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整天穿着死牛的皮走来走去呢。”

可能是掺了酒的茶起了作用，我母亲兴致勃勃地指着相册的第二处空白，标签是法文“爸爸”。“这是我的外公，莫里斯。他很黑，块头大。好像是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小圆镜片。相片是在屋里照的，不是快照，是在照相馆拍的，照片上有摄影师的名字，就在这个位置，写着‘杜穆里埃’，跟那个作家一个姓。”

“在里尔？”

“是的。”她的手指移到空白处的右下角，“他穿着细条纹西装，领带夹上有条链子。我记得他看上去不像是个非常和善的人，他们两个都不怎么和善，有点冷冰冰的，这让我挺害怕，但我也因为产生了这种想法而惭愧，因为他们都被希特勒杀害了，这样想似乎……”

“像是背叛他们一样？”

“没错。”

“我明白了。”

我母亲很少回忆战争时代，很少提及她亲身经历的残酷，但只要回忆起来，她的主要感受就是愧疚。

“这样想让我觉得自己似乎不爱他们，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我也会想他们……甚至觉得他们的死和我有关，仿佛那是我的错，仿佛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是指我小时候，会影响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想起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里面就过去、逝者以及生者在当下生活中的救赎所作的长篇论述，读到这些时我没怎么在意，但我母亲大概对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这个话题深有感触。

“我总认为他们受到了制革厂的影响。”我母亲说。“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生气、不快乐，想想吧，生活在那种可怕的环境，血水、尸体、臭气，”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你能想象得出吗？”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制革厂。”

“我也没有，”我母亲说，“但我能想象出来。”

“我知道你妈妈讨厌它，”我说，“我听外公说的。他说这是‘无皮马’出现在她脑子里的原因之一。”

“噢，”我母亲再次闭上眼睛，这次当她睁眼的时候，记忆的蜡烛似乎已经被掐灭了，“他告诉你这个了。”

这句话让我意识到，外公已经比既定航线航行至更远的海域。我向她承认外公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无皮马的事，尤其是山核桃树着火那次。

“我早就忘记这件事了。”她说，但我知道她只是想要忘掉而已。

我指向页面上的第三个空白矩形。“给我讲讲这张照片。”

“这个？是我的一张照片。坐在一条石凳上。在女修道院。我当时两岁，但还没有头发，只有一点胎发。有人，我猜是我妈，给我穿了一件难看的裙子，上衣是小圆领衬衫，照得很糟糕，我看上去很不高兴、很不舒服，而且很丑。”

“这么夸张？”

“我看起来就像这样。”

她皱起眉头、撅着嘴唇，整张脸都因为愤怒而扭曲着，我大声笑了起来。

“我是世界上最丑的孩子。”

“不是。”

“那张照片丢了我倒不在意，可是这一张……这是……”她指着第四处空白，声音慢慢低沉下去。“……是我母亲和我的照片，上面的我年纪更小，还是个婴儿，穿着白色小睡衣，她把我抱在腿上，坐在花园里的一张木椅子上，是菜园，搭着蔬菜架，有西红柿、覆盆子、豌豆什么的。那是一张曲木椅。”她描画着椅背的曲线。“她眼睛看着镜头，手也指着它，指给我看，告诉我看镜头，表情是微笑的。”我母亲也微笑着回忆道，“她的眼睛闪着光，真的在放光。”

“她很漂亮。”

“没错。”她的语调变了，似乎对我有点失望，“但外表只是她的一小部分特点而已，不应该拿来定义她这个人，可她却只喜欢自己的外表，讨厌其他方面。”

我的母亲也很漂亮，虽然不是像她母亲的那种漂亮。她的肤色偏暗，而我外婆肤色白皙，生有雀斑；我母亲鼻子长而直，我外婆鼻子小而翘。我知道我母亲将她自己的姣好相貌和为此得到的照顾视为骗来的好处，或者喜忧参半的恩惠，虽然得来容易，却很难不惹麻烦，对她来说没什么可自豪的。

“好吧。”我说。我从来没听过我母亲批评她的母亲，哪怕是这种委婉的批评。我知道她觉得有批评的理由，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因为她根本没告诉过我。“但我觉得重视外表并没有那么糟，因为还有人重视更肤浅的方面。”

“也许是吧。可她……她过分关注外表，而且延伸到所有东西的外观和表象，还有人们是怎么看她和怎么说她的。你知道她幻听吧，她听到的那些声音都在说她不好，说她可怕什么的。她觉得自己表面光鲜，内心丑陋，认为自己已经毁了，她非常害怕别人发现这些。”

我有点按捺不住，很想再讨论一下无皮马的禁忌话题，所幸及时阻止了自己，我翻动着相册，找出一张雷叔叔和一个身材丰满、目光冷硬的女人的合影。“这是爱因斯坦太太？”

“没错。”

照片背景像是巴尔的摩郊外的某个公园，摆着一张野餐桌，桌上有纸包的三明治、“白石”和“波西米亚”啤酒。雷叔叔跷着二郎腿坐着，穿着宽松长裤、针织马球衫和双色乐福鞋，没穿袜子。爱因斯坦太太站在他身后，穿一件无袖的夏季连衣裙，丰腴身材尽显无遗，雷叔叔在微笑，她则似笑非笑，右手手指轻轻搭在他的右肩膀上。

“嘿，他们是不是——？”

我母亲撅起嘴巴，状似无辜地看着天花板。

“噢，我的上帝，”我说，“我就说嘛。”

“她是真的爱他。”

“你的语气可不怎么好。”

“因为他伤了她的心。”她摇摇头。“该死的雷纳德。”她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他有魅力，也有趣，可惜是个骗子、无赖，和你父亲一样坏，有些方面比他好，有些地方比他还糟糕，你可不要学他。”

“好的。”我说。我知道我不可能是那种人，哪怕我每天拿出一半的时间努力成为雷叔叔。我只想做我自己。

“他也伤了我的心。”她喃喃地说，仿佛自言自语。

“什么？”我说。

我感觉自己跌进了月球灰色的沙发，这张沙发是我父母一起购买的最后一样东西，之后我父亲就消失了。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我看着我母亲加入了妇女解放运动，就像萨姆特堡战役或珍珠港遭袭之后踊跃参军的热血青年那样，为其效力的人认为思维的开放既是这个运动的目标，也是它的先决条件。那些年里，我对类似的观点略有听闻，起初感到震撼，随后越来越习惯，甚至开始怀念和期待那种被震撼的感觉，然而，在里根当选总统的时候，我母亲早已安定下来，我则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她瞪大眼睛坐在那里，张着嘴巴，一分钟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在学我，连忙闭上嘴。

“你没有……那个……和雷叔叔上床，对吧？”我说。

“他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或者说他根本不显老。”她端起杯子，把里面的液体倒进嘴里，“而且他又不是我亲叔叔。”

“但你当时还没成年。”我说，“我的意思是，妈妈，你当时还是个孩子。”

“没错。”我母亲说，再次系上按扣，锁住那个承载她少女时代与其他失去之物的黑白星球。“这是一种犯罪，”她的声音里有一种苦涩的爱慕，“就凭这一点，那家伙也绝对是个罪犯。”

“他有没有……？”

“全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老实说，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我猜当时自己并不怎么觉得高兴，因为第二天我就射伤了他的眼睛。”

“你什么？”

“用弓箭。”

“就是你骑在马上拍照的那次？”

“我告诉他，我不希望那个摄影师给我拍照。”她说。

“怎么会这样。”我想象着雷叔叔穿着休闲短裤和瓜亚贝拉衬衫，在酒店的草坪上跌跌撞撞，双手捂着一支戳在他脸上的箭。

“我那时很生气，看什么都不顺眼。”

我想象着箭头的冰冷，和我左眼中涌出来的鲜血，打了个寒战。

“我知道。”妈妈说。

“好吧。”我的语气平静了一些。刚才的震惊已经过去，我反复琢磨着她的报复举动，也不再觉得惊讶了。大家都觉得雷叔叔精明，可惜他当初一定不太了解我母亲，要不然他绝不会让她碰弓箭。“看来你真的气坏了。”

“这是第一次，”我母亲说，“你父亲是第二个敢这么惹我的人。”

“差不多。”我举起手，母亲犹豫了一下，和我轻轻地击了个掌。

“但我没法对你外公那么生气，”她说，“我也许应该把我和雷的事告诉他，可我从来没那么做。”

“也许你不需要。”

“你觉得他知道吗？”

“他从佛罗里达带来了五件东西，你骑马的那张照片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这有点怪异，我猜雷可能对他承认了。”

“也许这会让外公感觉好一点，他的原话是，他把你扔给了雷叔叔，自己去坐牢。”

“这么说也对。”

“我猜这件事或多或少地教会了你该如何控制自己。”

“嗯，”她说，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你别告诉他，好吗？也许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打包。”

“好吧。”我说，“我不会告诉他——我知道你知道他也知道的那件没人愿意谈论的事。”

“而且根本没有谈论的意义，”我母亲说，“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外公与塞林格在外貌上也有相似之处：浓密的黑发、脸上有痘印、长鼻子、怀疑一切的拱形眉。每当听到别人说他长得像演员罗伯特·阿尔达的时候，外公总是很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