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皇后区的法拉盛，我发现了家中长辈的许多秘密。那时我的外祖父母还住在纽约的布朗克斯，一般来说，如果我父母需要暂时摆脱我的纠缠，他们会把我送到里弗代尔的外祖父母家。犹如当时美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太空计划，那时我外公的事业也达到了巅峰，虽然后来他成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时间我却很少见到他。

在俯瞰哈得孙河的高层公寓里，我的外祖父母和他们的“火星动物园”风格的丹麦家具占据了七个房间。他们住在十三楼，但通过特殊的设计，建筑师让那里从表面看似乎是十四楼，我外公说，建筑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相信幸运数字的傻蛋。这是够倒霉的，我外公说，活成个傻蛋。尽管我外婆同样对此嗤之以鼻，然而这是因为：一方面她并不特别担心13这个数字，另一方面她也深知，只靠简单地耍个花招是不会化凶为吉的。

外公不在家的时候，我和外婆有时会去看电影，看的都是当时流行的儿童片：《怪医杜立德》《地仙号快车》和《万能飞天车》。她喜欢每天上午购买晚餐所需的食材，因此我们会在杂货店待上很长时间，在那里，她教我挑西红柿——茎秆中仍然留有热腾腾的太阳味道的新鲜西红柿，回到家，她会传授我基本的厨艺，还允许我在厨房里动刀。如果一定要说我从她身上遗传了什么的话，恐怕是她做饭时的马虎粗心。外婆用英语给我读故事时很容易疲惫，但她记得许多法语诗歌，有时还会背诵给我听，用对她来说失落在过去之中的语言；我觉得法语诗歌像惆怅的雨和伤感的小提琴。她教会了我用法语表达各种色彩、数字，还有动物：ours，chat，cochonsup/sup。

然而有的时候，外婆一连几天都不会理我，和她在一起与我独自一人并没有多大区别。她会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窗帘紧闭，眼睛上蒙着一块湿毛巾，这些日子有属于它们自己的词汇：cafard，algie，crisedefoiesup/sup。1966年（我最早对外婆有记忆的那一年）她只有四十三岁，但战争已经毁坏了她的肠胃、鼻窦和关节（她从来不提战争对她的心智可能造成的影响）。不过，一旦决定照顾我（哪怕是在她最不舒服的日子），她也会不厌其烦地说服我的父母（还有她自己）相信，她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可是，后来总会发生一些事，让她在电影放到一半时突然离场，背完一首诗后沉默不语，或者莫名其妙地撇下满满一购物车选好的商品，头也不回地走出超市。对于这些，我其实并不在意，真的。因为她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只有在这时——是允许我看电视的，我唯一的职责就是时不时地取下她眼睛上的湿毛巾，在冷水里浸一下，拧干，重新盖住她的眼睛，好像往棺材上盖旗子一样。

不在厨房忙碌的时候，外婆最喜欢的消遣是玩牌，但她讨厌美国人认为适合小孩玩的纸牌游戏，比如“战争”“翻翻乐”和“钓鱼”，她觉得金拉米很无聊，而且永远都结束不了。她小时候玩的纸牌游戏考验的都是反应速度和骗人能力，赢家是反应最快、最善于欺骗的人。当我长大到能够做心算的时候（那时我也学会了阅读），她教我玩皮克牌，不久之后，我就可以和她一较高下了，但后来当我年纪大了一些的时候，外公告诉我，她总会时不时地故意犯个小错误，好让我赢。

皮克牌是用三十二张牌来玩的，不够一整副。开局之前，外婆会漫不经心地拆开一副“单车”或者“蜜蜂”扑克牌，把里面从2到6的牌挑出来，丢回抽屉，和其他未经整理的纸牌堆在一起。所以，当工作了一天的外公下班回家，想要从牌戏中获得些许的放松，于是缓缓踱到橱柜前，拉开放纸牌的抽屉，结果发现里面是混在一起的好几副扑克牌的时候，他会罕见地对外婆发脾气——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对外婆迁就有加，甚至称得上纵容。

“真是太让我生气了，”他回忆道，“我告诉过她，‘哪怕给我留出一副完整的牌来也好！’难道这样的要求过分吗？非要把每副牌都拆个七零八落吗？”他噘着嘴巴，眯起眼睛，耸着肩膀，抱怨地叹了一声：“唉。”sup/sup我记得外婆也喜欢用这个典型的法语感叹词。“她不是在搞破坏，而是重新整理。”我说，这时，外公会操着“德州人在巴黎”说的那种口音的法语反问：“如果不整理好的话，怎么打扑克？”sup/sup他每次说法语时都是这种腔调。

一天下午，外婆派我去拿一副扑克牌，准备和我玩一会儿。我发现抽屉已经不是我上次离开时的样子：旧扑克牌已经清走了，只有好几副还没拆封的新牌。我觉得，如果拿一副新牌给外婆的话，外公一定会比往常更生气，说我们“毁了”他的新扑克。

于是，我打开其他抽屉，在“快艇”“拉科”和“大富翁”之类的棋牌游戏包装盒中间翻找，想看看有没有外婆已经拆开过的旧扑克牌，结果，在一只曾经盛着“巴顿杏仁之吻”巧克力的铁罐里，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盒子，里面有一副纸牌。那个盒子很不起眼，淡蓝的底色，印着一些单词，我猜那是法文，字体非常古老，像《纽约时报》喜欢采用的那种中世纪风格。这副牌比美国生产的扑克牌薄，似乎缺了很多张，我觉得自己可能找到了一副真正的法国皮克牌，于是乐颠颠地捧着它来到厨房，那里是我和外婆平时玩牌的地方。

我以为外婆看到我没把外公的新牌拿来，而是懂事地找到一副旧牌，一定会觉得很高兴，然而，她看起来相当震惊。我走进厨房时，她正准备点一根温特曼小雪茄——她只在玩牌时抽这种烟，可看到我手里的东西，她快要举到嘴边的火柴停在了半路。顺便提一句，每次我从外婆家回来，我母亲都要抱怨我的头发和衣服上有雪茄的臭气，我却觉得那味道很美妙。

外婆把尚未点燃的小雪茄从嘴里抽出来，塞回小铁盒，她伸出一只手，手掌朝上，我乖乖地把淡蓝色的小盒子搁在她手里。她掀开盒盖，倒出里面的纸牌，堆在烟灰缸旁边的桌面上，她抓起一把牌，把它们捻开，端详着牌面。我只能看到纸牌的背面——午夜蓝的底色，印着新月的图案。

外婆问我牌是从哪里找到的，我告诉她，她点点头，说她记得很久以前自己把牌藏到了那个铁罐里。她说，她必须把它们藏起来，因为这是魔法牌，而我外公不相信魔法，所以我不能把见到这副牌的事告诉他，否则他会气得把它们扔掉的。我答应为外婆保守秘密，问她相不相信魔法，她说不相信，但即使你不相信，魔法也会起作用。这时她似乎已经完全从刚才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

她举起淡蓝色的牌盒，告诉我盒子上的字是德文，不是法文，还说那行字的意思是“女巫占卜牌”。

我问外婆她是不是女巫，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问题我已经想问外婆很久了。

她看着我，拿过刚才放到一旁的温特曼小雪茄，点起一根，甩灭火柴，拿起牌来洗了几次，苍白修长的手指翻动着牌面，最后，她把牌放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

在这段对我外婆的早期回忆中，我一直避免直接引用她的话，因为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往往记不清人物的原话，而错误的引用是回忆录的大忌，但我永远忘不了我问外婆是不是扑克牌的盒子上写的那种女巫时，她简单干脆地回答我的那四个字：

“不再是了。”

我问她是不是因为她现在失去了女巫的法力，或者不记得如何占卜了，她说，大概两种原因都有，但她愿意给我展示一下她的魔法牌是如何用来讲故事的：我需要先切几次牌，然后从里面挑出三张牌来。

我从来没在别处找到或者见到外婆的那种“女巫占卜牌”或者“女巫的算命牌”，也许是因为后来听说外婆曾经短暂从事电视行业扰乱了我的记忆，她以女巫形象出镜，让我忘记了那副牌的正确名称，也许它的名字是“吉卜赛占卜牌”或者“女预言家占卜牌”，但我记得它绝对是雷诺曼牌的德国变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搬到南加州之后，我第一次看到墨西哥的洛特里亚卡牌（这种牌的标志性图案是太阳、树和月亮），意识到它们和我外婆的那幅牌有相似之处。她的牌里面，有一张叫作“船”，牌面上印着一支在星空下满帆前进的古老的船队；有一张叫作“房子”，牌面上的房子白墙红瓦，还有一个漂亮的绿色花园，名叫“骑手”的那张牌上印着一个骑白马的男人，身穿红色燕尾服，白马撒开四蹄，在黄绿相间的树林中腾空跃起；叫作“孩子”的牌上有个穿睡袍的孩子，抱着一个布娃娃，面有惧色。大部分的雷诺曼牌上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框，位于每张印有镰刀、鸟儿或花束等图案的纸牌的上半部分，方框里是德国纸牌的四种花色：桃心、树叶、橡果或者铃铛。sup/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