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是在一九八九年撰写了《国境的孩子》一书吗？书中提到被领养到美国的孩子。布兰登·金？啊，还是布兰登·李？我对这位十岁少年的故事印象很深刻。这个孩子被白人家庭领养后，又遭到弃养，然后经过了五年，这段时间都是您亲自去采访的，对吗？啊，还有，我也很好奇，您是在哪里，又是如何见到这个孩子的呢？”

戴帽子的年轻人固定好镜头，一打出手势，戴着圆眼镜的年轻人随即调整了一下眼镜，然后开始说话。起初他的嗓音听上去像薄铁盘在打战，而后慢慢变得沉稳。

“不然，可以请您说一下la教育中心的事吗？那儿是特教中心，在当时以移民者子女为服务对象的机关之中，可说是首屈一指吧？听说设施获批、申请支持等都是您亲力亲为，没有碰到特别棘手的部分吗？”

年轻人的嗓音在正方形的会客室内打转，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空气之中降下一层静默，甚至能听见大家在走廊上走动时小心翼翼的脚步声。珍的视线始终停留在桌面的角落，仿佛一人失魂落魄地置身于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的空间里。

说不定是因为陌生人的拜访受到了惊吓。我正打算走到她身旁，年轻人举起了手，示意我不要紧。

“那么，八十年代启用移民者人权咨询中心那件事呢？您记得吗？您当时不是在釜山从事这项服务事业吗？您没有选择首尔，是否有特殊的原因呢？”

盯着镜头的年轻人抬起头，摇了摇头。他和提问的年轻人四目相对，似乎正在交换意见。

“我的肚子快要痛死了。”

珍不耐烦地拍了拍轮椅的把手，可是那句话似乎只有我听见。年轻人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再次提出问题。

“九十年代初期在日本大阪举办的论坛呢？您当时批判韩国政府的事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有一阵子您还被禁止入境呢。您记得那时的事吗？”

年轻人将历史悠久的照片和从杂志上剪下的报道拿到珍的眼前。照片中的珍戴着大而滑稽的眼镜，站在讲台上说话。另外还有她和一群白人男子勾着肩，笑得很灿烂的照片。我的视线一时无法从那些褪色的照片上移开。

“我肚子饿了，肚子饿。”

珍转头看着我，作势用拳头敲打桌面。

倚在门旁的我，提心吊胆地回答：“嗯，会去吃饭的，再等一下。别这样，请您多少说点话，人家大老远跑来的呢。”

“今天会有什么？吃蛋糕吗？”

我笑着安抚珍，暗自思忖：那些年轻人说的事，当真是如今这名只懂得吃喝拉撒睡，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年迈孱弱的女人所做的吗？那些事情有必要大老远跑来这里提问吗？那么珍为何会身在此处？她是因此才沦落到这种地方的吗？

“什么也想不起来吗？那么狄帕特呢？他来自柬埔寨，对吧？”

看到提问的年轻人支支吾吾，于是摄像的年轻人纠正他：“菲律宾。”

“对了，是菲律宾，不是有个叫作狄帕特的小朋友吗？您不是他的监护人吗？您等于是抚养他到长大成人为止呢。不记得了吗？狄帕特，狄帕特。”

年轻人提高音量，在尊敬与敬畏之意消退之后，可以感受到他紧接而来的烦躁与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