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黑暗的小剧场里逡巡，光芒四射的古希腊风格舞台让她想起自己在斯图尔特·格兰杰电影中看到的画面：篝火在巨石神像的口中燃烧。今天她见到了许多陌生人，所到之处似乎都充斥着人脸，也许她应该接替她母亲待在这里。舞台上方又有两张怪异的面孔：戴着代表狂躁到极点的面具。穿金黑色条纹紧身衣的女人透过翅膀的缝隙望出去，脸上的彩妆化得像芭蕾舞演员；穿浴袍的胖男人在沃立舍管风琴上弹奏单调的固定低音，像是某首不甚熟练的华尔兹舞曲支离破碎的片断，长凳上的身体来回摇摆，全然不顾乐曲节奏，后来她才知道这个胖男人实际上是个胖女人。

这个装扮成洞穴的地方有一股天鹅绒和灰尘的味道，跟雷叔叔的台球俱乐部里的古老游乐厅一样魔幻怪诞。她记得台球俱乐部的球桌和弹球机后面有几个房间，娱乐至死的硬币茔窟。里面有养着活鸡的玻璃音乐盒，按下选曲按钮后，有微电流刺激鸡脚，迫使它们做出跳舞般的动作；有投币操作的“斩首机”，顾客可以控制它斩下人偶王后的头颅、绞死发条黑人；有台真人大小的“小埃及”机器人，会跳一种色情的下流舞步；还有个上发条的爱情算命机，推算结果含糊其辞，充满了挑逗意味的俚语。

她焦躁不安地站在光线刺眼的舞台边，仿佛它就是那台算命机，即将吐出污秽的判语。

“没关系的，”穿白毛衣的女人说，“看见你母亲了吗，亲爱的？”

“没有。”

她打量着座位上的观众，但没有一个是她母亲。她想象不出、也永远弄不明白舞台上的那些角色的身份，医生？服务员？拿破仑？圣母？这时她听到灯光开关闭合的声音，霎时间全场一片黑暗，仅剩舞台上方的一弯幽灵般的月亮。

灯光在一片“三叶草田”上重新亮起，太阳悬在粉白的花朵上方，三叶草的双手和脸庞朝着耀眼的阳光抬起。一群胖蜜蜂在花丛中跑来跑去，与花朵无言地嬉闹着，将大木头勺子伸向花朵，舀起蜜汁。

一个貌似乔治·华盛顿的家伙出现了，戴假发，穿及膝裤和厚大衣，腰带上别着一柄小斧头，他在花丛周围走来走去，指挥蜜蜂们干活。原来这人并非打算砍倒樱桃树的乔治·华盛顿，而是养蜂人，但他那柄斧头的作用依然未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蜜蜂飞来飞去，木勺中满载花蜜返回看不见的蜂巢，看了一会儿，他懒洋洋地躺在小丘上，打起了瞌睡。金色的太阳慢慢落下，银色的月亮升上天空。

两头熊从舞台左侧蹒跚而来——养蜂人并没有注意到——穿着破旧的大衣，整齐划一地晃动着大脑袋，看上去有点邪恶——两个衣衫褴褛的无赖。它们观察着蜜蜂运蜜，养蜂人转过身去的时候，它们就凑过去和蜂群搭话，威胁它们交出木勺，得逞后，两头熊贪婪地吞下勺子里的蜂蜜。终于，蜜蜂们的哭喊惊醒了睡着的养蜂人，他跳起来，把银色的斧头丢向熊，然而斧头并没有击中目标，竟然一直向着月亮飞过去，最后像一本落在枕头上的辞典那样掉到了月亮上。

养蜂人急得直挠假发，然后想起了他的绳子，用它制作了一个套索，举在头顶甩了几圈，套索发出“嗖嗖”的声音，向月亮飞去，可它没有套住斧头的手柄，落到地上。养蜂人又试了一次，这次套索缠住了木柄，养蜂人收紧套索，攀着绳子朝月亮爬去。蜜蜂、狗熊和花朵都伸长了脖子，惊奇地看着这一幕，养蜂人继续镇定地向上爬。

夜幕笼罩着三叶草田，晨光点亮了月球。锯齿状的山峰发出冷漠的银蓝色光辉，登上月球的养蜂人找回了斧头，好奇地在这陌生的地方闲逛。他穿过银色的、仿佛仙人掌骨架的月球树林，摘下一束银色的月光花。突然，一只银色的小球滚到他的脚边，小球后面跟着个女人，看到他，女人停止了奔跑，她身穿银色的礼服，头戴银色的皇冠，背后张开着一对巨大的银色羽翼，看上去像飞蛾的翅膀，在月球的微风中缓慢起伏。他捡起小球，在那一刻，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他把球扔给她，她接住了球。

至于养蜂人和月亮女王之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场默剧该如何结束——我的母亲永远无从知晓。sup/sup

舞台后方在蓝色灯光下闪闪发亮的“月球山”是用大量锡纸揉成球后铺就而成的山峰；“月球树”则是锡纸包裹的衣架，我外婆总是把锡纸叫作“银纸”；“月球花”则是放置在蛋糕烤盘里的打蛋器、搅拌器和大汤勺。这一切是那么荒谬可笑，同样又哀婉动人。锡纸反射的银光有种朦胧的美感。欢呼似的高举手臂的衣架与各式厨房工具自有一种家庭用品的不可侵犯的尊严。

这时再次看向舞台的我母亲获得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好像自己在梦中造访了这个世界。仿佛在她还小的时候，来自她母亲梦中的云雾每夜飘进她的脑海，给她留下一段闪闪发光的回忆。这段令人困惑的养蜂人月球奇遇记，不可能是被雷电劈得神志不清的可怜的卡萨莫纳卡老先生通过所谓的手语叙述给她母亲的。身穿锡箔长裙、头戴锡箔王冠的月亮女王追逐着银色的锡箔球，她的翅膀是挂在衣架上的尼龙线撑起来的，贴着亮片。这里根本不是月球。这是一个比月球还要诡异离奇的世界——其他的母亲根本无从知晓。

这是她见过的最美的东西，我母亲告诉我。

然后，所有闪耀的亮点从月亮女王身上、从锡箔冠冕上飘走，转而全部蜂拥至她母亲与她之间，跳跃着、颤动着，直到一切的一切全都飞走了，只留下她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她来到剧场外，坐在卡萨莫纳卡先生旁边的皮革长椅上，鼻子里满是他西装里飘出来的樟脑球味。奥特考特夫人蹲在她面前，皱起眉头，仿佛正在透过烤箱的玻璃门端详一只有问题的蛋糕。奥特考特夫人身后站着一头熊、三棵三叶草、两只蜜蜂和刚才那个穿浴袍拖鞋的肥胖钢琴家，他们身后的墙和大厅的墙用的是同一种壁纸，就是她呆呆地凝视过的那种，我外公当时不明白她在看什么。实际上，从某个角度去看，这种壁纸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重复的饰有白色圆点的粉色盾形图案，每个盾形下方都有一对金柳叶花环；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会看到一排排张着血盆大口、长着驴耳朵的面孔瞪着你看。sup/sup

“她在这儿！”奥特考特夫人说，“你没事吧，亲爱的？”

我母亲点点头，虽然她不完全确定。她从壁纸上移开视线，看向身旁的卡萨莫纳卡先生，他也在低着头看她，带着满足和平静的神情。别担心，他的眼睛仿佛在说，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我喜欢你的剧。”我母亲告诉他。

作为回应，卡萨莫纳卡先生庄重地拧开一个无形的罐子。这时，我母亲听到鞋跟敲打地面的声音和衣物的摩擦声，只见我外婆背着月亮女王的翅膀跑了出来，用一只手扶着头上歪斜的王冠。奥特考特夫人站起来，每个人都向后退了一步，除了卡萨莫纳卡先生，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外婆，我母亲一下子站起来，心怦怦直跳。

“对不起，妈妈。”我母亲说，这是她能想到的第一句话。

她扑进我外婆怀里，外婆裸露的胳膊凉凉的，紧紧地拥住了她，这是个尴尬但真诚的拥抱。我母亲的目光再次落到壁纸上，仿佛看到成千张长着驴耳朵的脸，外婆立刻意识到女儿看到了什么。“你不用去看。”她说。

我母亲听话地别过脸去。

“你坐过牢。”梅德维德医生说。

“沃尔基尔，”外公说，“十三个月。”

“暴力犯罪。”

外公想过，在他人生中的某些时候，会被问及自己在1957年8月到1958年9月之间的际遇；但他决定只有在某个有权利询问的人直接问起时才会作答，比如雇主，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已经被山姆·夏邦招募——而且就是在监狱里招募的，监狱长已经把详情全部告诉他了，无须再对他解释。假如外婆问起他坐牢的事，他会告诉她自己的刑期已经结束，至于细节则无须详述。在行车途中，我母亲问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坐牢是什么感觉？”，他的回答是“挺有意思”，她看上去对这个答案挺满意，或者根据她的版本来说，她对此是被迫挺满意的。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外公估计，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为止，对于自己坐牢的事，他顶多会和别人谈论三五次，比如和梅德维德医生见面的这次。

“我袭击了一个人，我的雇主，我想用电话线勒他。”

“我懂了。得到这样的待遇，他干什么了？”

“没什么，”我外公说，“就我所知。”

“哈，”医生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被炒了。”

“啊。”

“那是她烧了树的第二天。你知道，我很激动。”

“因为她烧了那棵树，过了一年多——”

“差不多两年了。”

“她的大部分症状都已经消失了，幻觉消退了。”

“是。可回想起来，我发现……我意识到……它一直都在，我们只不过是在想方设法忽略它而已。”

“然后那天晚上它又回来了，兴风作浪，一定很可怕。”

“反正我是紧张极了。”

“所以，第二天你才会袭击别人，你到底是有多生气才会把火撒向你老板——”

“气疯了，这之前我甚至没见过我老板。”

“啊。”

“其实我并非生她的气，我不怪她，现在也不。我知道她控制不了，我知道她没法阻止自己。”

“所以你就迁怒到别人身上。”

“这不是不可能。”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对，不是毫无逻辑可言。”

“好吧，假如——假如你不知道她无法自控，对她的情况不是那么清楚呢？假如你就是觉得应该怪她怎么办？你认为这样你的愤怒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吗？至少是发泄到她的身上，而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

“我们在说什么呢？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吗？怎么能怪她？”外公刚要继续咄咄逼人地追问——难道无皮马真的存在吗？这时他看到了梅德维德脸上的表情变了，于是打算换个问法：这一切都是她故意编出来的吗？

梅德维德不自在地沉吟半晌，什么都没说，他抓住椅子扶手站起来，走到角落里的大钢柜前。里面的架子上是成排的薄纸板盒，像书脊朝外的藏书一样竖向排列，大约有六七十个，每个盒子上都贴着白纸标签，写有病人姓名和日期，每个病人至少对应三个盒子，有七个盒子写着我外婆的名字。梅德维德指着文件柜旁边打字桌上的一台灰色的矮胖机器，问：“知道这是什么吗？”

“磁带录音机，看着像沃伦萨克牌的。”

“没错。我用它来记录我与患者的会话。”他指着柜子里有我外婆名字的盒子。“这些是我和你妻子的会话记录，当然，我不能给你看，也没有权力描述或者转述里面的内容，甚至都不能和你讨论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