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我母亲客厅里的沙发上读《九故事》，这个沙发是七十年代的，覆盖着月球灰色的合成羊毛，有些旧但很结实。离我的光脚不远的地方是两扇通往红木露台的玻璃拉门，房子后面有一座陡峭的小山，树木仿佛受神话世界里的守财奴派遣而安插在山顶，永远守护着两座桥的风景，似乎在看守家传的秘密宝藏。西侧是奥克兰的边界，州际公路上来回穿梭的汽车车灯像一条闪光的金属拉链，旧金山好似一团琥珀色的迷雾。
我不能肯定地说，当我母亲晚上回来的时候，我正在阅读九个故事中的哪一个，但我最喜欢的一直是《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高中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这个故事及其主人公就让我想起了外公。二战时他去到欧洲战场，先在伦敦短暂停留，然后前往法国，承担各种他称之为“只是文书性质”“没什么大不了”的隐秘情报工作，与塞林格笔下的自传体人物“军士x”的经历类似sup/sup。没有人觉得我外公“精神崩溃”或者认为他在经历了战争后没有“身心都健康如初”——这是小说里埃斯米的用词。我从来没觉得外公像调查报告中描述的他这一代人那样患有“战争疲劳症”，对此塞林格的小说或许为我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我母亲端着一杯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走进来，粉红色的旧睡衣外面披了一件棕色的雪尼尔长浴袍，天色已晚，夜班护士已经值了几个小时的班，我母亲刚才一直在帮外公整理他那些杂乱的税单，并且发现了其中的一处错误，从而为他节省了将近一千美元，所以她打算喝杯好酒。她的左胳膊底下夹着一本黑色仿皮面的旧相册，脊背顶部和底部的外皮已经磨损了。
“嘿，我想给你看看这个。”她说。
她坐在我旁边，头发湿湿的，有股普雷尔洗发水味，她身上总有这种清爽的薄荷味。普雷尔洗发水的味道实际上并不是薄荷味的，只是颜色像，从前有段广告片：一颗珍珠极为缓慢地沉入薄荷绿色的普雷尔洗发水中，我始终没想明白，为什么珍珠沉得慢就说明普雷尔的洗发能力强，但珍珠下沉的那一幕像我母亲的性格一样，总是安静得令人印象深刻。她把那本旧相册拿给我看，发脆的纸屑簌簌掉落。
“这是你外婆的。”
相册封面上的烫金字“纪念”的金色早就剥落了，相册拦腰捆着一道仿皮带子，上面有个按扣，就像不带锁的日记本，我很确定，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我不知道他都告诉了你什么。”我母亲说。
我能听出她的语气有点不高兴，不知道是因为外公还是因为我，但或许两者都不是。
“他没打算告诉我什么。”
“我听见他给你讲我母亲的事。”
“嗯，是的。”
“他坐牢时，我和雷叔叔一起住。”
“是的，他告诉过我。”
她也有一对拱形眉，可以灵活地挑起落下，我不得不承认，外公确实告诉了我一些事。
“好吧，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看看这个，我母亲总是随身带着两样东西，这是其中之一。”
“另一样是什么？”
“我。”
“哦，对，呃。”
“我带着它去了巴尔的摩，”她说，“和雷叔叔一起生活。搬家前，我在阁楼上找到了它。”
“在霍霍库斯的房子里？”
“当时我们正在收拾行李，你外婆已经进了医院，我发现了这个，立刻决定带着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她的手指划过封面的烫金字，“法语单词‘纪念’含有‘回忆’的意思。”她喝了一小口威士忌，睁大眼睛，满足地叹息一声。“哇哦。”
“慢慢来。”
“好吧，”她说，“没错。”她定定地坐在那里，看着膝头的相册。
“要不然下次再说？”
“不，没关系，我只是……你知道吧……好久没看过这本相册了。”她又慢慢喝了一口，看上去放松了许多。“有意思的是，她的照片并不多，我是说，只有四张，都在第一页。”
假如在外婆来到美国的年纪，我只能从自己的照片中选出四张来带在身边，我会选择最有个人价值的、我最喜欢的和记录我最不想忘记的时刻的照片，可以是随机拍摄的镜头，比如我青春期生了粉刺的脸、戴牙套的样子、我父亲冲着镜头外的某样东西露出的笑容……这些对我而言都很珍贵，但如果我经历过外婆经历的那些可怕的事，恐怕不会有勇气将旧日的回忆带在身边。
“起初我不明白，假如你只有四张照片，为什么要买一本相册？然后我想，好吧，也许她一开始打算把新生活的照片也填充进来，后来忘记把新照片放进去了。你见过我们家的其他相册吧，几乎都是满的。”
“当然。”
“所以我决定带着它，亲自把它填满。”
“你发现这本相册的时候，除了第一页，其他地方都是空白的？”
她点点头，慢慢地吐了一口气，灯光下，相册上的尘埃随之升腾，掀起一层转瞬即逝的白雾。
“我们可以跳过那一页。”
“不用。”她打开按扣，翻到老相册的第一页，这种相册的照片是固定在四个角上的三角形黑色包角里面的。这一页有十六个干净整齐的包角，四个泛黄的矩形标签，上面用钢笔写着法语说明，我在外婆送我的生日卡片上见过这样的字体。妈妈，二十岁；爸爸；你；你和我。然而，在每一个标签上方，四个包角围着的却是一方空空如也的黑色内页，照片不见了。
“什么？”我母亲对着相册说。她徒劳地把相册举起来，查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又重新放下。“噢，不。”她说。
她开始翻动相册，在其他册页中寻找，然而那都是些她小时候的照片，显然是用柯达布朗尼相机照的，她越翻越快，鼻孔呼着粗气，看上去既恐惧又焦躁，册页咯吱作响。我瞥见照片上有汽车旅馆的房间、箭头形状的汽车旅馆游泳池和雷鸟霓虹灯招牌；还有一个退潮时的海滩，布满了阳伞，我母亲和光膀子的救生员粘在一起；我母亲穿着小短裙，紧张地把一只热狗喂给拴着铁链的狗熊；雷叔叔穿着双排扣西装，衬衫领口敞开，系着印花领巾；我母亲穿着短裤和吊带背心，站在雪茄店门口和印第安人木雕合影；还不到开车年龄的我母亲坐在停车场里的阿尔法敞篷车驾驶位；我母亲穿着泳衣骑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拿着弓和箭——和我外公从佛罗里达带过来的那张照片一样；戴着宽檐帽的马术师骑着纯种马；马和赛马场的照片；我母亲或雷叔叔和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的合影；我母亲和雷叔叔在台球馆里；我母亲在林肯纪念堂前、皮姆利科赛马场大门前、某个貌似堡垒的历史建筑前；我母亲骑在炮台的大炮上，就像吉卜林笔下的吉姆。
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的，我出生之前的世界仿佛是个无边无际的灰色天地，灰色的海洋，灰色的金发，灰色的番茄酱，灰色的松树，除了我母亲骑马的照片，我此前从未见过其他的。它们记录了我所未曾听闻的那些晦暗的岁月。我想阻止她翻找下去，如同洗发水瓶子里的珍珠那样沉浸到这段灰色的史前史之中，回顾这段疯狂的日子，然而册页还是在执拗地翻动着。
最后一页上没有照片，用胶带贴了一张纸，胶带上的胶已经凝结成了棕色的颗粒，为了符合相册的大小，纸张被横过来贴在册页上。它应该是从油印的商业通讯上撕下来的，已经变得像烟头滤嘴一样黄，上面还有生了锈的书钉印下的痕迹，仿佛被吸血鬼咬了一口，墨水也变成了深紫色。我母亲重重地合上相册之前，我看到纸面上写着“午餐菜单”“水果配菜”“诗人角”和我外婆的名字，全部用精致的12号间距的字体印刷。
“好吧，算了。”我母亲说。
“它们丢了吗？”
“我不知道。”
“它们以前在相册里吗？你最后一次看到它们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母亲把相册扣在胸前，看得出她在回忆相册经历过的各种变动以及最后一次见到它完好无损时的样子。她看上去很沮丧，我非常惊讶，虽然任何人都会因为这样的损失感到不安，但我本以为她不会表现得如此明显。
“我不知道。”她重复道，然后放下相册，从沙发上站起来，下楼去了我住的缝纫室。她把那些旧东西——纪念品——放在我睡觉的沙发床旁边的衣帽间里。她是那种喜欢扔掉热气球上的沙袋——人生中的非必需品——从而飞得更高的人。也许是在东湾的冒险与投机氛围下耳濡目染的岁月，让她摆脱过去的束缚，赋予了她不顾一切的人生态度。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假如多喝了几杯，她会给现在的男朋友或者别的什么和她同居的人讲述她和雷叔叔一起生活时如何“撒野”、如何学会了轻装简行地生活，这样当你需要全力冲刺的时候，才不会被沉重的负担拖累，听到这里，对方一定会感觉到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对他的某种提醒。但事实也并非如此。我母亲喜欢忘记过去的真正原因，比处事原则、熏陶教养、隐喻说教更为深远，实际上，是不断的失去让她养成了如此顽固的习惯。
“不，”她说，“他妈的。”
她蹲在衣帽间门口搜索置物架上的东西，架子上搁着她的唱片盒和戴着一顶写着“哈瓦那”字样的水果帽的“卡门·米兰达”娃娃。她也翻找了架子下面的地板、纽扣盒和针线盒，以及存放她所有“巴特里克”和“简约”时装纸样的盒子，最后她索性坐到了地板上，抱着膝盖，双手捂脸。
“我猜它们还在爸爸家，”她冷静地推测道，“在储藏室，相册放在一只箱子里，照片可能掉到箱底了。我应该检查一下的，我应该到处翻翻的。”
“我敢肯定它们都在那里，”我说，“你可以下次去找出来。”
现在我明白我为什么没有见过这本相册了，它必定是深藏在我外祖父母的高层公寓里，后来又跟着我外公去到佛罗里达，和阁楼上的其他杂物混在一起。去丰塔纳村拿外公的东西时，我母亲才把相册带到奥克兰，不知道她为什么想要它，也不知假如我问她原因，她会不会答得出来。
“可是，迈克，我的意思是，只有上帝知道它们怎么会不在相册里，”她说，“可能是许多年以前就被人拿出来了。噢。”她依旧捂着脸，“真是伤脑筋。”
“妈妈，没关系。”
“我很抱歉。”
“不过是些照片，丢了就丢了。”
我尽可能地以她容易接受的方式安慰她，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想到外婆在战前的仅有的几张照片都不见了，我很心疼，但我不会如实告诉她我的感觉。
“你说得对，”她说，“显然我以前就没有在乎过它们，所以现在又为什么要在乎？”她放下手，坐直身体，似乎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只是非常想给你看看。”她说。她突然哭了起来。
“啊，妈妈。”我说。自从我父亲到处给家里惹乱子的那段时间过去之后，我从没见过她哭，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也不知道她是否想要或者能够得到安慰，以前她从未把过去给自己造成的影响表现出来。
“来点茶怎么样？”我说。
“倒是不错，但我不想睡不着觉。”
“我有不含咖啡因的伯爵茶。”
“好吧。”她用睡衣袖子擦擦眼睛，“就来点不含咖啡因的伯爵茶吧。”
我去厨房烧水，经过客房时听到毛衣针的撞击声，晚班护士洛拉很喜欢织毛衣，她给我织过一双菲律宾国旗颜色的菱形花纹毛袜子，但后来不见了，我觉得这双袜子能给我带来好运气。
茶煮好后，我母亲端着威士忌走进来，坐在餐桌边，她把威士忌倒进茶杯，又往杯子里掺了一些红茶。相册就摆在我们两人中间，我翻开第一页，露出里面的四个空框架和法语题签。“你还是可以给我看的。”我说。
“什么意思？”
“讲讲它们是什么样的。”
“我不会讲，”她说，“没那种天赋。”
“拜托？”我说，“就告诉我上面有什么。”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歪了歪脑袋，盯着相册上的第一处空白，指了指它的标签，上面写着法文“妈妈”。“这张是我外婆的照片，”她说，“她叫萨拉，他们叫她‘萨莉’，她站在一条街上，身后有车，照片里只出现了车的一部分，是一辆老式汽车，我不知道……挡泥板是这样的。”她在半空中比画了个波浪的形状。
“跑车？”我最近一直在阅读《一种运动，一种消遣》，背景是战后的法国，所以不禁联想到1952年的德拉奇，“带敞篷的吗？”
“看不到车顶，也许是吧。她身后还有一座砖头盖的大建筑，没有窗，或者窗不多，可能是她家的制革厂，我不清楚。我外婆穿着及膝羊毛裙和合身的收腰外套，大翻领，带肩饰。”她可以描述衣服；有许多年她都是自己做衣服，直到做衣服的成本远高于买衣服为止。“可能是哈里斯花呢的，英国样式，戴着宽檐帽，帽檐上有只小鸟装饰。”她在自己前额上比了比小鸟的位置。
“是毛绒做的小鸟装饰？还是真的鸟？”
“我一直以为是真的。”
“谁会把死鸟搁在帽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