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亭
2019年
1
我没有确切的生日，由于多种原因，它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是1989年的某一天，或是1990年的某一天，甚至是1992年的某一天。至于户口本上的日期，那是亲戚背叛的结果。
1999年以前，我没有户口。我的父母是农民，为了生个儿子，把我寄养在外祖父家，把二妹交给大伯照顾，把三妹秘密送人。1998年春天，我弟弟出生，我母亲终于接受计生政策倡导的结扎手术，结束东躲西藏的日子。1998年秋，在村委任职的亲戚对计生人员说：“他们家有个女养在那边河，是超生户。”然后，我父亲被迫四处借钱上缴超生罚款。这一年的冬天，我的名字得以出现在户口簿上，父亲在出生日期那一栏里，填写1989年12月5日。此后这个日期成了我的法定出生日期，在诸如身份证之类的地方标志着我。
这个日期是暧昧不清的，它存在拉开我和妹妹、弟弟出生时间间隔的嫌疑。在那样的年代，故意填写早两三年的日期是常有的事，这可以减少超生惩罚。我的父母对我的出生年月闭口不谈，问及他们，均是闪烁其词，刻意回避。长大后，为了确认出生年份，我去医院做过骨骼鉴定，检测结果是1993年。然而，这极有可能是误差。
我成了一个生日不明的人。一个无法确定的日子，偶然给生命赋予神秘的情调。正好像我的开始起于一个超大模糊的影子，在我还未觉醒之前，谁也无法确定我的存在。它间接地使我得到不同寻常的体验，并使我的生命改变。我无法看清它，别人也不能。除了一个空旷的码头，几道土灰色的砖墙，摇荡不已的船只，流淌不息的河水，谁也说不清我的童年。它述说着开端之谜，以及一个长度不明的人生。它向我述说这个，正如我向世人述说的那样。
在南方的码头上，在那最初的阳光和风雨中，一切都处在模糊的水雾中。我的故事发生在指定不明的年岁里，在时代呼啸而过的世纪之交，一些历史的注释注定要遗漏。那个不知何时到来的我，为了一个不明所以的原因，在一个古老而偏僻的码头开始了并不传奇的人生。我从码头呼啦啦地跑过，走向通往大海的河水，被送往不可捉摸的世界，淹没于拥挤而喧嚣的城市生活。不论多少年后，都要回到一个类似集市的码头，寻找她来到世上的使命。在那里，风似乎是最具仪式感的东西，给她带来一些凌乱和沧桑。她将走向一些秘密的核心，而我将会在时空之外逐渐产生一种错觉。为此，我们经常迷路。在那些斑驳的砖墙和搁浅的船只上，时间正在逝去，从码头出发的人，或抵达码头的人，完成了一生的旅行。
我也许可以从哲学或者宗教当中，找到生命的初始密码。我并不认为这有多么不可能。维吉尔在《圣经》中找到罗马的影子，但丁有贝阿特丽采的指引，阿莱夫将博尔赫斯领向文学的终极。在哲学的思想或宗教的心绪中，也许我能获得造物者的启示。
这是一个美丽而危险的念头，一度让我在生与死的思索中发现自己游离于世界的心绪。我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却由于乡下医疗条件的简陋，阴差阳错地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孕检查出畸形而被放弃。我在生的光辉里，看到一艘搁浅的船只，它在水中摇动的声响，如此缓慢又如此回荡不已。我感觉到了声音与钟声的相似，我甚至觉得残损的船体像一本打开的哲学书。我在医疗匮乏的年代幸存下来，这和经历风浪而残留的船只，何其相似！
我仔细观察风浪在船体上留下的划痕和纹路。
那些灰黑色的伤痕，是多年前石头撞击留下的痕迹。伤痕表面涂过一层蜡，阳光将蜡烤干，污渍停留在上边，就像岁月没调匀的墨水，让我看到船只乘风破浪的倩影。
那些黄褐色的斑痕，是船桨擦碰留下的。这是前进的代价，每冲过一个滩头，它们就经历一些震荡。它们熟悉流水的漩涡，一些凹纹宛若谛听水声的耳朵。
那些浅白色的细纹，是陇头流水抚摸出的花瓣。这些花瓣雕刻着船只休息的岁月，在安静的梦里变幻成晚霞。
有一天，船只梦见自己变回了一棵树，一棵生长在森林的美丽的树。风吹树叶时，发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音乐，然后大海出现在树的眼前。
这是我在码头想象的旅程。一个女孩想象船只穿越河流的旅程。她觉得自己就是这艘船。然后，河流连接起她的起点和终点，就像时间串起她的出生和死亡。只是它的源头藏着迷途，如果说死亡是被迫消失，是无可奈何的凋谢，那么出生不明就像是高级隐匿。我既害怕这个日期一直不明下去，更害怕它突然明晰，使我在战栗中窥见初始的光芒。
其实我愿意享受现在的状态，我已经适应这样的事实。即使我没能真正地接受它，我也已经喜爱它。
渐渐地，我发现在我之外，生日不明的事物还有很多，它们带来来历不明的生活、来历不明的欢愉与疼痛。它们在岁月斑驳的屏风上，述说着来历不明的故事，迎送着去向不明的身影。
2
一个人会多次使用的日期，居然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时间，这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尴尬？它躲在暗处窥伺我生活的全部，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任由它戏弄我的人生，这是多么荒唐的安排。
在上学接受文明教育前，没有人在乎我以及我的出生。那时，我只是一个手指沾满泥巴、又瘦又黑的野丫头，根本不必在乎自己打哪里来，走过了多少岁月。到了1995年，突然不一样了，出生日期变得重要起来。
1995年9月，舅舅在多次说我“太野了”之后，决定把我送进学校管教，并在陇村小学交了费。他从学校回家时，我正在桃树下玩小石头，他走过来叮嘱我，上学一定要说是1989年12月出生的。然后，他看着我站在桃树下练习自我介绍。
正当我练习得天衣无缝时，被告知入学注册失败。学校说，这孩子没有户口，看上去也没到入学年龄。对此，父亲想出了妙招，我第一次感到他是聪明的。
父亲站在并非他家乡的土地上，操着异乡的口音，和舅舅密谋拿下校长。他向人借来一辆自行车，骑到镇上给我买了语文书、算术书、品德书、练字本、笔、橡皮擦、削笔刀、铅笔盒。他把椅子搬到院子让我当书桌，命令我坐在矮凳上学习。
我在荒僻的乡村装模作样地表演学习，舅舅把校长引到院门前，观看被他拒绝的女孩勤学苦读。第二年他给这个女孩办了入学手续。
我学会“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时，校长突然被革职。有人说是因为喝酒误事，有人说是因为他徇私舞弊。
新上任的校长，是别村来的，他虽然没有开除我，但要收很多的钱，叫“片外费”。
父亲把骄傲嚼碎吞进冰凉的肚子里，三番五次去求新校长少收点钱，校长铁面无私地不予理会。父亲只好让我辗转到别的地方上学。
在新学校，我从不提父母，家长那一栏一直是空白的。有人向我问起他们，我都会飞快地掩饰过去，尽力岔开话题，生怕暴露他们的行踪。在我弟弟出生之前，他们鬼鬼祟祟地隐匿在石洞里，躲避计生的抓捕，虔诚地推进传宗接代的任务。
除了一些重大的必须他们出面的事情，父母很少有暇顾及我。新学校非常偏僻，只有几间瓦屋做教室，每个年级的学生不多，只有十几个。我混在这些参差不齐的野孩子当中，不再被问及年龄。
城里的年轻人来支教是山村小学的大事。20岁出头的男老师，穿着白衬衫、西裤，戴一副斯文的眼镜，胸前口袋别着一支钢笔。穿连衣裙的女老师，肤白貌美，嗓音清甜，教我们唱好听的歌儿。我们哼着不着调的歌儿跟在他们后面，欣喜如同参加盛大的典礼。这些人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并且没再来过。
有一个老师，是外地来的，只是他来得太久了，人们都忘记他是外地的了。他来的时候，可能是上世纪60年代，也可能是70年代，总之人们记不清了，而他自己经常短暂性地失忆，也记不清了。他也成了一个生日不明的人。
他已经不教书了，但我的老师曾是他的学生。学校要按工龄给老师发工资，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清开始工作的年份。早年的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想弄清此事的统计员也无计可施。
那就按1972年算吧，统计员说。他的脸抽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凭直觉，我感觉他遮盖了什么隐情，是他不愿提及的历史。
他住在学校旁边的一间瓦屋里，门口正好对着河。屋前屋后绿茵茵的，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一棵桃树和一棵石榴树。瓦屋在树荫下看上去很低矮，好像一个人在里边站直了都觉得困难。
我老师经常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同去。在美丽的果树下，他们会说起一些我不太听得懂的话。我也不太爱听，一门心思地吃刚摘的果，等他们重新变回沉默寡言的人时，我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了好几个。
他的树开花时，他喜欢站在树下看蜜蜂，一看就是一整天。他说：“它们若是在地球上消失，人类就活不过四年。”
他问我：“你喜欢蜜蜂吗？”我说：“它们会蜇人。”他温和地笑了笑，轻轻地摇头。
他有时会说起以前的事，但说得不多。他会暂时性失忆，尤其是癫痫发作之后。
我老师说，他年轻时受过很重的伤，被他最喜欢的学生打的。我很惊愕。
我老师还说，他是个饱学之士，方圆百里之内最有学问的人。
“学生为什么打他？”我问道。
“有时人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犯错，等事后才会后悔。你答应我，要做一个三思而后行的人，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我老师看着我的眼睛说。
他说这话时有点想哭。我问：“你为啥哭？”
“孩子，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啦。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好孩子。”他笑了笑。
“师爷为什么不回他的家乡去呢？”我问我的老师。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他没有家人了吧，因为从来没听说过。”
我很喜欢师爷的树。一天我问他：“这些树是谁种的？”
他说：“很久以前，一个姑娘种的。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
我又问：“她现在在哪里呢？”
他说：“在天堂里，很多年前她就去那里了。”
我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他，觉得他有点苍老。
我觉得他一天天衰老下去，尤其是秋冬时这种感觉更明显。一天，我又跟随老师去瓦屋看望他，发现他躺在小床上，看上去虚弱、苍老，浑身散发一股怪味，让人不能久留。
站在树下看着东流而去的河水时，老师喃喃地说：“他的日子不多了。以前，他可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啊！”听了这话，我的心好像被蜜蜂蜇了一下，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但又说不清。
死神降临了，在树叶落满庭院的时候。我老师在瓦屋门前大哭了一场。
多年后，我回去看我的老师，发现瓦屋的位置盖了新的教室，那几棵可爱的树也不见了，好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喜欢看蜜蜂的师爷。我的老师，脸上爬满皱纹，头上顶着白霜。
3
当我在师爷的树下感觉到一些事情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看见什么都想哭。
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看见死亡，将会需要多少阳光，才能感觉到温暖？
阳光是缓慢地来到我的生活的，在那之前，我几次差点死去。
我的祖父，从南疆保卫战的战场回来后，被查出感染肺结核。他在等死的那十多年里，安心地在祖上留下的老宅过日子，与全家人分灶而食，精心地打理他在香槟玻璃瓶里养小鱼的爱好。他是家里唯一的闲人，这得益于被称作富贵病的肺病。我一岁多时，忙于农活的父母把我暂时交给这个闲人照看。
这个“富贵闲人”，知道如何在战场厮杀，却不知道任何病理常识。他炒菜时把我背在身上，他喂鱼时把我背在身上，他的汗液与我的汗液混在一起，他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也喂进我嘴里。农忙结束后，父亲发现我的脸因为咳嗽变得红扑扑的。肺结核病毒悄悄地捕捉襁褓中的我，在我还未尽享人世时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记不清医生什么时候把我治好的，也记不清残缺的器官是如何消灭病毒的，只记得五六岁时我还会因为那场病而习惯性地咳嗽。
有一天，我和父亲从小诊所出来（诊所和我家老宅隔着一片稻田），走在初夏的田埂上，清风吹得田禾海浪般翻腾，稻花在阳光中散发迷人的清香，我的心脾感受到了，我的肺也感受到了。肺亢奋地咳嗽起来，这似乎一直是我用以表达快乐的乐曲。
父亲突然回过头来，皱着眉头对我说，你再咳就会死。
死亡的恐惧瞬间震慑住了我。咳嗽卡在半路而中断，另一阵快要奔涌而出的咳嗽也被我拼命压住。从那天开始，咳嗽渐渐式微，我的肺在胸透图中也被定义为健康。
我没有死于那场病，但祖父在我止住咳嗽的那年死了。他死的时候，肺已被啃噬得稀巴烂，虽然他还是一米八的汉子。
我有一个外号叫螳螂。同伴以此命名我，是取其形似。瘦削，露骨，青黄。如果你见过螳螂抱着草叶在风中晃荡的样子，你就能想象出年少时我在码头行走的模样。
我的肺已经好了，体质仍然太弱，时常感冒。从两岁开始就照顾我的外婆，恨不得把我浸到药罐里，让颜色各异的药水重塑我的骨骼、血肉，变幻出一个健康美丽的少女。
我吃过很多种药，麻木到感觉不出黄连的苦。也许我早就变成一种药了，因而我对药物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吞下，觉得它们只是偶然路过我的身体。我们之间存在着不明所以的排斥，因而我常常把它们吐出来，让它们回到本该属于它们的泥土里。
外婆没有因为我的排斥而放弃，相反，她对药有着非凡的执着。她总是对我说：“这是你的药。”以此来让我明白，这些药属于我，我不应该拒绝它们进入体内。
在外婆的循循善诱下，我练习与药和谐共处。我每天变换各种表情，以便增添喝药的新鲜感，或皱眉，或咧嘴，或叹气，或号叫，或嬉笑，或耍赖，把药灌进嘴里，一边感受它们在肠胃四处游击，一边和外婆一起祈祷病菌随着药物不知所终。
寻医问药，练习喝药，一度成了我和外婆之间的必备节目。她一次次地拖曳我去寻访医生。关于这些药物是否真有奇效，她不事先考证，只是执着地让我喝下它们，再仔细地观察结果。
有些药毫无作用，我厌烦、生气，她说试过总比没试好。有些药产生过短暂的效用，这时她便欣慰地让我坚持喝，并把稍有起色的成效夸大后渲染给我母亲听。我很抱歉我没在那些药中彻底强壮起来。
那些年，家人一直以为我只是因为祖父导致的那场病而体弱。多年后，我才在一次体检中得知自己“左肾缺如”，胚胎时期受致畸因素影响而导致。医生说，我很难或者不会有孩子，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残酷的。
我打电话将此事告诉母亲，我希望她能对我说点什么。我需要安慰，甚至有发泄的冲动。我提醒母亲回忆她怀我时有何不当行为，我引领她搜索可怜的微乎其微的迹象。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被感染致畸因素，一个人遭遇不幸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年代久远的不明原因在我的基因里埋下伏笔，我想知道这个伏笔是什么，埋得有多深。
母亲什么也没说。隔着话筒，我能感觉到她忍而未发的情绪。我挂了电话，从医院出来，找到一处墙根，困倦而茫然地看着我的身体。人永远都不知道生活中的细微的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知道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不能回到二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去阻止母亲不要靠近危险的兔子。我不能，所以我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我感觉码头的风，又一次吹向我。而我自己已变成一艘搁浅的船只，并且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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