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开始吹刮，飞雪在窗前横扫，仿佛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我在屋里和孩子们玩黑桃花纸牌游戏，时不时走到前窗，注视着外面暗流涌动的天空。我看见铲雪车开过，又一次把信箱撞倒。一年中的那个时候来了。

午餐之后，过道里的电话又令人不安地响起来，恐怕又是客户来电。我是一个修炉人，那头可能正在焦头烂额、处境危难，这倒也罢，还会有人打电话来缠着我说他们的调温器坏了。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明尼苏达，这里免不了常常有这样的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尖声尖气，像是个老男人。他说他名叫斯温森，住在索尔维尔，距此地大约有六英里。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有时候我希望我们搬到镇上，特别是在房檐上积满雪的冬季。我对这个斯温森说，因为他不是我的固定客户，所以我不会冒着暴风雪过来。电话沉寂下来，然后那声音说，这屋子里有一个老人，如果火炉熄火，他真的可能支撑不住了。我想了想。我的妻子琳达说我刻板，是铁石心肠，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这一刻我记起了她的话。正在这时，她走进过道，假装握着一只话筒放在耳边，动着嘴唇表示询问：“是谁啊？”

我用手盖住送话口。“一个我以前从没服务过的家伙，说他的加热器坏了。”

她走近，在我的肋骨上重重戳了一下。“今晚会降到零度以下，很低很低！”又戳了我两下，“你得去修理，梅尔。”

“你疯了？你没听到外面的风？”

然后她双臂交叠。那意味着我完蛋了，铁石心肠啊，还有其他什么什么全要来了。“你的地址是什么？”我用沉闷的声音问电话那头。

我穿上我的暴风雪防护装，足足花了十分钟才搞定所有的拉链和按钮，每一层都不含糊，还有特殊的手套，然后开足马力进入狂风之中。车道中只有约一英尺厚的新雪，所以我将我的小卡车置于四轮驱动的状态，倒车上了公路。然后我必须爬出去，扯开被冻住的雨刮器。当我正在拨弄它们的时候，香农太太驾车沿着公路而来，看见我，用力猛踩刹车，她那辆白色的老道奇就像一个雪球，滑行了五十码之后轻轻地撞上我的保险杠。车子并没有什么损坏，这我看得出来，所以我对自己停在半路表示歉意，她摇下车窗挥手让我走。“做你的生意去吧，梅尔，赶在被大风吹走之前，”她喊道，“在这里，车子要想过个冬，不撞出几个凹痕是不成的。”

开到索尔维尔的时候，风吹得就像是一阵汽笛，一只篮球在我前面的道路上飞滚，比我的车还快。我几乎辨认不出斯温森先生屋子的门牌号码，虽然这地方我曾经开车经过几次。这个街区是一个老旧的二层楼建筑群，也许是在一战期间与金属冲压厂同时建造的。我敲了敲门，门在门框里发出咯咯的响声，它的御寒效果如同一层薄纱。来开门的是一个男孩，大概十六岁，就年龄而言，个子小了点，但脸却显得老成，他迎着风，紧紧抓住打开的门，眯起眼睛。

“进来，不管你是谁。”他用电话里那种哀声哀气的声音说。

“我是修炉人。”

“快进来吧。”他抓住我的外套向屋里拽。

这屋子里面很冷，我猜大约五十度。男孩介绍说他叫杰克，他身穿宽松下垂的牛仔裤和罩在毛衣外面的运动衫。

“你爸爸在哪里，孩子？”

看上去他对这个问题有点惊异。“他们从没告诉过我。”我走近注视他，然后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这是个奇怪的人，一个孩子，他说的话远非你表面上听到的那样简单，这样的人我每年遇到越来越多。我从上至下地打量他，他的脸脏脏的，有哪个父母会让自己的儿子穿这样粗笨的廉价衣服！他举起手搔弄自己又直又黑的头发。我决定不去问他的妈妈。

“所以，你和你外祖父、外祖母一起住在这里，是吗？”

“外婆去年死了，是外公在照顾我。”他朝楼上点点头。

“为什么你不去叫他？”

“他在睡觉。”

我抬头看着楼梯，注意到被煤烟熏黑的墙纸。“去地下室的门在哪儿？”

“在楼梯下面，我会带你去。”

从前门走进来的那一刻，我便能闻到燃料油不完全燃烧的气味。它弥散在空气中，我觉得它已经渗透到家具里、墙壁上、地毯中。有时候人们会习惯那种气味。和一个未经调节的炉子相伴多年，那种味道会越来越浓——实际上，石油已渗入他们的骨骼之中。走进地窖，气味更为浓烈，因此看到这台炉子也就不感到奇怪了，这原是一台老式的燃煤铁皮炉，被改装成了燃油炉。

男孩拨亮了灯，然后双臂交叠，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但愿你能很快把它修好。”

我按通常的步骤进行，按动复位开关，没有问题，再检查变压器、鼓风机、保险丝。老修炉人称这种炉子为章鱼，我猜是因为从热交换器往上升的导管如同章鱼的银色手臂。线路很混乱，看上去，在过去二十年里，这整个系统被十几个不同的外行翻来覆去地折腾过。我双膝跪地，打开检查门，开亮我的手电筒。立刻，我看出是炉子本身出了问题，它结了一层湿湿的油壳；热交换器则穿了孔，所以屋子里会有烟气。

“你不打算为它点火？”男孩问。

“让我们去见你外公。”

他做了个鬼脸。这是一张老成的脸，它在揣测事情的方方面面。“那我们非得把他叫醒！你可以和我谈谈这件事。”

我站起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我想如果我靠他够近的话，我会闻到他呼出的油雾气味。“不，我不能和你说。让我们去见你外公。”

“我能处理，我能处理所有的事情。”

“瞧，你还是个孩子，你不能接受估价，付我账单。”我开始登上阶梯，回到上面的走廊里，他走到我前面，开亮了另一盏灯。

“嗨，那么，来吧。”

我跟着他走上有鞋子凹痕的楼梯，二楼的一扇格子门后面就是老爷子，一个满头白发的家伙，正倒在一把摇椅上熟睡，摇椅就放在那张零乱未铺的床边。男孩站在我旁边，没有吭声。“是斯温森先生吗？”我大声说。

“他的名字是哈里。”男孩走上前，摇摇他的肩膀。

“什么？”那老人说，从他迷茫的眼神和说话的方式来判断，我知道将有一大堆“什么”要问。比如：“你是干什么的？”或者“这十年怎么样？”

“暖气工在这里，他想和你说炉子的事。”

“为什么？”

男孩把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是修炉人。我打电话叫他来的。他想和你说话。”杰克指着我，老人的目光朝我的方向投来。

“你好，哎呀，这里很冷。”

这倒是真的，这场暴风雪轰隆隆地从加拿大袭来，我能够听到一阵阵狂风把金属垃圾桶吹刮到了街上。“是的，先生，”我说，“我检查了你的炉子，你确实需要换一个新的了。它拖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彻底垮了。”

“你最好和我的妻子去说，你知道，事情都由她管。”

男孩看了我一眼。

“我不能按常规处理它，因为烟会从气门渗漏出来。”

老哈里点点头。“你知道，她付账单。这些厚厚的窗帘，是她买的。”

看上去那还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东西，我猜楼上的温度只有华氏四十八度。“今夜你们全家得住到别处去，温度会直落下来，就像一块石头。”

老人慢慢地点着头。“真是这样吗？”

我等了一会儿，想听他再说些什么。这间房被粉刷成绿色，床框老得即将散架，是大萧条时期制造的。我看见窗帘像幽灵一样从墙上移开，然后又靠了回去。再瞥一眼那老人，他又睡着了。我向杰克示意，我们下了楼，又回到走廊里。

我盯着孩子的眼睛看。“还有谁住在这里？”

“只有我和外公。”

“那你怎么付账？”

“他有一张信用卡，他的支票账户里存了一些钱，是退休金或其他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够付账单了。”

我摇摇头。“我不接受信用卡。”我开始想到所有那些倒霉的、让我空手而归的当地居民。

“我知道怎么写支票。”他似乎在琢磨我的表情，坦白地说，我一脸狐疑。“我可以拿上去让他签名。”

“他还能签名，嗯？”

孩子眼看别处。“我帮他洗澡之后，他脑子够清楚的，可以做些事。”

“好吧，你得把他裹暖和了，送他到镇边的六号汽车旅馆去。”

男孩对着我仰起他的下颏，那副出人意料的固执样子，令我甚感吃惊。我能够看出，他长大后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说三道四。“嘿，炉子前天还是好好的。”

我注意到我呼出的热气在房间里飘浮。如果回到家里，妻子一定会问我，对这个求助电话我做了什么。“哎，让我去查一下卡车里有些什么。”

我一打开门，狂风就把我的雪橇帽吹落，我不得不跑进侧院去追赶这该死的东西。我看见窗边的支架上有一个生锈的油箱，我敲了一下，里面油不是太多。在卡车里我打电话给地区治安官，知道最近的流浪汉庇护所在二十英里之遥的伊尔玻，我问如果那个老爷子不能付我修理费，是否有什么紧急基金可以支付，他说没有，虽然我也许能够得到当地教会的偿付。

我看着这个老旧的地方，鳞片般的油漆、扭曲的小门廊。它不是一座太大的屋子，简朴无华。可以料想，到凌晨两点钟，它里面的所有管道都会爆裂。而到天亮，连抽水马桶也会破裂，所有水斗下面的p形存水弯全会爆开。男孩和他的外祖父虽然能够用毛毯和棉被把自己裹起来，但是他们要是出来吃饭，必会冷出病来。也许那老头会冻伤。预测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六度。我再一次看了看那屋子，我知道我不想要死在那里面。我发动卡车，诅咒着可能出现的事实——那孩子的支票不能兑现，以及我最后竭尽全力而赚不到一个子儿。我不该这样悲观，但我生来如此，悲观的我，乐观的妻子。

城镇的另一头，在一幢老的石棉墙建筑里面，是阿贝管道装置和供暖设备公司。阿贝大约八十岁，结实得就像是一块两美元的牛排，是那些死硬派中的一个，他们如果发现有人因为没有维护好炉子而冻死，只会点着头，说：“呀，愚蠢真是不可救药。”我说服他到他店后面的一间小棚里去寻找老的零部件，他找到了合适的燃烧器。他对我索价毫不手软，他做得出。

我回到那座屋子，那孩子跟着我下去和“章鱼”搏斗。他看着我做每一件事，好像真的兴趣浓浓。我自己十五岁的儿子想成为律师，那花费会像地狱里的大火令我胆寒，所以接到求修电话，我常带他一起前往，想看看他是否会喜欢上我的行当。但他对我每天为养活他所做的一切不以为然。我能够断言，他永远成不了一个修炉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老炉子的重要部分被腐蚀了，使得它经常中断运行。大约另有七八个必须修理的问题。起先，唯一投入工作的是一个熔断器，因为有人在它下面放了一枚一便士硬币。但我在黑暗中点了火，我头顶上方的管道随着热气的上升开始发出滴答声和砰砰声。

年幼的杰克看我做每一件事，问了无以数计的问题。到我离开的时候，他对那台炉子知道得像我一样多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了的支票给我，我一路往外走。到了门口，虽然我急着快点到家用晚餐，但我还是花了些时间坐在楼梯上，系紧我的靴子。

“杰克，”我说，“除了你外祖父，你还有其他亲戚吗？”

“没有。”

“有个妈妈在什么地方吧？”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我独自一人。”

“你住在这里多久了？”

“自从我生下来。”他脱口而出。

我想到他刚刚说的话。“你从没见过你妈妈？”

“没有。外婆告诉我她去了明尼阿波利斯，一直没回来过。我不记得她了。”

风在呼啸着冲撞门廊，但是沿着我肩膀而下的颤抖不是因为寒冷。“她的名字叫什么？孩子？”

“多丽丝。多丽丝·伊夫琳·斯温森。”他背诵他母亲的名字，好像它是一个谷物的商标。那声音里没有强烈的渴望，谁又能责怪他呢？他从没见过他的母亲，一次也没有。但是我见过，很多年之前，就是在这座屋子前面。这个女人和我同龄，我读高中的时候见到过她，但是我不能告诉孩子这些。

“她叫多丽丝·伊夫琳·斯温森，是吗？你曾经试图找过她吗？”

他耸耸肩。“你怎么找得到像这样的人？”

“哦，是啊，”我点点头，“你的外公，他可有什么兄弟或姐妹？”

“他以前常谈到那些，谈到他和外婆在他们家里是年纪最小的，几乎所有的哥哥姐姐都死了。只剩一个兄弟。”

我的目光从靴子上抬起。“他住在哪里？”

“德国，外公说，很久以前他就搬去那里了。”

“德国？”我死死地盯着他看，但是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似乎正在渐渐离开我，“你肯定有一些表亲，嗯？”

他闭起一只眼睛，好像这样能帮助他记忆。“对，是的。一个住在法戈养老院的女士。”

“她那么老吗？”

“外婆说她的脑子出了点问题，这我不清楚。”

“你从没见过这些人？”

“没有，我想，住在养老院的女士给外公寄圣诞卡，但是他不再回寄了。有一次他告诉我，写信给她让他很伤心。”

我站起来，穿好了靴子。“你上学吗？”

他转动着眼睛。“当然，在‘第四区’。我是低年级学生。”

“你和你外公相处得好吗？”

这时，他把脸低下了一点点。“他是一个真正的讲笑话好手。在炼锡厂工作，他知道怎样用金属制造各种东西。但从前几年开始，他的话少了。现在，大多数时候只是睡觉。他说他再也看不懂电视了。”

我拉上外套的拉链。“好吧，小兄弟，我尽可能把旧炉子修好，不过，你必须准备买一台新的。它不会坚持太长时间。”这孩子用脚顶住门，让我走出去。

我一跨到门外，就被卷进一阵黑风之中。门廊已经结冰，我滑步前行，走下台阶进入雪地。我的工具箱砰的一声打开了，我不得不跪着花了足足五分钟寻找我的扳手、套筒。狂风呼啸着，咆哮着，穿过周围数英里的树林席卷而来。雪花在空中密集地飘飘而下，以致我无法看到我那辆停在二十英尺之外的白色小卡车。即使在第一挡齿轮上，也几乎无法把它从路边开出。在县际公路上，虽然铲雪车开出了一条车道，我的卡车还是鱼尾巴似的在摇摆不定，我开始有点醉酒的感觉。我踩着刹车下了尼德姆小丘，而车身仍像一块冰一样咔嗒咔嗒地滑行，撞倒了珀拉斯凯斯家的旧木头信箱。

晚餐之前，我在小房间休息，我最小的孩子特德从我面前走过。

“你好，小毛孩。”

“爸爸。”他继续朝厨房走去，但是我抓住他的手臂。

“今天我遇到一个像你一样大的男孩，在‘第四区’上学。叫杰克·斯温森，你认识他吗？”

特德按捺不住笑了，抖了抖挂在眼睛前面的金发。“认识，他在另一个固定教室。我们叫他臭小子。”

“臭小子？”

“这只是一个玩笑。他不在意，有时候他身上全是油味。或者有点发酸的味道。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洗手间出了毛病。”

“他是一个好伙伴吗？”

“他很酷。不算太闷，在体育课上真的帅极了。他是篮球队的后卫。”

“他参加你们童子军或别的什么组织吗？”

特德把他的拇指插在牛仔裤口袋里，咬着嘴唇，这意味着他在假装思考。“他很久没有露脸了。去年有一个很老的老太太经常把他载到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参加集会，”他扫视了一下厨房那边，“妈妈大概准备好了。”

“知道了。”

“你是在哪里遇见杰克的？”

“今天我去修他家的炉子。”

“啊，这可是关键时刻。”他蹒跚地走进厨房，是那种十六岁的孩子走橡皮垫的样子。

晚餐和淋浴之后，我上床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我试了几个不同的搜索引擎，出现好几个多丽丝·斯温森，她们有的是阿拉斯加的公司董事长，有的九十岁了，但是，没有谁住在双子城附近。我的妻子进来上了床，我告诉她我在搜索什么，她说不妨去报纸上的警方报告和讣告中找找看。我宁愿她没说过这话，因为关掉电脑之后，我躺在床上总想到这事。我为什么这样在乎它？我是说，我修理这孩子的炉子，我接受他有风险的支票，我冒着暴风雪出门，我还应该做什么呢？琳达意识到我没像平时那样躺下两秒钟就睡着了，所以用只有妻子才有的耳语柔声说：“如果你用电脑，不会弄醒我的。”

所以我坐起来，继续在网络上冲浪，很快我查到了，四年前，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个废弃的小工业区里，三十七岁的多丽丝·伊夫琳·斯温森在一起制毒工场的爆炸中被烧死，她是索尔维尔本地人，父母亲还活着。

关掉便携式电脑，我久久地静听着风在房檐上呼啸而过。我庆幸我头顶上方有个金属屋顶，在阁楼里还有两英尺厚的保温层，但我很想知道杰克和他的祖父会怎么样，他们如此孤独地生活在人世。我有我的孩子、妻子、相隔两幢屋的弟弟、年老而脾气古怪的双亲、婶婶、叔叔、大量分布在附近县区的表兄弟和表姐妹。如果在这整个险恶的世界里我只有一个血亲相依为命，我会是什么感觉？

一阵狂风在使劲冲撞着屋子，就像一个火车头在试着挂上它的车厢。我把被子拉到下巴上，妻子轻轻拍了拍我。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把我赶下了床，是帕德尔太太，她住在东边两英里远的地方。

“梅尔，你能出工吗？”

“碰到什么问题了？”

“蒸汽循环的时候，蒸汽泵出现噪声。暖气倒是还有，只是有杂音。”

“这可能仅仅是负载过高所致，让我看一下窗外。”我走进前室，该死的铲雪车根本没有来过，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在马路当中有一样东西，像是一块扁平的大卵石，“宝贝，”我喊道，“这路上是什么鬼东西？”

她在厨房里说：“是卡纳拜老太太的别克，它在那里动不了了。”

“她人在哪里？”

“和特德一起睡在后卧室。她四点半左右来敲门，我让她进来住下了。”

“我一点都没听到。”

“你在打鼾呢。”

我回到电话上，告诉帕德尔太太路上积雪有三至四英尺厚，我无法出门，除非等铲雪车来了之后，如果它会来的话。她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对此她完全能够接受。

所以我们整天玩拼字游戏，电视里的女气象预报员告诉我们：暴风雪没有过去，这是一个暴戾无常的天气，会有更猛烈的风雪来袭。卡纳拜太太精神抖擞，把全家发动起来，投入到马拉松式的克里比奇纸牌游戏中，我们玩点小钱，直到十一点左右大家才都上了床。我睡着了，梦见抓到一手七点和八点的好牌，电话铃在凌晨三点钟响了，是杰克·斯温森打来的，他的声音非常烦躁不安。

“托德先生，大概中午的时候炉子停止了工作，整整一天我自己试着让它重新启动，但就是不成。”

“哦，我们被堵死在这里了，孩子。”我没有办法出去，这真是一场要命的暴风雪。

“外公醒不了。我根本无法让他动一动。”他开始喊叫，恳求我来启动他的炉子，“我想给他喝点茶，可是水结冰了。”

我看着地面发愣，也许，是因为害怕出去。但是我妻子，她绝不会容忍我拒绝帮助一个困境中的孩子。让我想想，他在六英里远的地方，路被堵死了，风像喷射发动机似的狂吹。也许我能试着坐我的割草机去镇上。不行！那么，还有我弟弟的雪地摩托。“听着，”我说，“我会试一试，但是我不能保证我到得了。同时，别忘了打电话给消防队和911。”

“我打过电话了，”这时候他开始哭泣，他尽可能地克制住自己，“因为暴风雪，没有人能够过来。急救人员说，他们正在疏散离这里十英里的一家养老院。”

“坚持住。我只能试试。”

我打电话给布切，我的弟弟毫不犹豫地说他用雪地摩托带我去，就像我在晴天要求他带我去那家五金店一样。去年他买那套装备时我还取笑过他，说他是在糟蹋钱财。但是他很享受冬天穿一袭白色迷彩服和身佩弓箭的猎鹿生涯。他喜欢在夜里去冰上钓鱼。我觉得他的大脑里掺有防冻剂。反正，穿好衣服之后，我听到了后门的喧闹声，于是我推开厨房的窗子，然后走进雪里，身后拖着我的工具箱。他不得不喊着说话，因为风是如此的喧嚣。他说我们必须横穿田野。

“为什么？”我叫喊。

“如果我们在路上把别人家的车顶压烂了，我们得赔偿损失。再说，这样路程会短些。”

于是我们出发了，飞速越过一堆积雪，从后篱笆上方冲了出去。他戴着卤素帽灯，它们把空中的冰雪世界照得通明剔透，那感觉就像是在一个雪花飘飞的玻璃球里行驶。我们径直从他的屋子后面穿过，沿着隔开帕德卢斯基家族乳牛场的倒刺铁丝栅栏前行。我们进入了乳牛场的后场地，那里没有巨大的砾石和机械，在黑暗中向西疾驰。我不知道布切怎样，但是我周身每个地方都感觉到寒冷的侵袭。在特拉斯克农场，我们砰的撞上了一个硕大的隆起物，我被甩到雪里，他将摩托车恢复平稳之后，过来帮我，他脚上穿着雪鞋。

“我们撞上了什么鬼东西？”我问。

“我恐怕知道。”他说，一边将那东西上面的雪拨开，直到碰触到一层覆着冰的毛皮。此刻进入眼帘的，是一头冻死的壮实奶牛。

我们开始继续前进，上了一个小丘，摩托引擎发出呜呜的哀鸣，寒风几乎扯掉了我的鼻子，接着我们被卡在一道铁丝网的篱笆之间。这一路，我们从各种物体的轮廓上面飞越而过，我们搜寻篱笆的缺口，我们从防风林里跻身而出，我们还一度从大雪掩埋的干草压捆机上擦过。最后我们经过铁路，一辆大型楔入式铲雪车刚刚在那里推过雪，就这样我们骑在雪脊上，一路来到镇上。我们冲上男孩住的街道，绕开一棵倒下的杨树，然后停在他家的草坪上。

让我告诉你们，这屋冷得简直像个地狱。杰克忙着拖我上楼，我叫布切去用力敲击炉子。我走到老人的床边，单靠触摸我是什么也感觉不出的，因为我自己的手已经冻僵了。我掀开被子移动他的手臂。或者说，至少我试了。

我不想转过身来面对男孩，你怎么忍心告诉他，这世上能够照顾他的最后一个人已经死了？当我用被子蒙上他的外祖父时，我不由得想到，现在杰克是多么的孤独，他来自某个连历史都不知道的地方——也不知道将要去哪里。我用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肩膀，告诉他我不得不说的事实。杰克向老人走过去，拉下被子，给他一个久久的拥抱。然后走到门口，把头靠在门的窄边上，闭上眼睛。

“坚强些。”我对他说，让他下楼，然后他自己打电话给地方治安官，在那夜发生的所有不幸事件中，这一灾难是个尾声了。

布切已经在地库里把加热器拆开了，男孩坐在一只木箱上看着我们干活。他一度开始哭泣。我想现实对他有如晴天霹雳。

我埋头干活，因为我不想在无所事事中面对他的痛苦。但他哭个不停，虽然我浑身被烟熏得乌黑，我还是决定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抚摸着他的肩膀。“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是个了不起的老人，”男孩说，“外婆也很了不起。我经常和邮递员谈到他们，他说他们不再惹人爱了。”

“我知道。”

“她四十一岁时生我妈妈，”杰克说，“她经常告诉我她有了孩子是多么快乐。他们已经尝试了很多年，但她说我妈妈从不快乐，没人知道因为什么。”这时男孩注视着我的眼睛。“究竟是什么使她这样不开心？”

天哪！我该怎么说呢？我不是精神病医生或测心术者。我开始对他陈词滥调地胡说了一通，比如，生活是一个谜，或者，谁知道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会尝试给出一个真正的解释。所以我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买了一批火炉用的变压器。第一个仅维持了一星期，因为这，顾客在电话里痛斥我。我安装第二个，接线的时候它在我手中着火烧毁了。供货给我的海外公司对我说他们爱莫能助。我不得不接受这二十四件烂货，于是我将其中一个放在工作台上拆开。发现它的接线有错，有个部位的金属绕线几乎没做过绝缘涂覆，整个变压器处于一个大短路之中，它永远不会正常工作。”

杰克已经停止哭泣，凝视着我，张着嘴呼吸。“你是说我妈妈是接线错误？”

我觉得他的反应很灵敏，现在我更为确信了。我瞥了他一眼，压低声音。“也许这不是她的错。每个婴儿都来自不同的工厂。有不同的电路，不同的电线。”

“但是为什么她不像外婆？”他呜咽着。

“我不知道，伙伴。基因并不决定所有的一切。我们无从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或为什么不这样。”

他似乎在考虑我说的。他点点头，挺直了身子，用他的衬衣袖子擦着眼睛。“现在我会怎样？”

我只好告诉他一些情况。“会有社会工作者和法官来照顾你。除非你有亲戚或亲近的家庭能帮你。”

他朝炉子那边看。“那么，就只有法官了。”

最后我们点了火，让热气通过管道和通风设备散发出去，至少让屋子恢复了几分活力。然后，我们听到我们上方的门廊里有警察皮靴踏出的嘎嘎声。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验尸官正式宣布了老人的死亡。布切善于四处闲逛消磨时间，他在摆弄一个个气阀。每个人都来和我交谈，好像我是这里的责任人。我一直在说：“我只是个修炉人。”可是我越是这样说，我越是觉得我有点莫名其妙地成了这孩子的一个家庭成员。最后，布切走过来给我一个眼神，意思是：“就这样了吧？”于是我收拾工具离开，留下警官、消防队员和一个老邻居作善后处理。布切和我登上雪地摩托，匆匆往家里奔。这时风渐渐平息，雪还在懒懒地飘着，温度回升到了零度左右，虽然乘雪地摩托回家并不是一件乐事，但却让人觉得像是逃出了一个可怕的深渊。

葬礼在下个星期举行，我和妻子去参加了。有一群好邻居，以及一些曾经和他外祖父一起在马口铁冲压厂工作的老人。男孩端坐在靠近灵柩的座位上，他的眼睛通红，表现得很勇敢，尽他所能地应酬着前来向他外祖父表示敬意的人们。通常这应该是由妻子或女儿做的，而不是让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来做。牧师做了一个虔诚的祷告，我们步行穿过马路到路德教会的墓地去，置身于那些灰色的、饱经风雨侵蚀的、倾斜的墓碑中间。土地非常坚实，必须用高性能的大型挖沟机来挖墓穴。我们站在挖掘现场旁边，我问托勒警官，杰克是否交给儿童服务处或由其他什么机构来安顿。

“是的，”他说，“镇西边缘上的马克西家要他，另外还有几家。”

“很凄惨，”我妻子说，“我是说，就此家破人亡了。”

托勒靠近我们说：“明尼苏达的法律规定，有时候一个孩子如果有能力，得到法官同意，可以独自生活。但是这男孩不想留在他的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