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

“是。”

“嘿，太糟糕了，亲爱的，对不起。她病了很久了？”

“1968年确诊，做了手术，还有放疗，起初肿瘤变小了，但后来复发了。”

“我也得过癌症，”管风琴师说，“做过手术和化疗。相信我，亲爱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相信你。”外公说。

“我要去吃东西了。”

“好的，很高兴认识你。”

“你真没事吧？”

“我很好。”

“你不想要一块蛋糕？”

“不用了，谢谢。”

老头拍拍我外公的肩膀，走出了圣所，他移动的姿态很优雅，尤其是还穿着那样一双厚底鞋。外公看看表，下午他要在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展览室演示产品，快到动身的时候了。他坐了一会儿，也许是累了。他厌烦装腔作势的律师和态度蛮横的国税局督察员，他不再想帮别人收拾他们的烂摊子，最主要的是，他厌倦了哀悼我外婆。即使没有间歇性精神障碍，她也是个会让人爱得精疲力竭的女人，可他依然像爱艰深的工作那样热情地爱她。虽然她没有向他透露自己的那些秘密，但她不知所措时对他强烈的依赖已然给予他足够的补偿，填满了他的各种饥渴和欲望。可现在他只能以枯燥单调的方式怀念她，他想要休息，想和锡安的所有哀悼者一样得到安息。

汽车在炎热的太阳下晒了两小时，车里一股焦煳的咖啡味。他抓过塑料咖啡杯，转身去大楼里寻找垃圾桶，突然脚跟踩到了什么东西，他的脚不由自主地向前一伸，一屁股坐在坚硬的沥青地面上。咖啡杯掉落在地，杯盖弹开，杯底残留的液体溅湿了他的衬衫、领带和裤子，当天晚上，他在袜子上也找到一块咖啡渍。

一只黑色的橡皮球靠在他汽车的左前轮下面，仿佛试图躲避他的怒火。它比网球小，是一只带黄点的邓禄普壁球，外公捡起壁球，朝犹太会堂的方向丢过去。“去你妈的，兰斯拉比。”他说。

他找到了咖啡杯盖（但杯身不知滚到哪里去了），第一次注意到它的复杂与精细之处——1975年，聚苯乙烯咖啡杯盖依旧相对少见。最早的咖啡杯盖是个简单的圆片，需要完全掀开才能喝到杯里的饮料；几年之后就出现了带拉环的杯盖，可以在盖子上撕开一道合适的开口，然而，这不过是又一种平淡无奇的圆片，没有孔槽，要么只能撕开一条狭缝，要么用力过猛，把半个杯盖都扯下来。所以外公养成了习惯，每次喝外带咖啡——那天早晨也是一样——都会忽略不靠谱的杯盖，直接把整个盖子掀开。

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给他的这只杯盖却令他眼前一亮：拉环周围开着虚槽，用来限制开口的大小，还有一道固定拉环的凹槽，使其保持掀开的状态，盖子表面有四条用于加固的纹路，组成了一个x形，可以进一步降低撕破整个杯盖的概率，而且还增加了杯盖的美观，看来设计师花了不少心思。抽象的纹路非常具有未来感，让这个杯盖像极了从路过的星舰上掉落的线管盖帽或电池舱盖。

这让我外公想起建模师道格拉斯·特朗姆布尔制作的《2001太空漫游》里的太空飞船和月球建筑模型：覆盖着管道、脊状凸起和突出的网格，将机械的复杂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尽显神秘。我外公认为，这个盖子的设计风格酷似电影中的克拉维斯月球基地，他小心地转动盖子，调整着视觉角度，完全忘记了自己正站在烈日炙烤的人行道上。他记起自己曾经对我外婆所做的承诺：他会带她飞上月球，在那里找到避难所。他想象着他们两个像电影中的航天员那样，穿着彩色的航天服，外公橙色，外婆蓝色，驾驶月球车在月球表面兜风。他们来到埋在月球土壤中的一个舱盖旁，他戴着手套的手按下控制开关，舱门慢慢沿着平行凹槽升上地面，缓缓打开，他开着月球车进入机库，舱门在他们身后关闭，机库中灌注了可呼吸的空气。他们来到外公在月球上为外婆建造的庇护所，那里的花园中种植着水培植物，他望着她剪下花朵，一切始终为宁静与平安的光环所笼罩。

亚特兰蒂斯海滩酒店的宴会厅和展览厅之间，隔着一道米色的折叠墙，我外公坐在展览厅的一张桌子后面，名牌上印着他的名字和头衔“mrx公司前总裁、技术总监”。展览厅本身由一系列可移动的橙色隔板分为三个区域，我外公所在的位置属于“航天艺术工艺作品”区域。他觉得自己现在的行为就像在逃避：身体躲在展厅的隔板后面，只能凭空想象月球上的第一个人类定居点是什么样的，外婆的有生之年，他一直没有能够履行对她的承诺——或者说对他自己的承诺，他想，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让外婆活在他想象中的月球基地里面。

有人正在折叠墙另一边的宴会厅发表演讲，声音像是梦中的呓语，沉浮在观众席不时传出的笑声和掌声里，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人群逐渐平静下来。外公听到讲台上响起另一位演讲者的声音，尖细却有力，语调像唱歌一样。

太空会议的秋季公报宣布，大会将颁发一年一度的土星奖章，以表彰“为帮助人类奔向群星而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sup/sup。获奖者候选人是由会议秘书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所效力的委员会挑选出来的，选票装在预先填好地址的回信信封中，所有能够承担邮费的订户都可以参加投票，结果将在下一期公报中公布。

当他看到最后的票数统计——压倒性地投给他不喜欢的那个人——时，外公决定给公报写一封公开信，讲述自己当年在诺德豪森的见闻，还打算把信的副本寄给一家报社，但他很快开始怀疑写这样的一封信究竟有什么意义。对公众来说，“太空飞行之父”当过纳粹这件事并非什么秘密。自战争结束，历史学家、记者和多拉集中营的前囚犯们就纷纷有理有据地指出，这位土星奖章的受勋者在美泰尔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更不是对那里发生的罪行一无所知。然而，对于这些义正辞严的控诉，公众要么漠不关心，要么认为是苏联对他的抹黑sup/sup。在冷战这场符号与象征之间的较量中，韦纳·冯·布劳恩的象征意义非同寻常，美国人宁愿相信铺就他们通往太空之路的是个犯过错误的英雄，也不愿承认这条通往月球的天梯是由无数战争受害者的森森白骨垒成的事实。

三十年来，外公本以为他的怒火可以像口袋里的奥根博尔的打火机一样，能够随时点燃火苗，可事实证明，他的耿耿于怀是白费力气，也不值得。他无法凭一己之力让前党卫军冯·布劳恩身败名裂，更不是只靠一封一页长的公开信就能做到的。其中的缘由是他不愿意正视的：

（1）科学探究与追求本身不受道德观念约束，是超越道德之上的。

（2）为了实现火箭的奇迹，必定有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3）公平公正与保护弱者之类的价值理念——文明的根基、外公毕生奋斗的目标、阿尔文·奥根博尔和许多其他人为之而死——对于表面上推崇它们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不过是权力运行中所要规避的障碍，也无从影响战争的胜负。事实上，历经战争，它们荡然无存。这最终意味着：

（4）从战后韦纳·冯·布劳恩的境遇来看，纳粹德国才是战争的真正赢家。

最后一点我外公最不愿去想，他鄙视爱国主义，他对美国文明的幻觉早在阅读美国历史的时候就破灭了。1936年到1948年的每次总统选举，他都把票投给了社会党候选人诺曼·托马斯。但怀疑主义也是有限度的，那天下午，在利奥·梅德维德医生的办公室里，他选择继续相信，而非质疑我外婆对他讲述的战时经历。在那种情况下，继续持怀疑的态度不啻另一种疯狂，选择相信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对待冯·布劳恩和战争本身也应如此，外公同样选择了相信——相信正义者的鲜血没有白流，仅凭星条旗——而不是纳粹旗——插上月球的土地这一点就意义重大。所以他放弃写信，唯愿不要在会议期间遇到冯·布劳恩，这正是外公自告奋勇跑到展览厅坐着的原因，只是为了避开那个人。

演讲到五十分钟的时候，冯·布劳恩越来越激动，语调已经从唱歌变成了刺耳的叫嚷，据说他已经加入美国的教会，成为一名基督徒，但很少公开宣示自己的信仰，几分钟后又响起了一阵掌声，震得折叠墙嘎嘎作响，我外公吓了一跳，折叠墙上的一块隔板似乎也被震得松动了。

外公站起来，越过本尼迪克斯、罗克韦尔等会议赞助商的展台，朝展览厅的中间分区望去，他发现分隔宴会厅和展览厅的折叠墙上开着一扇门，淹没冯·布劳恩的掌声漫溢过来。他站在门边，背对着展览厅，向观众鞠躬点头，向致以他祝福的观众和身旁的看护说，是的，他感觉很好。他关上了门，阻隔掉一部分掌声，然后转过来面对赞助商们的展台，打量着展品的眼神仿佛是要把它们掠走或拆掉一样。他的金发已经变白，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象牙色，就像牙齿上的烟渍，不过依然浓密，依照流行的样式，他没有把头发剪得太短。苍白的发色与他发红的脸庞对比鲜明，他就像个正在遭受病痛的人——胃绞痛、背部痉挛、心搏骤停。我外公试着回想起传言中杀死这个人的那种病症。

冯·布劳恩的视线停留在对面角落里的一只南瓜形状的赤陶花盆上，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那棵盆栽植物前，拉开棕色西装裤的拉链，掏出他那截苍白疲软的旧水管，尿液淅淅沥沥地浇在花土上，仿佛派对上有人举着瓶子，摇摇晃晃地往草坪上倒啤酒。冯·布劳恩的轻声呻吟中夹杂着含混的咒骂，那是我外公自二战以来听过的最粗俗的德语，因为年老，他自己的排尿能力也大不如前，所以自然而然地对冯·布劳恩产生了同情。过了一会儿，从声音判断，“月球征服者”面前显然有了一个小水坑，他耐心地等待最后一两滴落下后，耸着肩膀拉起裤链。

外公显然已经忘记自己打算躲着冯·布劳恩，当对方从榕树盆栽那边转过脸来时，恰好发现我外公在折叠墙另一侧看着他，冯·布劳恩的表情看起来比他还尴尬，至少比我外公预料的更为沮丧，他感到自己长期以来对这个男人的仇恨开始动摇。毕竟，冯·布劳恩的情况与其他野心勃勃的伟人和怪物的缔造者有什么不同？有野心的人，从赫拉克勒斯到拿破仑，多是凭借大规模的屠杀抵达天堂的门槛的。正是由于冯·布劳恩冷血无情的野心，地球上的某个国家才会首先在月球上留下自己的旗帜——还有一对高尔夫球呢。

“恭喜你得奖。”外公说。

“谢谢。”冯·布劳恩说，他的神色已经恢复平静，现在正眯着眼睛打量我外公，似乎不清楚自己是否认识这个人，也可能是想知道我外公对他这个敢于在公共场所的陶土花盆里撒尿的成年人有何看法，我外公猜测他可能更纠结于前者。“感谢大家给我的荣誉和支持。”

“噢，我没有投票给你。”外公说。

冯·布劳恩眨了眨眼睛，晃了晃发型蓬乱的白色大脑袋，“你投给谁了？”

“我自己。”

冯·布劳恩笑了，然后询问我外公的姓名。

我外公感到他的心率骤然上升，冯·布劳恩会不会已经知道了起获他藏匿的v-2火箭资料、抽掉他与盟军谈判筹码之一的那个美国特工的名字？假如他意识到我外公是谁，会不会报警或者把他赶出会场？更重要的是：我外公是否应该抓住机会，完成曾经被他搁置的计划？他五十九岁，不再像二十九或三十九岁那么强壮，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愤怒，而且自从他出狱那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找过麻烦，所以现在到底要不要出手，是个非常值得谨慎考虑的问题。

他告诉韦纳·冯·布劳恩自己的名字，对方似乎并没有想起什么，但他也不记得我外公出现在获奖候选人的名单上。

“我是编外候选人。”外公解释道。

“航天艺术与工艺作品”展区的墙壁上挂满了与会者拍摄的大幅彩色照片：洛克达因公司的火箭引擎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晨曦中冒着蓝光；一群衣着鲜艳的家伙翘首仰望头顶的什么东西；用慢速快门和长焦镜头拍摄的埃里伯斯火山升起的满月，从标签说明来看，这是冯·布劳恩1966年南极旅行期间亲自拍摄的。还有关于太空行走、月球表面以及飞行器在海上溅落的油画和水彩画，许多作品写实地描绘了飞行器的建造过程如何艰苦，还有对外太空世界的想象。有几幅是伟大的切斯利·波恩斯托尔的作品，我外公视其为英雄。还有三张摆着模型的桌子：有各种比例的火箭、航天飞机、太空舱、月球登月舱和月球车。冯·布劳恩从赞助商展台区域的隔板前走来，经过了一幅巨大的波恩斯托尔画作，以火星表面为视角的地球宛若一个挂在星空中的蓝绿色光点。

经过摆着模型的桌子时，冯·布劳恩欣赏了一会儿两枚法国火箭的模型——“维罗妮卡”和“半人马”，它们是我外公带来展会的，小卡片上的制作者署着他的名字，于是他接受了冯·布劳恩的赞美。冯·布劳恩来到展示桌前，刚才我外公一直坐在那边，桌布上散落着灰色和白色的塑料块。

“这些是什么？”冯·布劳恩问。

他的目光落在完成了四分之三的sts原型机上，外公注意到他扭过脸去，脑袋轻轻晃了晃，似乎这架航天飞机让他有点不自在。冯·布劳恩俯身端详桌上那些塑料块，随手拿起一块长条形的和一块马蹄形的灰色pvc，还有一块马蹄形的弯曲部分更平一些的塑料块，他把这几块东西拼接起来，组成了喷气式发动机的锥形气缸外罩。

“你们使用了商业模型套件？”冯·布劳恩又看了一眼模型桌上的两个法国火箭。像我外公的所有作品一样，它们制造得很用心，用精细的木工工具逐个打磨过，材料是轻木和枫木，每个叶片、翼片和整流罩都是特别定制的。“不，你们没有。”

“没错，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外公说，“他们都叫我们的模型‘套件终结者’。”

从纽约前来参会的途中，在默特尔比奇停车加油时，外公正好看到一家模型商店，心血来潮，买了一些制作sts所需的0000号砂纸，在他因为踩到那个壁球从而发现咖啡杯盖的独特之处以前，sts模型一直是他计划在会议上展出的产品。在上一届航天会议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制作这个模型，然而，过去一年中的变故与混乱，让他制作模型的时间和其他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一样，变得少之又少。

默特尔比奇的模型商店正在搞促销，特价出售塑料模型套件，外公觉得我可能会喜欢——他打算回纽约时顺路到我们在哥伦比亚的房子住几天——就买了好几套：几辆装甲车、一架日式螺旋桨飞机、一架法国“幻影”战机、贝尔直升机、amc肌肉车和《麦克黑尔的海军》中的pt-73船模，他还买了几管模型胶水。

来到展会上，他首先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些模型的各种部件从底板上拆下来：轮轴、支柱、旋翼、转塔枪、操纵杆、座椅……然后用特制的小刀拆下组成装甲车外壳的部件，用胶水粘接成一个类似杯托的结构，比那个塑料杯盖宽大约半英寸，然后把杯盖粘在“杯托”上。

“这是什么？我能问问吗？”

外公没回答，他也不打算回答。见到韦纳·冯·布劳恩之后，他释然地发现自己不再一心想着杀死他，脑子里也没了报复的念头，但他没有与其交谈的愿望。

“舱门？发射台？”

外公从对方的语气里听出了——像是灯塔发现了迷航的船只那样，认出了——孤独的梦想家那不可遏止的好奇，但他强忍着不去向冯·布劳恩解释自己对于月球基地的设想，哪怕他有种不顾一切地想要解释的冲动，外公对于智力的追求有种满足性欲般的渴切。然而，他的这种沉默又能带来什么？1945年冯·布劳恩躲过了我外公的制裁，躲过了正义的制裁。他不仅轻而易举地避免了降临在他众多同事与上级身上的牢狱生活和残酷命运，而且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赞誉。冯·布劳恩真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纳粹王八蛋。

“卫星！”冯·布劳恩再次猜测，“还是太阳能电池？”

然而，最终冯·布劳恩还是以最经典的纳粹风格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研究生涯，无异于自杀，他是自己的梦想和成功的牺牲品。月球被抛弃了；阿波罗计划终结了。虽然多亏了冯·布劳恩不懈的痴迷，人类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登月之旅，但登月在公众眼中已经从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寻常的短途旅行，从国家使命变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即使在nasa内部，冯·布劳恩本人也和“土星五号”项目一起逐渐被边缘化，最终被逐出大门。在他和维利·莱合著的书里以及《迪士尼奇妙世界》《科里尔》杂志和《生活》周刊中，曾经提到的那些宏大的航天计划，同所有波恩斯托尔那些描绘着地出、火星探测器与近地轨道上的农场的震撼人心的画作一起，也被扫进了历史的文件堆。没有人再去兴致勃勃地谈论拉格朗日点、月球上的氦同位素矿藏或者人类火星定居点的话题，世界已经进入航天飞机和飞行卡车司机的时代，“土星五号”和冯·布劳恩成了恐龙一样过时的存在，想到这里，我外公对他产生了同情。

“核反应堆。”我外公说。

“你说真的？”

“只是上半部分，其余的埋在下面。”

“埋在哪里？”

“月球表面。”

“这是月球基地？”

“我刚开始做。”

冯·布劳恩压低身子，做了个鬼脸，直到视线与桌子平行。“比例是多少？”他问，似乎忘记了两分钟前我外公刚刚看到他往榕树盆栽里撒尿，虽然他所熟稔的那门技艺已经过时，但他毕竟还是一位大师。

“不确定，大约1：66吧。”

“这么说不算大。”

“四十千瓦应该够了。”

外公挑出那些比较小的矩形部件，比如镜子、电池盖和枪口盖什么的，他可以用它们增强模型的细节和逼真度，特朗姆布尔就用这种办法制作了电影里使用的模型。这些小零件五颜六色，但没有一种与咖啡杯盖同色，不过可以把它们全部喷涂成浅灰色，赋予其金属般的质感。

“朗肯循环？”冯·布劳恩说，“模仿snap-10空间核反应堆？”

遗憾的是，他猜错了，我外公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他解释为什么斯特林引擎比冯·布劳恩和nasa十年前推出的snap涡轮引擎更简单、更有效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沉默不语；这一次，冯·布劳恩似乎领会了他的意思。抑或是蹲累了，他扶住桌沿，站直身体，踱回模型桌边，手指轻轻摩挲着“维罗妮卡”火箭光滑的奶油色表面。

“她真的很漂亮。”他说，像是期待我外公表示同意或者提出异议，但我外公无动于衷，竭力制止自己说出早就料到精雕细琢的“维罗妮卡”会吸引冯·布劳恩的注意的原因，这架火箭是由一批被法国收编的佩内明德科学家主导设计的。“不过，”冯·布劳恩继续道，“法国人上太空，”他笑了，“你得承认，这简直可以写成喜剧。”

“是吗？”外公忍不住问，“那你对犹太人登月有什么看法？”

“请再说一遍？”

“我是以色列的顾问，”外公信口开河，“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发新一代的月球轨道器和着陆器，‘耶利哥二号’计划，为了在月球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冯·布劳恩脸上闪出惊讶的表情，但立刻恢复了镇定，或许是因为见多了的缘故，这家伙很清楚什么叫作胡说八道。“很好，”他说，“那里很适合他们。”

不过，神奇的咖啡杯盖的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工程师来找我外公，他的注意力完全被“维罗妮卡”和“半人马”这两件精美的艺术品吸引过去，正如冯·布劳恩博士告诉他的那样，精美绝伦。他问我外公是否有兴趣为nasa制作用于研发、科普与教育展示的模型，而且报酬绝对丰厚。

我外公说他会考虑，接着他改变主意，决定立刻同意年轻工程师的提议。无须进一步考虑，他说，就算不为nasa制作模型，他也会想着制作别的东西。年轻人问他原本打算制作什么。“月球上的犹太人？”他说。

“噢，是的，我听说了，”工程师说，“我觉得那个纳粹王八蛋绝对被吓坏了。”

外公笑起来。

“犹太人得一分。”年轻人说。

我外公为此大笑了很久。缓过劲来之后，他感谢了年轻的工程师，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接下来的十四年里，外公为nasa制作了至少三十五个不同类型、功能和比例的模型，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世界各地的不少私人收藏家也来找他制作模型。他毫不怀疑，是韦纳·冯·布劳恩间接为他带来了这份工作，帮助他摆脱了创业失败和失去我外婆的阴影。

kaddish，亦译作“卡迪什”，字面含义为“圣洁”，犹太教哀悼者所诵读的祷文，从葬礼开始起算，哀悼者必须连续诵读11个月的珈底什祷文。以阿拉米语背诵，而不是希伯来语。亦是祝祷上帝的赞美词。——译注

叙利亚语是阿拉姆语的方言之一，是叙利亚基督教仪轨的圣言；阿拉姆语的另一种方言是亚述语，至今仍然是分散居住在西亚地区的二十万人的母语。

她叫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参见卡纳维拉尔技术协会理事会《1975年第十二届太空会议项目规划》（1975）。

“有史以来最搞笑的犹太人，”我外公这样评价道，这是他与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算他只是坐在椅子里，你也会大笑。”

该奖项由一家名为“土星航空公司”的特许航空公司承保，该公司于1976年停止运营。在这之后，土星奖章最后一次颁发，授予了作家阿瑟·克拉克。

假如美国没有拐走他的话，苏联巴不得拐走此人，为其研发火箭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