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似乎把别的东西都冲走了,我头一次发现愤怒居然有用处——当有人试图瞄准我的时候。”他撇撇嘴,“不过,直到遇到那个弓箭手,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他抓住飞到半途的箭,缓缓抬头,望向面包店楼上的窗口,无所畏惧的姿态仿佛是对弓箭手的嘲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三楼窗户上闪过一道人影,他瞥见了那家伙的白色衬衫、棕色衣袖、粉红色的手和微张的嘴。一个男人上半身探出窗外,手中握着一张深棕色的弓,从那满不在乎的神气看,他的年纪并不比我外公大多少。他另一手的手指间像夹香烟一样夹着一支箭,他把箭搭上弓弦,侧了侧身子,我外公举起枪,做了个瓦林豪森当地人在决斗前都会做的敬礼的手势,他们同时出击。
他感觉自己的头盔就像被一把尖头锤或者丁字镐猛劈了一下,力道直透前脑壳和后脑勺。弓箭手垂下手臂,手中的弓“砰”的一声掉到街上。他的身体慢慢歪向一边,横挂在窗台上,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弓箭手掉了下来,砸向鹅卵石路面,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一记低沉的拍击声。
外公把枪别回腰间,摘下头盔,刚才那一幕简直像电影里的美国兵大战印第安人。他把头盔翻过来,发现箭头刺进头盔不到一英寸,当天晚些时候,他在自己的前额中央发现了一滴已经干了的血珠。
他拔掉箭,重新戴好头盔,向前走了几步,捡起那张弓,然后转向那个年轻人。外公猜测这家伙的年龄和雷叔叔差不多,他身体扭曲着躺在面包店的橱窗下,被石头路面磕碎的后脑勺流着血,穿着深色西装长裤、系着黑领带,上身是一件温莎领、珍珠扣的考究衬衫。从衣着和样貌上来看,他都不像是那种会用弓箭来杀你的家伙。
外公正要跪在那个年轻人旁边,看看他是不是死了,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轻轻地长叹一口气,似乎既愤怒又痛苦。没有时间拔出手枪了,所以他举起弓来,搭上刚才抓到的箭,做好了发射的准备,他从来没有射过箭,但很想试一试。
叹气的原来是个老神父,教士袍几乎拖到了尖头鞋的脚面,黑袍上沾着斑斑点点的白灰,好似奶牛的花纹,修长的手扶着一辆被炮弹炸弯的白色自行车,像是在和报废的车辆告别,又像是在研究它奇异的形状。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处在一名美国大兵的弓箭射程内。
“早上好,神父。”外公放下了弓。
白发的神父抬起头,张开嘴巴,这才注意到外公手中的弓箭,他露出迷茫的眼神,闭上嘴巴,视线顺着炸毁的街道向前移动,终于落在弓箭手身上。“他死了吗?”神父说。
“我不知道。我想是这样。”
神父靠近弓箭手,以他这样的年纪,他的动作敏捷得有些出奇,如同医务人员一般,他蹲下来检查伤者,手搁在弓箭手的胸部,脑袋贴着弓箭手的脸,左耳几乎擦到他的嘴唇。
外公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迪登斯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左脚在石头路面上留下一串血痕。“他死了?”迪登斯问。
吉普车上有个急救箱,司机接受过军医培训,可是司机本人已经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暗器射死了,可能是弓箭、火铳或者水手们爱用的吹枪。
弓箭手突然睁开眼睛,粉蓝色的双眸水汪汪的。
“显然没有。”外公说。
弓箭手仰面朝天,无神的眼睛盯着神父粉红色的秃顶,给人一种萎靡或者是腼腆的感觉。神父的耳朵捕捉着弓箭手冒出血沫的嘴巴里吐出的句子,弓箭手的声音很小,外公听不清楚他说的话,而且他讲的似乎是本地的方言,理解起来更有难度。只见神父点点头,说了些什么,又点点头,他抓起弓箭手的双手,紧紧握住,呢喃着拉丁语,用指尖在胸前仓促地画了个十字。他把手探进教士袍,在那块满是灰尘的织物里摸了半天,似乎打算翻找裤子口袋里的什么东西,最后他掏出一只棕色的小药瓶,右手颤抖着拧开了黑色的瓶盖。
在这片寒冷破败的废墟中,瓶子里飘出的气味让外公精神一振,仿佛那是夏季里水果的香气,使人心跳加快,透出神圣庄严的意蕴。
神父举着小瓶,往左手的掌心里倒出一滴金黄色的液体,现在他的左手也颤抖起来,掌心的油滴跟着颤抖,顺着他红润手掌中的一条褶皱流到掌缘外侧,滴落在垂死者的白衬衫上。
“该死。”神父说。如果奥根博尔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骂他“白痴”。
神父用大拇指蘸了一点圣油,涂在弓箭手的前额上,弓箭手发出一声动物般的满足的喟叹。
我外公年轻的时候对宗教并没有多少敬畏。他把他最喜欢的那本小说——黑皮精装版《魔山》——留给了我,在扉页的购书日期(1938年3月11日)和他的签名旁边,外公用大写字母写下“人文主义”几个字,好像在向世人宣告他的信仰。而到了1945年春天,他已经摒弃了之前所有的世界观,寒冷、饥饿、黑暗、血腥、随机的死亡以及战争的两败俱伤颠覆了他的人文主义信仰,在《魔山》上写下那几个字的七年后,他只能在信念与麻木之间徘徊。
他惊异于人的身体竟然可以那么容易地被撕成两半或者炸成碎片,他经历过狂轰滥炸、枪林弹雨和孤独寂寞,见识过愚蠢的指挥官,失去了奥根博尔,杀死过一个拿手提式机关枪打他的男孩。然而,他还活着,那个外公心心念念想要杀死的那个人还活着。一路上,他俘虏了不少科学家——其中一位战前在普林斯顿教化学,还有一位的医学研究是由洛克菲勒资助的——他们在实验室为纳粹培养致命毒素和研究生化武器。
面对这一切,我外公变得越来越麻木,连奥根博尔在吉普车后座死去的时候——鲜血浸透了羊毛衫,像孩子一样哀怨地呼喊着他姐姐的名字——他也不过是流出几滴眼泪而已。现在,看到老神父低声用充满乐感的拉丁语安抚垂死的弓箭手,外公突然有所触动,双颊火热,眼眶发酸,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受到基督信仰的美。不知怎么,如此简单的几句安慰之中,竟然包含着不曾被基督徒过去两千年的堕落与亵渎破坏分毫的圣洁的生命力。
垂死的人露出解脱的表情,闭上了眼睛。老神父抬头看着我外公,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责备之意,他试图从尸体旁边站起来,但腿脚似乎不灵活,外公把他拉了起来。老神父打量了一会儿我外公的脸,下巴上沾着灰泥,表情令人费解,但显然并不友好,他又把手伸进袍子里摸索起来。外公见状向后退了一步,因为他怀疑这次神父掏出来的可能是一把枪,他抬手按住身后的迪登斯,做好随时把他推开的准备。
老神父拿出来的是一块白色的手帕,边角熨烫得十分平整,他把手帕递给我外公,亚麻布料上的薰衣草香沁人心脾。
“抱歉。”外公说。他的本意是自己会弄脏这块手帕,而“抱歉”二字说出来之后,听起来却像他是在为脚旁的尸体道歉,但我外公对此并不介意。
神父看看被外公的手弄脏的手帕,又看看他的脸。“留着吧。”神父说。
“他刚才说了什么,神父?”迪登斯的德语比我外公的准确,但不如他流利,指着地上的死人问,“他告诉你什么了?”
老神父扫了一眼身后的弓箭手,耸了耸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