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有时候,他们会跟着装甲和步兵部队辗转进入某处城镇或村庄,一路上遇到的尽是些并不清楚解放与投降的区别的恐慌平民,比如躲在钟塔里拿着猎鹿枪的老头,五个共用一支手提式冲锋枪、蓄意谋杀的少年,还有头带上印着死神脑袋的镇上最后一名小丑演员,这家伙一心认定他们是来搞屠杀的,为了澄清类似的问题,他们往往会付出时间乃至生命的代价。

“简直是神经病。”迪登斯说。

他说的是左脚中的箭,箭杆是松木的,箭尾嵌着鹅毛,离我外公几英尺远的窗框上还插着另外一支箭,他刚拽着迪登斯躲到瓦林豪森主干道上的一堆瓦砾后面,箭就飞过来了,迪登斯一分钟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我说,这是什么鬼玩意儿?”迪登斯屈起右腿,仔细打量伸在面前的左腿。他是亚拉巴马人,化学家,战前在陶氏化学公司的杀虫剂部门上班,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倾向,但脚上的箭确实令他有些抓狂,“该死的箭?”

“至少不是子弹。”外公说。

“去你的,反正又没戳到你脚上!”

“没错,安然无恙。”

“简直神经病!”迪登斯又说,这一次是用喊的,可是声音有气无力。瓦林豪森先是在德国人永久撤退之前爆发了一场历时两天的坦克战,随后又经历了交战双方持续一星期的炮击,几乎所有建筑都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主干道尘土漫天。

“冷静。”外公说。他理解迪登斯的心情:越过法国边境,深入德国腹地四百多英里,没被火炮或者小型武器击中,却被简陋的弓箭暗算,让人觉得荒谬;另一方面,恐怕只有把一支突然出现在你家乡的军队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时候,你才会拿起手边的所有武器拼死反击,这种行为属于史诗和英雄主义。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外公见多了这种性质的史诗和英雄主义,若干德国人为此牺牲了性命,包括三位技术过硬的吉普车司机、两名无线电播报员,以及阿尔文·p·奥根博尔少尉(博士)。这个迪登斯是奥根博尔的替补,虽然迪登斯不错,但我觉得外公恐怕永远无法完全走出失去奥根博尔的阴影,他不愿提奥根博尔的死因,只告诉我他扶着受伤的奥根博尔坐在一辆吉普车后面,一路上不停地和他说话,直到遇见援助为止。

“伤到骨头了吗?”外公问迪登斯。

“我——”迪登斯似乎这才感觉到疼,他咬着牙端详自己的靴子,试着活动脚趾,“不,我觉得没有。”

“你的脚能用力吗?”

迪登斯一只手扶着外公的肩膀,撑起身子,拖拉着左腿,左脚试着踩了踩地面,倒吸一口气。“啊,不能。”迪登斯跷着脚,一屁股坐在鹅卵石地面上,仿佛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随意休息,“啊,老天爷,真的很疼,我猜箭头肯定穿透了脚底板和鞋底,是不是?你能看见它吗?”

外公皱起眉头,他们已经落后了,瓦林豪森甚至不在他们的行军路线上,他们应该紧跟着第三装甲师,然而由于地图错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在利普施塔特南部遇到了正和德军打坦克战的第八装甲师。开往帕德博恩的第三装甲师早已把他们甩在了后面,需要至少一天才能赶上,到达诺森毫德的时间也至少晚一天。

外公伸手去拿别在后腰上的枪,与此同时,他弯腰抓住迪登斯脚上的箭杆,猛然将它拽了出来,箭头带出紫黑色的血,滴滴答答地掉在靴面上。

迪登斯发出既愤怒又震惊的惨叫。“你干什么?”他喊道。

外公站直身体,从他们藏身的破墙和烂砖瓦堆后面绕了出去,他举着枪,目光在街上扫了一圈,思考着射击角度,视线飞快掠过一只黑花橘底的猫和一辆被炸成麻花的自行车。躲在瓦砾堆后面的迪登斯抱着脚,为了转移自己对疼痛的注意力,他开始用亚拉巴马方言辱骂我的外公和外曾祖母。街道右侧的灰泥联排房屋底层,有一家粉刷成柠檬蛋糕色的面包店,这些房子幸运地躲过了坦克的炮火,外公朝面包店上方的三楼望去,发现那儿的窗台与迪登斯所在的瓦砾堆之间的距离恰好处于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

“你在干什么?”迪登斯说,“快趴下,你他妈的疯了吗?”

外公知道他是在冒险,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急着拔出迪登斯脚上的箭,万一破坏了主动脉就麻烦了,但就我外公所知,人类的足部并不存在主动脉血管。而至于走到街上给弓箭手当活靶子这件事,是因为他想要验证自己的猜测:箭射中的是迪登斯的脚,而非他的脑袋或者喉咙,所以对方很可能不想要他们的命。

“没疯,”外公说,“就是有点急。”

在科隆的废墟中,他和奥根博尔跟一位被俘虏的纳粹国防军卡车司机交谈过——不管货运单上写的是什么,所有的卡车司机都自带军事情报——据说,这位司机三月中旬拉了一车机关枪配件,准备送到诺德豪森的“教授们”那里,其中一位教授是个肌肉发达的金发年轻人,根据司机的描述,这家伙很可能是个管事的。

外公和他的特工同事们最近得到了一张包含数千名纳粹“教授”的名单,这份文件的代号是“黑名单”,据说是德国人撤出波恩前,波恩大学的一位波兰清洁工在德军匆忙中没有冲干净的厕所里发现的。外公接到的命令是抢在苏联特工之前找到名单上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黑名单”上的第一位是个物理学家,据说是研发v-2火箭的主导人物,他和奥根博尔在伦敦的那晚就是差点被v-2杀死,根据盟军所掌握的有限情报,这位火箭专家正是个肌肉发达的金发男性。

外公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希望找到这个名叫韦纳·冯·布劳恩的男人,也许是因为——他告诉我——他非常期待看到冯·布劳恩的火箭,这是他坚持下去的主要动力,而且,假如一位苏联特工的同事脚被弓箭射中,在落后于快速前进的大部队的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坐在一旁束手无策。

一声呼啸从我外公的左耳旁擦过,他身后那个里面只有灰泥的花盆应声碎裂。隐藏在暗处的弓箭手又射了一箭。射手得一分,失两箭。

第四支箭低沉地嗡嗡飞来,撞到了鹅卵石路面上,在我外公面前大约十五英尺处弹了一下,以八十度角向路边斜插过来,箭尾朝下,掠过他的身体左侧,外公迅速伸出手来抓住了翻转的弓箭。

其实他也是害怕的。

“我一直都在害怕,”他告诉我,“从我抵达那里的时候开始,即使没有人对着我开枪,或者往我头顶扔炸弹,假如他们真的这么做,我也会很生气。”

“是愤怒给了你力量。”

“没错,你知道吗,愤怒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我。”

“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