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听到前门传来脚步声，门铃响了，虽然万圣节要糖的小孩不会这么早上门，但他猜想我外婆肯定会穿着“夜之女巫”的道具服装去开门，他往煮锅里加了点黄刀豆，强迫自己等上两分钟再去翻动牛排。想到今年外婆即将参与的万圣节活动，他突然感觉到一丝没来由的紧张，可实际上他每年都会紧张。《神秘地窖》一直让他觉得不自在，“夜之女巫”散发的诡异的性吸引力（还有她在节目里提到的那些奇怪故事——布莱克伍德，勒·法努，洛夫克拉夫特——简直可以给弗洛伊德当精神研究的样本）和我外婆本人的个性非常接近，再加上其中的邪恶巫术成分，让我外公非常受不了。

门铃又响了，他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嘁嘁喳喳的说话声。他翻转牛排，关小了火，向前门走去，空荡荡的客厅让他感到莫名不安，但实际上客厅并非空无一物。rca唱片机上的旋钮像是咧着嘴嘲笑他，自动唱臂似乎又出了毛病，喇叭里传出奇怪的噪声，好几张唱片封套散放在唱机柜的顶部。

正在播放着的十英寸密纹唱片是一张苏格兰皇家近卫军乐队的风笛专辑《进行曲，斯特拉斯佩舞曲与里尔舞曲》，最近我外婆迷上了苏格兰风笛，外公根本没去想她为什么会喜欢这种音乐，他抬起唱臂，关掉了唱机。

“亲爱的？”他朝楼上喊道。

自从走进家门，他就没见到过我外婆或者我母亲，但这并不罕见，因为她们喜欢独处，我母亲通常待在她的卧室，我外婆则在我母亲记忆中的那个“工作室”里，但外婆叫这个房间“缝纫室”。外公回家后，她们可能会在他所在的房间里待着，但他不在家时，她俩似乎更愿意躲着彼此。

外公敞开前门，门口站着一群乔装打扮的小孩，恰好能凑成一出《彼得·潘》：海盗、印度公主和仙子——还有个穿一身绿的小家伙，外公觉得他应该是罗宾汉，但演彼得·潘也没有问题。

当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万圣节“不给糖就捣蛋”的风俗还比较新，面对这群来自永无岛的小家伙，外公有些不太适应。他小时候的南费城，到了万圣节的晚上，戴面具的小无赖们会互相投掷鸡蛋和面粉炸弹，在别人家窗户上用肥皂写脏话。外公低头寻找那个应该搁在前门门口的装满南瓜、玉米和猫头形状的布兰奇秋季混装糖果的碗，然而它不在那里。

“等一会儿。”外公对孩子们说。

他再次呼叫我的外婆和母亲，依旧无人应答，也许她们到商店买糖去了。

“哈，”他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们严肃地看着他，那位小仙子的目光犹为严厉。外公意识到他们以为他在撒谎，只好拿出零钱包，翻出四个二十五美分硬币给他们，1952年，二十五美分可以买五块糖，孩子们满意地走了。

回到厨房，牛排快煎好了，他开大煤气，又等了一分钟，用手指戳了戳牛排，倒进盘子，把平底锅放回炉灶上，往里面滴了点威士忌，锅底发出吱啦一声，蒸发的酒液直刺鼻腔。他拿出奥根博尔的芝宝打火机，点燃了酒蒸汽，火苗褪下去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尖叫了一声，好似火箭一飞冲天，像是大声的呜咽，外公提醒自己不要惊慌，因为今晚是万圣节，许多人会开些比较夸张的玩笑，比如在家播放闹鬼的音效吓唬路人什么的。

他搅拌着锅里的东西，听着外面的动静，刚才的尖叫过后，并没有紧跟着传来地窖门的吱呀声、狼嚎或者铁链拖过地牢石板的声音，他把收过汁的威士忌浇在盘中的牛排上，给黄刀豆涂好黄油，戴上手套，拿出烤箱里的土豆。

他喊妻子女儿过来吃饭，仍然没有回应。当我母亲——两个月前她刚刚过了十岁生日——走进来时，他已经把牛排切成了三份，给烤土豆抹上了黄油，我母亲穿着旧工装裤和罗登呢衬衫。看到她没穿万圣节的衣服——维拉韦·布朗在赢得全美赛马奖杯时穿的马裤和金红相间的丝绸上衣，外公有点惊讶，他立刻想到，假如我母亲敢穿着外婆给她精心缝制的赛马服，冒着蹭一身酱料的风险上饭桌，外婆一定会命令她回房间换衣服的。

“你妈妈呢？”他问。

我母亲瞥了一眼带血的牛排，别开脑袋，她天生喜欢摆出一副万事不关心的模样，但今晚却显然不太高兴。外公想起，她打算装扮成维拉韦·布朗到学校去，参加街区的万圣节游行，大概是因为她的赛马服遭遇了什么厄运，或者被同学取笑了。在她故作漠不关心的背后，外公觉察到了惊慌失措。假如真的是衣服的问题，那么从她极为沮丧的眼神来看，它很可能已经被撕成了碎片。

“发生了什么？”他问。

她看着他的手——他正举着叉子把一块牛排放进她的盘子——摇了摇头。“没什么。”

“我还以为你会穿着道具服出来呢。”

泪珠滚出她的眼眶，随着睫毛的眨动扑簌簌地往下掉。

“是因为衣服吗？你把它弄脏了吗？”

“什么事都没有，我改变主意了。”

“什么？你不想当维拉韦·布朗了？为什么？”

她低声嘟囔了一句外公听不清的回答，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近她一直不怎么和他说话，即便不得已说上几句，也像是急着逃走的银行劫匪从车窗里鬼鬼祟祟地丢出手枪和面具一样，含糊匆忙地扔下几个词。

“你在念经吗？”外公打趣道。

“我说，我不玩‘不给糖就捣蛋’了！明白了吗？”

她带着不加掩饰的厌恶神情打量着盘子里带血的牛排，看上去随时都能恶心得吐出来。

“我刚才听见有人尖叫，大约十分钟前，”外公说，“那是你吧？”

那天早上，外婆把我母亲送到学校，对女儿承诺说，今天要送她一个和维拉韦的马“馅饼”一模一样的小马玩偶，虽然她的语气很温柔，但我母亲禁不住觉得，这个承诺背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她知道我外婆在战争期间经历过恐怖的事情，先是被家人抛弃，然后又失去了他们，纳粹还杀死了我母亲的生父——那个英俊的医生，因此她常常把詹姆斯·梅森想象成自己的父亲。她母亲历经艰险，带她逃难到了美国，面对去国和丧亲之痛，而且要与她头脑中的恶魔缠斗，竟然还能苦中作乐地活下去，所以在我母亲眼中，外婆是真正的英雄，然而当外婆承诺，她可以得到一匹“万圣节小马”的时候，语气却愉快得有些不正常，因为平时看到女儿喜欢马，外婆会说：“我可不必非得喜欢它们，因为你可以替我来爱它们。”所以我母亲怀疑我外婆实际上是害怕马的。

每当在市中心遇到骑警或者赶着马车的水果小贩，外婆都会躲到马路的另一侧，在不得不和马匹正面接触时，她会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用鼻孔小心翼翼地呼吸，直到它们从她身边走过去为止。巴尔的摩郊区有不少马场，从附近经过时，我外婆会压低声音说话，甚至完全不说话，仿佛害怕那些马儿听到似的。

这天在学校里——我母亲在自由小学汉普特夫人班里读四年级——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的承诺，那匹小马，还有它所负载的莫名恐惧，就像换牙的孩子不停地去舔缺牙的地方，最后舔出血来一样。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知道外婆给她设计的小马玩具无论如何都会兼具美丽和令人失望两个特点，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她希望这次的小马不会那么奇怪。

午餐后，她穿着维拉韦的衣服和同学们一起穿过福里斯特帕克的街道，但维拉韦忠实的伙伴缺席了。我外婆并没有把她答应的“馅饼”玩偶送过来，我母亲不由得恨起了外婆，是她毁了她的万圣节。

“我其实根本不想要什么小马，”我母亲告诉外公，她没吃晚饭就回到卧室，脸朝下趴在自己床上，还穿着工装裤和毛呢衬衫，“我没事。”

“对不起，”外公说，“要是我有时间就好了。”

受到成功雕刻木头小马的鼓励，万圣节前，外公曾经提出为我母亲用一根棍子套上木制的马头来制作维拉韦的“坐骑”。其实从一开始，提出这个计划的动机就是出于愧疚。在马丁公司工作的时候，外公总是见缝插针地陪伴我母亲，可是自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之后，他几乎很少在家。本来的计划是，如果我母亲参与小马的设计和制作，那么我外公就不能再把她晾在一边。诺言与愧疚常常相伴相生，外公的这个承诺，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它本来想要挣脱的命运。公司的事情实在太多，闭环加速度计研发项目进展到了关键阶段，他很少在八点前到家，总是要忙到八点半左右才回家，那时我母亲已经睡觉了。两周以来，他和韦恩布拉特的研发项目进展喜人，而制作小马“馅饼”的工作则完全停滞了。

“不就是一把破扫帚上顶着一块破木头吗，”我母亲说，她的睫毛被泪水浸湿，脸颊气得发红，枕头上沾着鼻涕丝，“好像我是个小婴儿一样，我根本不想让朋友们看到我骑着那种东西！”

“我知道，”外公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她，“对不起。”

“你和你的蠢主意——”

“好了。”

“我没事，没有马也可以！”

“好了。”外公提高了声音。

外公很少对我母亲大声说话，也认为没必要。因为外婆的精神不稳定，偶尔行为失常，我母亲认为自己是巴尔的摩最不幸的小孩。她开始对他大喊大叫，胳膊抱着脑袋。

“发生了什么？”外公问，“你妈妈呢？”

“我不知道。”可怜的女孩疲倦地说，“我回来时她不在家，唱片机也没关，她的手提包不见了，我做了作业，打扫了自己房间，然后听到你回来。我想看看她给我做了什么样的玩具，就过去看了看。”

“然后呢？”

我母亲抿紧嘴唇，下巴颤抖起来。她摇摇头，重新把脸埋进枕头，不打算再说了。

我外公低头看了她一会儿，他不知道究竟怎样更不幸：有一个疯狂的母亲，还是有一个疯狂得足够爱上她母亲的父亲。他想抚摸我母亲的头发，拍拍她的肩膀，但他仍然生她的气，因为她敢当面嘲笑他的失败。他的双手垂在身侧，像不听使唤的工具，他知道这么做很自私，对孩子也不公平，因为我母亲唯一的错误就是不该信任他。

“我去看看。”他对着我母亲的后脑勺说，尽管他自己都觉得这句话应该没什么用。

外婆的领地是独立于我外祖父母卧室之外的一个门廊改建的房间，空间很小，天花板低矮，三面墙上都有窗，外婆在里面摆了一台缝纫机、一个小工作台、一盏落地灯和一个裁缝用的假人。sup/sup门左边是外公给外婆做的置物架，摆着针线纽扣等制衣材料和工具，还堆着一排杂乱无序的平装书，大部分是法语的；右边靠墙有张钢制打字桌，桌子上方挂着一块记事板，上面贴满了艺术明信片和剪下来的杂志图片。我母亲和外公已经忘记那些图片都是哪些艺术家的作品了（除了梵高和一只德拉克鲁瓦画的老虎），但他们记得图片的风格很“诡异”（我母亲的原话）和“典型”（我外公的原话）：比如肉的静物画、投币操作的算命机器人、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侏儒乐团。六月份的一天早晨，我外婆在后院的树上发现一只断气的月形天蚕蛾，就把它也粘在了记事板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粉绿的身体逐渐变成了深色的美钞绿。

我外婆的“工作室”的整洁程度是她精神状态的晴雨表，此外，还可以在我外公回家以及她自己出门时，根据她和他打招呼的方式来判断她的情况；还有，她处于生理期的哪个阶段，她是否感到为外界接受和赏识。假如她给他端来咖啡，这是个好迹象。假如花瓶里的花修剪摆放得相当整齐，而且是新鲜的，也是好迹象。空花瓶代表糟糕，瓶里出现死花则更糟。假如她像第一次注意到那里一样用手指触碰外公的脖子后面，这是好迹象。假如不是二月，好迹象。假如她没有拿出她的算命扑克来摆弄，好迹象。假如她在路过天主教堂时没有在门口徘徊，而是径直走过去，好迹象。假如她表示不再喜欢《亲爱的提奥》或者《圣方济各行传》，糟糕。假如不是星期天，好迹象；星期天的时候她的精神格外不好。

对外婆来说，1952年夏季的每一天都是星期天，白天无精打采，晚上除了失眠就是做噩梦，但她不愿意透露梦的内容，像个惧怕被捕的间谍守口如瓶。缝纫室里堆满了她没来得及剪切的杂志，还有已经烂掉的她忘记吃的葡萄和樱桃，结果弄得整个楼上都有一股酸味。她会把一条旧披肩挂在门口，在屋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会一本正经地告诉家人，她在躲着什么人，但永远不说她躲的人是谁。

外婆从普拉特图书馆借来一些奇怪的唱片——印度尼西亚打击乐，吉葛夫簧风琴，还有该死的苏格兰风笛——在便携唱片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她很少吃东西，从来不做饭。当她从披肩后面出来后，已然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传教者和真理的捍卫者。她搜罗了不少宗教书籍，《守望台》《见神论》杂志和各种关于灵魂和“元气”之类的小册子逐渐取代了她工作室里的烂水果。八月底，外婆在工作室的窗玻璃上贴满了正方形的黑纸，说是不让“暗影里的东西”看到她，我外公想不明白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我母亲升入四年级的前一天晚上，两个警察把我外婆送回家，她赤着脚，穿着一件男人的钓鱼夹克，有人看到她衣衫不整、精神恍惚地走在海港边，以为她要自杀。警察到达现场时，发现她在烧一本书，还把着火的书页丢进水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外公意识到那本“书”是外婆记录她的想法、梦境和幻觉的笔记本，还有她画的巴黎时装素描。警察考虑把她送到霍普金斯医院观察治疗。虽然烧了笔记本，还把它扔进海里，但我外婆看上去却像是松了一口气，变得冷静了许多，甚至还知道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到现场去的一位警察认出她是电视上的主持人，就把自己的钓鱼夹克借给她穿，送她回家。那晚之后，外婆看上去似乎完全清醒过来，轻松地重新担当起了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而且整理了缝纫室。

现在，突然之间，一切又变得一团糟。

外公走进缝纫室，看到地上扔着三个布兰奇秋季混装糖果空包装袋，彩色的糖果散落在周围，工作台上到处都是外婆的算命扑克，牌是在维特时一个女巫模样的神秘吉卜赛老太太给她的，有的牌面朝上，有的朝下，外婆似乎用它们盖了一座纸牌塔，又把塔推倒。缝纫机的压盘下面卡着一块棕色的布，桌上放着满满一杯奶茶，表面凝结着彩虹色的油脂，还有一瓶打开了的阿司匹林，烟灰缸的边沿挂着一根三英寸长的烟——从这些迹象来看，外婆是匆匆忙忙出去的。

散落在地板中央的糖果之间，躺着她给我母亲做的小马玩具“馅饼”，其实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我外婆破坏了，而且它看上去更像一只风筝，并非一匹马——外婆用棕色油布给它做皮肤，里面用柳条撑起来，但现在只有身体，没有脑袋，马身子是椭圆形的，大半个身子都没有“皮肤”，柳条完全裸露在外，身体与四肢相连的部位绑着铁丝。

外公端详了半天才认出这是什么东西，恐怕只有在那些古老的哑剧里面才能看到演员穿戴这样的动物道具服。不知道她打算用什么做马头，他心想，然后他就看到打字桌上赫然摆着一个龇牙咧嘴的白色骷髅头——显然来自一匹真正的小马的脑袋。

我住在加州的伯克利。

米尔顿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他的母校史蒂文斯理工学院担任航空电子工程学讲席教授。

巴黎春夏和秋冬时装发布之后，我外婆常常带着一本大理石纹封面的笔记本在贺茨勒百货公司里走来走去，偷偷画下时装草图，在家里自己动手裁制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