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他们快乐吗？”

“当然。”我说。

“当然？”

“我敢肯定。”

“她疯了，他生意失败，他们没法有自己的孩子，他坐过牢，hrt疗法让她得了癌症，我弄瞎了他弟弟的眼睛，然后和一个毁掉他事业的男人结婚了，他们什么时候快乐过？”

“在这些不好的事情之间的夹缝里快乐？”我说。

“在夹缝里。”

“没错。”

第二天早上，我们不得不早起去赶各自的飞机。我母亲的闹钟比我的早响十五分钟，但我的闹钟响起时，她仍然穿着睡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外公带到加州的月球基地模型的第一个部件——月球花园。她把它举到眼睛前面，看着微缩玫瑰和胡萝卜旁边代表我们一家的小人偶。

“你怎么把这个带来了？”

“我干了件疯狂的事，我把他的那些东西——书和照片什么的都装在一个包里带来了，就好像他现在刚刚结束一段开心的旅行，要回丰塔纳村去一样。”

我坐起来，她把喷过漆的月球花园模型递给我，我顺着掀开的舱盖望进去，里面是我外公保护了一辈子——他也曾经失败过，但最后成功了——的家人。我四分之三英寸高的外祖父母坐在他们的重力沙发上，四分之三英寸高的我母亲坐在重力椅上，边上是半英寸高的大儿子，腿上坐着豌豆大小的小儿子。每个人都穿着舒适实用的蓝色连体服和抓地鞋，花园里的胡萝卜和玫瑰长得郁郁葱葱。这种比例下的模型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细节，人偶的面部并不精细，我外公只是把它们的脸涂成了肉色，没有明确的五官，过去我总觉得这样有些诡异——倘若不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我根本不会在意——但现在我已经习惯，因为你可以想象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写下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我外公在临死的前一天就不再说话了。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是这样的：我问他在可可比奇之后是否还见过冯·布劳恩，他摇了摇头。他连摇头都会感觉到疼，他不耐烦地咕哝着，想要坐起来。我帮他调整床的靠背，让他坐得直一些，但他说这样更难受，于是我放低了靠背，让角度更缓和一些，他表示比刚才还难受，我只好又调高靠背，把一只枕头垫在他的膝盖底下，减轻他脚跟的压力。他说，止疼药让他只想从自己的皮肤里面爬出来，其实它并不会让痛苦真正消失，它只是帮助你勉强地浮在水面上，不会沉下去。最后我们放弃了试图让他更舒服一点的努力。

“没有，我再也没见过冯·布劳恩，”他说，“他几年后死了，我忘了死因是什么，总之很痛苦。我听说他疼得生不如死。”

我始终在等待他开口，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句话后面补充一句评论，比如“他是罪有应得”，或者“所以说，也许上帝的确存在”。

然而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躺在那里，长久地闭着眼睛，仿佛在痛苦的海面上艰难地划水，每划一下都更接近故事的结局——假如那位伟大的逃脱大师韦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男爵是正确的——接近始终等候在彼岸的那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1985年，雷叔叔在洛杉矶死于心脏病。他在洛杉矶为影视剧的制作担任“台球顾问”。他虽然一只眼睛失明，但有时也会赢球，也依然时不时出老千。他去世时我在巴黎，没能参加葬礼。

谢天谢地，这个系列再也没有续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