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准备跟随神父——几个小时前，他刚刚杀死了神父的教堂司事——走进黑漆漆的树林之前，外公抬起头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抬头——看了看星星，月亮已经落下去了，星星成为夜空的主人。

我想，那一刻的欧洲，如果当地天空晴朗，那些相信、知晓抑或是希望自己即将死去的人也许都会抬头看星星。从芬兰到巴尔干半岛，从黑海到非洲的门槛，从波兰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有人抬起头来，透过窗格或者望远镜、铁丝网、壕沟、坦克的舱门望向天空，或站或坐，甚至跪着，死神要么在他们的脚前引路，要么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开阔的田野、街道的水沟、散兵坑、露天的庭院和燃烧的甲板上都有这样的观星者。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会抬头寻找上帝的面容，大多数看到的却不过是最熟悉的寻常景象：星光熠熠的夜空，冷漠而遥远。在某些人眼中，夜空就是一张标注着阿拉伯数字和拉丁文符号的天文图，布满了繁星组成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传说中的动物。但在那天晚上，至少有一个人是站在韦斯特林山的森林边缘看星星，他知道群星是人类的发源地，从数十亿年前开始，它们就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所以，在浩瀚星辰面前，从个体生命的消亡到大规模的屠杀，实在都不算得什么，这正是它们如此冷漠的原因。

这就是我外公的思维方式，他从中发现了安慰和指引：他可以信任或不信任尼克尔神父，无论怎样，对群星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能暂时卸下怀疑的重担呢？哪怕只有一个小时，等他看到火箭之后，再把重担重新扛在肩上。

“那么，发生了什么？”我问，“他做了什么？”

外公教我的世界观是把世界看成一个互相联系的复杂整体，所以我期待着听到一个关于背叛、不幸和冤冤相报的故事。

外公说：“他带我看了火箭。”

“v-2？你见过v-2？”

“是的，还不止一次。这天只是第一次而已。”

“然后呢？”

“然后……？”

“它什么样？”

他嘟着嘴，脸朝向窗户，思考了很长时间，久到我开始怀疑他忘记了我的问题。

“很高。”

“高？”

“是的，高得惊人。神父说，它和他教堂的尖塔一样高。”

“好吧，”我说，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但我的意思是……你看到它时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失望吗？”

“恰恰相反。”

“害怕吗？”

“怕什么？它又不会飞到任何地方去。”

在我印象中，无论是失望还是恐惧，外公从来都会坦率地表达这些情绪。

“那你觉得高兴吗？”我问。

这个词似乎比较对他的胃口。

“有点儿。”他说。

在小孩子的画里，所有的房子都有烟囱，所有的猴子都吃香蕉，所有的火箭都是v-2。在科幻虚构的几十年历史中，从好似怪异巨兽的多级火箭，到矮胖的轨道飞行器和航天飞机，然后是中世纪-现代风格的“企业号”、巨型多面体般的帝国级歼星舰和博格立方体、碟形的“千年隼”——在我们最深层次的想象里，前往近地行星的最可靠方式依然是乘坐火箭这种长锥形、带后掠翼的飞行器。我是在太空军备竞赛的高潮时期长大的，小时候家里到处都是外公的公司生产的火箭模型，还有土星系列、阿特拉斯系列、空蜂系列与泰坦系列火箭的图片。无论从功率、尺寸还是性能方面而言，这些模型的实体都比冯·布劳恩的早期作品——v-2火箭——先进许多，然而，是v-2启发了我对外太空的憧憬和想象，引导我主动去图书馆借阅科幻作品，让我见识到迪士尼的“明日世界”般的未来图景。v-2火箭的形式和功能是协调一致的，好比刀子、锤子等人类必需的基本工具，你一看到它，马上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击败重力，逃离地球的束缚。

我相信，“战争”于我外公而言，就是自他入伍，直到1945年3月底或4月初走进德国瓦林豪森的树林之前，再加上他走出树林之后，一直到六周后德国投降的那段时间，充斥着可怖的景象与复仇大计，而他进入树林的三十分钟，却是从战争中被偷走的时间，被拯救的时光。在那三十分钟里，他和v-2火箭在一起，走出树林时，他像捧着一只鸡蛋那样，小心翼翼地把这段记忆捧在手心，即使战争摧毁了这段记忆，那一刻的悸动也早已在他的血脉中留下了烙印，让他更加向往乘上火箭，消失在蓝天之中。

走进树林里的那片空地，老神父坐到一只倒扣着的箱子上，跷起二郎腿，点燃一支烟。远方的炮火暂停下来，天色尚未破晓，清晨的第一批鸟儿鸣唱之前，黑暗显得愈发深沉，空地上好似有无形的暗影流动，外公意识到，那是黏稠状态的寂静，接着，一只鸟儿唱了起来，天空蓦然变亮，他看到了移动发射台上的火箭，心跳倏然加快。

当然，外公知道，在德军总部、盟军总部、赫尔曼·戈林、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发射火箭的人眼中，火箭无非是战争的一部分，仅仅是作战的工具而已。树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士兵们清理出来的，火箭也是士兵运来的，他们也会装备、瞄准和发射火箭。正如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之间发射的约三千枚火箭弹一样，v-2火箭装载了两千磅烈性tnt炸药的弹头，生产火箭的目的并非协助人类探索太空，而是杀害和恐吓平民，摧毁他们的家园，摧残他们的精神。如果不是出意外的话，他眼前的这枚v-2也会像它的同类那样抵达安特卫普——在那里，12月16日那天，一枚v-2击中了雷克斯剧院的屋顶，造成正在欣赏电影《乱世英杰》的一千多名观众死伤。

诚然，这些都不是火箭的错，也不是冯·布劳恩这样的火箭设计者的错。火箭本身是美的，是一件打破枷锁的艺术品，这幅枷锁自人类意识到重力及其导致的痛苦的存在时便挂上了他们的颈项，是上天对他们的祷告——让我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做出的回应。所以，给它装上成吨的炸药，阻止它摆脱世俗的禁锢冲破天际，却让它瞄准某块土地，操控它杀害生命是对它的亵渎和滥用，好比用耙子打蛋，用匕首剔牙，虽然能够做到，但这是对物品功用的悖逆和大材小用。作为一种武器和战略工具，v-2的失败有目共睹，没错，火箭弹的确杀死了四五千名不幸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成千上万的人为此受伤、无家可归或无法走出恐惧的阴霾，可相较之下，普通的炸弹就能带来更为恐怖的后果，而且现在盟军已经深入德国腹地，火箭弹对此束手无策。

我外公为韦纳·冯·布劳恩感到遗憾，在他的想象中，冯·布劳恩是个腼腆、文雅、穿开襟衫的教授模样的家伙，对这个想象中的冯·布劳恩的同情和愤怒勾起了他失去奥根博尔的悲伤——那个与保罗·亨雷有几分相似的阿尔文·奥根博尔，可怜的混蛋！他建造的本来是一艘可以将人类带到天堂门口的飞船，可他们却把它变成了把人送进地狱的工具！

“长官？”尼克尔神父说，他把手放在我外公肩上。

我外公避免与他目光接触，下意识地想要抖开老神父的手，但最后他忍住没动。他与约翰内斯·尼克尔神父如同两颗星球，相隔了无数无法跨越的时空沟壑，但透过望远镜，他们在某个瞬间同时发现了彼此，产生了短暂的交汇。可怜的冯·布劳恩！我外公认为，他需要找到冯·布劳恩，告诉他，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理解，实现思想的交流，他也能像尼克尔神父那样，把手放在冯·布劳恩的肩膀上，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看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