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失业、百无聊赖——以及称雄方圆百英里（以费城第四大街和里特纳街交叉口为圆心）各处台球室——的我外公加入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临行前，他把自己那根特制的布伦瑞克台球杆留给了雷叔叔，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了虔诚信教的犹太世界，登上开往路易斯安那州拉皮德县的运兵列车。在那里接受了六周的基础训练之后，他被派遣到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附近的一个兵团基地，参加机场与路桥建设的培训。

外公熟稔的那一套街头混混的技能似乎在军队里毫无用武之地，不过，与克莱博恩兵营的新兵、埃利斯兵营的呆子和傻瓜相比，我外公算得上是相当优秀的士兵和工程师，而且身强力壮、性格坚忍，连他的沉默寡言也被视为坚毅、沉稳和严谨的表现。大家也很快知道他拥有德雷克塞尔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位，德语流利，台球技艺无人能敌sup/sup，精通发动机、火炮和无线电维修。一天下午，他和一同受训的新兵去斯蓬河畔割牧草，有个白痴开着卡车撞断了连接野战电话和交换机的线路，我外公把断线接在了附近的铁丝网上，救了一时之急。后来天下起雨，被打湿的铁丝网桩脚和地面通上了电，我外公又把一条备用的汽车内胎切成小段胶皮，让大家用这些胶皮把两英里范围内的铁丝网桩脚包裹严实，以便防水绝缘。

第二天，指挥官把他叫到了办公室。指挥官是一位陆军少校，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由于常年在疟疾多发地区修建工事、疏浚清淤，整个人面黄肌瘦，两腮暴皮，分布着星星点点的红斑。他不紧不慢地给自己的石楠烟斗填满烟丝，时不时地侧眼打量我的外公，我外公极为不自在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点燃烟斗之后，少校这才告诉我外公，上级决定把他推荐到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的军官候选学校就读。

那时的军队里有士兵看不起军官的风气，而且我外公生性散漫不羁，成为军官就意味着自由受到束缚。

“长官，”犹豫了一会儿，我外公说，他的回应并非针对少校个人，而是因为他鄙视整个军官群体，“我并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可我宁愿抡着大锤，把铁路从这里一直修到柏林去，做一个凡事亲力亲为的小兵，也不想当什么军官。希望您不要见怪，先生。”

“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想法也很实际。”

“谢谢您。”

“不过，你知道吗，如果能当上中尉，你就可以多赚五十美元的月薪？”

那时，我外曾祖父经营的最后一家商铺——施比公园附近的午餐排挡——刚刚倒闭不久，他只好给一家酒类商店打工，售卖装在钢桶里的云岭啤酒。多年来，我的外曾祖母一直在家做些诸如缝制饰带、为女帽锁边之类的零活，现在为了响应战时的政府号召，她走出家门，在面包店找到一份工作——包装蛋糕和各种点心，这家面包店的面点师傅是一对同父异母兄弟，彼此蔑视，通过欺负柜台帮工发泄私愤。不过，我外公明白，无论有多难，父母都会想方设法供弟弟上学，因为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雷身上。

“不，先生，”他说，“我不知道。”

两星期后，其他学员登上了开往道森克里克的列车，预备修建阿拉斯加公路，我外公则奉命前往贝尔沃堡的军官候选学校报到去了。

贝尔沃堡远离冰天雪地的北方和二战的早期战场，距离申克街只有三小时路程，在那里，我外公感到前所未有地无聊，于是开始琢磨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混迹台球室和外出求学的经历让他习惯于把人分成三类：懦夫、白痴和骗子——事实证明，他的这套分类理论同样适用于贝尔沃堡，他发现，那里到处是些懒惰、无能、没用和狂妄的家伙。意识到这样的现状，别的士兵也许会变得玩世不恭，我的外公却越来越愤怒。

鉴于贝尔沃堡与华盛顿特区相距不远，所以我外公的怒火从美国军队延烧到美国政府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珍珠港遭袭引发了一定的恐慌，华盛顿却认为美国本土和二战战场之间有大陆和大洋阻隔，暂时不足为惧，因此只是布置了一些防空炮，派出老旧的铝合金双翼飞机与海岸警卫队在空中、河流和桥梁等处巡逻。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看到政府消极备战的景象，走在街上的外公一气之下幻想自己是挥军入侵华盛顿的第三帝国元帅，操着他父亲的普雷斯堡德语，命令u型潜艇运送300名突击队员前往帕塔克森特河，在1814年英军入侵华盛顿时的登陆点登陆。他的潜艇编队炸毁了波多马克河上的桥梁和发电站，夺取了无线电塔，切断了电报电话线缆，在被战火摧残得千疮百孔的街道上挖掘壕沟，修建工事，埋设地雷和陷阱，逐步向城市腹地挺进。最终，三十名士兵攻占了国会大厦，另有十二人占领了白宫。到发动入侵的次日傍晚，脚蹬长筒靴、头戴德军大檐帽的我外公已经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并肩而坐，为总统先生递上一支钢笔，看着他在投降书上签名了。

晚间返回贝尔沃堡时，回想方才的“入侵华盛顿”计划，它的可行性和缜密性让外公感到震惊，就寝之前，他把计划要点打了足足三页纸，交给上级指挥官，可后来这份文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熄灯之后，在黑暗的宿舍里，他又把自己的计划讲给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土木工程师奥兰德·巴克听。

说来也巧，奥兰德·巴克恰好是贝尔沃堡的少数几位不适用于外公的“三种人”分类法的军官中的一个。巴克出身于缅因州的工程师世家，父亲和祖父分别在阿根廷和菲律宾的伟大筑桥事业中丧生，生性叛逆又秉承家学的巴克醉心研究爆破技术，他对我外公计划中的几处细节很感兴趣。

“哪怕只破坏一座桥，”他说，“比如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也会引起他们的重视。”

几个星期过去了，对于外公提交的文件，上级一直没有给予答复。奥兰德·巴克和我外公趁休息时跑到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搞调查。这座桥是巴克父亲的助手设计的，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造。巴克还把我外公给桥墩和桥基拍照时的样子拍了下来，但这两个年轻人的举动并没有引起路人的怀疑，甚至都没人注意。

兵团的爆破训练课让他们的专业知识每天都有所提升，到了晚上，巴克和我外公还会去基地的图书馆查阅官方公布的桥梁施工图纸。

“这会给他们一个教训，”巴克躺在他的铺位上说，音量调低的收音机里传出隆美尔攻陷图卜鲁格的新闻，“都是那群王八蛋自找的。”

我外公惊奇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巴克已经把假设变成了他们两人的计划。但他根本不相信巴克会给任何人教训，也知道他丝毫没有伸张正义的打算，巴克既不是激进分子，也并非理想主义者，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或者为了迎合我外公而已。

“不要忘乎所以。”我外公告诉他。

“谁？你说我吗？”

车辆调配场里有一辆盖着油布的马克牌旧卡车，发动机和轮子都不见了，卡车车斗里有只保险柜，巴克和我外公在保险柜里藏了十颗他们自制的炸弹。炸弹的构造虽然简单，但非常有效：弹壳是木头弹药盒做的，填塞着巴克和我外公在爆破培训时偷来的火棉（因为每次偷得很少，不会被人发现），雷管和引线也是他们用同样的办法弄到手的，拧成股的每一盘引线上都贴着我外公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标签，上面写着一串德文警告：nurzudemonstrationszweckensup/sup。

“我不喜欢忘乎所以的人。”我外公说。

“噢，我也不喜欢。”巴克厚颜无耻地说。

到了计划大展身手的那晚，两人系好工具带，取出保险柜里的炸弹，装进四只旅行袋，轻而易举地擅离职守。可以随便溜号这一点也是我外公对贝尔沃堡不满意的地方。他们溜出营地，徒步穿过高大的杂草丛和垃圾山，越过一条便道，钻进曾是贝尔沃种植园的一部分的树林，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了一段，这才来到里士满、弗雷德里克斯堡及波托马克铁路，扒上一列开往亚历山德里亚的火车，躲在空无一物的货运车厢里。

火车驶入波托马克场站之前，两人就跳了下来，周围是一片低矮的砖房，从场站里面散发出柴油味和受电弓火花的焦味。周遭的屋舍和气味激起了外公心底的渴望与怨恨。后来回忆起来，他觉得自己真正的人生就是从这一晚开始的。

他们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一辆旧福特a型皮卡，车后窗的玻璃没了，钉着一块薄木板。我外公蜷起左臂，用胳膊肘捣开木板，扭动身体钻进车里。虽然他以前从来没通过短接的方式给汽车打火，但他早就了解其中的原理，而且福特a型实在太诱人了。不到一分钟，我外公就启动了引擎，他敞开车门，滑进副驾驶座，奥兰德·巴克坐上驾驶座，轰了两脚油门，冲我外公咧着嘴笑。

“臭小子，”奥兰德·巴克开心地说，“真有你的。”

“开车吧。”

这时，有个东西朝巴克那一侧的车身上猛扑过来，他那边的车窗里瞬间探进一颗龇牙咧嘴的狗头，有个男人站在小巷里的一座房子门口喊叫起来。奥兰德·巴克哈哈大笑，赶忙踩下离合器，迅速换挡，在愤怒的恶犬的护送下，福特皮卡窜出小巷，等到巴克第二次加速的时候，狗已经被他们甩在了车后的尘埃中。然而这辆皮卡似乎并不打算配合他们悄无声息地前往目的地，拐上杰夫·戴维斯公路时，汽车发出的声音让人觉得车屁股后面好像拖着一大袋坏掉的闹钟。

尽管如此，奥兰德·巴克依然非常沉稳，他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驾驶，保持着限速。他们开过新机场和一片荒地（将来他们会在这里建设陆军部的新大楼），开过巴克的父亲和祖父在白色十字架下长眠的公墓。两人拖着那一袋子闹钟，穿过他们意欲破坏的那条路基，在华盛顿特区的那一侧左转，来到乔治敦的上游、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老码头附近，巴克挂上空挡，关掉引擎，让汽车滑进弗莱彻船坞的砾石堆。离开卡车之前，他们用烧焦了的软木塞涂黑了脸，戴上暗色的毛线帽。奥兰德·巴克喜不自胜，仿佛置身天堂，我外公也不得不承认，他也很享受这种体验，至少到那一刻为止都是如此。

“你划过独木舟吗？”巴克问，他在新英格兰的许多营地驻扎过，经验丰富。

“我见过别人划，”我外公说，他想起自己在日耳曼敦看过的那部默片《最后的莫西干人》，“如果贝拉·卢戈西能做到，那么我也能。”

外公拿锤子和凿子凿断船坞大门上的搭扣，把拉门拽开一条缝，钻了进去，黑暗中的库房里飘荡着旧帆布球鞋的气味。巴克找到了独木舟，船身涂着数字9，陆军部的打字员艾尔玛·巴德曾经在这条船里讨好过他。两人弓起身子，大步把独木舟推到下水坡道上，我外公把四只旅行袋放进船里，巴克找来两只船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