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谈恋爱？我一点也不知道。”
“王鹿昨天告诉我的。我也很吃惊，没有人看得出来。她希望我能去安慰京。”
“我以为他们都更爱集体生活。”
“他们确实都更爱集体生活，而且也不想破坏这种气氛。王鹿是这样说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希望京能好起来。”
“刚开始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正在一段失恋期的末尾。”小皮沉默片刻说。
“你从没说过。”
“对方是一年多以前在icq英语聊天室里认识的女孩，英语非常好，我起初以为她也是大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她在武汉念高三。她总在聊天室里待着是因为她不用参加高考，过完暑假就要去美国念书。我想她以为我是男孩，我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
“嗯。”
“我们开始网恋，而且约好在暑假见面。见面的事情我们计划了很久。”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我去武汉找她，然后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山里玩几天。是那种没有手机信号的山里。”
“浪漫。”
“是啊，浪漫。”
“她后来知道你是女孩吗？”
“我们从来没有确切地说起过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只在聊天室和msn交谈，单纯的文字的交谈。但我想她是知道的，因为后来她消失了。在我们约定见面的前两天，她再也没有回复过消息，也没有出现在聊天室。我还是去了武汉，又像说好的那样去了她学校附近的肯德基，在那里等了三天，用各种方式试图联络她。后来她的手机终于接通了，接电话的是她妈妈，她妈妈让我不要再骚扰她。”
“太过分了。”
“我也能理解。因为我是陌生人，而且因为我是女孩。我的生活困难重重。”
“这不会是女孩自己的意愿，她肯定被家里人阻隔。”
“我也是这样想的。”
“后来你们见面了吗？”
“没有，那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啦。现在她肯定已经在美国了。”
“那她已经自由了。”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件事情，昨天我想告诉王鹿，但我也没能在那个时候告诉她，她有自己的事情要思考，我想以后我也不会再说。”
“你最喜欢她什么？”
“你说的是谁？王鹿？”
“不不。那个女孩。”
“美丽的大脑和敏感的心。以前我以为那是独一无二的，但现在我认识了更多朋友，你和王鹿也都是这样的人。”小皮这么说，我捏了捏她的手指。后来陈浩来找我们，手里拿着撕下来的海报和树林里捡的松果。我们都坐上最后一班返程大巴，发车前我四处寻找夏威夷衬衫男孩，我想问问他在论坛的id，但是他不见踪影。我有些遗憾，却很快忘记了他，和朋友们回到了指挥部。王鹿和京已经从医院回来了。王鹿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枕着书包，轻轻打呼。而小鸟依偎在她头发做成的窝里，偶尔轻轻抖动一下翅膀。
派对过后的相关讨论在论坛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反复回忆和调侃那一天的种种细节，总有新的瞬间成为更高光的时刻。我也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一样，想要不断延续集体幻觉，甚至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音像世界》杂志上，后来却再也没有敢重读，我想那是因为被反复揣摩的快乐，最终却结晶为近乎哀伤的记忆。网站的注册人数也在那段时间里激增，连续好几天的在线人数都维持在一万以上。小皮说那是一个技术性错误造成的，并非同时在线人数，而是当天在线人数的总和。但原先的免费论坛空间无论如何也已经捉襟见肘，小皮在线上发起一场募捐，没想到得到踊跃回应，我们几个也都或多或少地凑了钱，小皮用这笔钱租用了独立服务器，并且趁此机会升级了论坛。自此论坛被分隔成几个板块，不再只是简陋的聊天室。但实际上我们习惯了混乱，并没有人仔细遵循板块划分的规则。
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在此之后攀升至小小高峰，自十月开始改为直播。我和王鹿原本想在第一期直播中请指挥部的各位一起来节目里做嘉宾，但是京在九月底便来到指挥部和我们道别。他终于谈成一笔大生意，要去深圳，从那里倒卖一批电子产品去莫斯科，等赚到钱以后他要去东南亚的海边生活，泡妞和冲浪——“应该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是这样说的。但陈浩和我们其他人打赌，下了很大的赌注。陈浩说京会在冬天到来前回来，他绝对无法再在莫斯科熬过一个冬天。
京离开之后不久，王鹿也下定决心从指挥部里搬了出来。当时小皮家里空出一间出租房，原本租给饭店的女工当宿舍，那间饭店倒闭以后便空着。房子在杨浦大桥脚下的新村里，有卫生间，煤气灶在公共过道里，租金非常合适，而且被之前居住的女孩们维护得干净整洁。王鹿搬家那天，我们其他人也都去帮忙，除尘，粉刷阳台，更换灯泡。阳台外面有一大片树木，大风刮过，便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们劳动至深夜，坐出租车去了通宵营业的大型超市。超市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夜游的人，明亮到几乎产生回声。我们推着购物车，穿梭在庞大整齐的货架之间，随意浪费时间，反复挑选便宜坚固的物品。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是否确切，但我想京的离开让我们每个人都对原有的一些想法产生了动摇，想要去终结或者开始一些事情。
因为京的缺席，我和王鹿取消了原本的安排，像平常录节目一样做了第一期直播。我们在论坛里做了主题征集，打算在之后的节目中完整回顾二十世纪摇滚乐历史。大家纷纷提供素材，有人给我们寄来稀缺珍贵的正版唱片。第一期直播做得相当顺利，我们在中途接听了两位听众来电，直到楼下监管部门的领导突然闯入录音室，厉声呵斥：“你们放的是什么垃圾，立刻停止，节目停播整改！”
当时电波里正在播放的是音速青年乐队同名唱片中的一首歌。我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大脑空白，眼看着王鹿果断地把音乐调低，然后用极其冷静的声音对着话筒说：“对不起，刚才大家听到的不是垃圾或者单纯的噪音，而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简约派音乐家的作品。我们无法再继续播放，再见，了不起的二十世纪。”欧老师等到王鹿把这句话说完，才彻底切断了直播，我的耳返里响起轻柔的室内音乐。我这才意识到，王鹿在哭。她用手肘撑住桌子，肩膀剧烈起伏，哭得毫不掩饰。
当天晚上小皮把事情的始末整理出来发布在论坛上，几小时之后，底下的跟帖滚动了几十页，又真诚又炽热。我和王鹿守在电脑跟前，不断刷新页面，回复消息。后半夜的论坛里，大家接连放歌，井然有序，讨论摇滚的每一波浪潮。我那么感动，却也第一次感觉到沉重的东西压在心头。到了第二天，各地的摇滚论坛都过去观摩，参与讨论，新注册用户剧增。几大门户网站的音乐频道都报道了这场风波，他们用的标题是——“这是大陆摇滚青年在虚拟世界中的第一次大型会面。”
“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我问王鹿。
“节目停播。我想最坏也不过如此。”
“如果停播，整个论坛的人都要去电台门口游行。”
“感人。”
“我觉得那场游行会像伍德斯托克一样。”
“我不应该在录音室里哭。我总是这样，太软弱了。”
“不是这样的。你说的那句话激动人心，大家都会记得。”
“其实就算现在被停播也没有什么，现在结束，可能是最浪漫的。”
“嗯。就像是在战场上突然死去的年轻人。”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我和王鹿回到电台，想象中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直播正常进行，除了唱片被没收之外，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任何人找我们谈话。相反，不久之后，台湾的联谊电台邀请两位主持人去台北和几位年轻音乐人做一期节目，聊聊两岸摇滚乐的近年发展，欧老师决定将我和王鹿派去台湾。这期间，我们有好几次想找欧老师谈谈，但欧老师或许是完全忘记，或许是认为不值一提。有时候我们说起，她想一想，似乎并不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想不是她不愿意与我们交谈，而是她心里想着其他事情，却不想向我们提及。直播一期期继续，再也没有陌生人闯进录音室，但我想，无论是我还是王鹿，都在等待着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与此同时，台湾的签注流程极其复杂，但我们积极准备材料，不厌其烦地在各种机构排队，最终得以在十二月底成行。
我和王鹿提前一周来到台北，住在西门町的青年旅馆。同住的还有一对来自台南的情侣，两个日本学生，以及一个看起来已经逗留很久的美国人。旅馆便宜整洁，仅有的问题是半夜摩托车的啸叫，以及派对归来的人外放的摇滚和饶舌音乐。其他人抱怨连连，只有我和王鹿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不为任何事情感到困扰。
我们每天早晨先在门口便利店买两个饭团，然后坐捷运去师大附近淘唱片。那片区域有不少开在地下室或者阁楼的二手唱片店，老板普遍为人宽厚，除了特别珍贵的版本不能拿出来，多数唱片可以试听。我们坐在地上，抱着纸板箱，各自戴着耳机，找到好东西就互相交换。电台给的津贴相当有限，我们精打细算，拿在手里的唱片都舍不得放下，常常从狭窄的楼梯爬出来，外面天光已暗，而马路上游荡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看起来全都像是张震岳歌里唱的那样。晚上如果不下雨，我和王鹿就带上啤酒和可乐，去旅社的露台聊天。天气不冷也不热，有些潮湿，旁边有橄榄树、柚子树和榕树。我们仔细回顾白天听过的唱片，总在懊悔没有买下的那一张，叹息着发誓，明天醒来便立刻回到店里去。
工作完成得很顺利，我和王鹿在电台节目中结交了乐队的新朋友，一个吉他手兼主唱、一个鼓手和一个什么都会的女孩。他们邀请我们去看他们的演出。演出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早早来到公园门口与其他人会合，有点冷，但是他们扛着设备和一箱啤酒，男孩都穿夏威夷衬衫和拖鞋，女孩穿低腰牛仔裤，扎着头巾。傍晚的公园非常热闹，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棵大树底下看鸟，我们也跟着驻足观望，有个阿伯给我望远镜，解释说一只小鸟正要破壳而出，我接过望远镜看了很久，什么都没看见。乐队演出在水池旁边的一片水泥空地，几个人分工明确，动作利落，很快就搭建好了设备，女孩摇着沙铃，塑料桶也成为打击乐，歌曲旋律无忧无虑，整伙人仿佛常年流浪的马戏团，是我和王鹿从没经历过的气氛，又朴素又疯癫。四周鸟语花香，这时候天也暗下来，看鸟的人从树下散开，又聚拢到舞台周围，台上台下的人都在喝啤酒，跟随节奏晃肩膀和抖脚，这样没出半个小时就引来两位警察。然而两位警察态度温柔，循循善诱，非但不着急赶人，反而也跟着一起晃肩膀和抖脚。于是乐队又格外卖力地演唱了两首歌才散场，把周围的垃圾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警察和我们其他人也一起帮忙。
第二天下午他们三个骑着摩托来旅馆接我们去看飞机降落。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车后面，女孩则带着一只小狗。我第一次坐摩托车，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以后，周围风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里的人。我们在松山机场后面的荒地里打转，往返几次错过极其不起眼的标志，之后经过一条颠簸的小道驶入停机坪背后腹地，直到被铁丝网和植物挡住去路。路边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等待的人。风很大，把树枝、野草和人都吹得东倒西歪。他们说天不好，云层太厚。很快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仰起头来，第一架飞机出现。先是远处云层里闪烁的机翼灯，接着飞机慢慢显出形状，不疾不缓地朝我们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在大风中左右摆动着保持平衡。从头顶低低掠过时，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后来我们纷纷拿出零钱来打赌，从机翼灯来判断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有时一架庞大的空中客机轰鸣着降落，大家都张大嘴巴，默不作声，仿佛置身于抹香鲸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乐队排练房。排练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电梯很窄，只能面对面容下四个人，提着乐器和音箱的话就得分批乘坐。那里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里堆满东西，得侧身挤过，窗户和门都加厚了，四面墙壁和天花板贴满吸音棉。冰箱里都是啤酒，地上都是烟屁股。我和王鹿坐在窗边，对面的楼房窗户闪烁着各种霓虹灯广告，贷款的、卖机票的、辅导功课的。他们排练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园的演出完全不同，随手拿起来的生活用品都被当作打击乐器，相当朋克，又极其嬉皮。窗门紧闭，噪音轰鸣，我很快就热得透不过气来，并且感到整栋楼都在摇晃。等吉他暂停的间歇，我们才反应过来，外面的人已经快把门砸烂了。开门以后外面又站着一位警察。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去参加比赛？又有人报警。”警察问他们。
“下个月。放心吧，等我们赢到奖金以后就去租真正的排练房。”鼓手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乐器行排练，但那里计时收费，而且还得排档期。”吉他手说。
“你们要注意音量啊，练得那么辛苦，总被开罚单得不偿失。”警察说着开出一张罚单。他们接过罚单，然后女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给警察，警察摆摆手和他们道别。
“我们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乐队比赛，要是得到大奖，扣税以后会有十七万台币的奖金。我们每个人分一万块钱，剩下的就可以存起来当作乐队的基金。等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找到了更稳定的排练房。”吉他手转身告诉我们。
“你们好像赏金猎人。”王鹿说。
“这个称呼好酷。”女孩说。然后他们关闭了效果器，打开窗户。外面是马路上摩托车的洪流，他们在音箱里放起轻柔的古典音乐。
“我一点也不想回去。”我告诉王鹿。
“我也一样。”她回答。
我和王鹿在新年第一天离开台北，第二天回到电台开会。广播大厦门口全部都是人，保安说昨天他们也聚集在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冷，但人群安安静静的，穿得很多，席地而坐，带着吉他、海报和花，给往来的工作人员让出行走通道。欧老师在会议开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诉我们张宙的节目停播了。除了持续低迷的收听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从今年起，所有节目都将实行广告自营，简单说来，以后只有能拿到广告赞助的节目才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欧老师向来未雨绸缪，从索尼公司为我们和张宙以及她所负责的其他几个节目拉来第一笔赞助，但是张宙在此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我们非常吃惊，因为我和王鹿依然在等待处理结果，始终认为被停播的应该是我们的节目。
“张宙接下来要去哪里？”王鹿问。
“他要和朋友去边境办学校。但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欧老师说。
“哪里的边境？”王鹿继续问。
“我不清楚。他没有说。也可能他只是喜欢边境这个意象，他就是这样的。”欧老师说。
“外面的人是来和他道别的啊。”我说。
“没想到他有那么多听众。”王鹿感慨。
“新年夜就已经有人等在了外面，张宙的节目那天播出最后一期。但他已经走了，他早就作好了决定，之前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欧老师说。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动结束节目，总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我说。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欧老师说。
“我们还没见过他。”王鹿说。
“你们见过他。在你们的派对上，那天他也去了。”欧老师打断我们。
“他来参加了我们的派对？”我和王鹿都很吃惊。
“凡是派对，跋山涉水他都会去的。他很喜欢你们，和你们各自聊了天。”欧老师说。
“我想起来了。他来舞台边找我，在京摔下来之前。”王鹿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夏威夷衬衫男孩。
“你们聊了些什么？”我赶紧问王鹿。
“摇滚乐之类的。”王鹿说。
“还有呢？再想想。”我继续追问。
“我那时在想着其他事情，没法专心和他讲话。他能感觉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王鹿说。
“你呢？”王鹿问我。
“朋友。我们聊了朋友和友谊。”我现在又想起更多。我们在水边，在浅滩上，太阳迟迟没有升起来，那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交谈，有时候是他在讲，有时候是我在讲，一点都没有厚此薄彼。水面吹过干净的风，虽然有很多云，但光线透亮。我的饼干渣都掉在地上，麻雀过来，在我们脚边走动。后来张宙说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的朋友，怀着显而易见的骄傲和快乐，他也说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为的被荒废的时光。
我和王鹿走出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下班的人和放学的人，他们把包放下，坐在台阶上。于是我们也加入他们，气氛轻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却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冬日派对来拉开序幕。这时有人拨开人群，张开双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来。
“潇潇！”王鹿大叫，继而跳起来抱住潇潇。天冷得要命，潇潇只穿着运动衫和牛仔外套，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本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这里。我也想拥抱潇潇，但我迟疑了，然后那个时刻便过去了。潇潇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分给我们。
“我那天听完张宙的节目就跑来电台了，想要当面和他道个别，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潇潇说。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王鹿问。
“前天来了，昨天也来了，今天刚刚过来。我想即便见不到张宙，也能见到你们。”潇潇说。
“我不知道你来上海了。”我说。
“说来话长。你们知道防风林转手了吗？”潇潇说。
“谁要接手那样的地方啊。”我说。
“有说要改造成书店，也有说要改造成游戏厅。”潇潇说。
“里面那些人都去哪里了？”我问。
“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离开南京了，而且他们总有可以去的地方。”潇潇说。“你呢？”我问。
“防风林的老板搞到一笔日本人的投资，在上海开了一个演出俱乐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跟着他来到上海，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后，我就去北京了，在那里待着等签证，但那段时间里，送到美领馆的签证整个房间都被拒签。我颓废了很久。后来就来了上海。”潇潇说。
“你早就可以联络我们的。”我说。
“我知道。来到上海以后，张宙的节目和你们的节目，我一期都没错过。”潇潇回答。
“张宙在节目里最后说了什么？”王鹿问。
“他说再见。”潇潇说。
“没了？”王鹿问。
“没啦。但他那样说，你会觉得，你们再也不会再见。”潇潇说。
“其实我们都没再继续听张宙的节目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
“那真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俩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潇潇说。
“是吗？”我问。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王鹿问。
“我嘛——我想先对生活负起责任来。”潇潇这么说，怀着乐观和忧患。我想他和以前多么不同，他在担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只是在说梦话。
我们三个离开广播大厦以后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边又长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撑住薄薄的外套，看起来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某些时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但我想，我不应该总是拿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而且我很久没见到潇潇，变得陌生，也是极其自然的。后来我们来到河边。风无遮无拦，又野蛮又刺骨。我们遇见桥就翻过去，一会儿在岸的这一边，一会儿在岸的另一边。有些地方极其破败，防洪堤底下散发着尿味，天稍稍暗下来以后，水鸟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路上结冰，我们走得极其小心，而且总是被棚屋、绿化带以及突然出现的路障阻断，不得不绕过小片小片的居民区，再想方设法回到河边。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见浅浅的浪和漩涡。我们交谈得越来越投入，对于周边事物变得毫不在意。
河对岸的楼房渐渐亮起灯，枯萎的芦苇大片大片倒在河边，我们在中间穿来穿去，又累又渴，终于不得不停下来，坐在防洪堤上喝水和抽烟。风小了，气温却变得更低，空气里始终有冰冷的泥煤味。我们不时站起来，跺脚，原地转圈，跳来跳去，不让自己冻僵。附近不知道哪里有篮球场，能听到叫喊和球撞击水泥地的声音，还有夜钓的人在电鱼，啪啪直响。
“苏州河里有人游泳吗？”潇潇问。
“从没见过。以前河水太脏了，现在慢慢好起来了。”王鹿说。
“那有人划船吗？”潇潇问。
“没有。”王鹿说。
“皮划艇呢？”潇潇继续问。
“你的想法都过分浪漫了。”我打断了他。
“据说有游船码头，船会沿河道行驶一段，但没人见过，也不知道是哪一段。”王鹿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自己划船，游览两岸风景，我肯定没人这么干过。”潇潇憧憬，“小时候我家有个充气艇，用打气筒充气的那种。你还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吗，好像人人家里都有充气艇，暑假里我爸和我带着充气艇去水库，特别管用。”
“河里可以划船吗？”我问。
“不知道，没人想过这样的问题。”王鹿说。
“我不是在说着玩，我是认真的。”潇潇说。
“我知道。你想要对生活负起责任。”我这么说，像是在嘲讽他，但其实完全没有。
“是啊。我也觉得艰难，但我会这样去做的。”潇潇说着，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而我看着河水，感到就快下雪了，河面有些地方结起薄薄的冰。我不知道潇潇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他又陷入忧心忡忡的状态，为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对他说：“我明白。我理解你，我也是这样想的。”
五点半以后天便彻底暗了，我们爬下防洪堤，穿过瓦砾和杂草，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车。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站牌上全部都是不认识的路线。随意跳上一辆开往人民广场的车以后，车上没什么人，我们占据了整个后半部分的车厢。沿途荒芜，一路都是巨大厂房，衬托着冬日的无边无际。司机有时候接连几站都不停，有时候又在一站停很久。车再次停下的时候，潇潇突然跳起来，说他要下车，然后他便真的下车了。下车以后他没走，车也没有开，我觉得那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和王鹿看着车窗外面，除了夜晚宽阔的沥青道路，和几株不知是否能熬过冬天的小小树苗，什么都没有。我想潇潇根本不住在这里，他只是非常擅长以各种方式道别。后来车终于开了，引擎振动着，潇潇站在原地点了一根烟，朝我和王鹿挥手。我又扭头看他，很快就看不见了。
春节之后我和王鹿振作起来，试图自己去解决广告和钱的问题。然而这次面对的困难与以往不同，我们向来对更为庞大的系统和结构不屑一顾，缺乏基本认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无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每次与专业人士沟通之后，挫败感都在加剧，写给各类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邮件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复。我们陆陆续续去了一些酒吧和俱乐部，有时与那里的人开怀畅聊，结果他们往往比我们更需要钱和帮助。这种情况持续着，直到潇潇工作的俱乐部正式开张，邀请王鹿和乐队去演出，回来以后他们对那里赞不绝口。据说俱乐部老板野心勃勃，想大干一场，一口气签了不少乐队，给的条件相当优厚。他对我们的节目也很感兴趣，说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边的投资人过来，我们再一起谈谈赞助的事情。但他希望我们在此之前能做出两期分量重的节目，作为谈判的筹码。
我和王鹿不喜欢准备筹码或者被人当作筹码，但张宙的节目停播激励了我们，怀着决心，与沉重的东西作战，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正逢罗大佑在广州开完演唱会以后来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两场音乐讲座。我们向欧老师申报了选题，同时联络唱片公司进行采访。
采访被安排在同济讲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达，在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罗大佑准时推门而入，跟随着两三位工作人员。他穿着朴素的深色夹克，精神抖擞，两手空空，我却立刻辨别出一些难忘的东西。他坐下之后又起身，打开窗户，窗户对着操场，他问我们能不能去那里采访。
于是他撇下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在领操台上方的看台坐下。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录音设备，从耳返里能听见远远的欢呼声和口哨声。罗大佑说话的声音像一只从低空掠过的大鸟，舒展着翅膀。那段时间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之间。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处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园总是那么美。说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一根烟。风有一点料峭，有一点暖和。
“你还记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做了什么吗？”我问罗大佑。
“我坐车回酒店，经过衡山路，听到路边有人在合唱《未来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他回答。
“我俩是在那天认识的，在那场演唱会上。”我说。
“真的吗？友谊万岁。”罗大佑说。
“友谊万岁啊。”我们说。
直到我和王鹿离开学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场庞大的好梦。我们内心澎湃，无法平静，于是回到电台彻夜剪辑录音素材，最终剪出上中下三集节目。除了有罗大佑的采访之外，我们还将在台湾录制的素材也加入其中。那些素材里有大安森林公园里的演出片段，朋友们在排练房和露台的聊天记录，音像店里播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谣，荒野里飞机引擎的轰鸣。等我和王鹿从剪辑室出来，清晨的马路上空空荡荡。我们在高架桥下走了一段路，没有车，工地的机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声唱着——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这期节目在全国广播大奖赛中获得了十佳节目的奖项。小皮将节目压制以后上传到论坛，在其他各个网站和论坛间被转载无数。有一间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为从节目里听到台湾乐队的小样，通过我们联络他们，很快与他们签订了唱片合约。正好他们没能在那场重要的乐队比赛中获得头奖，与奖金失之交臂，于是干脆卖掉了摩托车，三个人搬到了北京，住进鼓楼附近的胡同，一边录制唱片，一边演出。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领奖，便和他们说好在北京见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发，学校停课，部分工厂停工，颁奖晚会取消了。接下来上海也受到了影响，政府借此对全市防空洞进行整治，扫除顽疾，驱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设施。服装厂因为非法运营和劳工问题被整个端掉，一百台缝纫机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陈浩趁机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盘下服装厂被清空的几间房间，改造成排练房。他预言从现在起，直到奥运会，将迎来一场文艺复兴。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乐队的演出和排练都停了下来，不少俱乐部和酒吧因为生意惨淡而歇业，也包括潇潇工作的俱乐部。
据说日本方面已经撤资，值钱的设备被连夜运走，之前签下的乐队除了预付款之外，没有拿到任何演出费用，滞留的员工也被拖欠了两个月工资。王鹿和其他几支乐队接连几天去俱乐部催讨演出费，但老板始终不见踪影。僵持几天之后，大家撬开了酒柜，合力喝空了那里最贵的几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说好的广告赞助机会，但电台领导依然重视节目所得到的奖项，几次找我和王鹿交谈，数个小时，讨论未来构想。我们做出一些计划，结果却并不理想。我想，在与商业和体制的冲撞中，我们完全暴露出最软弱和虚幻的部分。不久之后，电台作出决定。首先，加大投入，将节目打造成电台青春品牌。从暑期开始，每周一三五在黄金时段直播。其次，由广告部专门负责节目的广告合作和冠名。并且，与王鹿签署正式员工合同，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位有经验和声誉的主持人与她搭档。与我的临时合约将在八月底节目改版前到期，之后我不会再参与节目的制作。在正式发布通告之前，欧老师将这个决定转述给我和王鹿。她的表达相当谨慎，不断停顿，但我感激她没有对我表现出遗憾或者同情，她的温柔和决断一如既往。
“我们其实早就讨论过关于结束节目的事情。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王鹿说。
我和欧老师都保持着沉默。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节目凭借好运，横冲直撞，不知不觉已经穿过重重险滩。然而我们所以为的无畏无阻终究还是幻觉和扯淡。
“是因为钱的问题吗？”王鹿问。
“钱肯定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他考虑。”欧老师说。
“什么样的考虑？”王鹿肯定不愿罢休。
“我和你一样，不认同这个决定。但我是站在节目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电台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青春品牌，却在决策的过程中切割掉了青春中重要的部分。摇摆，傲慢，对具体事物的漠视，还有自蹈死地的热情。这样是不对的。”欧老师说。
“那个切割掉的部分，你说的是我吗？”我说。
“我说的是你们啊。但我想，对于你们个人来说，这样的决定无所谓好坏。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下，然后再作出你们自己的决定。”欧老师说。
“你们还记得那个得一等奖的西北男孩吗？”我问她们。
“记得啊。”王鹿说。
“有时候我遇见困难，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风是怎么样的，草又如何翻滚成浪。但我现在觉得，我其实从没遇见过真正的困难。或者也有可能，最困难的时候确实已经过去了啊。”我这么说，想要安慰她们。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吧。困难啊快乐啊。”欧老师说。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
sars的阴影消失殆尽之后，陈浩的预言得到应验。那段时间各地疯狂举办音乐节，新组建的乐队前赴后继，他刚刚改造完成的两间排练房突然档期全满。排练房虽然装修简易，但设施齐备。一部分是京留下的，一部分是从ebay买的，都是便宜的二手进口乐器，对没有演出经验的年轻乐队来说已经足够。四十块钱一小时，学生有折扣，比在外面唱卡拉ok便宜很多。
小皮在论坛上开设了一个租赁板块，交换排练房的租赁信息，询问价格和设备。置顶的帖子里强调了排练房的规则，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禁止私拉电线，禁止留宿。其实根本不管用。后来有昆山和苏州的乐队坐火车过来排练，一百块通宵。排练房里终日乌烟瘴气，留宿着各种流浪儿。防空洞的气氛很快变了，涂鸦覆盖了通道，更不用说遍地的烟头和啤酒瓶。有时候我们早晨回到指挥部，要穿过外面的呕吐物和烂醉的乐手。有过几次斗殴，最严重的一次从地下打到地面，招来警察和救护车。渐渐论坛里有人称陈浩为地下摇滚教父，后来大家见面都这么叫他，我们也跟着叫，觉得又好笑又讽刺。
后来有记者过来采访，拍了很多照片，让陈浩谈谈将来的规划。陈浩自嘲，说他不要做教父，他要做防空洞国王。记者也采访了其他人，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扯淡。他问我们是否知道情境主义，没人听说过，以为是一种环保概念。他解释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年轻人放下各种社会关系，在城市和乡村中进行漂移实践的活动——“但这里的人不是什么主义，他们只是耗着，等待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建议。”陈浩打断他。我能理解他在说什么。那段时间里我和王鹿始终回避说起与节目相关的事情，不断推迟作出决定的时间，并且不约而同地开始重听张宙的磁带。
采访接近尾声时，整片区域停电。外面哄闹叫嚣，大家打着手电，陆陆续续从防空洞里出来。我们送走记者，买了一个西瓜，坐在马路旁边吃。小皮提起她收到一份工作的录取邀请，我们都有些意外。应届毕业生受到sars影响找工作都很困难，招聘会全部取消了，小皮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投放任何简历。
“有几个程序员正在一起开发一个新的网站。如果真的做出来可能会非常了不起。所有音乐、书和电影，都能够在上面搜索到条目，也能够分享自己的感受。”小皮说。
“牛啊。你还迟疑什么？”陈浩说。
“因为办公在北京。过完暑假我就要去北京了。”小皮说。
“这样啊。”陈浩说。
“你还记得你和我们打的赌吗？冬天早就过去啦。”小皮对陈浩说。
“京嘛，这个浑蛋。”陈浩说。
“我也很想他啊。我们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小皮说。
“俄罗斯现在几点？”陈浩问。
没有人知道，但我们还是给京打了电话，那头立刻就接了起来。
“x。”京骂骂咧咧。
“你在干嘛？”我们问。
“我刚刚起床，在做早饭呢。”京说。
“你早饭吃什么呢？”我们又问。
“香肠、面包、腌蘑菇和酸奶油。”他说。
“那你吃完了要去哪里？”我们继续问。“我要和朋友去贝加尔湖，我们要去裸泳。”京说。
“有女孩吗？”陈浩问。
“废话。”京说。
“哈哈哈。吹牛。”陈浩说。我想象夏天的贝加尔湖，一道浪总是连接着另一道浪，感到心都要碎了。
录制最后一期节目前的一天，我和王鹿打电话给潇潇，约在人民广场见面。之后我们辗转几间大型体育用品商店，终于买到一艘充气艇，热心的店员询问我们要去哪里，又附赠了划桨和救生衣。我们从出租车下来，拖着充气艇，穿过一片建筑工地，来到苏州河拐弯处一小片杳无人烟的绿汀。时间还早，我们翻过桥到对岸踩点，观察水的流向，规划了线路，给小艇充气，然后等待天黑。水鸟也陆陆续续从四处飞回，扑进水里捕捉小鱼，站在树枝上吃，不久便纷纷消失在树阴里。
“今天的天气好像我们去紫霞湖的那天。”我说。
“是啊。我最近常常想起那天。”王鹿说。
“我告诉过你们，你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潇潇说。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高兴。”王鹿说。
“那竟然是你最高兴的一天。太可悲了。”潇潇说。
“不是最高兴，是从那一天起知道什么是高兴，知道了以后，就再也不想不高兴了。为了不要不高兴，我想我关闭了与其他很多人共情的通道。”王鹿说。
“你怎么会发现那么好的地方？”我问潇潇。
“紫霞湖吗？张宙带我去的，我没告诉过你们吗？”潇潇说。
“没有。你还有多少事情没告诉过我们？”我和王鹿说。
“张宙当时就住在距离紫霞湖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天我和防风林里另外一个人去他家里找他，忘记为了什么。晚上十一点多从他家里出来，他带着我们去紫霞湖游泳。也是现在的季节，风都是烫的。湖里就我们三个人，灌木丛里都是萤火虫，头顶能看到银河。另外那个人好像是诗人之类的，所以张宙一直在和他谈论诗歌。我一个人游泳，没有加入他们的对话。上岸的时候，我的一只鞋在草丛里找不到了，可能被狗叼走了。我光着脚走下山，坐公交车回到学校宿舍。你们说，经历过这样的夜晚，是不是会对人生造成一些影响？”潇潇说。
“当然了。”我说。
“我也希望夜晚再去一次。”王鹿说。
“别说过去的事情了，今天可能也是永恒的一天啊。”潇潇说。
于是我们在岸边等到晚上十点，直到对岸楼房里的灯渐渐熄灭，穿上救生衣，脱下鞋子，一起将充气艇推入河道。潇潇先跳了上去，然后是王鹿和我。小艇剧烈晃动，等我们调整好自己的位置。接着潇潇执桨，很快便找到了节奏和方向，带起有力的波纹，小艇笔直驶向河道。夜晚的水流相比白天更浑浊和湍急，我们三个的重量把小艇压得不堪重负，船舷紧紧贴着水面，小小的浪就能把外面的水灌进来。两岸是低矮的仓库和厂房，我们经过一座桥，被台风刮断的树还没有来得及被拖走，遒劲粗大的树枝卡在桥墩底下，一艘河道垃圾清洁快艇驶过我们身边，停了下来，甲板上堆着从河里捞出来的水草，堆成一个个小坡。工人蹲在船舷抽烟，招呼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搞来这玩意儿？”
“买来的。”潇潇说。
“可真不错。”他说着，驾驶员也探出脑袋，朝我们嘿嘿直乐。
“那边的人好像是在喊你们。”工人伸出手臂，左侧的岸边有人打着手电照向我们。但是光束太微弱，中途便消逝在黑暗的河面，只能看到两枚白色光点在灌木里舞动。有人朝我们喊话，但快艇的马达太响了，我们也得扯着嗓子彼此说话。
“他们在喊什么？”王鹿问。
“喊你们回去。可能是警察，那你们就惨了。”工人说。
“不是警察，是联防队的。你们得回去，河上不让划船。”驾驶员又探出脑袋来。
“我们也没看到告示啊。”潇潇说。
“你们要去哪里？”工人问。
“前面是哪里？”潇潇说。
“吴淞，然后从苏州进入钱塘江。但是你们这船不行，去不了远的地方。”工人说。
“我们没打算去那里，我们看看风景。”我们纷纷解释。
“晚上涨潮，你们当心。我们收工了。”工人弹出烟头。
“回见啊。”我们大声说。
快艇的马达轰鸣，拖出白色的浪，潇潇叼着烟，偶尔拨动一下桨。岸边的手电筒又多出几束光，但联防队员似乎也不再着急，只是在岸边跟着我们慢慢走。有时绕过棚屋和绿化带，消失片刻，又继续出现在前方。我们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我们抽烟，他们也抽烟。河面的风温暖湿润，远处有一些明亮的高楼，我们被蚊子和夜晚的水雾包围，忧心忡忡，像三个劫后余生的人。刚刚逃出一场灾难，休息着，毫不费力地顺流而下，直到前方出现一个荒凉的游船码头。水里立着褪色的罗马柱，栈板腐烂了，成为水鸟休憩的地方。
“靠岸吧。”王鹿坚决地说。
“这里吗？”潇潇问。
“明天我们不是还有一场派对吗。”王鹿回答。
于是我们奋力将小艇划向岸边，潇潇探身抓住栈板的缆绳。我们三个扔下充气艇，蹬过一小段柔软的淤泥，亮晶晶的，埋着易拉罐、硬币、树叶、死去的鸟。直到终于踩在结实的地面，我心里涌起感激，回头望向河的对岸，那里有十几束手电的光，照在水里，照在树叶上。我们朝他们挥手、吹口哨，我想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但其实我们都能听见那边，也传来欢呼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