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她松开胳膊，“对不起！”

她在微笑，她的微笑和脸上的红晕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做了不可原谅的错事，她把一只手伸到了脖子后面。

“可能我真的有点偏头疼，小老鼠，”她说，“我得去躺一会儿。外公下班后会到医院看你妈妈，然后回家，那时我再起来给大家做晚饭，好吗？”

她走开后，我坐在厨房的桌边，深感内疚，因为在她难过的时候，我曾经无数次挣脱她的拥抱。她刚刚一定哭过，现在我才体会到她的悲伤，因为她是在为当下发生或已经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情而悲伤。假如我能在她的怀抱里多坚持一会儿，也许就能发现她为什么难过。

我决定给她弄点茶，找一块湿布给她敷额头，我会坐在她的床边，等她感觉好一点，也许最终会向我吐露秘密，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等待水开时，我翻开牌堆最上面的那张牌，牌面是“女士”，她穿着长裙和狩猎外套，站在花园里的石凳旁。我又掀开第二张，牌面是“棺材”，棺材摆在一块俗气的花床里，盖子上镶嵌着华丽的黄铜十字架。

外婆曾告诉我，算命牌里的“棺材”并不一定代表死亡或将死，也许代表某件事即将结束，或者新的开始。以前她给我讲故事时，曾经两次提到过“棺材”，第一次在某个故事结尾，“棺材”化为摩西的祖母划着的小船，她沿尼罗河追逐顺流而下的摩西，因为她无法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第二次，“棺材”成了铁箱子，有人把一个名叫帕里·博蒂尼的倒霉逃脱大师骗了进去，封上箱盖，扔进了哈得孙河。

然而这次，我讨厌看到那张卡片的出现。

我拉开椅子，从桌旁站起来，盯着牌堆，知道自己不得不掀开第三张牌，必须这样，一个粗哑的声音在我脑袋里低声说，因为第一张是“女士”，第二张是“棺材”，假如不翻开第三张，我母亲就死定了。sup/sup

我不知道自己为了鼓起勇气掀开第三张牌而在那里站了多久，直到水壶响起了吱吱声，我听到墙上挂钟里的电流哼鸣着无休无止的音符——外公告诉我那是——a#；水龙头漏下水滴，水滴敲击着苹果挞烤盘。我觉得，假如母亲真的死了，第三张牌应该是“花束”，因为我知道举行葬礼需要许多花，而且脑子里的声音（挂钟、水壶和水龙头都无法将其淹没）告诉我，假如我不快些掀开第三张牌，我就会杀死我母亲。就这样，我在矛盾中犹豫了半天，好像一只在灯柱间徘徊的蜜蜂，终于，我朝牌堆伸出了手。

大门口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我外公叹了一口气。“谁过来把门链摘下来？”

我走到门口，外公的气味把我包围：雨衣味、烟味和打字机的灰尘味与金属味。我从未在见到某个人的时候感觉如此释然，他看上去也不像是刚死了女儿，而且她的脚现在很可能也是好好的。我想拥抱他，但不知道他会如何回应，因为他刚刚进门，不是他从不拥抱我，而是需要等待合适的机会。他把雨衣、公文包和一叠晚报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问我一天过得如何。mrx公司成立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心情一直不错，但今晚他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我告诉他外婆头疼，而且她刚才还哭了，但我不确定是为什么，我打算给她煮茶喝。

“很好，”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不是吗？”

“是的。”

他松开领带，解开衣领，我跟着他回到厨房。“晚餐吃什么？这是什么？”

水槽里有两只没洗的盘子、两把叉子和一只馅饼盘子，但他指的是那堆纸牌，我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它们使他不安。我决定不回答他的任何一个问题，我害怕他可能会把纸牌丢掉，在他伸手去拿之前，我迅速掀起最上面那张牌。

牌面是“孩子”。

这个孩子指的是我吗？一定是我，“棺材”是我的棺材，“女士”是我母亲，因为听到我死亡的消息而悲伤。不知道我会以怎样的方式死去，我难过极了，也许我的死也和那群邪恶的法国手偶脱不了干系，我似乎看到它们像蠕虫一样在客卧的地毯上扭动，爬到床边，在黑暗中爬过我的身体，像摸索过来的手。

“嘿。”外公说，语气温柔。他蹲下来，把我的脸转向他，“迈克，看着我。你妈妈很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吧，她失去了那个孩子，但它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孩子，根本还没有成形。”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母亲怀孕了，现在又流产了，虽然我不知道失去了胎儿意味着什么，显然有人忘记了提醒我外公不能把这事告诉我。

“你没事吧？”他说。

他需要我回答没事，这样我们就不用谈论死去的孩子，让这事过去，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当然对这个话题有着许多的疑问，但我不想问，因为我生气了，我本该有个弟弟或者妹妹的，竟然没人告诉我，现在那个小家伙死了，他们仍然不打算让我知道。

外公坐在桌前，坐在我外婆习惯坐的椅子上，他拿起纸牌，故意把它们打乱。“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说，“她就用这个浪费你的时间？”

“我们在玩皮克牌。”

“我数过，有三十六张牌，”他说，“什么样的皮克牌要用三十六张来玩？”

我觉得我应该努力保护我的外婆。“牛仔皮克牌。”我冒险道，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很合理。

他非常仔细地看着我，我也仔细地看着他。他点了点头。“我来煎点萨拉米香肠怎么样？”他说。

外公在翻炒鸡蛋和切碎一根肥美的三英寸长“希伯来全民”牌萨拉米香肠的时候，我端了一杯茶给外婆送去。她坐在床边，对着空气轻声自言自语，听起来很恼怒，通常她只会用这种讽刺的语气对我父亲说话。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真的听到她对他说了什么。事后想来，也许是对戏剧冲突的偏好，以及一些模糊却又真切的记忆，让我感觉她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有离开他们的自由。”sup/sup看到我进去，她用力摇了摇头，挥手让我把茶端走，用口型示意我“走”。我转身走回厨房，茶杯在茶碟上叮当作响，好似电话铃声。

我回到厨房，坐在桌边，外公打开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主播一如既往地用晦涩语言播报着数据和灾祸。他不耐烦地摆弄着平底锅，翻动抽屉，开关柜门，播出涉及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时，他会仔细听听，广告来了之后，他比往常的反应还要激烈，更加用力地摔打手里的家什。我觉得他可能和外婆一样因为我母亲流产和我父亲与之显而易见的关系而生气，但我对此并不确定，他也有可能是为了算命纸牌发火，我决定转移他的注意力。

有时候打完牌，外公会用纸牌造塔，但他总叫它“纸牌屋”，有两种建造方法，一种好的，一种坏的。大多数人都会采用坏方法——人类行为的特征可见一斑，我从外公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一种：把两张牌搭成一个人字形，使其互相支撑，有点像单坡屋顶，然后把许多个这样的人字形组合在一起，拼成一个大三角，然而这样搭出来的结构并不稳固，就算非常小心，盖上几层之后也会被纸牌自身的重量压垮。

好的那种方法需要横向立起四张纸牌，组成风车状的结构，再拼成方形的格子，假如在格子顶部放一张牌，就形成了坚固的方盒，能够承受许多层纸牌的重量。风车的每个叶片又可以和另外三张牌组成新的方格，因此随着塔楼越来越高，地基可以越建越大，使建筑更为稳固。有些牌我喜欢让它们露在外面，有些我则宁愿把牌面隐藏在内，比如“老鼠”“三叶草”和“镰刀”，就像外婆给我讲的故事那样，有所揭示也有所隐藏。

我并不把这看成一种双关，而视其为某种神秘的隐喻：建筑即叙事，叙事如建筑，总有一些需要隐秘的、叙事者无法掌握之处，也许与巴别塔有关。我想问问外公是否如此，但这样一来我就得给他解释外婆是如何使用这些纸牌讲故事的，不过，比起算命，他也许更能接受外婆用它们讲故事。

“不错嘛。”他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我盖的纸牌塔，手里拿着盘子和叉子。

“很简单，”我得意地说，“这些纸牌很适合盖房子，所以外婆把它们给我玩。”

“哦，是这样啊？”他在富美家餐桌上相对摆下两只盘子。

“没错，小心点，别把它碰倒。”

“总会倒掉的。”

“不。”

一个柜台和两张吧台凳把厨房和餐厅间隔开，他把餐桌上的盘子挪到柜台上。

“纸牌屋都会倒，”外公回身到炉灶旁拿香肠和煎蛋，“谚语就是这么说的。”

“‘谚语’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谚语是什么。”

外公举起煎锅给我看，里面的香肠和鸡蛋是用“煎饼风格”烹饪的，先把蛋液倒入锅中，和香肠连成一片，将底部煎成棕色，然后再整个翻过来煎。

“一个圆圈是多少度？”他问我。

“三百六十度。”

“正确。你想要多少度？”

“一百二十度。”

他给我切下一块一百二十度那么大的“香肠煎蛋饼”，我们坐在柜台旁开始吃饭，收音机里播送着各种关于事故、犯罪、金钱、爱情、好运、坏运和战争的新闻，我看着自己搭的纸牌屋，思考着谚语所说的它必然倒掉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吃？”外公问。

外婆和我其实刚刚吃过一大块苹果挞，但我没有告诉外公，我觉得这也是我需要守护的秘密。我没有回答。

“你爸爸明天就来了，”外公说，有点猜不透我为什么一反常态地不说话，“带你回家，你会看到妈妈，她真的没事。”

“好吧。”

“怎么了？”

“没怎么。”

“那就吃吧。”

“为什么上帝不许他们建造巴别塔？”我说，“为什么他不让大家互相理解？”

“你知道我不相信上帝。”

“我知道。”

“也许那只是个庙塔，你知道什么是庙塔吗？在美索布达米亚，现在那里可能都是废墟。可能这座塔只建了一半，后一半没有建成，人们只好编了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哦。”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明白：一切都会变成废墟，没有什么能最终完成。这个世界如同巴别塔和我外婆的纸牌，是各种行将倒塌的storysup/sup组成的，这就是谚语。

“也许上帝不想要这座塔，”外婆推测道，她站在客厅中间，抱着外公的雨衣、公文包和被他弄皱的报纸，“因为站在它的顶上，人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房子，发现祂是一头肥猪。”

外公笑了，这是他进门后的第一次笑。他承认外婆的推测有些道理，他从自己盘子里拨了些香肠和鸡蛋给她。她摇了摇头，做了个鬼脸，但还是叉了一些香肠放进嘴里，她紧贴着外公站着，屁股靠在他肩膀上。“嗯，”她说，像是看着我，却又像没在看我，“可怜的小家伙。”

外公站起来搂着外婆，他们互相拥抱了很长时间（在我看来），她在他耳边嘟囔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他点了点头，说：“我知道。我也是。”

然后她似乎恢复了正常，再一次把手伸向我，我从凳子上滑下来，来到外祖父母身边，右手握着外婆的左手，外公的右手握着我的左手，他把左手伸向外婆，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小圆圈。

“他很好，”外公说，“我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

“他不好，”外婆说，“他很害怕，因为你买的那些手偶！它们太可怕了。他一整天都很紧张，因为他害怕在那里睡觉。”

我从来没告诉过外婆我害怕那些手偶。

她皱起眉头，松开我们的手：“噢，不。”她注意到了纸牌屋，然后扫了外公一眼。他们的眼神仿佛锁在一起，似乎在无声地讨论纸牌和我的事情，外婆有点伤心（在我看来）地看着我，然后她走到餐桌旁，像童话里的大坏狼那样吹倒了纸牌屋，塔楼摇晃着塌倒在桌面上。

“看吧？”外公说。

外婆把纸牌收进包装盒，我不知道后来这副牌去了哪里，反正再也没见过它们。吃完饭，外公走进客房，拿下橱顶那只装手偶的帽盒，坐电梯送到楼下的储藏室里去了。

第二天，我父亲来找我，我们一起去医院接我母亲。我说我知道家里失去了一个小孩，她说，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小孩。

第二年，我父亲离开了公共卫生服务处，到“参议员”棒球俱乐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永远离开了纽约，我也很少见到外婆了，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很虚弱，我们再也没一起做饭、玩牌，她裹在毯子里盯着电视，或是看着窗外的天空。然后有一天，我十一岁的时候，她死了，埋在蒙特菲奥雷公墓，那些徘徊在黑暗中的声音，成为她留给我的遗产。

显然，这是我外婆这出儿童剧的目的所在，但是，其中富有深意。在我幼年时代最为重要的四个大人中，外婆似乎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我这个小孩自在玩耍的人。她能够轻易地、自然而然地进入幻想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故作幼稚或纡尊降贵。不像我的父母和外公，她从来不会要求我在其他人面前表演我学会了什么，从来不会要求我说出五十个州的名称和它们的首府、列出从乔治·华盛顿到林登·约翰逊的美国历任总统。当她用法语称呼我“小教授”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刚刚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在给她上课、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或对事实的理解偏差，这个昵称蕴含着一种亲昵的调侃意味。

如今，我仍然能够听到那个粗哑的声音，我听到的声音不止一个。几乎每当我独自待在静室内，集中注意力做某件事——比如绘画、烹饪、焊接电路、组装玩具的时候，这些声音便从我头脑中的裂缝里冒出来，暗自的呢喃、高声的呼喊、低声的指责，不知从何而起，径直闯入我的思绪之中。然而，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从没听到过这些声音，而是另外一种。

几天后，父亲告诉我，由于太多人生病了，他不得不住在医院里加班，他说他们医院有一间专门的卧室给忙碌的医生住。一星期后，他搬出去了。这是三次分居中的第一次，最终，我父母于1975年离婚。在我父亲第一次回归的九个月之后——也就是在我母亲流产的一年之后——我弟弟出生了。

“story”含有“故事”与“楼层”的双重意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