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纽约州惩教部门自首的两天前，外公开车把我母亲从新泽西送到巴尔的摩，交给他的弟弟照顾。虽然这绝对不是最理想的安排，但外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在1954年冬天的几个月里先后死于癌症。

“注意看，”外公告诉我母亲，“房子在你那一侧的街上。”

我母亲已经有五年没有到过巴尔的摩，这里在她眼里变得很陌生。到处都是红砖建成的两层排屋，二楼的外墙镶着白边，它们让我母亲联想到红色的牙龈和白色的牙齿。大部分房子都是平顶的，但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一座带尖顶阁楼的房子，仿佛上尖牙；门廊很窄，有着白色的立柱。面目相似的建筑一眼望不到头，仿佛梦里开车看到的街景。

“我忘记门牌号了。”我母亲说。

外公叹了口气。他抬起搁在方向盘上的右手，从外套前胸口袋里掏出钱包，一盒印着“霍华德-约翰逊餐馆”字样的火柴从钱包里掉到他脚边，他骂了一句，把钱包塞回口袋，强作冷静地说道：“捡起来。”

我母亲探过身子，在踏板和外公鞋尖附近摸来摸去，直到手指触到火柴盒。“捡到了。”

火柴盒里的火柴已经燃尽，空白处记着一个地址，我母亲打开火柴盒，大声念出外公草草写下的门牌号，但两人还是没有头绪。她记得外公带她去过霍华德-约翰逊餐馆，那是不久前一个晴朗的周六，他们家的隔壁邻居洛普斯太太突然前来拜访，带来两本她近期去阿尔图纳拜访妹妹时拍摄的照片。我母亲吃惊地发现，我外婆对洛普斯太太的宾州之旅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而且，令她喜出望外的是，一向不愿意应付邻居的我外公表示愿意带女儿出去玩。

他开车带我母亲参观了一座养着山羊、绵羊和一只脾气不好的名叫“亚马·苏马克”的羊驼的宠物公园。我母亲知道，十四岁的自己已经超出了参观宠物公园的年龄，但她还是非常高兴。公园里没有别的游客，动物们看上去也十分享受人类的陪伴，它们冲过来欢迎我母亲，紧跟在她的身后。她在园中的大谷仓里玩了轮胎秋千，管理员在栅栏上摆了一些打靶用的空罐头盒，我母亲用点22步枪瞄准射击，几乎全部命中，只有一枪脱靶。回家路上，他们在霍华德-约翰逊餐馆停留，外公为母亲点了炸薯条和胡椒薄荷冰淇淋当午餐。

那一天很热，但坐在有空调的餐馆里的时候，她身上挂着汗水，裸露的双臂和双腿不禁起了鸡皮疙瘩。盛冰淇淋的扇形金属盘子上结了霜，看到我母亲不高兴地蘸着粉红色的冰淇淋吃薯条，外公做出佯装作呕的搞笑表情逗她笑，但她看得出外公的表情背后隐藏着痛苦。过了一会儿，他起身上了个厕所，回来时买了一包“长红”烟，他没有抽烟的习惯，但近几个月他每天都要抽上两包。

刻着化学结构式的打火机没有机油了，在她的印象里，他从没有过这样的疏忽。女招待给他拿来一盒书夹型火柴，外壳印着水绿色、白色和黄色的图案。外公点了一支烟，向后一靠，眼中的痛苦神色有所淡化，他赞美了我母亲的射击技术，然后非常难得地给她讲了一个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故事很简单，但挺精彩，是关于外公的儿时玩伴莫西的，莫西的手指被另一个小男孩用点22步枪打中了，最后他用报纸裹住伤口，把手揣在口袋里回了家sup/sup。

父女俩回家时，起居室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伦巴舞曲，但房子里没人，厨房的桌上有个信封，信封斜靠在一只有凸起花纹的花瓶上，花瓶里插着当天从花园里剪下来的白芍药。外婆在信封上写了我母亲的名字，她的书法受到过修女的指点，每一个词都写得像乐谱中的音符。我母亲在信纸里发现了一根红色的羽毛，外婆写道，为了全家人好，她决定返回格雷斯通治病。至于红羽毛代表什么意义，我母亲一直没有弄清楚。

外公又骂了一句，猛踩了一下刹车。“你应该仔细注意门牌号。”他说。

“我一直在仔细看。”

外公开始倒车，汽车发出的声音仿佛他愤怒的叹息。他把头伸出窗外向后看，右胳膊揽着座位靠背，向后倒了三座房子那么远，在一座带阁楼的房子门口停住。它的门廊被光秃秃的杜鹃花丛包围，外墙没有白色镶边，也不是红砖盖的，看上去似乎由数百块切割整齐的棕色、紫褐色和灰色的石料组成，门廊里没有柱子，搭着锻铁架。透过冲着门廊的窗户，我母亲看到一个女人宽宽的脸，然后一块棉布窗帘就落了下来，挡住了那张脸。

外公给车熄了火，我母亲静静地坐着，两手紧紧地揪住裙子边，眼睛酸涩，眼泪顺着下巴滴到衬衫的小圆领上。车里十分安静，她能听到眼泪落下来的声音，外公轻轻地咂了一下舌头，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怜惜，我母亲默默希望是后者。

“我没有选择，”我的外公说，“原谅我。”

“不。”我母亲说。她惊讶于自己的大胆，心脏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外公打开车门走了出去。“行了。”他说。

他穿上他的灰色精纺西装夹克，拉下袖口，抻平灰黑相间的领带，端详着房子的石头外墙sup/sup。他绕到副驾驶，给我母亲打开车门，我母亲拿衣袖擦了擦脸，钻出车外，跟着外公走到后备厢前。里面有两个装着衣服的手提箱，一个洗漱包，玻璃动物玩偶，便携式唱机，还有一盒45转黑胶唱片，其中有当周新出的《起床啦，小苏西》和盖尔·斯托姆的《暗月亮》。

“我来拿行李，”外公说，“你去按门铃。”

我母亲站在混凝土棋盘格地面上，看着眼前的石头房子，很想说不，但这时雷叔叔出现了。

“慢着！”他站在门廊最高一级台阶上，穿着天蓝色的西装和金色的衬衫，绿色领带上配着金色的花纹。他本打算马上把她领进屋里，但又改了主意，抱着胳膊上下打量她，缓缓地摇了摇头，一侧的嘴角翘了起来，似乎随时都能笑出声。“难以置信，”他说，“不可能。”

1952年搬离巴尔的摩之后，我母亲就没怎么见过雷叔叔，从那时开始他的性格变得更加狂放不羁，我母亲为此很喜欢他。他的车和衣着都变得很夸张，还有他送我母亲的礼物——棕色皮肤的娃娃，戴着雕成水果的木头帽子，红色的连衣裙上绣着“哈瓦那”；一只印有“金块”字样的帆布袋，袋子里有个装着金屑的小瓶，外公见到后既气恼又觉得好玩。雷叔叔每次到外公家，都和我外婆聊个不停，外公则坐在桌旁静听，有一次他们还围坐在山核桃树下谈天。雷叔叔讲的故事很有趣，里面的人物外号也非常滑稽，还有各种怪异的小镇和邻居，要叙述这样的故事，需要懂得大量的黑话。我母亲听得总是很入迷，也没有人赶她走，雷叔叔每次讲完故事，我外公都会手托着下巴，说一句：“我可不相信”或者“骇人听闻”，或者“哦，雷纳德，这是为什么？”但有时他只会微笑，不说话。

“嗨，雷叔叔。”我母亲说。

“你好，娃娃脸。”

她走上台阶，搂住雷叔叔的脖子，亲吻他的脸颊，他的皮肤比她父亲的光滑，闻起来总有一股橙子皮和烟灰的味道。她不必踮着脚尖就能亲到他，还不到十五岁，她就比他高出两英寸了。

“瞧瞧你！没人告诉我你已经长大啦，”他说，“简直太容易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母亲没有立刻回应。

“不对吗？”雷叔叔说，“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呢，难道你不期待吗？”

“我猜是吧。”

“当然是啦，宝贝儿，接下来的日子会很好玩儿的。”

前门有个金属邮箱和放晚报的钢丝支架，邮箱上写着“爱因斯坦”。我母亲听说这是雷叔叔的女房东的姓氏，但看到它被写在邮箱上，她觉得有点怪异，因为她认为这个名字与一些她永远不会理解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密切相关。

“你说来的是个小女孩。”

一个男性化的低音说，说话的正是我母亲在窗口看到的那个女人。她看上去比我母亲现在的年龄大，但回想起来，我母亲认为她那时还不到六十岁，她的黑头发里已经出现了银丝，银色的地方恰好出现在额头两侧，仿佛镶了边，两个额角分别翘起一撮头发，远看好像头上顶了一双波斯拖鞋。她穿着一件好似实验服的长外套，里面的衬衣印着菊花，下身是一条棕色的裙子，她跨进门廊的时候，一阵若有若无的苦味随之飘来。

“爱因斯坦太太。”雷叔叔向我母亲介绍道。“这就是个小女孩，爱因斯坦太太……你多大了来着，甜心？”

“十四。”

爱因斯坦太太上下打量我母亲，双手交叉在胸前。我的母亲确定，苦味来自爱因斯坦太太。后来她得知，雷叔叔的这位房东在派克斯维尔的家畜医院担任接待员，所以无论她去哪里，身上总有一股石炭酸和动物害怕时分泌出来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十四，”爱因斯坦太太说，“胡说。”她转向雷叔叔道，“你当我是傻子？”

“我可以提供她的出生证明，”雷叔叔面不改色地保证道，我母亲心里一阵恐慌，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出生证明，“假如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去年夏天，飓风即将袭击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湾海岸时，我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飓风可能经过之处的居民正往自家窗户上钉胶合板，爱因斯坦太太当时的谨慎与警惕程度丝毫不逊于这些居民。

“只要涉及你，就一定有必要，”她对雷叔叔说，“我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哎呀，爱因斯坦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