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夜举着示威板的人群就在那儿。微弱的灯光下，人群的表情摇曳而模糊，站在前方的某个人正在说话。我在后方的远处找了个位置，那孩子则是稍微往前走了一点，和女儿并肩站着。两人面向彼此，俯身似乎在讲些什么。对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接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响起，破坏了原本严肃的氛围，引起短暂的骚动。

“那些人来扰乱也不是一两天了，请为身在医院的人祈祷吧。”

说话的人是上次伤势严重的某人的家属。那人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而聚集在那里的人用温暖的口吻诉说她的名字。她的父母不在现场，也没看到她的儿子。那么这女人是她的姐姐吗？还是阿姨？说不定根本不是家人。

“吃一点吧。”我等那人说完话，将从家中带来的水果和一瓶冰水递给她。

女儿在远处拿着麦克风说话，她的声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听起来冷静而真挚。可是因为对面震天响的音乐和说话声，很难听清楚她说了什么。我就这样坐在原地注视这骚动的一切，哑口无言。

我置身此处，坐在这个迎向辱骂与责难的位置，如身在梦中。我不禁想，这次我又像个傻瓜般被卷入了女儿与那孩子的恶作剧之中。但如果这是一场恶作剧，下半身也许会瘫痪的那人所面临的真切悲剧又该如何解释？此刻，我又该如何阻止在女儿身旁游走、伺机攻击的无数悲剧？

因此，如今我无法也不能像对面阵营的人说得那样轻松，要求这些孩子不要抛头露面，命令他们保持缄默，就像个死人般生活或干脆了结生命。我不能与说出那种话的人站在同一阵线。但是，这也不代表我彻底理解了这些孩子。那么，我现在是站在哪里呢？我必须站在哪一方吗？

我对这些孩子起了恻隐之心，为他们心疼，觉得他们不幸。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些暂时停下脚步，表露好奇，然后再度走远的众多行人没什么不同。

“吃点东西了吗？”过了很久，我才有机会和女儿短暂地说句话。

“我刚才和他们吃过晚餐了。妈为什么跑来这儿？不是感冒了吗？赶快回家，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我没事，快点回去吧。”

“是该回去了。”

“一起回家吧”这句话涌上了喉头，但我忍着没说出口。因为我很明白，一旦我说出这句话，其他话，还有更多的话也会跟着脱口而出。我说很快就会回去之后，再度在能看见女儿身影的地方坐了下来。

时间过了十点，对面叫嚣的人也变安静了，一定是说好了明天要再来，所以才回家的吧。这是一场漫长的争斗，必须对此时此刻看不见的、遥遥明日的争斗心中有数。气喘吁吁停下的公交车变少了，公交车站也变得冷清起来。矗立在校门那侧的建筑物仿佛瞪大的双眼般明亮。

“我的弟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某一天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怪物。我的弟弟有父母，有手足，有朋友，也有爱他的人。”有个人在桌子前方低声说。

“对啊，没错。”我喃喃自语，听他说话。

“我们在这里，我们想说的只是这个。而我们想要的，也只是听到一句：这样啊，原来你们在这儿。”又有人说道。

“是啊，就是这样。”

我又接连听了下去。但要听上多久，我才能也开口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看到我的女儿受到这种差别待遇，我感到很心碎。我担心我会读书又学识渊博的孩子，会被赶出职场，在金钱面前手足无措，最后受困于贫穷之中，到老还要像我一样去做苦力活。这件事和我女儿喜欢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并不是在恳求你们理解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冀求的只有这些。

比如，我也能将这些话说出口吗？我能将女儿带给我的恐惧、失落、背叛、怒气之类的情感全都宣泄出来，说这些孩子此时就站在冰冷无情的世界中心吗？

隔天，我搭乘首班车回家，就在进门时，电话铃声响起。

“是女士吗？”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听筒那头是疗养院的年轻新婚太太。

“您手边有纸笔吗？赶快记下来。”

新婚太太结结巴巴地把地址念给我听，我将它写在传单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