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上，两个女孩因同为电台主持人张宙的粉丝而相识。后来她们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做节目、玩乐队，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正石，彻夜狂欢。那是一个派对的时代，线下与线上皆纵情恣意。那些在高潮时入场的年轻人，当大幕落下，他们去往何方？
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记得二〇〇〇年九月八日，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在上海举办。据说北京有几千人南下，包揽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车。列车上，青年彻夜长谈，站在接缝处的风口抽烟。多年以来，这番集体记忆不定期回涌，那天和谁在一起，坐在体育场的哪个位置，散场以后去哪里迎来清晨。然而在当时，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谁都还不认识谁。
那天我本该去大学报到，却因为收到电台寄来的演唱会门票而推迟了报到时间。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等了两波通知书都没有我，第三波的时候收到了，被调剂到南京一所学校的通信专业。这个结果虽然比预想得更为糟糕，却也合情合理。最后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徘徊于年级下游，表面还保持平静和努力，内心早已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拨号上网，游荡在各种聊天室和论坛。有时候早晨醒来已经过了学校的出操时间。那段时间午夜电台开播一档新的音乐节目，片头一段海菲兹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后，主持人说：“一道浪总是连接着下一道浪。我是你们的朋友张宙。”我每天都听到尾声，有时感觉自己是唯一接收到电波的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晚上我给张宙写信至凌晨，但具体写了什么印象全无。两星期以后我收到来自电台的回信，信封极为单薄，打开以后里面放着一张罗大佑演唱会门票，我把信封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信息和字迹。票是最便宜的，舞台侧面的二楼山顶。我第一次去体育场，走错看台，翻山越岭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边挨着的女孩核对暗号似的问我：“你也是张宙的听众吗？”
“是啊！”我高兴地说，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王鹿说着从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荧光环，扣在我的手腕上。舞台的灯光亮了几次，又暗下去，呼喊声便像浪一样涌来涌去。突然响起钢琴声，罗大佑出现在舞台一角，我们从山顶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裤，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屏幕上，旁边是天空里一轮真实的月亮。前排一个人突然流泪到簌簌发抖。我和王鹿抬起手来，我们手腕上的荧光环是粉色和蓝色的，像两片浅浅的星云。
散场以后我和王鹿被人群冲散，又在出口相遇。我问她怎么回去，她说走回去。她在戏剧学院念三年级，走得快一点，一个小时能回到宿舍。于是我和她一起走。从体育场出来的人正倾巢往衡山路迁徙，我们一会儿走在这群人中间，一会儿走在那群人中间，前前后后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过境的候鸟，最终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里。过了衡山路以后没多久，深夜的林荫路上只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给张宙写信了吗？”我问王鹿。
“是啊。我大部分同学都跟着剧组在外地拍戏，我没戏拍，成天在宿舍听电台。”王鹿说。
“你是表演系的？”
“我看起来太普通，总有人感到吃惊。”
“不不。”
“中戏的导师说我在精神面貌方面和章子怡很像。”王鹿自嘲。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王鹿比我高一大截，卷发柔软蓬松，五官浅浅的，脖子很长，像辽阔的草原上罕见的动物。穿着牛仔裤和短袖衬衫，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钥匙链、手机链、五颜六色的小珠子、编织带和丝带。她的气质复杂混乱，举手投足间却没有一样多余的动作。我根本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又忍不住一再看她。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仿佛穿越虫洞突然坠入我这一边的世界。
“我打算明年去考中戏的研究生。”王鹿又说。
“你要去北京吗？”
“是啊。反正我毕业以后也没其他事可干。”
“我从没去过北京。”
“那你得去去，北京就相当于是旧金山。”王鹿相当确定地说。
我们在戏剧学院门口道别，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赶上了末班车，回到家里已经凌晨一点，打开收音机时发现张宙的节目结束了，轻柔的室内音乐将一直播放到清晨。我身体疲惫，精神亢奋，整晚做着光怪陆离的浅梦，直到第二天清晨被我爸喊起来，他从单位借了辆面包车送我去南京报到。我坐在后座，旁边绑着我的自行车。出了高速收费站不久，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但内心毫无波澜，很快睡着了。半途醒来，看到发电站满山的白色风车，昨夜王鹿给的荧光环还扣在我的手腕上，但已经不再发光，只是一个暗淡的圆环。
我们在中午前到达南京，学校在玄武湖旁边，挨着老火车站，很小，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操场，从外表看不过是个普通的机关办事处。我爸本想陪我待一晚，但我不想伤感，报到完毕便赶他返程，独自回到宿舍。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塞好耳机，打开随身听，然而同样的波段上没有海菲兹的序曲，只有空洞遥远的沙沙声。我这才想起来，在南京接收不到上海的电台，张宙的电波被阻隔了。我在黑暗中给王鹿发了一条短信：“救命啊，我被流放了。”
收到我的求救之后，王鹿断断续续为我录下张宙的节目，攒到一定数量便寄到南京。每盒磁带侧面都贴着标签，认真写有日期。王鹿写的字，笔画的折角像昆虫细小的关节。这些磁带成为我最珍视的东西，我将它们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想象自己正在为几百年后人类文明的考古保存下声音的碎片，我和王鹿也因此缔结了坚固的友谊。
之后王鹿去了好几趟北京，参加中戏举办的讲座和戏剧工作坊，联络导师，准备冬天的研究生考试。中戏附近都是和她一样在等待和寻找机会的人，她在那里结交了一群浪漫的朋友，令我相当羡慕。我们有时在msn上聊天，她行踪不定，常常连续几天杳无音信，再出现时往往刚从有趣的地方回来。水库、山、草原。她还在郊外的派对上遇见过王朔和崔健。这些事情我愿意听她讲上几天几夜，但中间总被打断，有男孩来找她借书，或者有男孩来找她听音乐。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同一个男孩，我问过，却记不得她是怎么回答的，我想她同时在和好几个男孩谈恋爱。
为了与王鹿聊天，我每天都去隔壁网吧，时间一久便与管理员潇潇成了朋友。潇潇原本是邮电学院的，退学以后白天在网吧做管理员，晚上在俱乐部打工，同时还在准备托福考试。有时我和他一起乘车去山里，坐在被雨水侵蚀的石桌边聊天，天总是很快就黑了。再后来即便去上课我也忍不住半途逃跑，和潇潇去湖边或者城墙。我们像恋爱一样相处，但因为潇潇计划第二年去美国念书，所以谁都没有明确这段关系。我偶尔和王鹿说起潇潇，并且忍不住把自己废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诗意。
王鹿好几次喊我去北京找她。冬天的时候她说去什刹海滑冰，春天的时候她说飞檐走壁的朋友们在四合院的屋顶烧烤。我内心憧憬，却始终没有行动。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后，暑期结束，王鹿从北京回上海，顺道来南京逗留一晚。我问潇潇如果有朋友来南京，应该带她去哪里玩。
“上海来的朋友吗？女孩吗？好看吗？”潇潇问我。
“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你说好看不好看吧。”
“趁天还没凉下来，你们去紫霞湖公园游泳吧。”
“去游泳？”
“你去了就知道。我向你保证，你和你的朋友会永远难忘。”
我带着王鹿在宿舍放下行李以后，去军人俱乐部玩，从第一家音像店一直看到最后一家，避开了白天最热的时间。然后我们买了便宜的游泳衣，坐公交车来到中山陵。按照潇潇的说法，我想当然地以为紫霞湖公园里面有一个露天游泳池，结果尾随两个戴泳帽的老头沿小道进了公园，惊讶地看见巨大一面绿色的湖。四面环树，背后靠山，体力好的青年赤条条爬上湖边的水塔，挨个往水里跳，溅起朵朵水花。而湖面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五颜六色的泳帽和划动的手臂。我和王鹿高兴到大声叹息。
我们在干净的公共厕所里换好了泳衣，绕着湖走了半圈，找到一小块平坦的草地，放下书包和脱下来的衣物，迫不及待地下水。脚底的石子尖利，淤泥温暖，王鹿蹬出两朵大水花潇洒地游了出去，溅我一头水，我也赶紧跟上。水温比我想象中低，但是阳光照在肩膀上还是烫的。我在水里笨拙地伸展身体，重新适应新的视平线。亭子里有人在拉手风琴，树上挂着白色的鸟，不时浮起一层金色的水雾。
我游泳很烂，只会狗刨，无论多么奋力地蹬腿，却总在相同的地方打转。王鹿就厉害多了，她爬到水塔上往水里跳了两次，第一次是抱膝跳，第二次是并拢双臂俯冲入水，像一头捕食的水鸟。等我气喘吁吁爬上岸以后，环顾湖面找她，她正眯起眼睛仰面浮着，不时抬起一侧手臂往后画出一道弧线，长长一次呼吸之后，再抬起另外一侧的手臂，朝着湖心的方向缓缓漂流。
太阳落山前，我和王鹿在厕所的洗手池里冲了头发，洗了泳衣，然后找到一棵不高不矮的树，把泳衣平摊在树杈上。空气仍然温暖，四周笼罩着一层极其不真实的浅色霞光。半空中绿色的小虫和嗡嗡的蚊子成团成团撞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停地拍打着双腿和胳膊。游泳的人陆陆续续从水里出来，坐在岸边休息，铺着塑料布打牌。我和王鹿都饥肠辘辘，去小卖部买了酸奶和蛋糕，大口吃完，仰面靠在书包上，等炙热的风吹过来，把头发和泳衣一起吹干。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好地方的？”王鹿问我。
“潇潇告诉我的。”
“潇潇现在算是你的男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情况总是有些不清不楚。”
“但是他知道这么好的地方，一定会是很好的男朋友啊。”王鹿说着又想起重要的事情，从书包里掏出一本《音像世界》来，翻到最后一页给我看。是广播电台青年主持人比赛的启事，规则很简单，录制一段二十分钟的节目，主题不限，和报名表一起寄到电台。
“我们一起参加吧，我一看到这个就想到你，我们就像平常那样聊聊音乐。”王鹿说。
“但是我做不好。”我虽然这样说，却把那则启事看了一遍又一遍。王鹿很快说服了我。天黑以后，我们收拾好东西，在山里走了长长一段路，坐公交车去潇潇打工的俱乐部借录音机。起了一点风，风依然是烫的，把头发和皮肤都吹得干燥清洁。等车的时候，王鹿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包中南海，给了我一根，潮潮的。我没抽过烟，那个时候却因为心里涌动着的热情，觉得非抽不可。后来我们站在车厢靠窗的位置吹风，穿过隧道以后，是月光下的玄武湖。我趴在栏杆上，感觉自己在一场梦里，我想这是因为王鹿，似乎与王鹿在一起，四周万物也随之如梦如幻。
防风林说是在南大隔壁，其实坐车到南大门口还要再走上二十分钟，在一个居民小区里。经过夜晚芬芳的植物，以及一段混合着霉味和湿气的地下通道，便是防风林。这里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原本是仓库，被改造成了俱乐部，走进去便是缓坡，摆放的东西和人都处于随时会倾塌的状态，直到坡底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放着一套蒙灰的鼓架，看样子很久没有正经演出了。我只在刚认识潇潇的时候跟着他来过一次，当时有两三桌人围在一起打扑克和喝啤酒，潇潇说他们都是老板的朋友，一群诗人和导演。但是在我看来，那里烟雾腾腾，和棋牌室没有两样，后来就再没去过。
然而和王鹿一起就不一样了。等我们的视线适应了昏暗，王鹿便置身于一堆破烂中间热情惊叹：“这里好像后海。好像伍德斯托克。”我和潇潇明明知道这里和后海或者伍德斯托克毫无关系，但我们看到王鹿高兴，也都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就好像自己也和平时不一样了，自己成了后海伍德斯托克的主人。
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实看起来有所不同。不是说他的外貌，他还是那样，理着过时的郭富城头，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裤子都嫌短，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临时穿一下的旧衣服，但是干净平整，连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过很多遍。我分辨不清是因为王鹿的存在，还是我以王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他，觉得他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连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不同。我挪开几个潮湿的靠垫，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坐下。风扇吹出的热风把墙上糊着的报纸吹得哗哗响，视平线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街沿，从那里透进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诉潇潇我们要参加电台主持人比赛，潇潇也很来劲，他从破烂堆里找出一台双卡录音机帮我们录音，多年没人用过，但插上电源以后功能完好。虽然录出来的音质糟糕，充满环境噪音，但潇潇认为很酷，表现出青年的风貌。后来我们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潇潇和王鹿都断断续续看过好几遍，只有我第一回看，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在杂志上见过一张照片，他们演出完了从香港坐飞机回来，个个意气风发，在飞机上抽烟喝酒，东倒西歪。”潇潇说。
“飞机上也能抽烟喝酒吗？”王鹿问。
“我没坐过飞机。但那是一九九四年啊，我觉得一九九四年你想做什么都行。”潇潇说。
“这张碟很难找，我以前是在学校资料室里看的，你是从哪里找到的？”王鹿问潇潇。
“朋友离开南京前给我的，他送给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夹克。这个朋友后来去了上海的电台就再也没联络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张宙。”潇潇说。
“张宙啊！”我和王鹿惊呼。
“他那么有名吗？”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这样。”王鹿说。
“张宙在南京待过吗？”我问。
“他当时在艺校当文化课老师，每天晚上都来防风林。”潇潇说。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
“三年前。我刚刚来到南京。”潇潇说。
我和王鹿还有更多问题，然而潇潇使劲回忆了一番，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对任何事都不太积极参与，纯粹在这里耗着。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潇潇说。
“什么努力啊？”我们问。
“努力摆脱颓废和高兴的气氛。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潇潇回答。
一个月以后，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来自电台的复赛通知，复赛在电台进行，当场抽签决定主题，十五分钟即兴主持。复赛当天我和王鹿在广播大厦门口见面，换取了临时出入证以后，按照指示来到一个椭圆形会议室里等待。会议室里摆着沉重的桌椅，沉闷严肃，和普通办公楼没有两样。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二十个人，年龄相仿，聊起来全是电台迷。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从西北赶来，他辗转各地参加比赛，风尘仆仆，滔滔不绝。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烟，推开防火门以后来到楼角的露台。从那里能看见高架上转弯的车辆，一大片绿化带，一大片工地。我们站在大风里，现实退得远远的，大家趴在栏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谁都没再说话。
回来的时候我放慢脚步走在他们后面，走廊的对面是几间录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红色指示灯。那里的光线更为深沉，空气的质感和频率也都有细微的变化。后来的复试在其中一间录音室里进行，玻璃对面坐着三位面试老师。我从耳返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东西。原本十五分钟的限定时间，我和王鹿超时十分钟，才终于被坐在左侧的主审老师打断。那位老师辨认不出年纪，穿着男式工作夹克，看起来既像是科考队员，又像是吉卜赛人。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与我们保持着眼神接触，又温柔又坚决。之后她又特意起身来到门口，郑重地与我们握手道别。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铁工地的巨型挖掘机器都停工了，灰尘伴随雨水落下。我和王鹿皮肤发烫，心里怀着脆弱的希望，谁都不敢说出来。我们在雨里走了很长的路，来到王鹿的宿舍，擦干了头发。王鹿泡了速溶咖啡，剥开橘子，打算整夜与我聊天。临近午夜我们坐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听张宙的节目，王鹿的眼睛里充满奇想和果断，我的心里也迸发着同样的情感。然后我们谈论起张宙的事情。他的年龄，他的身份，他在南京的情形，他曾经的和现在的生活。其实以上这些我们一无所知，像谈论虚构一样地谈论他，其实更像是在谈论我们自己。
“我这个人，从没有过什么好运。”我说。
“别这么说，我想所谓好运，就是专心致志的愿望终于得到来自宇宙的回应。”王鹿回答。
然而我和王鹿没能再等来好运。不久我在新一期的《音像世界》杂志上看到比赛的结果，那位西北男孩得了第一名。另外附有一篇关于他的采访。采访中提到比赛结束后电台给了他一档真正的电台节目，让他担任主持。但是他离开上海以后去了北京，跟随一支纪录片摄制组深入内蒙古草原，将在那里游历半年，因此没有回来领奖，并且放弃了节目。
我给王鹿发去长长的消息，她接连几天都没有再回复我。倒是潇潇考完了托福，打算回到青岛的老家准备签证资料，顺便去青岛玩两天。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立刻答应了。几天以后我们上了火车，我的书包里带着几盒张宙的磁带，一盒讲披头士，一盒讲库斯图里卡，一盒讲一九六八年登月。我听了一路，潇潇则和邻座大哥下了整晚的象棋。后半夜的窗外什么都看不见，我和潇潇来到车厢的衔接处抽烟，模仿在飞机上抽烟的摇滚明星，却被列车员阻止了两回。
到了青岛以后潇潇带我去了朋友家。朋友和女友住在工厂宿舍楼里，他们几个都是高中同学，那两个人高大好看，像谢霆锋和张柏芝。下午潇潇和男孩们去参加厂里的足球比赛，女友骑车载我去啤酒厂玩。整个城市像是建造在连绵起伏的山上，大雾缭绕，遇见上坡就跳下来推车，爬到坡顶再俯冲直下。路上她和我说起不少中学往事，她说没有人会不喜欢潇潇。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变得很亲密，回来的路上两个人都已经喝了不少啤酒，还买了扇贝和螃蟹，全是活的。
傍晚男孩们也回家了，他们洗澡、洗衣服、洗菜，吵吵闹闹，像过节一样。我们用芝麻酱和芥末蘸蔬菜和贝肉，刚炸好的小鱼，脆脆的，裹着椒盐。电脑音箱里播放着粤语流行歌曲，我听他们叙旧，讲厂区里精彩纷呈的江湖斗争。宿舍已经开始供暖，吃着喝着不得不把窗户打开，还是觉得很热。于是我们轮流去楼下小卖部买啤酒，啤酒从桶里直接灌进塑料袋提上来。我和潇潇一起去，要穿过煤渣操场，空气又冷又干净。我们各自提着一袋啤酒，泡沫细小洁白。
后来大家都喝多了，却浑然不觉，每个人说话的语气都认真缓慢，真诚无比。潇潇担忧911对签证的影响，又花了很长时间讲述他的计划，但因为这些事情日后无一实现，以至于我全都没有记住。只是当时的气氛难忘。我们四个人促膝坐在一盏小小的灯泡下面。他们问我，潇潇去美国以后，我要怎么办？这样的关切是具体和实在的，令我的消沉化为乌有。
第二天醒来是下午三点，房间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俩去上班了，我和潇潇决定出去看海。外面刚刚散去一场雾，又湿又冷。我们缓缓骑着自行车，半途看到路边有辆面包车的车窗上竖着的牌子上，写着崂山水库，潇潇停下来问司机去不去水库。
“你们要去水库玩？”司机探出脑袋打量我俩。
“是啊。去转转。”潇潇说。
“天冷了没人去水库啊。”司机说。
“那你做什么生意呢？”潇潇说。
“到那里都超过五点了，天黑了，什么都看不到。明天早上再去吧。”司机说。
“明天还有明天的安排。”潇潇说。
“那就下次再去啊。等夏天再去。有什么可担心的，水库总是在的啊。我给你们留个联系方式，你们下次来了就找我，我带你们去一些只有我知道的好地方。”司机说着，递给我们一人一张名片。我们把名片收好，又继续骑车，翻过一个陡坡以后突然来到海边栈道。太冷了，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在栈道上，四面八方都是海，岸边的浪泛着白色的泡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然而我不知怎么的，感觉乏味，不为所动。
“你去过水库吗？”我问潇潇。
“小时候每年暑假我爸都会带我去水库游泳。”
“和紫霞湖比起来怎么样？”
“水库比紫霞湖美多了。”
“不会吧！”
“那里过去是很深的山谷，后来放水淹了，露出水面的只有一小部分山峰和礁石，而深深的水底下全部都是山体和巨石。你能想象吗？”
“哇。那不是水底亚特兰蒂斯吗？”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
我们路过小卖部，潇潇停下来买了烟和一小袋槟榔。然后我们在礁石堆的尽头找到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坐下，抽烟，嚼槟榔。很多人提着水桶在退潮的泥滩上捡海带和搁浅的贝类。有一小束太阳光突然穿过云层落在海面。我感到暖和了一些，于是花了很多时间，想着水底的事情。
晚上我们四个又见面了，找到一间人满为患的小饭馆吃了晚饭，潇潇特意点了新鲜的海带给我品尝，其他每样东西也都相当好吃。吃完饭以后男孩们提出要去海里游泳，走到海边又觉得水温太低。我们在黑暗的礁滩上站了一会儿，很快被迅速涨起来的潮水逼得节节败退。
从青岛回来以后我消沉了好几天，再去网吧才发现王鹿给我留了十几条消息，我的手机欠费停机，她一直没能找到我。王鹿解释，电台的欧老师联络了我们，就是那位在录音室门口和我们握手道别的老师。得奖的西北男孩离开以后，留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空缺，电台试了几个备选方案，皆不理想。欧老师说，这期间她曾数次想到我和王鹿，但是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又让她不断打消这个念头，最终是什么促使她联络了我们，我想她一定排除了众多阻碍。她的说法是，“比赛的结果非常可惜，之后我思虑许久，始终难以忘记你们两个人。”王鹿反复向我转述这句话，认为这是她听过的最动人的评语，我也是这样想的。
欧老师冒险将那档节目托付给我和王鹿。我们将作为客座，从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主持节目，每周一傍晚首播，周四早晨重播。节目是录播，欧老师担任监制。接下来我们得在元旦之前录制完成三期节目，因此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潇潇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当天晚上便回到防风林把张宙留下的一箱唱片整理出来，转赠给我。两天之后我回到上海，而这箱唱片成为我们节目最初的曲库。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住在王鹿的宿舍，用电脑光驱播放和选择音乐，决定主题，写稿，反反复复将时间与声音的匹配精确到秒。这期间还夹杂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长谈。王鹿表现出强悍的专注，而我应该也产生了同样的精神热度，以此来抵御无时不在的自我怀疑。外面经历了一场寒流，我们靠着一台巴掌大的取暖器，不眠不休，像鸟一样吃一点点东西。
录制当天我和王鹿提前去找欧老师，她的办公室在广播大厦六楼拐角处，资料和文件堆成山，每座都在崩塌的边缘。欧老师不知从哪个角落钻出来迎接我们，依然披头散发地穿着工作服，像是很久没有休息过，却热忱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她这样的人啊，应该出现在旷野。我忍不住快步走上前去，拥抱了她。
之后我们在录音室和剪辑房里度过了艰巨的十二个小时，完成三期录制，这期间欧老师和上次一样，全程坐在玻璃的另外—边。休息间歇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露台抽烟，底下的城市像一部庞大优美的机器，四周办公楼的玻璃反射出不同层次的光，直到高架桥的路灯在五点准时亮起。难以想象，我们未经训练的声音和想法将被传播到如此坚固有序的城市里。
“我俩是因为张宙的节目认识的。”王鹿说。
“张宙啊——这么一说，完全不意外。”欧老师笑起来。
“但我们说好了不要在风格上受到他的影响。”我说。
“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张宙这人是个散漫分子，和他约好见面的时间总是见不到，跟他一起工作令人非常困扰，我在生活中对这样的人避之不及。但他确实有迷人的地方，我认为他可以说是在创造自己广播语言的人，这一点我尊重他。你们也是这样的人，在创造着广播语言，但你们现在肯定还没有意识到。”欧老师说。
“你说的广播语言是什么？”我问。
“广播是音乐、人声和其他声音的结合。文字的逻辑经过声音过滤之后形成新的语言，至今为止这种语言也没有被标准化，所以没有规则需要遵循。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应该去实践新的可能性。以达到——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欧老师说。
“感人。”我和王鹿说。
“我听你们的比赛录音，被你们无意识使用着的语言感动，感到青春珍贵。所以你们会拥有自己的听众，他们也会产生和我相同的感受，这方面，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张宙也是这样被我找到的，我们在南京的一个俱乐部里见面，他那时正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欧老师说。
“你也去过防风林吗？”我叫起来。
“哦，那个跟棋牌室一样的地方。”欧老师说。
“哈哈哈。”我们都笑。
“你们来参加比赛不会是为了见到张宙吧。”欧老师说。
“不不。我没有想过要见他。”我说。
“我也没有。”王鹿说。
“张宙这个人啊——”欧老师在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他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没有形态的波段。”王鹿这么说，我却觉得她像是在描述她自己。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寒流已经过去了，天气稍稍回暖。我和王鹿筋疲力尽，说不出话，但精神亢奋，没法就这样彼此分开，于是沿着夜晚的高架桥往市中心走。整条淮海路的车停滞不前，我们才意识到这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家正从四面八方去新天地参加新年倒数。树木上悬挂的灯，响亮的噪音，巨大的霓虹，现实世界如此强烈地唤回我们身体的知觉。饿坏了。我和王鹿在便利店里买了关东煮和饮料，坐在路旁吃。
“我以后都不会再去北京了。”王鹿告诉我。
“为什么，因为电台的事情吗？”我很吃惊。
“不不。是导师把名额给了其他人，之前说好的事情突然变了卦。”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复赛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导师的通知，我又去了一次北京，但其实无济于事。他说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希望我能理解，如果我能等到明年的话，他一定把名额替我留好。”
“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啊，去他的吧。”
“是啊。去他的。”
“但从北京回来我还是消沉了一阵，也没有回复你的消息，直到接到欧老师的电话。”
“我明白。我在想不知道张宙那时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
几个要去狂欢的男孩从便利店出来，站在路边和我们搭话，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们分给我们啤酒和烟，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倒数。但我和王鹿都心不在焉，想着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王鹿将一只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
“调响一点，听不见。”我说。
王鹿把随身听的音量调到最大——张宙在电波里说：“将过去的留在过去，明年见。”
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播出当天，我返回南京办理退学事宜。介于我的成绩和考勤，在办公室里说出我的想法时，我想在座的几位老师也终于松了口气。接下来的退学手续办得相当顺利，直到全部处理完毕我才告诉家人，我的父母在电话里叹息一番，我想妈妈应该还是哭了。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我其实一点也不想去探究。最后我们都平静下来，商量好了回家的时间。当天晚上我去防风林找潇潇。防风林里正在播一部法语黑白电影，讲两个男孩爱上同一个女孩，字幕配得牛头不对马嘴，但画面很美，有海、有石头雕像。后来他们三个人在山坡散步，高高的草长到他们的腰间，被风吹得倒来倒去。我和潇潇吃了泡面，因为没有其他客人在，于是把这部电影看了两遍。
我把退学的事情告诉了潇潇，他大惊小怪地说：“你干嘛学我？”
“别自以为是。”
“那为什么退学？”
“你那时不也非要退学不可？”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人。”
“哈哈哈。”
“你笑什么？”
“因为我一点都没感觉到。”
“你这个人粗心大意，你能感觉到什么？”
“我感觉你又温柔又脆弱。”
“听起来都不是好的形容词。”潇潇想了想说，“你是来道别的吗？”
“算是吧。”我也想了想。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潇潇起身，拖出十几个纸板箱，里面塞满不知哪个年代的印刷物、信件、照片、杂志和书，唱片和影碟全部没有塞在正确的纸套里，拨开这些，还有棋盘、模型、印章、昆虫标本、鸟的骨骼。潇潇解释说都是客人们留在这里的，从来没有被处理过。他在遗迹般的垃圾里找了很久，最后找出一沓装在信封里的照片。照片是在一场冬季的烧烤派对上拍的，应该就在五台山体育场后面的荒地里。天色昏暗，每个人都穿得很多，炭火的火星被风吹得到处跑。
“这里。你看。”潇潇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这是张宙。那天晚上也下雪。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来的时候已经喝了很多酒，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特别高兴，脱了衣服在雪地里跑了一大圈。”潇潇说。照片里的那个人穿着牛仔裤，光着上半身，站在一盏灯下。灯光在他的头顶形成一抹光晕，盖住了他的整张脸。
“怎么样，和你想象中一样吗？”潇潇问我。
“你是说这个看不见脸的人吗？”
“我很难形容，但是他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我明白。”我想确实就是这样。
几天之后爸爸开车过来接我回家，进入上海之前，我们在高速休息站停下来买水和面包，坐在车里吃。爸爸打开收音机，我猝不及防地从电波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的声音清脆果决，与想象中完全不同。我和爸爸都没有说话，两边的重型卡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去，天暗了下来，车前灯照着道路两侧墨色的冬青树。我怀里抱着书包，张宙的照片被我夹在一本书中，放在包里。我感激爸爸的沉默，我和他一起听完节目，中间放了一首王菲的歌，爸爸也跟着轻轻哼唱。
再次回到电台时，欧老师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装满信件的纸箱，里面的信件都是节目播出以后听众写给我和王鹿的。于是我们抱着纸箱，找到一个没有人的会议室坐下，面对面拆信，再互相交换，气氛既忐忑又动人，一直持续到黄昏。这些信热忱奇异，推荐新的唱片，讲述恋爱和日常生活，毫不吝啬地表达喜好和憎恶，大言不惭地谈论美和哀愁，并且邀请我们同游。我们各自彻夜回复，第二天去台里，又收到更多。
不久之后我和王鹿从网上搜索节目的相关反馈，发现有人为节目制作了一个网站。所谓网站其实只有一张静态页面，点击进入以后是论坛，没有分区，所有帖子都堆积在同一个页面。网站的建立者和管理员叫小皮，他的头像是一只穿着皮夹克的卡通松鼠。我和王鹿立刻注册了id，我没有用节目里的名字，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那段时间我热衷于在不同的地方给自己起不同的名字。而王鹿无论在哪里都叫王鹿，我想那是因为她原本的名字就像是虚构出来的。最初论坛里活跃的用户没有几个，常常只有我、王鹿还有小皮同时在线。小皮给我们的节目提了不少有用的建议，并且畅想以后论坛会成为安迪·沃霍的工厂。我和王鹿都没听说过，小皮解释说就是一个收容各色人等的地方，把每天都过成一场派对。我没参加过任何派对，却觉得这个想法很动人。之后我们三个人在论坛里越聊越多、越耗越晚，天总是早早就亮了，窗外的空气里都是初春植物的甜味。我睡觉的时间很少，却精神抖擞。有时候半途醒来再进入论坛看看，那里空空荡荡，所有的话题却都停留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消失。于是我继续睡，感觉我们的友谊热烈深沉。
等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王鹿提议一起去见小皮。我们对于现实中的小皮所知甚少。他在上海大学的理科试验班读三年级，比我小一岁，中学时期连跳两级，在编程比赛中拿过冠军，是不常见的天才少年。以上便是所有信息。但谈论抽象的事物恰恰是我和王鹿所擅长的。其实我们对小皮都有所期待，却彼此不好意思承认。但王鹿比我更喜欢小皮一些，她对小皮怀有显而易见的遐想，她忍不住一再向我提起他。我想他们之间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连接，无论王鹿在北京失去了什么，正在缓缓修复。
我们约在戏剧学院门口见面，小皮从一辆出租车里钻出来，站在马路对面，毛茸茸的短发，穿着黑色羽绒服和蓝色球鞋，害羞地低着头，左右张望，脚步却毫不迟疑地朝我们走来。我和王鹿笑起来，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小皮是一个女孩。
我们和小皮都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彼此在现实中的面貌，但我想谁都没有感觉失望，很快便恢复了忘我的交谈。小皮过分宽大的羽绒服不时轻轻擦到我或者王鹿，与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一切相比，误解和错位实在微不足道。而小皮依然是小皮，无论如何都很吸引人，我想王鹿肯定也已经感受到。
我们跟随小皮坐轻轨来到杨浦的厂区，她要带我们去排练房认识几个朋友。从轻轨站出来以后，无遮无拦的马路两旁，吊车像巨型雕塑一样肃穆。我们走了很久，来到化工厂附近一处防空掩体的入口，斜坡粉刷成浅绿色，又深又宽，卡车都能开得进来，拐过直角弯道之后才真正来到地下。走廊两边是方形隔间，大小不均，或明或暗，被用作职工宿舍、网吧、台球厅、卡拉ok、vcd出租摊。空气潮湿，墙壁发霉，地面渗水，每次以为走到尽头，就会在直角转弯之后来到另外一片一模一样的区域。有一间服装厂占据了好几间房间，成百台缝纫机同时工作，发出近乎轰鸣的噪音。作战指挥部便在服装厂的后面。
“作战指挥部”是一块手写的牌子，推开三四十厘米厚的石门，是一间一百平米的房间。不见天日，没有任何分隔，里面除了乐器和音箱外，还有一台少见的ps2游戏机，摆着两张行军床，电炉和电饭锅，很多书和唱片，几箱啤酒，几箱方便面和几箱卫生纸。墙上留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保卫标语，也贴着二十一世纪的唱片海报。两个男孩从成捆的电线后面钻出来，都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穿紧身牛仔裤和球鞋。他们见到小皮很高兴，大呼小叫着互相比画了几个武打动作，打闹了一番。小皮介绍说他们是京和陈浩。
京在莫斯科大学念书，但这个学期没有回去，他的宿舍遭了火灾。楼太旧了啊，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担心。他说。他在莫斯科有一个女友，可能是北方人，也可能是俄罗斯人，他自己不肯谈论这些，即便问他他也不说。反正他不打算再回莫斯科，文凭也不要了。他想去暖和的地方，广州或者东南亚。他有一点生意头脑，想去亚热带地区做生意。而且他高大好看，常常遇见好事，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羡慕他，我对莫斯科毫无概念，但我对冷的地方总是充满想象。陈浩普通得多，他从美院毕业以后没有去搞艺术，而是在一间动画公司上班，工作枯燥重复，但是对此他毫无怨言。大部分时间他沉默寡言甚至显得闷闷不乐，但我想他只是对大部分事物缺乏兴致。他对摇滚极有钻研，知道不少冷门知识，但每次突然摘下他的耳机，会发现他其实都在听张震岳。他还养着一只漂亮的绿色小鸟，小鸟正自由自在地在我们脚边走动。
“这里总有很多人，朋友带来朋友。有时候我过来，推开门谁都不认识。”小皮说。
“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王鹿显然已经被指挥部迷住了。
“我们本来在旁边的厂里排练，我有个亲戚在那里上班，得根据他的时间进出。后来厂里保安租了防空洞做二房东，拉我们过来看看。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整片区域还是空的，这间房间面积最大，还保留着整片区域的防空地图和资料，关上门以后与世隔绝，月租只要三百块。”京说。
“哇——”我们感叹。
“我们还在这里做过演出，没开始就被举报了。”京说。
“突然涌进来一百来个像你们这样的人，换谁都会举报。”小皮说。
“我们啊，算是社会上最无害的那种人了。”京说。
“要是从这里一直往深处走，最后会走到哪里？”我问。
“据说整个上海地下的区域与区域之间都是相互连通的，理论上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有人说从这里往南走的话，最终会来到龙华机场，是战备时期的撤离路线。”京说。
“你们就不想走去那里看看吗？”我问。
“走着走着就没法再走了，前面的路用水泥封起来了。”京说。
“其实再往深处走也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稀奇的。”陈浩说着，伸出手去，小鸟跳进他的手心，然后他让小鸟站在王鹿的肩膀上，又切开一片橙子让王鹿拿在手上喂它。接着京和陈浩玩了一会儿乐器，王鹿也加入他们的和弦，在电子键盘上弹奏，出人意料地动听。不知什么时候京和陈浩都停了下来。于是我们所有人一动不动地听王鹿弹琴，小鸟依偎在她的颈窝，用毛茸茸的额头蹭她的脸。
见过小皮之后，我和王鹿几乎每天都去指挥部。那段时间里陈浩公司的日本老板突然跑路，他假装上班，实际每天从家里跑到指挥部，打游戏、逗鸟和炖肉。陈浩炖肉特别了不得，撒很多香料，再放萝卜、土豆和白菜，炖很长时间，配一大锅米饭，或者用剩下的汤汁煮面条，在场的人都能分得到。等他一开锅，行军床上睡着的人便醒过来，随便摸一件其他人的外套穿上。我想压根儿就没人排练，所有人只是借此耗在一起，将私心杂念抛于脑后，共同度过一些坦率而毫不拘泥的时光。偶尔大家也倾巢出动，通常是去大自鸣钟淘唱片，去五角场看演出，或者去公园里打枪战。每天我从那里离开，坐上公交车，打开车窗，含一颗薄荷糖，想尽量散去身上的烟味，其实根本没用。想到第二天又会见到所有人，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由得感到既厌倦又快乐。
“为什么我感到那么开心啊！”王鹿常常感慨。
“因为你向来热爱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我想，后海也好，防风林也好，指挥部也好，自足且浪荡，对王鹿来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我还想，一旦陷入这种快乐，再想摆脱似乎非常困难。
但我确实在指挥部接受了填鸭式的摇滚教育，我们有时会连续几个小时听唱片，总有人在中间急切地插话——“嘘嘘，听这里，我觉得这里是特别好的一段”——我们为了一些不知是否存在的细节把音量一再调大，再怎么噪，地面上的人也不会听见。我开始将国外音乐网站上面的资讯翻译成中文，起初只是为了在论坛和指挥部里分享，后来在欧老师的推荐下给《音像世界》杂志写专栏。我写得不好，主要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想法，相当羞愧。但当时我和王鹿都太穷了，虽然有电台的工作，却都不是正式员工。每期节目的酬劳是固定的，一百二十八元，两个人每月一共能赚五百块。不管怎么说，写稿的收入能让我们多买几张唱片。
我们那段时间总是在讨论钱，所有事情都需要钱。有一天陈浩在轻轨下面的电子市场看上一台调音台，他回来告诉我们，他还想要配齐话筒、耳机和卡座，有了这些设备之后便可以自己录制样带，林林总总要三千块钱。他要出去赚三千块，就撺掇小皮和他一起出去赚钱。他们打了一圈电话联络朋友，没几天就找到了工作。两个人爬在梯子上画马路边的宣传壁画，五米高，每天从早画到晚，一个月以后赚到五千块。拿的是现金，装在信封里。
京每天信心十足地出门寻找机会，但我们知道他只是在游荡和结交新的朋友，他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过分热情，很容易被卷入各种没谱的事情，全情投入着，耗费大部分精神。偶尔赚到一些钱，他便毫不在意地挥霍，他买昂贵的日本牛仔裤和乔丹球鞋，也买二手的进口乐器。全部都是一时兴起。指挥部里有很多他的东西，他买了放在那里，不久就忘记了。他最有钱的时候买回一台最新型号的苹果电脑，我们十分震惊，因为他根本不用电脑，而且指挥部也没有网络。我们有时候用那台电脑打游戏，但很快就没人再愿意打开它。后来机箱发霉了，被当作茶几，放烟灰缸和杯子。
情况最严峻的是王鹿，她即将毕业，没法再继续住在宿舍里，看了几处房子之后索性放弃，开始像筑巢的鸟一样，不时搬运一些东西到指挥部，不知不觉地在指挥部住了下来。然而我们有一段时间谁都没意识到王鹿住在指挥部，她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也不占据空间，而且不久之后，她在京的介绍下加入一支乐队担任键盘，很快因为技术出众而声名在外，被好几支乐队争抢。于是她同时加入了三支不同风格的乐队，从一个排练房赶往另外一个排练房，迅速建立起另外一种我所不了解也未曾参与的生活。接着王鹿跟随乐队去北京、南京和西安演出，我们在录音室见面，她常常从很远的地方回来，风尘仆仆，神采奕奕，在节目里讲述山脚下的音乐节和五湖四海的新朋友。我和听众全都听得入迷。我们的节目一期一期地持续着，在电台年中发布的收听率排行榜上，奇迹般地在流行音乐类别中位列第三。
我和王鹿得到一大笔奖金，这确实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除此之外，欧老师还为我们拉来一笔赞助做听友见面会。我和王鹿想借此机会举办一场演出。这个想法在指挥部引起轰动，我想令我们多数人神往的并不是演出本身，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走石，彻夜狂欢。
“我们的演出可不可以叫明日派对？”王鹿问我们意见。
这个名字立刻打动了所有人，而且一旦有了名字，原本模糊的愿望便显现出具体的形状。京联络了六支乐队，跑了好几个排练房拼凑出整套现场音箱设备。陈浩与王鹿分头从各自学校的舞美班找同学帮忙搭建舞台和布置灯光。而最困难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场地。小皮从家里弄来一辆铃木小货车，接下来每天开车载着我们出去，越开越远。有几次我在车的后座睡着了，醒来的间歇，干燥温暖的风从四周涌进来，男孩们手肘撑在车窗外面抽烟，远处工厂的烟囱喷出洁白的烟雾。最终我们在长江口找到一片湿地，那里旁边是弃用的学农基地，里面有操场和营房，操场的领操台虽然风吹雨淋，底下木质结构疏松溃烂，却足以改造成舞台。而且这片地方足够遥远，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到达，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干扰和限制。
基本问题解决以后，我和王鹿向电台报备演出方案，联络学农基地所属单位租借场地。单位隶属政府部门，我们通过欧老师以电台的名义出面交涉，没想到对方极为热忱，除了不收取场地费用之外，还主动提出要派遣几名工人帮我们搭建舞台，铺设电路和搬运垃圾。唯一的要求是将他们作为活动的协作单位。我和王鹿怕他们反悔，赶紧答应下来。八月连续两场热带风暴。我们在暴雨中去基地看场地，如我们所担忧，树木被吹倒一片，操场变成沼泽。回到指挥部以后，我们熬过了两个担惊受怕的夜晚，等台风过境，我们重回场地。现场一片植物和泥沙的残骸，但是阳光干燥，操场的水塘闪闪发光。第二天凌晨，陈浩和京与工人一起搭载卡车运送器材入场。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每天清晨出门，各自带着清洁工具，在指挥部见面，再一起坐小货车去基地。最后连营房的公共厕所都用消毒水冲刷了一遍。傍晚等工人撤走以后，男孩们在煤渣操场上踢足球。后来电源接通了，几盏卤素大灯砰砰作响，放出白色的光，音箱将电流的声音放大至半空。我想造梦也不过如此。
派对前最后一天的傍晚，万事俱备，我们几个人离开基地，来到湿地的深处，成片成片的芦苇像迷宫的墙，江面上庞大的货轮如史前动物般寂静无声地移动。京提议烧烤，于是他和陈浩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钻进树丛，很快便在空地里围起石头和树枝，升出一小堆篝火。我们其实根本没有食物，但火苗蹿得很高，我伸手抚摸空气的热流，感觉脱离现实。之后男孩们带着bb弹手枪钻进树丛里枪战，小皮也加入其中，我和王鹿留在火堆旁用随身听听音乐。他们偶然从树丛里跑出来，在枯叶里翻滚，我们在远处看得出神。后来小皮回到我们身边，头发上和衣服上沾着草和泥土。我们用篝火点烟，同时往火里扔各种东西，树枝、草皮、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仔细观察火的形状和灰烬消逝的过程。我想我们似乎都借此终结一些事物，但具体是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我们像往常在论坛里那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话。直到男孩们玩累了，从小皮的货车里拖出来两箱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炮仗。我们来到江边浅滩，几次就快要被大风吹倒。天色暗了，还有最后一缕粉红色的霞光。我们面对黑暗的水面，将点燃的爆竹抛向空中，又将小小的焰火攥在手里。
王鹿说这时应该许下愿望，京嘲笑她，但其实我们都认真地静默了片刻。我心中没有什么具体的愿望，我希望美好的时光与友谊一样长存。这时沉闷的巨响伴随迎面一股有力的气流，我几乎往后退了一小步，江面的浅浪似乎都被击碎，耳膜的振动又持续了几秒，然后现实世界的声音才渐渐地再次清晰起来。
“操。是谁放的炮？”京绊倒在地，破口大骂。
“这箱是什么破炮？我刚刚是不是差点死了？”陈浩还在震惊中。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小皮说着，找到了爆炸物的残骸。陈浩刚刚点了一个雷王。我们缓过来，开始大笑，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笑到纷纷倒在地上。远处我们的音箱里在空无一人的操场播放舒曼，既颓废又灿烂。
明日派对在夏季的最后一天如期举行，学农基地的上级单位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巴往返公交车站接送。从中午开始大巴陆陆续续送来两百多个人。起初大家都有些拘谨和羞涩，彼此保持着一段距离，站得笔直，又因为难以压抑的热情而轻轻晃动身体。但这个地方衰败迷人，植物烂漫芬芳，令人不知不觉成为乐园的一部分。随着日照温度渐渐退去，气氛松动起来，不少人核对暗号，报出论坛的id，在树林边和操场上握手相认，交换唱片和书籍。我和王鹿也见了好几位未曾谋面的论坛好友，他们和我们分享带来的食物，传递香烟和啤酒，进行更为深入和专注的交谈。我们得以在现实中见面，却仿佛置身于比抽象更为抽象的地方。
夏日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以后，舞台两旁的大灯砰地打开，照向黑黝黝的树木和深蓝色的天空。京和陈浩的乐队做了暖场表演，人群迅速聚拢到舞台周围。我站在远处看，他们在那里就仿佛光线中的几个白点。
第三支乐队登场的时候，欧老师来了。她从电台过来，还带着孩子。我和王鹿都没想过欧老师有一个孩子，或者说我们都没有想过欧老师有另外一种生活。孩子沿途收集白色的圆石，跑到树林旁边，将石头一颗颗投掷到树林里。欧老师有时转头望着孩子，我发现她有种我不曾见过的忧虑神情。之后王鹿去后台和乐队准备压轴演出，我带着欧老师和孩子离开操场，穿过树林，来到浅滩。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来附近的农场参加劳动，摘了两个星期棉花。我也和同学溜到外面，跑了很远，怎么就没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欧老师感慨。
“我们的运气好罢了。”我回答，“我总在想眼前的一切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的好运。”
“我见过不少好运的人，好运也不会凭空而来啊。”
“你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好运都持续了多久啊？”
“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呢。你千万不要对眼前的快乐怀有负罪感。”欧老师转头看着孩子，孩子似乎对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在浅滩上找到更多美丽的石头，然后又将石头投掷到黑暗的水中。
我们重新回到操场的时候，第五支乐队刚刚结束表演，远处有人在放孔明灯，无规则运动的光点在热气中迅速升入夜空，欧老师要我赶紧回到朋友中间去。不久之后王鹿的乐队便登场了。主唱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聚会上的男孩，歌词很感人，唱得也很好，几乎每首歌的结尾他都倒在地上。于是操场上的人更加躁动，前排在原地撞来撞去，后排也使劲往前面涌，被白色的灯光照着，形成一片片的浪。而王鹿仿佛浪间的礁石，保持着稳定的节奏与姿态，那么动人。我渐渐逆着人浪退到外面，看见一个男孩在操场的边缘跳舞，形成一片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空地。男孩穿着极其招摇的夏威夷衬衫和百慕大短裤，短发染成浅浅的稻草色，一手拿着可乐一手夹着烟，旁若无人，令我也很想加入其中。
乐队返场三次，最后一次返场，全场点着打火机大合唱之际，京突然侧身撑手跳上舞台，打开一瓶矿泉水浇在自己身上，然后助跑几步以后转身张开手脚，俯冲坠入人群中，没有被接住。前排的人顿时惊慌的彼此推搡，朝舞台右侧挤去，底下那些腐烂的木板在冲击下终于断裂塌陷，音箱倒地以后舞台电源被拉断。刹那间只剩下月光。我立刻往京摔下来的地方跑，其他人已经围住了他，他四仰八叉躺在煤渣地上，满口脏话，应该没大碍。但无论如何派对结束了，大家在黑暗的操场上徘徊，直到确信不会再有更好的事情发生，才陆陆续续散开，前往停车场和交通站。
王鹿陪京去了医院，我们其他人留下来扫尾。最后一班大巴离开以后，操场上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开的人在黑暗中席地而坐，想要进行持续到清晨的交谈。外面一片狼藉，我踢着空易拉罐，听它们滚动的声音，第一次体会到派对结束以后无边无际的伤感。我们在营房过夜，铺开睡袋，太累了，陈浩很快就找到一个角落，面对墙壁打起了鼾。我抽了很多烟，直到开始感觉恶心，旁边有一个女孩在和其他人讲云南见闻，我断断续续地听，非常精彩。后来隔壁营房有人弹吉他，小皮说要去那里看看，她走了以后便没有再回来。
夜晚有很多蚊子，我睡得很浅，天没亮就醒了，来到操场，工人们都还没有回来，只有昨晚的夏威夷衬衫男孩，他戴着耳机，拖着垃圾袋，一边听音乐一边弯腰拾垃圾。见到我以后，他摘下耳机和我打招呼，问我想不想一起去看看日出。我们穿过树林，往浅滩走去，在水边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天彻底亮了，看不见太阳，白色的水鸟从树林里往外飞。夏威夷衬衫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饼干和一包烟给我。
“谢谢，但我再也不想抽烟了。”我说。
“我也不抽烟，烟是我捡来的，想着其他人可能会需要。”他说。
我接过了饼干，并且看清楚了他的模样。他其实没那么年轻，不能算是男孩，戴着一副塑料框的眼镜，鼻梁的镜架处粘着胶带。见我盯着他看，他推推眼镜说：“上个星期和朋友去森林公园烧烤，我凑在那里仔细看炭的燃烧，结果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眼镜架都熔化了。哈哈哈哈。”他自己高高兴兴地笑起来。
“我们前几天也在这里生了火。”
“哦哦。你和你的朋友很会找地方。”
“我的朋友——”
“昨晚跳海的那位怎么样了？”
“他需要躺一段时间，但没什么大事。”
“跳海不能那么跳，得要看准时机。”他煞有介事地说。
“你怎么能叫一个跳海的人看准时机啊。哈哈哈。”我们笑了一会儿，分吃完一包饼干，回到操场。工人已经回来了，其他人也陆陆续续醒来，来到操场上活动身体。我们分配了劳动，女孩们打扫营房，男孩们在操场上与工人一起干活。后来卡车过来拖走了音箱和灯光设备，我和小皮坐在营房外面的遮阴处休息和喝水，看男孩们和工人一起收拾最后的建筑垃圾。
“京昨晚的情绪那么激烈是因为王鹿在派对开始前和他分手了。”小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