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晚才吃午饭，午餐的配菜是苹果沙拉。那是在1958年9月初，莫里斯敦的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天空东侧凝积着成堆的雷雨云，西边的格雷斯通精神病医院上空也有一大团雨云。闪电照亮了我外公视野的边界，然而当他直视云层时，它却消失了，甚至让他以为自己看到的那道诡异的银光是自己的错觉。他已经有十四个月没有见过我外婆，尽管他们十几岁的女儿眼下就和他坐在同一辆车里，过去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直想着我外婆红润的嘴唇和屁股，想着他双手拢住她的乳房、从后面进入她，还有她躺着的时候，他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她的头枕在他的胸口，一条腿搭在他的腹部。

他开的车是1958年的别克里维埃拉，三天前刚从百老汇买来，花了三千美元多一点。发动机的尾气不断吹起莫里斯敦道路两旁的榆树叶，他的裤子口袋里有五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九张五十面额的、两张二十的和一张十块的。和他的宽松长裤一样，我外公的内衣裤、衬衫、袜子、鞋子、皮带、手表和钱夹都是崭新的，他考虑过买一套西装，但最后还是买了两条裤子，一条深巧克力色，另一条深海军蓝，还买了一件轻便的哑金格纹精纺运动外套。他穿着浅粉色衬衫，没打领带，领口敞开着，现在他是个口袋里有钱的自由人，还拥有一辆全新的硬顶轿跑车。他是新成立的mrx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山姆·夏邦是他的合作伙伴和主要投资人，他手握合同，每年向夏邦科技公司提供五千套1：20固体燃料空蜂高空探测火箭模型。即使是对我外婆的炽热欲望，也成了一种点亮他愉悦的源泉。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接近那个名叫“幸福”的状态，然而此时此刻y轴的数值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只能无限接近幸福的x轴，无法与其相交。

“拜托，你的车能不能开得正常一点？”我母亲说。

“我要测试一下这车的最高速度。”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测试它的平均速度？你的脚一下踩油门，一下松油门，时快时慢。”我母亲说，她右手握拳，往前伸，又拉回来。她的描述和动作也很符合他近来不安的心情，他顿时有种被人理解的感觉，“好像故意打算让我吐出来。”

“对不起，”他说，“我不会再这样了。”

她向后靠在头枕上，闭上眼睛，倚着副驾驶的车门，抱起膝盖，脚踝上有灌木丛划下的伤痕、蚊子咬的包和指甲挠的印，这是夏天在她身上书写的故事。她的蓝色斯佩里浅口鞋在血红色的皮革座椅上留下了白色的波浪形灰尘印。他们回到了外公在帕克斯切特租的新公寓，在铺着粉红色雪尼尔床单的新床上放着一件无袖的格子裙和一双露趾平底鞋，梅西百货的销售员说，这裙子非常适合十六岁的女孩穿，但她连试穿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有把连衣裙的衣架拿掉，鞋子也仍然躺在盒子里。他出狱后的所有言行都让她厌恶。在沉默良久后，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我以为你应该在里面多待一阵子。”

他解释说，因为自己并没有其他犯罪记录，在牢里表现得也很好（只是间接导致了一起“过失杀人”和一次违反宵禁的屋顶冒险），而且新的合作伙伴和惩教部门有业务往来，为他说了许多好话，所以他提前出狱了。那天晚些时候，外公就带我母亲去看他在mrx的新办公室，他在市中心科特兰街的一座十年历史的建筑里租了半个楼面办公，那里距离他五十年代曾经做店长的箭牌电器商店只有几个街区。当他们到达那里时，萨米叔叔正带着他哥哥和侄子参观公司，他侄子是个黑眼睛的漂亮男孩，全家人的宠儿，二十岁不到就读了医学院，他瘦小的身材、讲究的衣着、光洁的指甲和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也许他看上去像个骗子”——让我外公想起了雷。这个不知怎么酷似雷纳德的夏邦家的孩子显然对我母亲很感兴趣，我母亲也用身体的姿态默默地对他做出积极的回应。五分钟后，他俩就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我外公在一个火灾逃生门外面找到了他们，发现两人在抽烟，“只是聊聊”。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传统对年轻英俊的医科学生赋予了更多的信任和偏爱，但我外公仍旧觉得十分心烦。“你甚至没去看测试室，”后来他对我母亲抱怨道，“也没去看风洞。”

“那儿有一股花生放久了的哈喇味。”我母亲说。

他已经犯过一次错，把一个只知道运动和读书的女孩托付给弟弟，结果他弟弟还他一个学会了抽烟和撒野的年轻女人，除了狗和婴儿，这个别扭的孩子不会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任何事物。但他不怨恨雷，也不简单地将我母亲的变化归因于青春期不可避免的叛逆心理作祟，因为他知道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他本人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比如大闹羽毛梳公司的那一次，也许正是这件事影响了她，逐渐改变了她和他说话的方式和看他的眼光。在他们重新团聚后的三十七小时里——自他们在福德姆路上的施拉夫特糖果店见面起——他已经在尽量避免两人之间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他的心里还是偶有怒火蹿起，似乎一见到她就会引起圣艾尔摩之火。也许，他想，这就是他眼角的那道闪电的成因。

“你为什么逼我把那些东西全吃了？”

“你必须吃掉。”

“但我不吃早餐，雷叔叔也从来不吃早餐。”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

“我告诉过你，我的胃早晨不能消化食物。”

他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带她来霍华德-约翰逊餐馆吃早餐，他记得多年前她很喜欢这家餐厅，而且故意胁迫她吃下那一堆巧克力薄饼并不是他的本意。

“我知道，宝贝，是这样。对不起。”

“我说我只想要咖啡。”

“还有一支烟。”

“所以你就觉得害怕了？”我母亲说，“丢脸了？”

外公仍然在总结他女儿在弟弟的失职监护下十三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令人不愉快的变化，学会了冷嘲热讽和抽烟是其中最大的两条罪状。

汽车拐进医院的停车场时，太阳穿透了云层，在格雷斯通精神病院的拱门上撒下糖果色的炫光。当天并非常规的探望日，他在中央大楼门口的台阶前找了一个空位停车，关掉发动机，只剩下洒水器噼啪作响，宽阔空旷的草坪泛起彩虹的颜色。在他的想象中，外婆会站在最顶层的台阶上迎接他们，穿着那件他最后一次见她时穿的海军蓝色连衣裙，试探着举起一只手，摆动手指，然后放下手，向他走来，他会不关发动机就冲下别克车，迎向她，她会跳进他的怀抱，腿盘着他的腰，两人黏在一起的嘴唇就成了当天全世界赖以转动的锚点。

然而台阶上空无一人，我母亲低下头，睁开眼睛，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抽出一支塞进嘴里，过滤嘴是红色的，用来隐藏女士的口红印，但我外公早已恳求我母亲今天不要化妆，只是今天，直到他们都开始适应为止。“我已经适应了。”她漠然地说。

他下意识地掏出奥根博尔的打火机，点燃了她的烟，然后把脸扭到一边，这样就不必看到她是如何娴熟地吞云吐雾。她礼貌地将烟雾吐到车窗外，我外公看到香烟在她的手指间微微颤抖。

“她到底怎么样了？”我母亲问，“拜托别告诉我‘看了才知道’。”

尖锐的讽刺让我外公无言以对。

“他们电击她了吗？”

“谁告诉你的？雷？”

她点点头。她在哭。他向她伸出手，但她把他推开了，挣脱的时候不慎按下了点烟器，点烟器弹了出来，他还没来得及阻止，她的食指尖就碰到了点烟器发红的那一头。

“真是太棒了，”她把点烟器塞回去，“他们卖给你一辆破车。”

“他们没有电击她，”他有充足的理由确定这一点，“据我所知，他们只是给她进行激素治疗而已。”

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一年前我外婆提前进入了更年期，这加剧了她精神方面的症状，所以他们尝试对她使用一种叫作“普雷马林”的新药物。

“我也不懂，”我母亲说，“但我觉得，假如她是因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才得病的，那他们可能会电击她，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电出来。”

我外公说，虽然他不太了解电击治疗，但他认为电击疗法并非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瞧瞧这个地方，”我母亲凝视着格雷斯通城垛般的外墙，“呃，我可不能进去，我不想在那里面看到她。要不你进去把她领出来？我在车里等着？拜托？爸爸，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想见到妈妈，可我不想进去。”

外公取下仪表板上的点烟器，他也不想强迫我母亲进到疯人院里面看望母亲，可他又不希望我外婆从住了十一个月的疯人院走出来之后，看到他一个人站在外面，他不知道这两者哪一个更可悲。他把指尖贴近点烟器的发热元件，感受它的热量，让它接触自己的皮肤，手指被烧得发出嘶嘶声，车里弥漫着一股牙齿被钻时的怪味。

“好吧。”他说。

他把车挪到有树荫的停车位，摇下车窗，下车关门，几乎要走到格雷斯通的前门台阶时，他听到身后传来我母亲的脚步声。他转过身去，她走到他身边，两人一同抬头，怀着同样的迟疑和敬畏，望向装饰着铁艺葡萄藤的高高的橡木大门。他觉得应该握着她的手——而且他想要这么做——但他害怕自己伸出手后她会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拒绝，当他的手掌触到她蝴蝶般颤抖的手指时，他仍然不确定下一秒她是否就会甩开他，一如既往地让他失望。

一个穿着白色羊毛衫和白色网球鞋的女人从接待处出来，接待处的玻璃拉门里嵌有铁丝网，她并非护士，但她的白色短发上扣着一顶类似护士帽的帽子。她请我外公在大厅里等医生梅德维德过来，他是我外婆的主治医师，还说我外婆恢复得很好，不要担心，她的医生想和我外公讨论一些关于治疗的问题。

“来吧，亲爱的，”她对我母亲说，“我带你去剧场。”

她的亲切和蔼对我母亲不起作用，一进医院大厅，她就像个在屋顶上醒来的梦游症患者，往前一步就是深渊，吓得一步都不敢动。她想起一部电影中的场景，一名士兵踩到了地雷上，如果抬起脚就会引爆。她不敢说话、倾听或者呼吸，大厅非常壮观，两侧的楼梯通往二楼的柱廊平台，棋盘格大理石地板正上方挂着一盏水晶吊灯，空气中弥漫着掩盖粪便气味的消毒水味和水仙花味。

“我不想去剧场，我是来接我妈妈的。”

“你妈妈就在剧场，亲爱的，”女人说，“她在为一出戏彩排，她一直很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