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脱下工作服，换上了高领衫和牛仔裤。关于那场集体诉讼，她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但她会在休息时为外公织绒线帽，因为他经常抱怨脑袋冷。框架织好后，她会给它加上金色和深红色的条纹，最后再缀上一颗绿色的绒球，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戴着这样的帽子死去，但也许这正是母亲的用意。

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我母亲会走进外公的卧室，陪他坐一会儿，我负责做饭，还得为他准备一只托盘，放上果冻和一杯柠檬茶。外公一直不喜欢我们（包括值夜的护士）在他的床边打转，但他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怕他趁房间里没有别人时寻死。他已经答应我们，无论癌痛多么难以忍受，他也要坚强地活下去，直到有一天，门铃响了，或者看护他的人需要上厕所——总之出现了我们被迫离开他的情况，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允许自己死去。

“你妈经常给你下药，”外公告诉我母亲，“然后你会睡得很香，我猜她是在布丁里放安眠药，你不肯睡觉的时候，她总喜欢把你迷晕。”

透过母亲的眼神，我看得出外公说的是真的。

“哇，”我母亲说，她那些年的记忆有些模糊不清，有时还会出现几段空白，“我过去经常吃木薯布丁呢。”

我知道她认为这就是她不记得那么多往事的原因，然而我想指出，药物和精神创伤并非健忘的主因，也不能解释一切——比如，为什么我母亲常常会有原先清晰的记忆被某种东西擦除的感觉？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家庭的命运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阿尔杰·希斯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我知道外公进过监狱，外婆住过精神病院，也知道我母亲在和雷叔叔一起生活时掌握了复杂的同注分彩赌博技巧和九球的几种花样打法，还对赛马、台球室以及台球室内拥挤的人群深恶痛绝。我猜这些都是值得拥有的人生经验，不过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外公那一辈传给我母亲的最有价值的东西，非“保持沉默”莫属，可沉默并不具备缓解疼痛的功效。

“外婆在哪儿？”我问外公，“树被烧的时候？”

外公看着我母亲，吐出舌头，似乎很讨厌我的蠢问题。“她在看着树被烧。”他说。

像大多数奇迹一样，山核桃树上的火很快就熄了，整棵树像被掐灭的蜡烛，冒着浓烟。外公指出，这说明火焰的食物已经耗尽，一分钟前，它还有能力制造一颗彗星，照亮一月份暗沉的天空，挡住外公的去路，一分钟后，它就和树屋、山核桃树以及种树人所崇尚的自由性爱精神一道消失在黑暗中，留下星星点点的余烬和树枝的残片，它们冒着微弱的青烟和蒸汽，逐渐化为雪霰般的尘埃。

外公发现外婆赤脚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穿着薄睡衣，身后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前门，脸上挂了一层烟灰，睫毛和眉毛被火燎过，冷漠地抿着嘴唇。

“没关系。”他对她和自己说，在她身旁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坐下，外婆裸露的肩膀摸上去很凉，可她丝毫没注意到自己在打哆嗦，外公搂着她，她也没反应。过了一会儿，外公站起来，给消防队打了电话，然后又回来和外婆坐在一起，直到消防车拉着警笛出现，七个穿靴子戴头盔的男人跳下车，发现他们无事可做。

“神经病啊。”一个消防员说。

想起消防员多年前的准确诊断，外公老泪盈眶，仿佛可借此浇灭从苦涩记忆中窜出来的火焰，他紧紧闭上眼睛，不让泪水流出来。

外公闭着眼睛，静静地躺了很长时间，“爸爸？”我母亲试探地问，不确定他在闭目养神、睡觉还是处于氢吗啡酮的药劲控制之中，我们拿训练有素的眼神打量他的前胸，发现他的呼吸还在，“你累吗？想吃东西吗？”

“外公，”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快活起来，“想让我给你做好吃的吗？”

他睁开眼睛，我看到他记忆中的火焰回来了，而且再也无法熄灭。

“给大家多做些木薯布丁，”他说，“人人有份。”

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人物，织工波顿被施法变成了驴头人，仙后提泰妮娅被施法迷上了他。——编者注

1962年，马丁公司（现在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致力于深入研发泰坦火箭）从我外公的前合伙人米尔顿·韦恩布拉特手中买下了帕塔普斯科工程公司，外公说，售价“大约是韦恩布拉特向我购买股权所支付的金额的两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