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关上柜门，坐下来，无意识地揉着脸。“起初，她不愿意和我多说，她很警觉，但不是针对我和我的问题，而是不愿谈论她的痛苦。但我们开始普雷马林激素治疗之后……它对她的症状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她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效果十分惊人，我甚至开始怀疑此前认为她患有‘创伤引起的精神分裂症’是误诊，真正原因是你妻子患有严重的荷尔蒙失调症，是卵巢的雌二醇分泌不足导致的。”

“也有可能就是精神分裂。”

“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雌二醇也可能发挥了一些关键作用，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只要她脑子里的声音消失……只要她放下戒备……她就开始说话，比如在治疗期间，她变得前所未有地健谈。她说的我都认真听了，不仅因为这是我的职责，而且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实在是……”梅德维德左手托着下巴，手肘搁在桌子上，顺着办公室的窗户望向东边的黑色天空。“老实说，反正我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他说。

“她对我说过，”外公说，“我知道。”

“她说什么了？她都和你说了吗？”

“我没法知道她说的是不是全部。”

“没错。可我想问问你，与她谈及她的家人、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你女儿出生时的情况的时候，或者干脆这么说，你和她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的外在表现、情绪和思维模式……你觉得这一切的前因后果能否说得通？是不是前后一致？还有，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从很久以前那个星期天下午的平安之友犹太会堂开始，外公一点一点地回忆，我外婆似乎会时不时地忘记或者不理会自己对接触动物毛皮的极度厌恶。就像在黑暗中爬了很长时间楼梯，爬上去之后却突然掉进一个黑洞一样，他发现，对于梅德维德医生的这几个问题，他都只能给出否定的回答。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梅德维德轻声说，“还有烧树事件和你的反应，她可能是想通过这件事告诉你什么，让你借此更了解她——她对自己的身份和故事的看法，这件事让你对她此前告诉你的一切产生怀疑了没有？”

“看来我不应该让她告诉我。”外公说。

“是吗。”梅德维德医生吃惊地说，也许还有点失望。

“我只希望她能好起来。”

“但正如我所建议的，我希望我说得足够清楚——当然，我们会继续对她进行激素治疗，但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治疗的先例。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效果是否会持久sup/sup，如果她没有真的好起来……”

“无论有多糟，医生，总之我什么样的状况都见过了，我很清楚，她是因为那个丑陋的东西憎恨自己——”

“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这不是她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她的某种激素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产生的作用——”

“医生，我是个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这是我的专业，工程师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所谓的故障分析，无论你的工作是设计、测试还是制造……总有出故障的时候，机器会停转、爆炸、崩溃、烧毁，它们也要对抗压力和疲劳，我的职责是找出故障的原因，进行修理。我过去就是这样看待我妻子的问题的，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想知道哪里出了故障，自认为我能‘修好’她，可我现在不这么看了，你知道吧，不再把她当成零件损坏的机器，我开始试着接受她，我……”他想说“我爱她”，但即使说了也于事无补。“她是残缺的，我也是，”他说，“每个人都有残缺，只要她不再痛苦，怎么样我都能接受。”

梅德维德医生眨眨眼，似乎想要反驳他。“我——好吧，”他说，“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

“也不一定。”外公说。

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然后门开了，我外婆站在门外，头发卷曲，疲惫的蓝眼睛看着我外公，一如多年前那个蓝色的蒙特卡洛之夜。她的脸还是那么美丽和哀伤，只是经年，多了一层对多愁善感习以为常的不屑和疲惫。她果然穿着海军蓝色的连衣裙——来格雷斯通时穿的那件，裙子的宽腰带很合身，恰好勾勒出她胸部和臀部的轮廓，她似乎长胖了一点，这证明治疗是有利的。

“你好，亲爱的。”外公说。他站起来搂住她，亲吻她，本来只是个打招呼的吻，但过了一会儿才分开，最后外婆轻轻咬了几下他的下嘴唇。假如这个顶着医学文凭、拿着溴塞耳泽泡腾片、只会重复事实的该死的医生没在场，我外公可能会立刻把外婆压倒在办公桌上。在外公确认外婆与他的联动似乎运行良好之后，他们分开了。外婆看着梅德维德医生，期待中夹杂着害怕地问：“这样没关系吗？”

外公瞥了一眼医生，梅德维德医生已经站了起来，他来回扫视着我的外祖父母，对目前的状况、对我外公选择放弃修好的电路，给出了他的最终判断结论。“假如你觉得没关系，”他说，“那就没关系。”

1979年，与我外公一样同是鳏夫的利奥·梅德维德医生死于心衰，他那些装在纸板盒里的诊疗会话记录——依旧密封——传到了他的成年子女手中。梅德维德的孩子们想找个地方保管父亲的文件和磁带，比如新泽西州精神病学协会、杜兰大学、纽约大学、费尔劳恩的犹太会堂图书馆，但纸盒的数量实在太多：“至少有两百五十个”，医生的大女儿洛兰·梅德维德——恩格尔表示，她是退休教师和全息呼吸法培训师，住在新泽西州曼托洛金。

2013年初，我联系到了洛兰，我一直想根据我外婆和她的病写一本小说，希望能在梅德维德医生的记录中找到有用的参考。洛兰告诉我，因为搬迁、受灾和梅德维德医生的儿子韦恩的缘故，盒子现在只剩二十七个。韦恩“总是反对我们纪念爸爸”，洛兰说，父亲去世十周年时，他把大部分箱子扔进了垃圾场，然后自杀了。2012年9月，飓风桑迪又毁掉了存放在洛兰家地下室里的大部分剩余的盒子。

仅剩的二十七个盒子中的两个包含六十年代中期梅德维德医生的诊疗记录，那时他已经离开格雷斯通，跑到纽约城开了私人诊所，另外还有一些研究笔记，写在黑色封面的格线笔记本上，梅德维德医生每个工作日结束时都会在上面做些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资料中没有我外婆在格雷斯通住院时的治疗记录。好客的洛兰招待了我两天，经过这两天的翻找，我只发现了关于外婆的一条线索——写在笔记本最后一面的两段话，似乎属于医生本人未发表的回忆录《格雷斯通笔记》的一部分。

在标有“1979年11月11日”——医生去世前两天——的部分，题目是“下一个写作计划”，梅德维德医生用十页纸列出一本书的大纲，他打算叫这本书《深海潜水》或者《深海眩晕》，内容是他的病例研究，模仿罗伯特·林达的《五十分钟的一小时》，取材自被韦恩·梅德维德丢进垃圾场的研究笔记。医生计划在书中对九个难忘的病例进行“深海潜水”般的详细探讨，他在笔记本上勾勒出五个病例的写作大纲之后，笔记本快写完了——他感觉到了吗？——时间也不多了，他用几个段落简单总结了另外四个病例的要点。在利奥·梅德维德医生留下的最后文字中，我找到了关于外婆的部分：

“无皮马”：病人（下称p）出生后被父母抛弃，出生日期：约1923年，出生时用名：莉莉安妮，为法国或比利时犹太血统已婚女性，育有一女（处于青春期）。最初诊断：精神分裂症。p自1947年起出现幻视、幻听，有被迫害妄想症状，“无皮马”。

病人自诉：其母是犹太人，与一“来自奥斯坦德的商人”结婚。p自小由里尔郊区的圣衣会修道院修女抚养长大。最初症状主要为幻听：听到“愤怒”或“责备”的耳语。偶尔看到“壁炉中出现燃烧的天使”、在镜子里自己的脸边上看到“模糊的脸”等。1941年后期上述症状重现，自称与当地党卫军上校有过性关系、上校是其女儿的父亲（病人后来又否认此事），在发生关系时看到牡马巨大的“无皮”阴茎。

曾患急性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综合征，又出现妄想偏执狂症状，但病状不显著（不受环境影响）。

p声称，其与一比利时犹太女孩n交好，n比p年纪稍小一些，1942年底躲藏至修道院，n曾经在p企图自杀时救过她的命。n是某位富有的制革商的女儿，了解屠宰、剥皮、皮革处理等工序。外貌的相似导致了两人是姊妹的幻想。后来n被告发并被送至奥斯维辛，假定死亡。

修道院于1944年10月被v-2火箭炸毁，p过了几个月挨饿受冻的流浪生活，靠盗窃和卖淫换取食物与金钱，出现月经过多和脱发症状。（从未恢复正常月经，战后只怀过一次孕，1952年，见下文。）p的女儿在里尔的某天主教家庭生活过一段时间。战争结束后，p和女儿来到德国维特瑙的难民营，遇到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得知他们计划将曾被关入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送往美国，p设法说服对方她就是n，假冒n的名字和身份，冲动为之，但机不可失。根据听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故事编造个人经历，并且以性为交换，让美国士兵用缝衣针和墨水在她手臂上伪造犹太囚犯文身编号。

1946年7月抵达美国，结识其丈夫，来自巴尔的摩的前美军士兵。p的身体健康逐渐恢复，女儿也有了父亲。生活安定，但精神状况依旧不稳定，1952年9月前后怀孕，症状加剧。怀孕期间症状几乎完全缓解，但十周后流产，随后第一次进入精神病院治疗。

在这之后，梅德维德分析了“无皮马”的本质。他计划用他本人的意外发现作为总结，他指出，给我外婆使用的激素“提取自马的尿液”，在治疗妄想症方面的效果优于谈话疗法。最终，这个章节所记录的治疗变成了全然运气的结果，是不断失败后的成功。

这些发现——我母亲的生父可能是个纳粹，外婆的身世竟然和我一直以来听说的完全不同，我听说的那些是她编造的谎言——称得上是颠覆性的，困扰了我很久。我不断回忆和分析外婆在世时的言行，企图找出其中的欺骗成分以及隐藏在欺骗背后的真相；但是，在离开曼托洛金之前，我没有将我的发现告诉妻子；在写出这本回忆录之前，我没有将这些事告诉我母亲和其他人。之所以没有用——拒绝用——小说化的手法处理这本书，是因为有时候连虚构作品爱好者都只能靠真相来获得满足，所以我需要“让故事更坦诚”，或者说，全盘托出我的所思所感。我必须搞清楚我听来的家族故事及其历史背景之间的前因后果，还有它们与我现在所掌握的真相的关系。

“关于外婆，”一天下午，我问我的外公，那是他生命中的倒数第二个下午，十三年后，我在梅德维德医生的笔记中发现了问题的答案，“梅德维德医生想要告诉你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从来没有问过？”

“我不想知道，现在依然不想。”

“你怀疑过吗？”

“大概吧，最初认识她的时候。但我不喜欢想这些，干脆不去想了。”

“可是你不觉得……医生在暗示她对你说谎了吗？关于她的过去？”

“大概吧，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他的舌头伸出来又缩回去，我递给他一杯苹果汁，看着他抿了一口。

“你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对吧？”我问。

“嗯，全部来自我的记忆。”他说，“除此之外，我不保证。”

我不安地坐在床边，隐隐觉得外婆可能告诉了梅德维德医生什么惊天大秘密。外婆在精神病院的演出中扮演月亮女王，这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她也给我讲过，我早就发现外婆的故事素材很多来自《吹牛大王历险记》这本书，她还送了一本多雷插图版给我当礼物。

“听着，迈克……”外公说，“关于你外婆的一些事，你妈妈花了很长时间才想通，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你外婆总觉得自己是个坏母亲，你知道吗？”

“知道。”

“但我不觉得她坏，我的看法是，她能在战争中活下来，把你妈妈带到美国，而且一直爱她，我觉得这就是好母亲，我不想让你妈妈怀疑这一点，所以请你帮我一个忙，不要对你妈妈说外婆的坏话。”

“别对我说什么？”我母亲走进房间，看看我，又看看外公，一脸疑惑。

“外公喝了啤酒，”我说，“我想他有点醉了。”

但鲁道夫·埃里希·拉斯佩（1736—1794）的《苏醒的格列佛》一书的读者应该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外婆（假托卡萨莫纳卡先生之名）正是根据这本书编造了这段月球故事。

在一本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格雷斯通笔记》（1979）中，梅德维德医生认为这种具有格式塔特征的墙纸是一种不安的来源，有时候对格雷斯通精神病医院的病人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恐怖。他与一些同事曾试图说服院方把这种墙纸撤走或遮盖起来，但是这种“恶魔面具”直到1972年才被换掉，墙面被涂成“油腻腻的‘鳄梨’绿色，我们很多人认为这种墙面同样也不会减少一丝一毫的痛苦。”

“副作用倒是相当持久。”读到这段回忆，我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