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神父名叫约翰内斯·尼克尔，担任圣多米尼克教堂的司铎多年——直到有一天，天主让一辆“虎王”坦克出现在他面前，将他逐出家园，免除了他的职事。过去的一周，他只好住在守寡的姐姐家，她的农场位于瓦林豪森东北几英里的地方，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走回去着实有些吃力，说到这里，神父又对着地上的破自行车叹了口气。

外公表示，替补司机、二等兵安东尼·m·加托可以开吉普车送神父回去，更容易被祷告感动的加托郑重地和尼克尔握手。

“天很快就会黑了，”尼克尔说，“我邀请你们到我和我姐姐家过夜，农舍里没有多余的房间，但你们可以睡在干草棚里，稻草既干净又暖和。”

那年冬天，在德国和比利时走走停停，外公住过各种地方，从简陋的狗窝到舒适的办公室，有时处于追击敌人的过程，有时在撤退之中，有时会遭遇大雪封路或德军炮击。他在城堡的熊皮地毯上睡过觉，也在散兵坑里搭过床，坑壁上还沾染着不久前阵亡的士兵的血迹。哪怕只有一小时的闲暇，他也要抓紧时间打个盹，为此他睡过精致联排别墅的卧室和地下室，还有被炸毁的旅馆、干净的稻草和爬满虫子的稻草、羽毛床、拖挂车上的帆布吊床、泥地、沙袋和松木板，无论住宿条件多么恶劣，也比落进敌人手里强得多。虽然这一点可能没有写进《行军手册》或者日内瓦特别法庭的规定，但无疑是常识领域的一条铁律。不过，当盟军士兵敲响德国农舍的大门，他们可不会打算睡干草棚，如果主人家的谷仓没有收拾好，至少也得让出地窖。

“感谢你的好意，神父，”外公说，他觉得神父的自尊与自爱竟然有些令人动容，“很遗憾，我们需要继续赶路。”

“你朋友的脚受伤了。”

“那也不行。”

“今天早晨我到这里来找我的自行车时，我姐姐杀了一只鸡，我猜她打算炖了它，家里还有胡萝卜、土豆和一点面粉。”

我外公转头征询迪登斯和加托的意见，他知道这两个家伙一定会同意，但还是为这种丧家之犬的感觉而惊讶。

“中尉的脚很疼。”加托说。

迪登斯点点头。“哎哟。”他说。

“天黑之后还是不赶路的好。”我外公说。

德国人在向北部和东部撤退，大多数人感觉他们不会很快重返瓦林豪森。镇上的驻军只有疲惫不堪的第七装甲步兵师和少数来自第五十三战斗工程师的工兵，而且分散在各处，不知情的过路人可能认为侵略者并不是盟军士兵，而是滚滚烟尘，灰蒙蒙的天空倾泻而下，直通没有屋顶的房舍，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只留下残垣断壁和支离破碎的树桩。偶尔也有当地的面包师或屠户在城镇的废墟中重新开门做生意，但这份乐观或勇敢，只是出于长久以来的习惯。没有什么可买，没有什么可卖，也没什么可吃的，烟囱不再冒烟，流浪猫在角落里的灰泥堆上抱团取暖。

加托开着吉普车载着大家，先后绕过一辆报废的m4坦克、一条穿灰色长裤和黑靴子的人腿（德国人的）、一只四脚朝天的浴缸和一位呆愣着站在那里的老太太，她的高跟鞋和寡妇丧服看着像普法战争时期风格的。老太太用双手捂住嘴巴，凝视着前方的瓦砾堆、破烂的管线和路上的行人，他们中有老人、孩子、妇人和姑娘，还有截了肢的男人，她的眼神里没有敌意，没有沮丧和愤慨，也没有期待愿望成真的热切。被她盯着的人有的在微笑，有的则满脸通红，似乎是因为强忍泪水或者觉得羞耻，还有的微笑着脸红。

上个月的一天晚上，他们还在比利时境内的时候，奥根博尔说，他查过资料，发现“战争”sup/sup一词来自古印欧语，它的词根含有“混乱、困惑”之意，那天晚上他们睡的是散兵坑，夜寒蚀骨。第五装甲师准备大举向西推进。进入瓦林豪森时，外公想，古印欧人说得还挺对，当地人的脸上确实挂着困惑混乱的表情，战争中的平民就像在大雾里迷路的军队，陷入既愤怒又悲伤、既仇恨又敬畏的矛盾情绪中无法自拔，误把征服当作解放，在忍饥挨饿中感恩戴德。第五十三战斗工程师的工兵们看上去也非常困惑，他们终日在镇子边缘游荡，眺望柏林市区的方向，不知道该在那个美丽的城市布设地雷还是排雷。

吉普车来到主街北面的小广场时，神父用庄重却磕磕绊绊的英语要求加托停车。广场上原本种植的榆树被全部削平，只剩下密密麻麻的树桩，但看样子是斧子砍的，并非炮火所致。

“去年冬天我们这里很冷。”老神父温和地说，他坐在加托旁边的副驾驶，听到他的话，大家纷纷表示同意。“我把教堂里的长椅和祭坛屏风拿出来给大家生火了，还有那个漂亮的橡木布道台，那是蒂宾根的一位教授捐给教堂的13世纪的古董。我让他们把十字架也拆走，十字架很大，假如善加利用，足够十几户人家一两个晚上取暖的，可听说要拆十字架，他们不干了，看得出他们很震惊。我试图和他们解释，既然耶稣基督情愿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付出性命，那么他当然不会介意烧掉雕刻着他的受难像的十字架来温暖他们的身体。”说到这里，神父摇摇头，凝望着教堂的废墟。“当然，这番话完全是白费口舌。”

“虎王”坦克击中了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方塔，直接把它从屋顶上掀了下来，包裹铁皮的屋顶横梁坍塌着火，屋顶上形成了一个漏斗形的大洞，铁皮熔成的铁水倾泻而下，在砂岩地板上烧出一个洞，流进了地窖里，燃烧的房梁倾覆到地面上，烧毁了所有石头材质以外的东西。方塔的铁皮尖顶滑落到教堂后侧的司铎住宅屋顶，这座半木质结构的老房子一半被砸平，老神父的管家被砸死，但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原因，尼克尔神父幸免于难。方塔底部撞击地面的反作用力把塔尖震上了天，它在天空中歪斜着飞行了一段，最终降落在教堂的墓园中，在墓碑间搅起一片烟尘，断裂成三大块和无数小碎片，其中的一些现在还留在墓园里。

“所以，那个十字架连同耶稣像一起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尼克尔神父说，“好像在说，‘啧啧，你们这些愚蠢的人，为什么不在我还能烧的时候把我烧掉！’”

美国兵们交换了几个眼神。二等兵加托帮助老神父从吉普车上下来。尼克尔神父说要下去拿点东西，“庆祝停战”，几分钟后就回来。他坚信，德国人从鲁尔撤退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他并非迪登斯口中的“敌人”，而且神职人员不应该有敌人，哪怕世上存在坚持素食的肉猪屠夫。

快要走到教堂墓园的时候，神父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折回吉普车旁，看着三个美国人，最后指了指我外公。“工具棚里有一把铲子，”他说，“非常趁手。”

墓园大铁门的门闩像之前那辆自行车一样扭曲成了奇异的形状，但尼克尔神父设法打开了它，他郑重地推开铁门，我外公走进工具棚，拿走了铲子。

一块刻着姓名和生卒日期的墓碑上似乎还写着一段拉丁文笑话，但我外公不理解它的意思。尼克尔神父让他挖墓碑底下的土，我外公犹豫不决，他并非害怕亵渎坟墓，而是担心引爆可能埋在这里的地雷。

“你的德语带着普雷斯堡口音，”尼克尔神父说，“我就是在那个城市出生的，1864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治下。”

我外公说，他祖父和父亲也出生在那里，虽然他不清楚他们的出生日期。

“他们是否告诉过你，普雷斯堡人不擅长撒谎？”

外公只好老实承认他们忽略了这个事实，然后挥起铲子挖了起来，他挖得又深又快，不久，铲子就在还不到两米深的地方触到了金属。

“怎么样？”老神父说。

“铲子很好用。”外公说。

听说盟军士兵踏上德国领土的那一刻，尼克尔神父就把他的前教堂司事和掘墓人阿洛伊斯找了来。阿洛伊斯是全教区的人看着长大的，他从小就负责看护教堂里最重要的圣物——圣多米尼克的一根遗骨，每年还要把它拿出来向大家展示。十八岁时，阿洛伊斯应征入伍，去东边的斯摩棱斯克打仗，被一颗菠萝手雷炸掉了左手无名指、左手小指和左眼，患上创伤后应激症的他被送回瓦林豪森，逐渐沉入黑暗的沮丧，他不愿回圣多米尼克教堂工作，每天晚上都会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就地倒下睡死过去。喝醉时他会不断重复在军队里学到的亵渎上帝的脏话，但这一切并没有冒犯到尼克尔神父，他只是为这个年轻人的灵魂担忧。为了尽量分散阿洛伊斯的注意力，他让这个年轻人制作了一只存放教堂珍贵物品的保险箱，在墓园里挖了个坑埋了，还立上了墓碑，伪装成真正的坟墓。因为虽然遭受过精神创伤，阿洛伊斯仍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灵活的双手，挥得动锤子和镐头。

也许是出于之前对圣多米尼克遗骨的尊敬，阿洛伊斯接受了老神父的委托，他说服当时还健在的管家玛丽亚拿出一只旧柏木箱，然后去到已经闲置了一年多的教区鸡舍，撬下顶棚的锌板，按照箱子的尺寸切成小片，包在木箱外面。根据尼克尔神父的指示，他在墓碑上刻下了那段拉丁文笑话，把装有圣多米尼克教堂宝物的保险箱埋在墓碑下面。外公发现箱子制作得非常结实，稳稳地躺在他挖出来的土坑底部。

“这玩意儿有多重，神父？”

“七十三公斤。”

外公怀疑尼克尔神父不可能知道得这么准确，随后他才意识到：“阿洛伊斯给它称过重了。”

“他还写了一张财物清单，我把它寄给了罗马教廷的‘神圣敬拜委员会’保管。”

我外公有点想见见这个不幸却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略作迟疑，提出一个他早已猜出答案的问题：“阿洛伊斯没准愿意来帮我们搬箱子，”他说，“他在哪儿？”

“他当然愿意，”神父说，“遗憾的是，你今天杀死的年轻人，在街上……我还给他做了涂油礼……”

“啊，”我的外公说，“对不起。”

“我终于让他得到了安慰，”神父说，“如你所见。”

我外公看见的是他没做好准备承认、也不愿意承认的东西，他只能点点头。

“他一直在瞄准你们放箭。”

“没错，”外公又朝着远处的吉普车点点头，发现迪登斯已经在车上睡着了，“迪登斯脚上中了一箭，我不得不把它拔出来。”

“阿洛伊斯是个出色的弓箭手，你们很幸运，他手受伤了，没什么准头，你们应该感谢炸伤他的苏联士兵。”

外公点点头。他和尼克尔神父低头看看地上的土坑，拿起铲子，在土坑右侧挖了一条竖沟，土坑左侧隐约也有一条类似的竖沟的痕迹。“他是用滑轮把箱子放下去的，就是放棺材的滑轮，用绳子兜着箱子的底部，顺着这样的竖沟放下去。”

尼克尔神父点点头，他猜到了我外公的下一个问题。“滑轮是木头的。”老神父遗憾地说。

“啊。”

“绳子也被烧了。”

外公让加托把吉普车倒进墓园，加特控制汽车穿过墓石之间的缝隙，停在土坑边缘。在波恩郊外时，奥根博尔和我外公见到一枚无翼飞弹——我们今天会叫它导弹——卡在结了冰的池塘里，好像雪茄烟蒂戳在烟灰缸底的沙子里。没人见过这种飞弹，它深深地扎在冰面下，奥根博尔和我外公找来一把焊枪，用备用零件和铁链临时制作了一个绞盘，解救了那枚“龙胆草”——后来他们知道了这种武器的代号——打包运回赖特机场。

我外公从固定在车头上的绞盘上扯出十英尺长的链条，捆在一棵光秃秃的栗树的枝干上——夏日里一定绿荫如盖，又在加托的腰上缠了几圈，留出约七英尺，把一根坚硬的篱笆铁丝系在铰链的另一头，让加托拿着，他和迪登斯抬起加托，让他脑袋朝下，倒吊着对准土坑。

一把黑色刀鞘的匕首从加托的口袋里掉出来，当啷一声落在地上，刀鞘上嵌着一只银鹰。迪登斯钻进车里，把它往栗树那边倒了一点点，加托的身体在土坑上方摆动，口袋里又掉出一只镶着骷髅头的银戒指，接着掉出来的是一只手表，外公后来回忆，表盘的十二点刻度那里有两道闪电的图案。

“对不起，”加托说，“告诉他我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