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和家人住在法拉盛，常有“威普”开到我们的街区里来，喇叭里一路播放着嘹亮的音乐。“威普”是一种卡车，车斗上拖着狂欢节巡游时使用的铁丝笼，涂成红黄两色，像个马戏团的帐篷，车上还会播放轻快又有点闹哄哄的音乐，后来我觉得那可能是塔特兰舞曲，这种车在我看来像拖拉机，但可能还没有搬家卡车大。如果你在街上玩，威普车开过来的时候，你可以不慌不忙地招招手，花二十五美分上车兜个风；假如你在屋里听到威普车开过来时播放着醉酒般的音乐，那就要赶紧把二十五美分攥在手中，快点跑出去追上它。

威普车的司机暗色皮肤，一身腱子肉，戴一顶棒球帽，话不多，笑得更少，但看上去并非不友好，他会帮助你爬上通向铁笼里面的三层窄台阶。笼子里有六辆活动小车，每辆小车能坐两个小孩，有的涂成红色，有的涂成黄色，让我联想到郁金香或者托着小孩的手掌。小车在椭圆形轨道上，摇摇晃晃地开动，在直道上缓缓行驶，快到弯道的时候突然加速，把你甩到小车的边上或者旁边的人身上，小车慢下来的时候你能喘口气，然后再被甩出去。兜风结束，司机会从架子上拿下一块火箭炮泡泡糖塞进你手里，小声嘟囔几句祝福你的话。

有一天，当我走下威普车上的小楼梯，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父亲站在那里等我，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穿着白外套，裤子口袋里塞了一副听诊器，橡皮头从袋口探出来，他衬衫的前胸那里有一片红色，看起来像血，但更有可能是他的午餐——番茄汤或者番茄酱。我知道假如我问他那是什么，他会说是血。我最近开始明白，我的父亲很少愿意讲真话，嘴上说的往往和事实完全相反，譬如他说天气好极了，就意味着下雪或者下雨，假如他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遇到这种事”，那么他说的这个人一定是个坏蛋，遇到事情也是他罪有应得。当他向你传达某个事实性质的信息时，你通常可以采信他的叙述，但即使如此，你也必须小心，比如我父亲声称嘎吱麦片里面的“嘎吱梅干”是草莓干，我信以为真，结果被街区里比我大的小孩嘲笑了很久。

“妈妈得了病毒性肠胃炎吗？”我问。

我父亲上一次（也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在工作日的中午回家是在几个月前，当时我的母亲生病了，呕吐得厉害，太虚弱，不能照顾我，而她今天早上似乎并无异常，早餐也吃得很香，但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待在我的朋友罗兰家，她一定病得很重。

“她必须去医院，”我父亲说，他打开车锁，又开了后门，让我钻进去，“卡塔基斯太太开车送她去了。”

“她要做手术吗？”我说。

“是的，但你不必担心，迈克。她会没事的。”

我父亲不是称职的父亲，也不是合格的商人，连合格的骗子都算不上，但他似乎是个很好的医生，他对病人很细心，我从没见过比他更细心的。听外婆说，假如我父亲真心想要安慰你，他就仿佛变了一个人，讲话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更加温柔，让你非常放松，他会看进你的眼睛里，理解你的所有疑问、明白你的所有担忧，行医的那些年，他得到了病人的一致爱戴。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套对债主和投资人也很管用，不过也是有限度的。

“不严重，”他说，“只是个小手术。”他蹲在车旁边，为我扣好安全带，虽然我早就知道该如何自己系安全带。“别担心，亲爱的。”

“好吧。”

他把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掌搭在我的肩上，薄荷和皮革的清爽味道从他医生袍的袖口飘进我的鼻孔，手上戴的纪念戒指上的宝石和铭文熠熠生辉，仿佛动画片中的大力神之戒——假如你把它举起来对准天空，说不定能召唤闪电。我看着灿烂的宝石和他指甲根部的半月形，想到我母亲去了医院，有些想哭，但我忍住了，我问父亲她要做什么样的手术。

“你觉得她可能会做什么样的手术？”他问。

他关上车门，我惊讶地注意到我旁边的座位上有只小提箱，象牙白色的皮革，黄铜锁扣，打开时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它是我父亲小时候用过的箱子，像白色牛津鞋一样有些磨损，他总是叫它“我的旅行袋”，因为我父亲家的人都这么叫旅行箱，我还以为这是意第绪语说法。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让我猜母亲会做什么样的手术，难道他要根据我的回答来决定是否要告诉我答案，我想起我奶奶那已经去世的姐姐多蒂，她曾经去医院做过脚部手术。

“也许是给脚做手术？”我试探道。

“你说得对，”他说，“很好。”

他打开收音机，像往常一样调到wqxr频道，有人在猛敲钢琴键盘，我父亲调高了音量，我们沿着街道向前开，经过一辆威普卡车，愤怒的钢琴声和卡车上传来的醉醺醺的音乐交织在一起，我的朋友罗兰和他弟弟皮埃尔站在威普卡车的最低一级台阶上，眯眼望向司机，请求他的帮助，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手里依旧握着刚才司机给我的泡泡糖。

我展开包装纸，把泡泡糖塞进嘴里，我刚学会读包装纸上印的漫画人物“火箭炮”乔的故事。我没有问父亲那只小提箱是怎么回事，只是猜想可能我需要陪母亲在医院待一阵，不知道能不能有我自己的小床，或者和她一张床，我想象着父亲做住院医师时的纽约医院病房的样子——这是我真正了解的唯一一家医院。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我们走的不是去纽约医院的路，大概去的是另一家医院。我当然听说纽约城还有许多医院——蒙特菲奥雷、长老会医院、圣路加什么的，卡塔基斯太太肯定带我母亲去了其中的一家，或者送她去了史坦顿岛的公共卫生服务院，我父亲目前在那里工作。

收音机里那个敲钢琴的人敲得更狠了——演奏的应该是李斯特的华尔兹，抑或是拉赫玛尼诺夫，音量很大，我几乎得喊着说话，我父亲不喜欢我的喊声高过他的音乐，他会生气。有时候，假如我没有及时闭嘴，他会冲我发火，朝我伸出胳膊吓唬我，手上的大力神之戒仿佛随时都能对我发射闪电，击碎我的头骨和眼球。所以我没问他我们是不是要坐轮渡到史坦顿岛。在我们穿过布朗克斯到达里弗代尔时，音乐声变小了，等那段曲子结束，播放起广告时，我才说出我不得不说的话：“我不想睡在外公外婆家。”

“噢，得了吧，迈克！”我父亲语带恼怒，高声说道。“那些手偶不会伤害你的，”他说，降低声音，控制自己的语调，“他们是玩具。你懂的。”

“我知道，”我说，“我只是害怕它们。”

“为什么？”

“我不知道。”

“迈克……”

“我就是害怕。”

收音机里开始播放新曲子，我父亲调小音量，继续开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好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终于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伤心、很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他，但是我外祖父母家客房的衣柜顶上有一只帽盒，盒子里有十几个手偶（脸色红润的国王、坏脾气的王后、斜眼牧羊人、两只白羊、一只黑羊、眼神鬼祟的渔夫妻子、四个音乐家和一个黑胡子的蒙面强盗，胡子很可怕，是用真人毛发做的），他们在暗中密谋，要趁我在那里睡觉时把我杀了。它们的身子是线缝的，木头脑袋是法国里尔的一位大师级别的工匠雕刻的，外祖父母花了不少钱买下它们，而我却如此害怕，这加剧了我的耻辱和内疚，我打算说点安慰的话，减轻我父亲的失望。

“我只有在晚上害怕它们，”我说，“白天没感觉。”

虽然没装什么东西，小提箱还是挺沉的，我费力地提着它穿过公寓楼的前厅，门卫被叫作“爱尔兰乔治”，以区别于另外一个门卫“高乔治”。爱尔兰乔治要帮我拿箱子，我拒绝了，我想让父亲看到，尽管心理上害怕那些手偶，我的身体还是有力气提动自己的箱子。

“你真是生了个壮劳力啊，医生。”爱尔兰乔治对我父亲说。

我父亲解开衬衫领子上的纽扣，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低头盯着他的弗洛尔斯海姆鞋。“他长大啦。”我父亲说。

他听起来仍然挺失望，我想，但似乎主要是对他自己失望。我父亲不经常跟人道歉，并以此作为人生哲学而非一种能力缺陷，但感到歉疚时，他会先低头看自己的鞋子，那垂头丧气的样子伤到了我的心，让我受不了，因为我不希望他为任何事道歉，我只好扭头去看大厅里的贡多拉招牌。

外祖父母的公寓楼底层有个美容院，店名是意大利式的，主题则是威尼斯风格，招牌是一艘贡多拉小船的模型。贡多拉挂在电梯旁的天花板上，将近两英尺长，钢琴黑色，带着红色和金色的镶边，船头指向通往美容院的走廊。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模型，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更是想象自己划着这艘贡多拉，无忧无虑地在水上游荡，无须担心蒙面强盗那可怕的胡须，或者可能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以及我父亲的愧疚，还有外婆讲的恐怖故事。

“外公在家吗？”我问。

“当然不在，他在工作。”

“好吧。”

“你为什么要问？”

我说随便问问。电梯门关闭，向上爬升时，我突然有一种期待与恐惧的感觉，我扫了一眼十二楼到十四楼的电梯按钮，又扫回来。最近我在我爷爷那本艾罗尔·弗林所著的《我的邪恶道路》里找到一张纸牌，用两种字体印着希伯来祈祷文，就像这张突然冒出来的纸牌一样，虽然建筑师为了辟邪而删除了建筑的十三楼，但疑神疑鬼的人总觉得还是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隐藏在十二楼和十四楼之间。

出了电梯，我让父亲左手拿着小提箱，双手抓紧他的右手，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

门铃按钮在窥视孔下方的金属框里，我不用踮脚尖就能伸手够到，我们每次都喜欢来个恶作剧：由我来按门铃，父亲像魔术师用手拢住硬币一样用手掌挡住窥视孔，过上一会儿，门那边就会传来外婆的声音：“是谁？”尽管她知道外面肯定是我俩。

戏谑之处在于，她这样做看似是假装害怕，然而至少在我父亲看来，她是借此掩饰自己真的害怕。他挡住窥视孔，是因为注意到岳母在拆信前都要把信封对着光，看看里面是否有可疑的东西，开门前更是每次必看窥视孔。之后，锁舌转动，铰链发出嘎嘎声，房门缓缓打开，门后却空无一人。

外婆的恶作剧在于，她总是假装是自己的鬼魂在问“是谁？”此时，我会用坚定的语气告诉她“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外婆这时才会出现在门口，称赞我说得很对。尽管我早就知道，那只把门拉开的看不见的手属于藏在门后的外婆，并非外婆的鬼魂，然而，每当她小心翼翼地敞开门，我都会下意识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胳膊或者向后一退。父母会笑我或者责备我，但他们不知道吓到我的并非鬼魂，而是躲在门后的外婆。

这一次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父亲按响门铃，外婆打开了门。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她却还穿着家居服，那是一件偏瘦的罩衫，长得一直拖到脚踝，图案是狂野的红紫色矩形格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点像十分大胆的中世纪复古风格，但当时我简单地把它当作外婆的日常穿衣风格。

“进来吧。”她招手让我们进去，腕上的手镯叮当作响。“把你们的东西放在卧室的柜子和抽屉里。”

我父亲把小提箱交给我。“就住几天，”他说，“外婆会带你去买玩具车。”

他拿出皮夹子，给我五张一美元和一张五美元钞票，数额可观。他皱起眉头，抽出第二张五美元，这张沾满污渍，磨损得厉害，还缺了一个角。他是印刷工人的儿子，直到他叔叔某一天在杰克·邓普西酒吧里见到一套六英寸的人体骨骼模型之前，他全家一直靠形形色色的打折券生活，把一分一厘全部积攒在蛋黄酱罐子里。贫穷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屈辱的烙印，也让他养成了奇特的习惯，比如他始终喜欢干净整齐的新钞票，尽管它们从来不会在他的钱包里停留很长时间。

“好脏，”外婆故作同情地看着我父亲给我那张糟糕的五元美钞，“还破了，哎哟！”

父亲轻轻挠了挠我的后脑勺，推着我往卧室走，我察觉到他们打算等我不在场时再谈论我的母亲，所以我尽量磨蹭。客厅窗外的帕利塞兹断崖就像一面波浪形的石头旗，映衬着河流、树木和天空，柚木托架上的德加芭蕾舞女轻蔑地凝视着书架上的轻木“先锋”火箭模型。

我一走进客房，外婆和我父亲就在客厅低声说话，我把行李箱放在床上，站在门口试图偷听。我怀疑我母亲已经死了，因为腿部手术失败什么的，或者所谓的手术根本是编来骗我的，然而他们说话声音太小，加上外婆有口音，大人的谈话又隐晦，我一点都听不明白。我盯着手里那张破旧的五美元钞票，钞票上的亚伯拉罕·林肯在比我大不了多少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似乎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悲伤的痕迹。

我父亲在客厅喊着对我说再见，过了一会儿，外婆走进客房察看我的行李拆包情况，因为一直忙着偷听，我根本没去打开箱子，而且我父亲的打包手法令人困惑，他把睡衣上衣错当成了套头衫，把泳裤当成了普通短裤，还打包了两块手帕，手帕！他在箱子里放了一件仿马皮牛仔背心作为我的万圣节服装，还有三条内裤、四双袜子，其中一双不配对，有一只是我母亲的。

“妈妈死了吗？”

“没有，小老鼠，”外婆说，“你很快就会看到她的。现在让我们把你的东西放好。”

外婆迅速检查了一遍箱子里的东西，如我所料地感叹道：“哎呀呀”，我很喜欢听她说这句话。她把所有东西都放进了柜子，除了那件仿马皮背心，她说要带我去亚历山大百货商店买万圣节的衣服，还有火柴盒玩具车，把那破旧的钞票花掉。

我问她背心怎么办，她说也许现在我就应该穿上它，因为她感到，我们今天应该装扮成牛仔，我的背心比较符合气氛。

“这叫灵感，”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灵感”这个词，“我得到了灵感的启发。”

她进了卧室，出来时身上穿着一件皮尔卡丹的小羊毛“牛仔外套”和一双菲拉格慕的“牛仔靴”，高靴跟上镶着银扣。她告诉我应该把旅行箱放进衣橱，但我最终把它留在了壁橱门外，因为那个壁橱顶上的帽盒里有强盗手偶和他的同伙。

外婆让我扮演《夏延小子》里的主角，她扮演我的助手“风滚草”比尔，比尔见多识广，知道牛仔是怎么说话、做事和生活的。外婆扮演的牛仔说话的口音像《小淘气》里的巴奇威特，走路像水手吹长笛时的漫步，她坚信“牧牛工”等同于“牛仔”。我们就这样一路扮着牛仔，乘坐公共汽车从公寓大楼来到福德姆路和大广场，外婆不时挥舞着想象出来的斗牛士长矛（她叫它“鱼叉”），假装做出赶牛的动作。

夏延小子和“风滚草”比尔来到亚历山大百货商店买了t恤、内裤、一条短裤和一辆火柴盒玩具车（达克塔里人开的那种路虎车，车顶上配有棕色的塑料行李架），然后两人回家去，烤了苹果挞。和往常一样，外婆心情好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那个下午，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担心母亲。sup/sup

新泽西的蓝天逐渐变深，白昼让位于夜幕，外公却还没有下班。我们两人等了一阵，不见他回来吃晚餐，只好吃光了整个苹果挞。随着天色变黑和苹果挞的下肚，外婆越来越脱离“风滚草”的角色，声音低沉了许多，眼神也悲伤起来，新的情绪像斗篷一样罩住了她，我此前曾经见过她陷入这样的状态。

“我们现在干什么，比尔？”我试探着问。

外婆没回答，但她似乎在考虑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按着头顶的某个部位揉来揉去，一言不发地从桌旁站起来，好像打算做点什么。我也曾经见过这样的情况，只见她站在厨房中央，皱着眉头，仿佛立刻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站起来，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找出一罐温特曼斯小雪茄，双手紧握着锡罐，发出感激的声音，但是似乎再次忘记了自己的意图。她把温特曼斯的罐子贴在后脖颈上。

“外婆？”我说。

我的声音很小，而且竟然在抖，这让我很吃惊，我并不害怕外婆，从没怕过她——除了她很想吓唬我的时候。我感到被她抛弃了，我的助手“风滚草”背叛了我，天彻底黑下来，我不情愿地想起了那些手偶，我不想害怕它们，可很快就是上床睡觉的时间，我仿佛看到它们睁着无神的眼睛，躲在黑暗中等我，似乎在轻声耳语，告诉我我母亲死了。那天早晨她放我出去玩之前还要给我系鞋带，尽管她知道我会自己系鞋带，当时我拒绝了她，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个坏兆头，她可能知道自己要死了，很想给儿子最后系一次鞋带，我却拒绝了她！

“我想听个故事。”我说。外婆吃了一惊，我也很吃惊，因为她用算命纸牌讲故事可不像她和我做点心、看电影或者玩皮克牌的时候那么轻松愉快，她会像发高烧那样陷入故事里无法自控。

“你想听故事。”外婆说。

我点点头，其实我根本不想听，只是比起担心我母亲的手术和壁橱上的手偶，还不如听个可怕的故事。外婆看起来很疑惑，我希望她冷静下来，但她只是看着我，仍旧把雪茄烟罐贴在脖颈上，我想告诉她我不听了，可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也没法咽回去。

“小老鼠，”外婆说，“别哭。”她来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头顶，把我的脸歪向她，手滑下来抚摸我的脸颊。“我知道你很担心，但不要担心。好吗？”

“嗯。”

“好吗？”

“好。”

“去吧。去拿纸牌。”

我慢吞吞地找到那只装算命纸牌的巧克力罐，以更慢的速度返回厨房。我意识到至少现在外婆不会抛弃我了——这也是我求她讲故事的首要原因。当她模仿各种人物的声音时，我会觉得“风滚草”比尔还在陪伴着我。听故事也会推迟我上床睡觉的时间，她的故事情节也会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我不去想衣柜上的手偶，它们的低语和暗讽全部淹没在外婆故事角色的对话中。

我把算命纸牌拿给外婆，坐在她对面，看着她郑重地洗牌切牌，仿佛那是些稀有的宝物。我们的眼神交汇，她点点头，把纸牌从左手倒到右手，牌堆像橡皮筋那样伸长拉开，然后再次合拢，她用拇指弹洗牌面，把它扣到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切了一次牌，又切了一次，摸起最上面的那张。

突然，她的手盖住了我的手，她的结婚戒指敲到了我的指关节，我疼得叫了出来。

“不，”她说，“算了。”

我抬起头来，手指的刺痛让我有种受到谴责的感觉。她的脸颊被眼泪打湿了，我不记得以前见过外婆哭，不知怎么，这让我恼火。“你偏头疼犯了吗？”

她摇摇头，向我展开双臂，我十分不情愿地朝她那边靠过去，她把我拉到怀里。我外婆的拥抱通常相当用力，不管被拥抱者的死活，像一股暗流或一堵混凝土墙将你包围，她身上的香奈儿香水味也十分浓烈，熏得人发腻。

“你要勒死我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