但引擎没有丝毫声响。我掀开引擎盖，看到的是无以计数的枯枝，三只模样长得像水獭的小动物从里面蹿出，逃入树林。最后，县治安官的拖车将卡车拖回我家。我妻子打量着它，闻了闻里面的气味，然后对我说必须处理掉它。其实它对我确实是多余的，我已经有了一辆卡车。
多雨季节来临，我的卡车陷在后院里已经好几个星期，周围冒出了很多小龙虾窟，后来遇上一个好天，我把它里里外外擦洗了一遍。我想抽空去五金店买一块橙色的“出售”标牌，但令人气恼的是我们老人院新近从政府那里接收了五个贫穷无助的家伙，我因此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星期就这样白白过去了。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牧师的身子微微后仰，靠着窗框，脸上露出心不在焉的微笑。他在注视外面的玫瑰园，那是他的前任舒伊特牧师调任内华达州之前辟建的。我发现，当你倾诉的时候，牧师总是避免用目光直视你，也许是怕引起你的紧张和不安，怕你在顾忌中无法坦率地将所有的细节全盘托出。接下来，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在我把车停到街上挂牌出售的第二天夜晚，它又被偷了。我立刻打电话给锡德报失。他说你想要我再去找回那辆车？我说是的。他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一辆卡车吗？我想这家伙的脑子准是在犯病，我对他说这么多年来你搽的润发油大概全渗进脑袋了，脑子被搞出毛病了。他说你有一幢挺好的砖屋，有一个妻子，有两辆轿车，你就放弃那辆破车吧。他说烧掉五十美元汽油去寻找一辆仅值四十五美元的烂卡车，这样的傻事他不想去做。我告诉他我会去找县治安长官投诉，他说那好，请便吧。
为了帮助老人院筹备一个名为“音乐日”的活动，我忙忙碌碌，被繁多的事务搞得头昏脑涨。这天洛特里格先生携带他的吉他和扩音器来演奏广受老人喜爱的歌曲。老兄，他们就是爱听那些早就过时的东西，比如《时光流逝》《钓虾小舟》之类的歌曲，他们爱跟着那些1978年流行的曲子用脚打拍子。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也真是有趣，一只脚已经踩进坟墓，可还如此热衷于爵士音乐。洛特里格先生披着一头飘逸的银发，他的眼睛带点烟灰色。他神采飞扬，看上去就像巨星弗兰克·西纳特拉在为一些老女孩献唱。
“音乐日”的活动终于结束，我来到老人院后面的停车场，我的车在那里。令我甚感意外的是，锡德正坐在他那辆警车的引擎盖上，引擎盖被污泥溅得肮脏不堪。我走过去，只见他双臂交叠。他说，他找到了它。我问在哪里找到的？他说还是先前的地方。我说，你的意思是费内斯特·贝朱又把它偷去，停在贫民区的草地上？老兄，这可真让我怒火中烧！嘿，我放他一马，让他免受牢狱之灾，他倒好，这样来回报我。我愤怒地咒骂，然后吐出两口痰。锡德用双眼紧盯着我，好像我倒是个贼儿似的。我问为什么不将费内斯特投入监狱，他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最后他说费内斯特是个病入膏肓的酗酒者。这更让我激愤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喝得烂醉，到“大方的戈代”的二手车场，也偷一辆车，然后也可以平安无事？锡德点点头，不过他说，西莫诺先生，我看见你陪那些老人玩耍取乐，你像对待自己的祖父祖母一样对待他们，你不在乎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曾经做过什么错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他旁边坐下，这时金属引擎盖软软地凹陷下去，吓了我一跳。我想，他们是我在老人院的服务对象，也许，我对他们好是因为我能得到薪金。可是没有人会因为我善待一个普雷里埃默热的酒鬼而付给我报酬。我朝人行道吐了一口口水，心想锡德是不是真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样愚蠢。突然，我想起橡树林里的那幕情景，想起了费内斯特·贝朱被拖出卡车时眼睛定定地看着小路的神情。于是，我说算了，我不追究，就叫拖车把我的卡车拖回家吧。可是锡德却说，不，我不能再打这样的报告，因为他们打算把他关起来。
这是什么道理？我得自己去把被盗的车拖回来！难道我纳税就是为了得到如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