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当我母亲收拾东西，准备搬出我外公去世的房子时，她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些酒类包装箱。

“又是你的旧垃圾。”她打电话告诉我。

她知道我喜欢保存旧物件，所以，一天下午，她特地把这些纸箱拿给我看sup/sup，让我确认是否可以扔掉。我打开的第一只纸箱是摩根船长朗姆酒的，发现里面有朋友、情人和写作课老师八十年代寄给我的五六十封信和明信片，信件下面还有我从一位朋友的父亲收藏的鲍勃和雷的唱片转录的磁带、一只小袋子、一辆“风火轮大盗”玩具车和我弟弟的黑胶唱片《移动画像》。

“这一箱都是好东西。”我说。

我在第二个箱子里——吉尔比琴酒——发现了一只巴黎“新玫瑰唱片店”的塑料购物袋，我记得袋子里曾经要么装着《爱火》，要么是约翰尼·雷德斯的现场专辑，取决于这个袋子是我哪一次去新玫瑰拿回来的。现在它里面塞着一顶软塌塌的宽檐黑毡帽，还有一盒没拆过封的空白tdk卡式磁带、一副“宝瓶座”塔罗牌——我十三岁时在哥伦比亚购物中心的斯宾塞礼品店买的，原来这副牌在吉尔比琴酒的盒子里！我端详着黑帽子，想不起是谁的了。

“金发女郎的。”我母亲说，她从帽檐内侧捻出一缕长发。

我立刻回想起，我在我的金发前妻头上见到过这顶帽子。

我指着第三个纸箱——里面曾经有十二瓶“老乌鸦”——它的纸板比其他酒箱脆，用过时的凸版样式印着个爵士时代风格的花花公子，封箱的胶带也很古老，是那种需要先拿海绵润湿了才能用的。

“我敢肯定，这箱东西不是我的，”我说，“太古老了。”

“哦，”我母亲说，她用自家的房门钥匙割开封箱带，“哈。”

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她的语气似乎有点不安。首先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是一些童书，小开本精装，没有封套：《黑骏马》《钦科蒂格的迷雾》《风之王》《玉女神驹》，还有一本叫作《来吧，海饼干！》。书下面是一只牛皮纸文件夹和一个有拉链的小布袋。文件夹里全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纯种马的彩色照片，贴在硬纸板上，再沿着马的轮廓剪下来，制作成纸马娃娃。拉链袋里是我母亲给纸马娃娃做装饰用的挂绳、缎带和皮革之类的东西。

“维拉韦就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解释道，“《玉女神驹》里的维拉韦，我也学着做。不过，这些是你外公给我做的。”她从“老乌鸦”酒箱里拿出九匹木头小马，每一匹都用1952年11月12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报》仔细地包着，她逐一打开纸包，把里面的小马摆在我的厨房桌子上。这些木头雕刻的马大约三英寸高，我母亲回忆，前两匹是用小刀刻的，其余的用了专门的雕刻工具，材料是轻质木头，鬃毛和尾巴是刷子毛做的，还上了色：赤褐、板栗、棕褐、花灰、暗褐、纯黑、纯白、黑白、午夜蓝。最初的两匹——棕褐色和赤褐色马——雕得比较粗糙，简化到几乎抽象，但这以后外公的技巧和工具都有所改进，其他的马头颈部的线条流畅得多，姿态也更加优美，看上去还挺逼真。

我举起蓝色的那匹，“外公真是个怪人。”

“这是‘午夜’，他会飞。”

“午夜，”我说，“噢——”

我举着“午夜”，在另外八匹马的头顶以8字形“飞”了一圈，“降落”在桌子上。我终于发现，我母亲的童年生活竟然也含有想象的成分，以往她对我讲起的小时候的事，基本上都出自她的所见所闻或者亲身经历，似乎头脑以外的世界就是她早期生活的全部，而她是个没有白日梦，没有恐惧、幻想、怀疑、渴望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孩子。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异想天开——经常让她大摇其头，装模作样地望着天上或只是对着天花板翻白眼，再加上一句“这孩子真能胡思乱想”。所以，当她把“午夜”介绍给我的时候，我感觉她过去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应该是装出来的，否则她怎么会如此自然地告诉我一匹木头马“会飞”呢？

“里面还有什么？”我说。

她瞥了一眼“老乌鸦”酒箱，迅速看向别处，把发黄了的报纸团全部扫进箱子里。

“好吧。”她说。我意识到箱子里还有别的东西。

她看着厨房桌子上的马群，皱起眉头，噘起嘴巴，仿佛它们给她提出了一个大难题。起初，我以为她在考虑是否要把它们送给我的小女儿（她当时和维拉韦·布朗同岁），但我母亲看上去过于恍惚不安，似乎想的不是这个。

“好吧，”她又说，然后便合上箱盖，塞在胳膊底下，“如果你觉得孩子们想要，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留在这儿。”

“好极了。”

“什么？”

“没什么。”

“我知道。”我母亲说，我看到她无声地说了个“马”字。

“一箱子都是马。”

“你一定觉得这很奇怪吧。因为我母亲。”

“不，我……我是说，1952年？那时你才十岁，就把这些东西都包起来放好了？”

“是的，因为我去他父母家生活了一阵子，巴伯和萨迪。他们那时住在卡姆登，本来是打算在他找到工作后再让我回来的，但我在卡姆登一直住到学年结束，他花了一段时间才在纽约找到工作。”

“在无线电街，对吧？现在的世贸中心就在那儿。”

“他在箭牌电器商店当经理，箭牌开始给其他公司供应零件时，他转做销售，因为钱更好赚。我去皇后区和他一起住。”

“外婆呢？”我问，但我在问出来的同时已经猜出了答案。

“1952年11月，”我母亲说，“她第一次到那里去。”

“啊。”

“他们把我送到巴伯和萨迪家，然后，他带外婆去了医院，你知道吧，她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她看着“午夜”，它的身体是午夜蓝色，鬃毛和尾巴却是象牙白色的，昂首向天，好像在用力吸气。我想，任何孩子都能看出来，这是一匹会魔法的马，可能会飞。

“怎么女孩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迷上马呢，”我说，“十一二岁的女孩中特别常见。”

“嗯，嗯。”我母亲说，但她听上去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话，也不是迎合我，而是对我表示同情，认为我在自欺欺人。

“因为，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无皮马吧，”我说，“她第一次去医院之前？”

她把纸箱放回厨房的桌子上。我开始烧水煮茶，而且我还有一瓶蜂蜜甜酒，我向她保证，在一天中的这个时间，来一杯伯爵红茶鸡尾酒绝对不算早。

“在那之前？”她说，“我知不知道无皮马？我……应该是感觉到了……”她顿了顿，似乎非常厌恶这种只存在于感觉之中的东西。“我知道她害怕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她说。

按照她喜好的量，我把茶水和蜂蜜甜酒倒进她的杯子，她抿了一口，接着又抿了一口。

“很好。”她说，然后一言不发，而她原本似乎想要继续说下去。

“这么说，你十岁的时候，”我说，“1952年11月，你收拾好了这个箱子。”

“是的。”

“看上去后来你也没打开过它。”

“从来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不再喜欢马了。”

“因为你听说了无皮马？”

“不。”我母亲说。她喝光杯子里的茶，再次打开“老乌鸦”酒箱，手伸进满是报纸团的箱子，在箱底翻了半天。“因为我看到了它。”

1948年到1952年，我外婆是waam电视台的明星主持人。那时候巴尔的摩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较少，所以二十年后，在巴尔的摩地区长大的我很少遇到在电视上见过我外婆的人。现在的一些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或许记得，电视上出现过这么一位衣着打扮非常讲究（戴珍珠项链、穿贺茨勒百货公司赞助的迪奥裙装）的女人，有时冷静地在镜头前肢解肉兔，有时用力捶打猪排。我母亲告诉我，十三频道曾经短期播放过一个法语教学节目，每个星期天上午，《克里斯托弗一家》播完后，外婆就会出来教观众法语，现在人们恐怕也早已忘记了《午间新闻》的那个穿黑裙、戴白帽、系白围裙的用法语播报天气的气象小姐。

大多数记得我外婆荧幕形象的人当时都是小孩，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在昔日的观众们印象里，我外婆面色苍白，爱穿羽毛装饰的衣服，眉毛黑如鸦翅，暗色的衣袖翻飞，在白色烟雾中缓缓出现，周围是翻倒的石柱、歪斜的墓碑和黑铁栅栏，像是《神秘地窖》那首哥特风格幻想曲里描绘的主人公。他们叫她“神秘的夜之女巫”，还一致回忆说，假如父母允许他们星期五晚上熬夜，在午夜零点打开电视机——waam电视台凌晨12点45分结束播出，我外婆会吓掉你的魂。

大家普遍认为，电视节目中第一位以恐怖风格著称的主持人是迈拉·诺尔米，人称“吸血米”，此前她曾出演好莱坞的软色情电影，洛杉矶的kabc电视台播过她的许多z级恐怖片。其他城市的类似主持人包括——纽约的扎克里、克利夫兰的古拉迪、芝加哥的马文，在环球影业推出一系列经典恐怖片之后，这些人纷纷涌现，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但都或多或少地遵循了“吸血米”开创的模式：夸张、讽刺，以及对电影的恶搞。

但“夜之女巫”却不是这样的，她不在节目中播放电影，waam电视台也没有取得播放恐怖电影的许可证，即便有许可证，拥有这个电视台的两兄弟——韦克斯曼法官的朋友——也意识不到这类电影的价值。

“她表演得非常好，”外公告诉我，“但走的是直率风格，并非搞笑，她的法国口音也很吸引观众，再加上哥特式‘地窖’的布景，非常有特色。”他闭上眼睛，深深地陷入回忆。“她在‘坟墓’周围走来走去，然后转身看向镜头，发出‘噢！’的一声，”他的声音提高了半个八度，声音尖细，“‘你们竟敢回来！’然后她会邀请你走进‘地窖’，这时镜头会对准地窖的铁门，与此同时她会跑到布景的另一头——‘地窖’的内部，切换机位，镜头再次对准她，只见她庄重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它的造型像一张王座，我猜是他们从教堂里搬来的，她拿起一本书开始朗读。声音很大。鬼故事。总是很诡异。我从来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故事。”

从1949年10月7日爱伦·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开始到1952年10月24日，《神秘地窖》每周在电视台直播一次。

1952年10月31日，午夜时分打开电视机，准备观看“夜之女巫”朗诵爱伦·坡的《梅岑格施泰因》的巴尔的摩人惊讶地发现，女巫并没有如约出现，屏幕上只有一条被人造雾气包围的长凳，上面放着一盏万圣节南瓜灯，南瓜上的洞非常粗糙，像是用钝刀匆忙挖出来的，因此蜡烛照出来的影子显得更加吓人，《太阳报》第二天还刊载了观众们的抱怨。下一个星期五的半夜，电视台开始重新播放一个叫作《三月时间》的老新闻节目，《神秘地窖》和我外婆再也没有回归荧屏。

那年万圣节的星期五，傍晚五点三十左右，我外公提前下班，回到他们在福里斯特帕克区缅因大街租住的房子。他走进厨房，用锡纸包了三个土豆送进烤箱，在另一个锅里煮上黄刀豆，然后开始用铸铁锅煎牛排，他依旧穿着西裤，系着领带，袖子卷起，套着西红柿图案的黄格子围裙，一手拿着锅铲，另一手端着杯威士忌。每到星期五晚上，他都会喝上两指高的尊尼获加，加一块冰块，放松劳累了一周的身体。

他专心致志地准备晚饭，同时考虑着如何改进公司的加速度计闭合环路的设计缺陷，过去的几个星期，他和合作伙伴米尔顿·韦恩布拉特sup/sup——一直在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伤脑筋。六个月前，韦恩布拉特和我外公从格伦·l·马丁公司的仪器部门辞职，合伙创办了帕塔普斯科工程公司，因为这两个不甘平庸的犹太人厌倦了马丁公司的缩手缩脚，而且办公室政治还让能力不如他们的非犹太人成为项目经理和部门主管，他俩感到十分沮丧。外公和韦恩布拉特把所有积蓄全部投入了创业——研发惯性导航系统技术，它可以让火箭和导弹自动巡航，无需外部数据输入就能实现航路自动修正，这项技术依然处于尚未开发的空白领域。韦恩布拉特和我外公相信，随着计算机电路设计的快速发展，不久就会出现非机械晶体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数字导航系统，假如他们押对了宝，帕塔普斯科工程公司将会成为行业先驱，吸引大笔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