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整天都待在珍的身旁。

亏得如此，我多少忘记了对女儿的担忧和对那孩子的不满，甚至自己的悲凉处境也被我抛在脑后。几天之后，一脸不高兴的女儿也闭上了嘴巴。一定是因为她没多余精力去为此费神吧，所以帮我忙的总是那孩子。不管是我外出时，为珍准备三餐时，还是给珍洗澡时，我都需要那孩子的帮忙，将装满湿尿布的沉重垃圾袋拿到外头的也是她。

“奶奶，您吃红豆，像这样，这样。”

“啊，您张开嘴巴，再大一点，啊、啊──”

“您试着握拳再松开，不是，不是那样。”

有时，珍好像更听那孩子的话。她会在我面前耍性子，耍赖，却乖乖听那孩子说的话。也许这和珍越来越虚弱有关吧。比起在医院的时候，显然珍的状况更加恶化了。

即便如此，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总是轻松顺遂，有时我会感到烦躁，需要费力忍住想发火的冲动。比如珍没来由地弄倒放在餐桌上的杯子，或者大叫说要回家的时候。她还在全身都是泡沫的状态下试图跑出浴室，或者抓着我的头发大吵大闹。每当发生这种事，我就觉得把这种本来无力照顾的人带回家的自己是个笨蛋，但就算这样，我仍努力而艰辛地挨过一次又一次。

照料某人有多辛苦，照顾自己以外的人又有多困难。也许我是想借此告诉女儿和那孩子，这种看似美丽圣洁的事，实际上有多可怕残酷。我想让她们不只是从书上读到，或从某人口中听到，而是亲自去体会这件事。

我想说的，不是要求她们在十年后、二十年后如此照料我，而是想让这些孩子去思索一次年轻时怎样也无法想象、但终究有一天会到来的老年。所以哪怕是现在开始也好，希望她们能去找个可以互相分担责任、彼此信任的另一半。我只是希望自己留下的不会是担心、忧虑、后悔与埋怨。

“老太太，那孩子不是我的女儿。”夜里，躺在珍身旁的我悄声说道。

我听见女儿打开大门进来，那孩子打开房门迎接女儿，厨房的灯被打开，玻璃盘互相碰撞的声音传了过来。然后，房门关上，家中再次变得安静。

“那孩子是我女儿带回来的，她们两个不是朋友。”

我的话总是停在这儿。我能清楚感受到，我无法吐出的言语，终究无法说出口的话语，留在我体内哐啷一声碰撞在一起，造成伤口。

“如果是您的话，会说什么呢？您会怎么做呢？”

可是另一方面，在说出那种话时，我似乎又能获得某种慰藉。那一刻，我体会到这一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就站在事件的中央，而且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此崩溃，倒下。

“外头是谁来了？”

某天下午，珍呼唤着我。正在晾衣服的我，走出来将广播的音量调小。珍歪斜着身子躺在沙发上仰望我，看起来很有精神。我脱下塑料手套，帮珍把沾在嘴角的核桃点心碎屑轻轻拨掉。原本放满盘子的核桃点心此时只剩下三四个。

“还要一小时才会回来呀，要再等一下。”

我指着那孩子的房间，打开房门，将客厅的窗户全部打开，直到让珍看到空荡荡的庭院之后，她才停止发问。可是她马上又像是忘了这一切般，重复相同的话：

“外头有谁来了？哪里来的？”

我蹲在浴室的门槛上洗抹布，随口应了一声，与其说是回答，更像是发出我人在这边的讯号。我的回应越来越短，到最后只剩下“嗯、嗯”的鼻哼声。珍仍在不停地说着什么，而我心想着：

如果将珍丢在那脏乱的疗养院，八成早就归西了，状态能恢复到这样也是件好事吧。我的天啊，竟然把好好的一个人当成行尸走肉。不过，这样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该怎么办？等失业补助的期限到了，我必须外出工作时该怎么办？应该再把珍送到合适的疗养院吗？

“奶奶说，有一群穿着鹅黄色衣服的孩子聚集在玄关前，像是一群读幼儿园的小朋友。”

恰恰是在十五天后的下午，我听到了那天的经过。那孩子在讲述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仍是不知所措的样子，仿佛人还停留在一边喊着“奶奶没有呼吸了”，一边跑到庭院外头的那一瞬间。女儿听了之后，搂住我的肩膀。

“她说有一群像鹅黄小鸡般的小孩子跑了过来，叽叽喳喳，吵得她无法睡觉，还问为什么大家这么吵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