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悼念期即将结束时，外公出席了在佛罗里达可可比奇举行的第十二届航天会议。

开幕那天是个星期六，第一次小组讨论在亚特兰蒂斯海滩酒店的白鹭厅举行，主办方还准备了茶点。一位正在参与研发新的航天飞机的工程师否认了自己曾经将nasa的航天员团队称为“一群驾驶飞行卡车的司机”，他有弗拉特布什口音，领带和衣服翻领简直像轮胎侧壁那么宽，戴着老奶奶样式的眼镜，浅黄色的头发凌乱不羁。航天员是英雄，他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空间运输系统（sts）运行起来之后，航天员的英雄身份会逐渐淡化，真正成为“驾驶飞行卡车的司机”，大厅里的每个人都笑了起来。

外公也笑了，他正准备端着自助餐桌上的咖啡往外走，每周一次的悼念要迟到了。

“太空旅行在1975年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和兴奋的冒险，”年轻工程师说，“但不要担心，因为在nasa，我们正在尽可能改变这一切。”

这一次，外公站在门口笑了起来，在他看来，这样的“英雄主义”（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始终是训练不到位的产物，如果一个人受过良好训练，那么“冒险”就该是他希望避免的东西。

听到他的笑声，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的一个女人转过身，朝他笑了笑，拍拍她旁边的空座位，抬抬眉毛，她看样子五十来岁，但手很年轻，涂着天竺葵粉色的指甲油。她是迪士尼公司的财务副总监，本届航空航天会议的记录秘书，住在奥兰多，女儿就读于杜克大学，前夫在越战时为美国海军开过运输机，她喷莲娜丽姿的“比翼双飞”香水，穿连裤袜，我外婆就穿了一辈子连裤袜（配上腰带和吊袜带），一直穿到1974年1月12日她（大约）五十二岁去世的那一天。托尼·贝内特是这个女人的高中同学，她还是业余摄影师，拥有一辆最新款美洲豹“水星”跑车，颜色像甜炼乳。

外公昨晚曾经和她春宵一度，这是外婆去世后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也是1944年以来和他上床的不是外婆的第一个女人，但他还是不太记得她的名字。女人又拍了拍身旁的空位，就像在引诱一只倔强的小猫。外公觉得脸颊和后脖颈有点发烧，好像要生病的样子，他摇摇脑袋，尽量露出歉意而不是恶心反胃的表情。他转过身去，把注意力放在手中的热咖啡上，努力抑制住想要呕吐的感觉。他一手捂着胃部，一手端着满溢的咖啡杯慢慢走在铺着地毯的走廊里，经过“黑豹厅”和“海牛厅”，一路来到酒店的前厅。

她在前台追上了他，前台上放着一大摞去年的会议记录，当时的演讲嘉宾是吉恩·罗登伯里。他俩的约会始于星期五晚上的鸡尾酒招待会，在可可比奇市中心太空风格的玻璃大厦顶楼的“拉蒙的彩虹屋”里举行，他们发现彼此都喜欢《星际迷航》，从而互生好感。作为mrx公司的合伙人和产品开发总监，外公已经连续十年参加这个会议，但跳过了九场鸡尾酒招待会，昨晚是他唯一参加的一场。他无法完全否认，即便处于哀悼期间，他也可能在下意识地寻找女伴。可云集了专业人士的火箭与太空旅行会议实在不是寻找伴侣的好场合，哪怕是在“拉蒙的彩虹屋”。

“你没事吧，先生？”她给他拿来一只塑料咖啡杯盖和一根香蕉，迅速扫了一眼他的脸，他的发际线周围出了一层汗，打着昨天打过的领带，“你看上去脸色不好，拿着。”

她把香蕉递给他，从真丝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块纸巾，上衣的颜色与她的指甲油类似，这天早晨，她一定悄悄地溜出他的房间回去换了衣服。七点钟时，外公的闹钟响了，他伸手摸到留有一丝余温的床单，才发现她已经走了，外婆去世以来，他每天早晨摸到的都是冰冷的床单。残留在房间里的“比翼双飞”香水味甚至让他感到更加空虚，虽然已经承受了十一个月丧妻之痛，但他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

“我知道你可能不愿意，但如果你吃下这根香蕉，感觉会好一些。”她拿纸巾擦了擦他黏糊糊的眉毛，“补充钾和电解质。”

他剥开香蕉，吃了一半，几乎立刻感觉好了一点。“噢，”他觉得自己真是个白痴，“我只是没醒酒。”

“有一阵子没喝酒了吧。”

这不是个问句，反而更像唐突的责备。昨晚他喝的酒是二战欧洲胜利日以来的这些年里最多的，他似乎不小心把自己的许多事情告诉了她，第二天却全无印象。他迅速回忆了一下，也许前一晚发生的某些事永远都无法找到答案。他希望自己没有在性方面让这个女人失望，而且不曾趴在她的肩膀上痛哭流涕，然而恐怕这两样他都已经做到了。

“你最好现在出发，”她看着她的手表说，那是一块男式的“航天员”电子表，这位女士是个铁杆航天迷，“到墨尔本去需要整整半个小时，还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

他不记得自己告诉过她，自己要开车去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到犹太会堂为我外婆念诵珈底什祷文sup/sup，没法参加当天上午的“航天飞机项目进展报告会”了。他在黄页上找到了墨尔本的贝丝伊萨克犹太会堂的地址。

“拿着，”她举起咖啡，轻轻地盖好盖子递给他，一滴咖啡溅到了她的拇指上，她“喔”地叫了一声，舔了舔手指头，把杯子给他，“阿拉姆语，对吧？”

看来，昨晚他不仅告诉了她上午的计划，还和她详细讨论了关于死亡和哀悼的犹太习俗。“没错。”他说。

“现在还有人说阿拉姆语吗？”

“没有了。”sup/sup

她捏了捏他右胳膊肘的上方，看到她眼中的同情，他有点不高兴，她啄了一下他的脸。“把香蕉吃了。”她说。

那天下午，他从墨尔本的祷告仪式上回来，瞥见她走进亚特兰蒂斯海滩酒店的宴会厅，参加颁奖午餐会，和一群仰慕者（包括另外四位女性与会者）一起围着一位气宇轩昂、白发苍苍的男士，为他的获奖而欢呼。这是外公最后一次见到她，但后来她却成了影响外公之后生命历程的关键人物。

他把她给的香蕉吃完，朝汽车走去，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她的名字，虽然多年后给我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已经再次忘记了它。sup/sup

“整整一年里的每个星期六。”外公告诉我，“不论我在哪里，我都会去。我到处跑。收拾你爸爸和雷到处惹是生非留下的烂摊子。”

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在外公的要求下，我帮助他来到院子里，他喜欢躺在租来的病床上透过客卧的窗户看院子。茼麻正值花期，挂满了星星点点的红灯笼；喂鸟器那里显然有不少小动物造访过，鸟食撒了一地。“有四个州起诉了他们，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

“特拉华。”

“没错。还有特拉华。你怎么知道的？”

“我偷听来的。”

这是我小时候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也许你不记得了，有个夏天你和你弟弟同我们住在一起。”

“记得，妈妈当时在读法学院。”

“你们两个在外面玩，我猜他一定是不小心踩了狗屎，却还不知道。”

“好像有点印象。”

“过了一会儿，你们玩好了回屋里，他走进厨房，又去了起居室、电视厅、楼上、楼下、浴室、车库，最后进了大衣柜！好像在房子里旅游似的，在每个房间里都留下了棕色的小脏脚印。”

我笑了起来。

“明白了吗？”他说，“不是只有你才喜欢使用那些奇怪的比喻。”

“啊哈。”

“我是在用这个故事比喻我弟弟和你父亲制造的混乱。”

“没错，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你母亲刚刚开始攻读法律学位，却要被他们害得失去信用和房子，我不甘心，就到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一带转悠，看看他俩到底闯了多少祸，然后我试着寻找对他们有利的证据，跟国税局谈判，跟起诉他们的人谈判。山姆·夏邦也起诉过你父亲，你知道吗？”

“知道。”

“他自己的叔叔都起诉他。”

“太值得骄傲了。”

“对不起，”外公说，“他是你的父亲，你应该爱他。”

“我不应该，”我说，“但是我的确爱他。”

“无论如何，一到星期六，无论我当时在哪儿，都会为你外婆祷告，费城的阿德思耶书伦会堂和圣亚伯拉罕会堂，巴尔的摩的平安之友会堂，匹兹堡的平安之溯会堂，银泉的贝塞尔会堂。”

“你带我去过贝塞尔会堂。”

“去过几次。”

那只叫作“捣蛋鬼”的松鼠出现在屋顶，探头探脑。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一周接一周，从雷斯特斯敦公路出发，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不停地去做祷告。”

“你一定从中得到了什么。”

“不管怎样，我一定是想要从中得到什么，”他伸伸舌头，“谁都有软弱的时候。”

“捣蛋鬼”慢慢从屋顶上下来。

“瞧瞧这家伙。”

“我知道，我想给他一点鸟食。”

“假如你这样做，他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外公说，“他会以为你给他下毒。”

“你觉得他有那么聪明吗？”

“他是‘捣蛋鬼’。”

我们沉默了一阵，外公闭上了眼睛。他曾经告诉我，他能感觉到阳光钻进他的骨头里，这种温暖是“愉快的”。

“我们擅长死亡，这是我的看法。”他说。

“犹太人？”

“‘先这样，再这样，但不要那样’，你只需要跟着指示来做就可以，会有专门的人指导你，比如如何参加各种仪式，遮起镜子，这个星期只能坐在矮凳或地板上，留一个月胡子，坚持十一个月每个星期都去会堂祷告……总之很简单。”

他又闭上眼睛，微风拂过他柔软的白色额发。

“假如你老婆、兄弟甚至孩子死了，这件事会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大洞。最好不要假装这个洞不存在。千万不要，连试也不要试，别想着像他们说的那样‘战胜它，向前看’。”

我说，这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年轻时嘲笑老年人推崇的传统，年老时向年轻人推崇传统。

“你知道吗，念珈底什的时候，你站在大家面前，仿佛指着那个洞，告诉他们‘瞧瞧这个，我就生活在这个洞里’。十一个月的每个周，我都要这样宣告一次，它不会消失，你没法把它‘抛到脑后’。”

“好吧。”

“而且过上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所以我每周都去，无论当时在哪儿，我父母去世时我也这么做，确实有用，所以我猜你外婆去世后这么做同样有用。”

贝丝伊萨克会堂是一座中世纪风格的现代主义木质建筑，还保留着它作为烤饼连锁店时的天蓝色三角形山墙，当地人也习惯叫这里“烤饼店会堂”。入口处墙上的展示柜里贴着颂扬当地居民宗教奉献精神的剪报和照片，外公看到一个拿壁球拍的金发犹太小伙子举着一只奖杯；旁边一张照片里面有个肌肉发达的年轻犹太人，正跟一个瘦高个握手，两个人都穿着白色马球衫和白色短裤，瘦高个据说是英国壁球公开赛冠军杰夫·亨特，同他握手的健硕犹太人则是兰斯·特普勒拉比。

一位年长的女性会众走入圣所时看到我外公在浏览展示柜里的东西，就让男伴等她一分钟。她穿着宽松的橙色针织长裤，宽松的针织套头衫，黑橙花纹的白底便鞋，连眼镜都是橙色的。

“兰斯拉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犹太壁球冠军。”她告诉我外公。

外公笑了起来，比他想象中的更响亮、也更难过，这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来他笑得最响亮、最难过的一次，上一次他这样笑是1966年他带我父亲去看巴迪·哈克特sup/sup表演的时候。这个女人郑重其事的表达方式和浓重的移民英语口音让他觉得荒唐可笑，笑的时候他愈发感到心痛。当他看到对方露出受到冒犯的表情时，他感到很抱歉，于是努力将自己的笑声掩饰为某种无法控制的痉挛性咳嗽，当然并没有骗过她，她愤怒地转过身去。

“疯子。”她用意第绪语对男伴说，她的声音不高，但足以让我外公听到，几千年来，许多上了年纪的犹太女性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含蓄地谴责需要被她们谴责的目标。我外公听见她的男伴用英语说：“我觉得他好像是没醒酒。”

那天上午，出席祷告仪式的人不少，兰斯拉比一来到读经台前，就立刻发现后排坐的那个领带皱皱巴巴的家伙是新会众。他朝我外公点点头，仿佛半是炫耀半是安慰地说：“你来这里就对了”，兰斯拉比金发碧眼，大下巴，长得像乔治·席格。

“我想先从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真诚的祷告开始今天的聚会，”他说，“那就是：感谢上帝，空调又好用了。”

不少人对这句情真意切的感谢表示赞同，因为现在才上午九点，外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83度。我外公本人十分怕热，离不开空调，所以他早就在心里对贝丝伊萨克会堂打出了高分。圣所后墙上的宽大格栅正对着他的头顶吹出冷风，也许这样可以抵消一些仪式的枯燥感。他回想着早些时候的那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及其颇具吸引力的不羁言论，还有航天会议的记录秘书用柔软丰腴的手轻拍着她身旁的空位。他并没有通过古老的宗教仪式体验到与自己的过去、与祖先或者与周围的会众精神连结的感觉，他们也许是偶然聚集在公交车站的人群，各有各的目的地；他们也许是烤饼店里互不相干的食客，淹没在沃立舍管风琴中喷出的糖浆里。弹奏管风琴的是个梳大背头的犹太老头，穿着造型古怪的棕色罩袍和平跟厚底鞋。就像连裤袜的体验一样，尽管我外公知道有时改革派的会堂会雇用风琴师，但这是他第一次亲身体验这番奇观。他一直认为自己选择来犹太会堂祷告的原因是上教堂礼拜的体验更糟糕，可今天这台风琴发出的声音让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终于轮到外公发言了，他站了起来，今天他是这里唯一的哀悼者，是满怀难以名状的忧伤的一座孤塔。首先，他祈求弥赛亚降临（对此他并不企盼）、信徒得到救赎（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对上帝说了许多人们认为祂可能喜欢听的好话；最后，他祈求平安，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对，哪怕他们也认为弥赛亚的到来是虚幻缥缈的奢望。雷叔叔曾经告诉我外公，假如细看珈底什祷词，你会发现最后几句结束语可以解读为，希望上帝和其他人别再管祷告者和所有犹太同胞了。

兰斯拉比祝福我外公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悼念亡者的犹太人得到安慰，打手势让大家坐下。我外公也坐下来，屁股再次接触硬木长椅，他觉得自己仿佛站了很久，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陷进椅子里。

过去的一年，他觉得——尽管缺乏有力证据——自己可以像1967年父母先后去世时那样，靠着念诵珈底什忘记失去妻子的悲伤。自从我外婆过世后，在他心底夏延山最深处的堡垒中，他紧紧抓着一个应急预案，仿佛是铐在手腕上的核武按钮手提箱一样：只要他做好准备，就会有愿意睡他的女人来睡他，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这就是他精神复原的征兆。然而坐在贝丝伊萨克会堂后排的长椅上，听着如同老掉牙的广播歌剧般的管风琴演奏，他终于意识到，他可能永远无法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她的死除了留下半张空床，还留下了各种难以弥补的空缺，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的魅力和她的“比翼双飞”香水只能让空缺显得更大，好比人与泰坦火箭之间的高度差，在巨大的空虚面前，他渺小得微不足道。

“你好啊。”

说话的是管风琴师，穿罩袍、梳大背头的那个小老头，外公猜测他是同性恋。尽管内心的不耐烦快演变成了愤怒，催促着他离开烤饼店会堂，但环顾四周，他突然发现周围的人已经走光了，似乎只有自己一人坐在长椅上，不知道聚会已经结束多久了。

“你还好吗？”

“我很好。”

这是那天上午第二次有人递给他纸巾，外公用它擦了擦眼睛。

“你不想出去吃点东西吗？”管风琴师说。

外公摇摇头。

“我看到你念珈底什祷词了。”管风琴师说。

“我妻子去年11月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